从文学插图谈到京派、海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派论文,海派论文,插图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名古屋大学是我非常熟悉的一所大学，因为我曾经跟你们大学的中井政喜教授在1992年合作过一部书，叫《中国新文学图志》。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韩国、在日本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因为它第一次把图作为文学史的原始资料，从图中来看作家的审美趣味、审美个性，来看一个流派的风范，这是过去没有做过的。所以这本书出来以后，推动了国内文学史写作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趋势。因为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这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写了200多部了，但是大家总觉得大同小异，用句俏皮的话来说，就是今天萝卜熬白菜，明天是白菜熬萝卜。那么怎样才能突破文学史写作上那种作家作品论或者思想艺术分析固定的模式呢？我们这个《图志》选了将近600幅图、109篇文，由图出史、以史统图，把文章写得像小品文一样，这本书是需要悟性来读的。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抓住现代文学与报刊的关系，109篇文章中有48篇写报刊。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因为现代文学有报刊，有了报刊，巴金写《家》和曹雪芹写《红楼梦》他们的写作心态和写作方式就很不一样。巴金的《家》在上海《时报》上一发表，就出现了一股《激流三部曲》的热，有很多人向巴金写信，他写一段就发表一段，又拿到稿费，反过来又成为畅销书。作家的写作心态和写作方式，他和读者的联系，和市场的联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跟曹雪芹关在他的破房子里面，增删修改十年写《红楼梦》，到最后，在他去世的时候，才以抄本的形式面世，这种情况是大不一样了。因此我们过去一直讲，现代作家的成名有三级跳，第一级跳是在报纸的副刊上发表豆腐干大小的文字，年轻人在报上题名，当然很高兴了，这就刺激了他的写作欲望，慢慢地他能够在大型的刊物上（比如在《小说月报》上，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比较长的作品，逐渐就成名了，这是第二级跳；第三级跳就跳到郑振铎、巴金他们主编的文学丛书上，有的就逐渐地成为名作家了。这个三级跳中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报刊，抓住了报刊，就抓住了现代文学的存在方式、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所以，这个《图志》逐渐成为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了，比如说，国内有人又在写《通俗文学图志》、《外国文学图志》、《中国千年图志》、《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图志》等等，可见这种形式也带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和引导作用。
京派海派研究这个题目，涉及到地域文化与文学的问题，地域文化与文学的问题也是我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是一个土地非常辽阔的国家，它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从春秋战国开始，比如秦、楚、晋、齐、燕、吴越，这些不同的地域都有它特定的文化形态，这些形态当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都有变化，但是变化总是在原来地域文化的根上逐渐变化过来的。在中国的古代，这个文化地域的分野主要是南北分野。因为中国的疆域东隔着海，西阻着山，所以向东西两向发展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主要的文化发展是向北边，融合北方少数民族，所谓胡人的文化，或者向南方，融合南方的百越民族，所谓南蛮的文化，形成文化的南北之分；北方的厚重、强悍，南方的温柔、细腻。当然也不能绝对这样划分，但是在大体上，这两种南北文化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踪迹可寻的。在19世纪的后半期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进来了，西方的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也从海上来了，于是中国文化地域的分野就出现了东部和西部的不同，它们在坚持本土文化和接受外来文化的程度上、配比上、接受的心态上、接受的方式上的不同出现了文化的东西分野。所谓京派与海派的差异，它既是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撞击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同文化心态和文化形态，和这个作家群对中外古今文化选择的方向方式的不同。同时又由于海派追逐与西方同步的时髦思潮，出现了文学的先锋性与经典性的辨析。所谓“天下之物，无独必有对”，京派海派是在对比或比较中出现的。
北京是明清时代的古老的首都，所以它的文化带有更多的中国的乡土气息或者古典的味道，方方正正的街道，非常严密的四合院，在这个地方，人文荟萃，有很多高等学府，比如作为戊戌变法的遗产的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以后起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等一大批的高等学府，使这里的文化充满着学院的气氛。构成京派的成员，除了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现代评论社留在北京的一部分人之外，新起的大概都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中文系、外文系、哲学系的师生。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典雅、精粹、比较宁静、匀称的这么一种文学形态。而上海呢，是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的主要城市，它主要是一个商业城市，那里的报刊比北京要早发行差不多半个世纪，很多人都是在报刊上卖文为生。卖文为生的写作方式和大学教授的有比较固定收入的写作方式是大不一样的，他们不可能把稿子放在抽屉里，或者拿在桌面上反复修改然后拿去发表，他们首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因为这两种写作方式，两个地方面对外来文化的不同的心态，所以在30年代，中国文坛就爆发了京派与海派之争。这个事情，最先是沈从文在1933年十月份，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学者的态度》，批评那些玩票、白相的上海文人，他认为作为一个文人，首先要诚实，就像他们家的大师傅一样，诚实地买菜，诚实地做饭，诚实地对人。他后来还陆续地发表了一些关于海派的文章，把海派定位为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的结合，把海派作家说成是商业化的才子。这篇文章发表不到两个月，杜衡，也就是海派的一个批评家（海派的作家主要是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这批作家），就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文人在上海》，对沈从文的批评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在上海的文人没有固定的类似于教授这样的职位，所以他很紧迫地需要赚钱来维持生活，要赶快写书，要多产。但是他说海派的所谓上海气，也就是都市气，这种都市文化，这种机械文明，迟早也会要影响到其他地区的。这两派的争论后来波及到整个文坛，包括鲁迅、曹聚仁等等很多作家，都通过京派与海派这个命题，对中国文化的地域形态，中国文化对传统、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方式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实际上，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内在的。过去有个说法，叫做“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社会文化，是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体制、风俗趣味、文化需求非常潜在地，甚至不知不觉，或者在有知有觉之中影响着文学，影响着文学的趋势和文学趣味的选择。比如说，这种京派与海派的选择很早就发生在京剧里面，京剧是清代中后期产生的一个最大的剧种，1751年，乾隆皇帝为了给他的母亲做六十寿辰，把全国的很多戏班召到北京。在1790年，乾隆本人做八十寿辰的时候，更有徽班进京这个京剧发生史上的非常重大的事件。京剧逐渐地形成北京市民的，尤其是王公贵族欣赏的剧种，讲究四功五法、讲究科班出身。我们现在讲的“科班”这个词，就是当时京剧中师傅带徒弟的一种形式。当时的宫廷里面所谓“伺候戏”，慈禧太后让这些京剧演员到宫里，或者到颐和园去演“伺候戏”，“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很多王公贵族也就追随。当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有一些京剧演员就到了天津，到了上海，那里的文化趣味和社会需求和整个社会的运行体制和北京就不一样。因之京剧演员面对的不是王公贵族们给他们的包金，而是在市场运作中去竞争它的价值，它必须投合当地的观众的趣味，所以西洋的戏剧、电影、文明戏的一些表现手法，苏州的一些小调都上戏台了。甚至，真刀真枪、真兽真马，马戏团的一些表现手法也介入了京戏所谓的海派。海派，就是投合了市场的需要，同时它又对旧的有点模式化的，当然也是经典化的这样一些京剧的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冲击，甚至冲击得有些变形。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京派与海派的问题。这种市场的制约，社会体制、文化需求和风俗趣味的制约对文学产生了非常潜在、深刻的影响，这就是《晏子春秋》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当然，那个流派本身、那个作家群，每个个体，它也有选择文化的自由，有选择文化的自由权。拿文学流派与图画的关系来作比方，比如说，同在上海出版的文学研究会的刊物（《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刊物在采用插图的时候就趣味有所不同。文学研究会采用的是西方的带有古典主义的或者带有一定的经典价值的名画，以及中国古代的小说戏曲，比如《西厢记》、《三国演义》的插图，尤其是它在《中国文学号》上登有《先师孔子行教像》，所谓吴道子画的《先师孔子行教像》，放在文学研究号的第一篇，说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跟五四(1916～1917)时候的反孔思潮有所不同，有所调整。而创造社的刊物也同样在上海出版，但是，它带有更多的前现代主义的气味，比如说，《创造季刊》、《洪水》曾经用裸体的女人大概是夏娃吧，来做它的封面。插图中，也有很多带有现代性的气息，比如说，当时，从英国介绍来的比亚兹莱的画，比亚兹莱的画就被叶灵凤所借鉴，所模仿，他的很多题头画，很多插图都采取了许多梦一样的线条，富有装饰性。这些东西，应该说，既是地域文化对这个流派的培育，对这个流派的选择，也是流派中人对文化的一种选择的结果。所以它是互动的，地域文化和文学之间，通过流派、通过作家群体、通过作家个性进行了双向的选择。
我觉得，我们研究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除了应该研究它借鉴了哪些外来的文学之外，更重要的，更发生实在作用的，还要研究一下，它所产生的文化社会学、或者说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学的原因。为什么在30年代，产生了上海的现代派？为什么在30年代，日本的新感觉派的文风，能够在上海流行一时呢？其中缘由与30年代前后，上海的大马路，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路的崛起，取代了四马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四马路的娱乐方式，是妓院、茶馆，还有剧场，这么一些带有一定的古老的风气的那种消费方式。等大马路，也就是南京路崛起之后，整个都市的风景线都变了，变成了霓虹灯的风景，变成了商业广告的风景。那时候的娱乐方式，比如说跑马场、夜总会、大宾馆等等，消费方式和城市的景观都完全变了。人们所感觉到的城市的色彩、城市的节奏、城市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化，所谓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种东西直接刺激了这些作家们对世界的感觉、对人的感觉。所以30年代大马路的崛起跟新感觉派的出现是有非常内在的联系的，这就有点“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味道了。
不过，作家还是有他进行文化选择的自由度的。就在这前后，台湾作家刘呐鸥，他曾经留学日本，他的日文比中文还要好。他就从日本到了上海震旦大学，与施蛰存他们一起办刊物，并且翻译了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片冈铁兵、池谷信三郎的作品，在1928年出了一个新兴小说集《色情文学》。把日本的新感觉派对世界的感觉和对世界的批判态度、对世界的融入和抗拒的方式介绍到中国来了。所以这种东西跟当时上海的大马路出现之后，敏感的作家的一些感觉产生了迭合、互相的阐释、互相的深化，所以就产生了上海的现代派。这种世界感觉，对作家的熏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只要看一看，比如说我的《图志》中，你看延安的插图和上海一些作家自己的作品的插图就很不一样，这包含着他们对世界的很深刻的感觉和理解在里面。比如说，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古元的木刻。当时《解放日报》的印刷条件还比较差，拿图画就刻在木头上，直接装在机器上就开印了。古元画的这幅图《向吴满友看齐》，就带有年画的风格；一个陕北的老汉，戴着绒帽、穿着羊皮袄、布鞋那样一个朴实的老汉，他的两边装饰着马、牛、驴、猪、羊、鸭这样一些家禽家畜，还有玉米、小麦、小米、黍子这样一些农作物，配有一些古老的花边，整个年画的乡土气息就很浓厚了。包括他给《解放日报》做的秧歌木刻，因为那时延安每年的春节前后都要舞秧歌，秧歌的木刻中人们的服装、动作、作风、气派都带有黄土地上面那种淳朴的、热闹的、欢快的情调。但是你只要把这些东西跟上海的女作家张爱玲给她的作品的封面或者给她的作品所做的插图进行比较，你就可以感觉到他们心灵中的世界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比如说张爱玲给她的《传奇》的增订本所选的封面就是一张清代的仕女图，那么一个殷实人家的少奶奶，在一个红木家具的桌子上弄骨牌，旁边一个奶妈抱着一个小孩，很无聊的样子消磨时光。但是在它窗户的栏杆上，探进了一个变形的人，上半身半裸着，戴着一个头巾。画面原来是套色的，带有一点色彩，这个畸形人是绿色的，而家庭的气氛是红色的，这个绿色人带有一点现代性的象征，不期而遇地带来那么一种现代气氛，造成了一个旧式人家的不安定感。另外比如说她的《流言》的封面，《流言》采用的是一个服装设计，服装是模拟古式的齐膝夹袄，超级的宽松大袖，水红的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来镶边，右襟底下，还有一个舒卷着的云头，像如意一样。张爱玲曾经穿着这件衣服上饭馆、进剧场，因为当时她的一部小说，叫《倾城之恋》，改编上演了，《倾城之恋》就是写一个华侨的富商，和一个破落的旧家庭的女子之间的恋爱，他们的恋爱总是若即若离，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在炸弹底下，他们的心灵瞬间遇合，感觉到人生的短暂，感觉到爱情的天长地久。那么这一场恋爱是以一个城市的陷落作为代价的。张爱玲就穿着这样一件独特的服装，出现在剧场上，出现在宴会上，表现出一种独立的姿态和惊世骇俗的勇气。再比如，她给自己的小说《琉璃瓦》和《心经》作的插图，都发表在当时上海的《万象》杂志上，这些插图上的那些女子的发型都特别新潮，潇洒脱俗，充满着一个洋场女才子的装饰感、生命感和时髦感，这些插图和黄土地上古元的木刻展示的是两种世界情调。所以图本身也会说话，图说出了以文字所不能表达的那种味道、那种情调、那种妙不可言的东西。
我今天的讲演中，融合了地域文化学、城市社会学和文学期刊插图装帧史的知识，重新审视了文学流派，主要是京派和海派的成因、流向和审美特征。走入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应该采取一种“大文学”的观念和视野，这是新时代知识创新的要求。宋人张孝祥状元说过：“穴壁而窥，见不盈尺；我登泰山，洞视八极。”虽然本人脚力有限，但还要勉力而为，攀登文学大视野的泰山。把文学流派置于巨大的文化视野中考察，所谓京派与海派的竞争，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转型中的，对文学的经典性和先锋性、学院性和市场性之争。京派代表的是经典性和学院性，海派代表的是先锋性和市场性，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互相对峙又互相补充的张力，推动着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如果我们不光是把它作为一个特定的流派，而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来进行一种共时性的研究，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是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思潮、文化思潮的选择，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追求和文体追求。它们共同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建构了现代文学互斥互补这样一种结构。我们再扩大一点，京派与海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城记”了，如果我们还考虑到港派——香港文学、台北文学，如果要写一部包括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在内的“四城记”，四个不同类型的城市文化和它们的文学的比较，研究这个命题的话，它会触及到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转型的许多根本的问题，甚至触及到这个民族文化存在方式和命运形态。
[本文系作者在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学术讲演，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