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人物与事件——吴大澂评价问题浅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现代论文,评价论文,事件论文,人物论文,吴大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身为湖南巡抚的吴大澂自动请缨，率湘军赴前线杀敌，结果在海城会战中失利，被清廷革职查办。关于吴大澂的评价，历来存有争议，多数人说他是想“拜相封侯”的投机分子，是贪生怕死的逃将，是卖国求荣的历史罪人。笔者认为，这些评价均有失偏颇，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吴大澂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恢复其爱国官员的应有形象。
关键词 甲午战争 海城会战 爱国官员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突然炮击中国海军舰船，悍然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被迫于8月1日正式对日宣战。这时正在湖南巡抚任上的吴大澂，虽年逾花甲，但仍以极大的爱国热忱，两次上疏，请求率湘军赴朝作战。8月19日，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 称许“该抚自请带兵助战，奋勇可嘉，著照所请，即行带勇北上。”吴大澂接旨后，于8月底离湘赴沪，从海路抵达山东威海。 不久奉调山海关，负责京、津、榆防务。1895年1月27日，清廷电旨吴大澂， 命其率二十余营湘军，“即日拔队出关，分起进发，会合宋庆等军，相机进剿。”2月11日，吴大澂进至位于辽河下游的田庄台镇。 随即发起对盘踞于海城的日军第三师团的围攻，结果未能攻克。2月27日， 清军再次攻打海城。这时，日军第五师团从岫岩出发，绕过大高岭，攻占辽阳东南40公里的吉洞峪。清廷急令长顺、依克唐阿率吉奉两军回援辽阳，海城之围遂解。困守海城的日军第三师团乘机北上，并与第五师团会合一处，于3月2日间道奔袭牛庄。湘军魏光焘、李光久率部由海城后撤回援，双方激战一昼夜，清军终因寡不敌众而溃败。牛庄的失陷，导致了清军的全面崩溃，营口、田庄台相继不守，吴大澂，宋庆率残部退守双台子、石山一带。3月17日，吴大澂被清廷革职议处。
吴大澂兵败革职后，被一片谩骂声所包围。有的指责说辽河东岸溃败，“全坏于吴清帅（吴大澂，字清卿，故称）一人。”有的诬称他自动请缨到前线杀敌，是怀有拜相封侯的利己动机。有的说他只会吹牛皮、说大话，是“未经战阵，以虚骄之气，作夸大之词”的空谈家。有的说他战前慷慨激昂，临战胆小如鼠，是“弃冠脱剑”的逃将。也有的埋怨他“既无宏济艰难之才，自不合奋投笔请缨之志。”还有的把他同李鸿章、叶志超等人划为一类，斥之为“卖国求荣的衣冠禽兽”。这些讥讽和指责，如果是出于对吴大澂这个败军之将的一时义愤，尚情有可原，若是用来对他一生的功过进行评价，则难免陷入偏狭。毋庸置疑，海城、牛庄之败，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吴大澂是难辞其咎的，但把战败的责任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也是不公平的。笔者认为，吴大澂一生中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其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总体上是好的，对国家和民族是有贡献的。因此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地、客观地、公正地评价他的功过是非，恢复其爱国官员的应有形象。
（一）吴大澂本是一个文官，甲午中日开战之际，在处于大后方的湖南任职，既无带兵打仗之责，又无守边保土之任，为什么放着清福不享，舍易就难，主动请缨，慷慨从戎，甘冒矢石呢？他这样做是被封侯拜相的利己动机所驱使，还是为保卫祖国的历史责任所感召？这是评价吴大澂时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
在吴大澂请缨赴难的当初，清廷的一些官员就存有微词，私下议论说他得到了一块刻有“度辽将军”字样的古印，自以为是万里封侯的吉兆，因此才积极请求率湘军出关作战。后来诗人黄遵宪根据这一传说，曾在《度辽将军歌》中着力进行渲染：“闻鸡夜半投袂起，檄告东人我来矣。此行领取万户侯，岂谓区区不余畀。将军慷慨来度辽，挥鞭跃马夸人豪。平时搜集得汉印，今作将印悬在腰……”〔1〕在黄遵宪的笔下，吴大澂以“度辽将军”自比，完全是不可一世的野心家。但文学终究是文学，史实毕竟是史实。我认为，吴大澂在历史上是否得过“度辽将军”古印，什么时候得到古印，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无须考证，也无须争论，重要的是说吴大澂从一开始就想当度辽将军，因而才主动请战，这是与事实相悖的。首先，吴大澂请求出兵之日，甲午陆战仍局限在朝鲜境内，黄海海战尚未发生，所以他几次上书朝廷，均是请求带兵从海路入朝助战，并无“度辽”之说。其次，吴大澂北上的第一站是山东威海，被李鸿章委派襄助山东半岛的防务。后来清军在平壤战役中溃败，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失利，战火燃烧到中国境内，安东（今丹东）、凤城相继失陷，辽沈动摇，京畿吃紧，清廷才将他从山东调到山海关，以军务帮办的身份，负责京、津、榆一线防务，也未让他立即赴辽参战。第三，吴大澂驻榆期间，屡屡上奏朝廷，表示要以山海关防务为己任，“断不使倭兵越关一步”。清廷也曾电谕：“该抚当此重任，务宜督率将士勤加侦探，昼夜严防。”第四，直到日军相继占领辽南军事重镇金州、旅顺、海城，辽河下游防务告急，守将宋庆电请朝廷派兵增援，朝廷才命吴大澂率军出关作战，而此时距他请缨赴难已有近半年。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所谓吴大澂想当“度辽将军”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很可能是当时一些人穿凿附会出来的。那末，吴大澂请缨赴难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清末经学大师俞樾在他撰写的《前湖南巡抚吴君墓志铭》中说：“愤外侮之侵陵，感中国之积弱，抚膺太息，毅然请缨，诚古人臣急病让夷之义也。”〔2〕我认为俞樾的看法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吴大澂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大义凛然，他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及行为，不仅反映在甲午战争主动要求抗日上，而且在他以往的仕宦生涯中也有足够的证明。1880年，吴大澂被清政府任命为吉林督办，协助吉林将军铭安办理宁古塔、三姓、珲春等地的防务。其时，中俄东段边界从乌苏里江口到图们江口千余里，仅设立8块木制界牌， 边境管理十分混乱，沙俄乘机蚕食了大片中国领土。为改变这种有边无防的局面，吴大澂一面加强武备，移民实边，一面轻骑简从，深入山林，寻觅界址。他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上，多次上书朝廷，建议派员与俄方交涉，重勘边界。后来吴大澂与俄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了《中俄珲春东界约》，收复了黑顶子等部分被沙俄侵占的领土；将士字牌向东南移了五公里；纠正了错立或被沙俄私移的界牌；争得了中国船只出入图们江口的权利。他还在中俄交界的长岭子竖起一根铜柱，亲自刻下“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十四个大字，以表达其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正在吉林督办防务的吴大澂闻讯后，心中十分焦急，几次上奏朝廷，建议派大军进行抗击，并自请率吉林练军3000人赴滇桂抗敌。吉军入关后，因中法战争结束，清廷任命他为北洋会办大臣，留驻昌黎、乐亭、芦台一带，负责京东沿海防务。1884年，日本乘中国忙于处理中法战争善后事宜之机，在朝鲜策划了“甲申政变”，并派人赴朝会谈，密谋控制朝鲜。清廷派吴大澂入朝查办。日使井上馨傲慢无礼，根本不把中国使臣放在眼里。是日，吴大澂带亲兵数十名，直闯谈判会场，仗剑而立，怒目逼视。井上馨惊慌失措，半天才嗫嚅道：“今天本大使与朝鲜政府议事，贵大臣忽来此地，有何干涉？”吴大澂义正辞严道：“使者奉命来朝查办事件，与政府自有应议之事。”当时站在旁边的德人穆林德插言指责吴大澂，吴大澂厉声斥道：“你是何人，干你何事？”穆林德面红耳赤，唯唯而退。吴大澂此举，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同时迫使日本政府放弃许多无理要求，把索赔款由原来的30万元，减为11万元。1887年，吴大澂调任广东巡抚。时值清政府准备与葡萄牙政府签订割让澳门条约。他坚决反对，并多次上奏，请求暂缓订约，或竟作罢论。同时，亲自到澳门附近香山七村及诸岛屿进行勘察，并与葡萄牙殖民当局进行交涉，强烈抗议其强占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随后他将调查情况上报朝廷，建议先与葡国勘定澳门界址，后与之谈判订约。因昏愦的清政府签约心切，这些正确建议未被采纳。吴大澂虽未能阻止《中葡澳门通商条约》的签订，但在条约中却明确写上了“澳门界址待勘明再定”的条款，从而使葡萄牙侵占香山七村及附近岛屿合法化的图谋未能得逞，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作出自己的贡献。
纵观吴大澂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种种经历，可以看出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坚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也证明他在甲午战争中自请率军抗日，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去捞取政治资本，而是他一贯反帝爱国从思想到行为上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说吴大澂自请参战，动机不纯，是投机分子，这种评价的偏见性再明显不过了。
（二）海城会战失败后，清廷给吴大澂定下的罪名是“徒托空言，疏于调度。”时人也认为他只会高谈阔论而不务实际，是一个“空谈误国”的历史罪人。笔者认为，不应以空谈误国来否定他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更不应以历史罪人来歪曲他的爱国官员形象。吴大澂虽是败军之将，但他在战略防御和战役进攻的组织实施方面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第一，甲午战争爆发后，吴大澂在负责京、津、榆防务期间，殚精竭虑，日夜筹划，认真部署，为确保京畿担藏区安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1894年8月吴大澂率军北上，到1895年1月底出关，在长达五个月时间内，他除在威海稍作逗留，协助筹划防务外，有四个月驻在山海关，负责津、唐、榆一线防务。这期间，吴大澂曾多次赴大沽、北塘、秦皇岛、山海关进行实地考察。同时，制定了相应的应急措施：一是根据津榆沿海原驻防各营纷纷调往前敌，五百里海防线仅有马步兵10营，防务十分空虚的实际情况，急调26营湘军，担任津榆防务，随后又招募新军数十营，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兵力短缺的问题。二是针对津榆驻军大部分是新募之兵的特点，号令各营认真演练阵法，学习枪炮射击技术。经过一两个月的基础训练，清军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三是着眼于津榆地区主要是防敌从海上登陆的作战需要，督促沿海军民构筑了大量的预设阵地，仅在山海关一处就挖堑壕3700弓。四是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后勤补给工作的调度与组织。如订购奥国8000支小口径枪、1百万发子弹事，从订货、催领，到起运、发放， 光是往来交涉的电报就有40余封。这样，经过吴大澂的辛勤工作，津榆防线才初具规模，京畿安全才有了基本保障。
第二，海城会战期间，吴大澂在上受制于朝廷、钦差，下受梗于同僚、部属的情况下，仍为战役的实施，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
海城会战是各系清军的协同作战，总指挥为朝廷钦差大臣刘坤一，前敌指挥为吴大澂和宋庆。尽管整个战役的组织协调存在极大困难，但吴大澂却不辞其难，尽职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1）赈济灾民，以固邦本。1894年，辽河下游和辽西地区遭受严重水灾，有的地方甚至颗粒无收。吴大澂率军出关后见沿途饥民遍野，便立即上书朝廷，请求官赈。他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宁远州灾区甚广，贫民掘高梁根为食，……能否筹拨银2万两？ 救灾恤邻，我师之福，饥民之幸。”他还致电天津帮办王文韶：“田庄台附近村庄，饥民遍野，有十余日不得食者，……澂目击心伤，攘外必先安内，何忍漠视？”后来吴大澂见官赈无望，百姓嗷嗷待哺，便下决心进行私赈，以个人名义，向亲朋借银5万余两，购买粮食，解救灾民燃眉之急。 吴大澂的私赈义举，深受战区百姓感戴，在牛庄抗敌时，湘军以劣势装备抗击数倍于我的日军，给敌以重大杀伤，这与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2）朝廷失机，敢于直谏。海城会战期间， 清政府在军事部署上有两次重大失误。一次是调聂士成淮军20营入关，其防守摩天岭任务，由湘军陈湜部接替。聂士成是辽东战场上的一名骁将，多次击败向摩天岭进攻的日军，使其未能前进一步。陈湜也是一员宿将，驻守鞍山，担负辽阳、海城之间的机动作战任务。当时吴大澂正在向田庄台开进途中，接到电报后立即电奏：“聂士成一军碍难移动”。而李鸿章则坚持说：“欲留聂士成守岭，殊属不顾大局，应请朝廷主持，勿为摇惑。”〔3〕 清军的这次调动，是战略上的一次重大失误，对海城会战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如果没有这次移防，日军第五师团决不敢前出攻占鞍山。就是冒险出兵，聂军可绕至敌后攻其老巢，陈军则可在鞍山、辽阳一带进行阻击，使其腹背受敌，困守海城的日军很可能被聚而歼之。这样清军就掌握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清政府的第二次失误，是命吉奉两军回援辽阳。当海城激战正酣之时，日军第五师团示形进攻辽阳。清廷十分恐慌，下令长顺撤海城之围，急救辽阳。吴大澂当即电告清政府：“倭兵虑我力攻海城，意在牵制，似未可中其诡计！”〔4〕对此，清廷非但不予置理，反而再次急电：“辽阳屏蔽沈阳，根本重地，最为紧要。目前，贼踞海城，量久难下，亟应先顾辽沈，刻不容缓。著宋庆、吴大澂、依克唐阿力顾大局，速派兵合力援救，以保完善，不得稍有推诿，致误戎机。”此举等于宣告海城会战的破产。吴大澂在朝廷出现两次重大失误的时候，敢于提出意见和建议，虽未被清廷采纳，但作为前敌指挥官来说，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的。（3）顾全整体，积极协调。海城会战中，吴大澂 具体负责海城方向，担任主攻任务；宋庆负责营口方向，担任箝制任务。在战役打响后，吴大澂看到营口方向的大平山战斗吃紧，就把一部分湘军归宋庆指挥。当他得知日军第一师团前出盖平，营口防务压力增大时，又把刚到田庄台的吴元恺四营炮兵派往营口，加强宋庆所部的防御力量。为尽快攻克海城，他不顾个人安危，冒险将担负警卫任务的7营亲军， 从田庄台调到海城前线，致使自己身边“一营俱无”。吴大澂的这些做法，尽管对海城会战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后面将论及），但对维护湘、淮、吉、奉各军的协同作战，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三，牛庄失陷后，吴大澂在身边无一营之兵的紧急形势下，适时将前敌指挥所后移至双台子，重新部署防御力量，防止敌向山海关长驱直入，从全局上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3月4日，日军两个师团侵袭牛庄时，吴大澂命亲军刘树元率部驰援，调吴元恺炮队速回田庄台，“再图进援”。3月5日，吴大澂仍思固守田庄台，电商宋庆派数营，会同刘树元、吴元恺部，在“牛庄南面竭力防御”。直到他获悉牛庄失陷，魏光焘、李光久生死不明，刘树元部亲军不知去向，吴元恺尚在开进途中，才电请宋庆分兵防守田庄台，自己率前敌指挥所的幕僚，于3月6日撤退到双台子。尔后，吴大澂整顿溃散湘军，会合从田庄台败退下来的宋庆淮军，共20余营，在石山一带组织防御，以固锦州门户。关于这次撤退，吴大澂在给苏州老家的兄长的电报中说：“初十移住双台子，十四至石山站，从容整队而行，毫无惊恐。此间山险可扼，弟与祝帅（指宋庆）合力，二三十营镇守有余。”〔5〕 对吴大澂退守双台子的举措，清廷是赞许的。3月6日电旨：“锦州之防，实惟宋庆、吴大澂专责，务须同心合力，保此一路。”〔6〕钦差大臣刘坤一也认为：“现在惟有北固辽沈，西防宁锦，以保大局。”然而，有人对此提出非议，认为吴大澂是未经接敌而率先逃跑的逃将。笔者认为，撤退和逃跑是两个概念。吴大澂在前敌指挥所面临强敌威胁，身边没有护卫力量的情况下，主动实施转移，与叶志超、卫汝贵等逃将是有区别的。叶、卫等人的临阵脱逃，是因为贪生怕死，而吴大澂决非贪生怕死之人。他在退至双台子后，见清军全线崩溃，自感上对不起国家，下对不起百姓，曾欲拔剑自刎，以死谢罪。参军王同愈奋力夺下剑来，并劝他身为前敌统帅，应以大局为重，重整旗鼓，扼守石山，担起守卫京畿门户的责任。这才鼓起吴大澂重新生存下来的勇气。所以，绝不能简单地把吴大澂归于逃将类中。
（三）清政府的腐败是海城会战失败的根本原因。甲午战争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派，一味妥协投降，根本无心战事。海城激战方酣，他们却派人去日本求和。同时，还以加强京畿防御为由，将淮军聂士成部调回天津，极大地削弱了辽东清军的作战力量。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虽想在辽东战场打一个胜仗，来挽回面子，但决断屡屡失误。日军佯出辽阳，便急命长顺等回师救援，海城之围不战自解，以致出现全线崩溃局面。清军的腐朽落后，是海城会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时，湘军与淮军一样腐朽，钦差大臣刘坤一奉命率军东征，但却把指挥机构设在远离战场的山海关，并将湘军主力50余营留在自己身边。吴大澂屡请增兵，他却坐视不救。前线清军，互不统属，矛盾重重。有的将领名义上受吴大澂节制，但因吴是文官，素不知兵，无不心怀抑郁，且时有鄙薄之词。像这样士气不扬、人心瓦解的军队，去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作战，怎能取胜呢？我们分析海城会战失败原因，并非有意去吴大澂开脱罪责。作为前敌指挥官，他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主要问题是“不谙军旅，疏于调度”，指挥无方，用人不当。具体表现在：一是骄傲轻敌，思想麻痹。吴大澂率湘军出关后，以为“大军一到，便可奏捷。”因此过早地宣传抗日必胜，缺乏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缺乏对敌情的周密侦察和分析，没有制定出相应的作战方针和各种应急措施。二是部署失误，疏于调度。吴大澂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在兵力部署上，前重后轻，把主力全置于作战一线，缺少纵深和梯次配备，大本营不掌握预备部队，无法实施机动作战任务。甚至连牛庄这样的战略要地都不设重兵防守，致使日军奔袭成功，出现一溃皆溃的局面。三是用人不当，指挥不力。吴大澂派得意门生晏安澜到前敌节制诸军，而自己则在田庄台，靠一纸文书，简单规定一下攻击方向、出击时间的方式指挥作战，从而使湘、淮、吉、奉各军组织协调不够有力。四是战术呆板，墨守成规。吴大澂虽曾提倡研究战法和掌握军事技术，但在实践中却不会运用长途奔袭、迂回包抄、围点打援等战术，仍墨守老一套阵地战法，极大地限制了清军的攻击力量。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湘军吴元恺炮队，装备着比较先进的大炮，但吴大澂却不把它放在海城这一主攻方向，而配属给宋庆，担任营口的防御任务。结果，反攻海城的清军在炮火上无法压制住日军，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进攻迭次失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在评价吴大澂这个历史人物时，既不能以“大厦之倾也，非一木所能支”，来减轻吴大澂所应负的责任，也不能过分夸大吴大澂的罪责，抹煞他在甲午战争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为，更不能因他是败军之将，埋没他一生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方面的作用和贡献。总之，吴大澂这样的爱国官员，应当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而不应以所谓“历史罪人”来继续妄加鞭挞。
注释：
〔1〕黄遵宪：《入境庐诗草》，《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3—4页。
〔2〕《清代碑传全集》下册，第960页。
〔3〕《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2册，第458页。
〔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742）帮办军务湖南巡抚来电二。
〔5〕《吴愙斋中丞电稿》，第237页。
〔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5卷，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