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学术争鸣的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记论文,人类学论文,重要意义论文,起源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南学术》的争鸣属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制定中的有关问题。由于不同的视角而产生理解上的歧义。它们在唯物史观“艺术整体”上则是统一的。为了进一步展开理论探讨，本文就以下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旨”范围及其研究的意义
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命运与主旨确定的意义。马克思晚年有多方面的笔记，因为研究者确定的主旨不同，其选择的内容与范围也不同，因而其命运也不同。就“人类学笔记”来说，我们现在研究的史料，是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出版的。自1972年出版后，在西方对马克思的晚年笔记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在这一热潮中，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命运是什么样子的呢？可简要归结为以下四种：第一种观点是回归论，即马克思晚年向早年马克思的回归，回归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哲学人类（本）学。第二种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认为恩格斯是一种经济决定论者，即历史经历一种单线性分阶段的发展过程，而马克思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他认为没有必要提出固定的社会发展模式，并进一步推论说，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存在着许多“矛盾”以致尖锐的“对立”。第三种观点是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有的学者称马克思为怀古恋旧的浪漫主义者。说马克思晚年的研究，逐渐对经济学和阶级分析失去兴趣，把对农村公社的研究说成是怀古恋旧。第四种观点是结构主义编造的马克思的“多元决定论”，表明他对以往“经济决定论”的否定。
以上这些观点，都是借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来贬低、篡改割裂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破坏这一历史观的重要意义。
今天我们研究人类学笔记，在“主旨”的确定上与西方根本不同，虽然称谓的理解上有不同，但主旨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使我们对这一科学历史观从一般教科书的模式向文本深入的探讨，表示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的一大进步。
马克思晚年笔记在主旨确定后，其笔记范围的界定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国家与文明起源”，抑或“人类学笔记”其主旨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不同角度或部分在理解上的歧义。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主旨确定之后来看马克思晚年笔记，它的视野就大不同了。这时，我们注意到不再是“人类学笔记”，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晚年笔记，这就是《历史学笔记》，涉及这一研究范围的还有一个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东方发展道路”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献。
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晚年是一个并未十分明确的概念。就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来说，一般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以唯物史观理论的制定、发展和完善来说，它被分为早期的制定阶段；中期的《资本论》写作的唯物史观从假设变为科学的中期阶段；《资本论》之后的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为这一历史观理论的更加完善的研究阶段，即晚年笔记。就我们探讨的主旨来说就表现为以上两个笔记（《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关文献。
如何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旨呢？不能像西方人类学家以自己选定的主旨为主旨，我们是根据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花费的主要精力来确定。《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很多学者以为马克思把主要精力用在《资本论》二、三卷的写作和出版上，的确马克思也曾经这样许诺过。但是，与人们的期望相反，在一般人的眼中，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研究是逊色的，没有什么著作出版，再加上她的爱妻的逝世和他晚年病魔缠身，在精神上是悲痛的。在一般人那里，马克思晚年是理论逊色、精神悲痛的晚年。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马克思晚年在其身体多病的情况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公开发表的人类学方面的笔记有五本之多。除我们熟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收录的四个笔记外，被发表的还有《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这五个笔记共208页（八开本），约合中文40多万字。马克思晚年还有更大的一部《历史学笔记》。这部笔记是继“人类学笔记”之后，是马克思逝世前几个月写下的。该笔记共有四册，全文140多万字。恩格斯在整理这部笔记手稿时，为之加上了《编年摘录》的标题。在这两个笔记写作期间，马克思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有两个重要文献：一个是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另一个是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三个复信的初稿。特别提一句，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发展问题，是1877年提出，到1881年提出明确的意见，其思考时间之长及三个复信初稿的写作，表明了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慎重态度。可以说，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问题，构成马克思晚年历史观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为了确定这些晚年笔记的性质，应当指出，马克思在大学修过“人类学”课程，并且得到主讲教授“勤勉”的评语。马克思晚年在研究自己的历史理论时，显然知道他的人类学研究应当属于什么性质的。人类学提供了唯物史观理论所需要的人类发展早期的实证资料和有益的史学方法。可以说，没有这些人类学研究的实证材料，马克思不可能完善自己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
二、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关系的研究及其重要意义
争鸣双方一个重要的歧义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意义问题。这个歧义理解的问题是由叶志坚先生在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的《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一文提出来的：“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① 叶先生的提法，争鸣的双方都是认同的，不同的是对这一论点的评价有歧义。一个是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一个是说：“‘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决不能将其上升为所谓‘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也不能视为‘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② 这种理解上的歧义，从理论渊源上可以追溯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一般原理上。在这种教科书中，着重论述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或很少论述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二者的区分和关系，一定意义上是把规律和道路混二为一了。还应该提到，在规律和道路问题上，还有一个史学方法的问题。教科书也很少论及。这应该是歧义认识上的理论根源。争鸣双方不应该相互争执，应从文本研究上探寻出科学理解的答案。
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指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跨越发展。不仅是社会制度的跨越，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跨越。所以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跨越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我在拙著《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一书，专有一章：“马克思的历史跨越理论及其历史考察”——历史跨越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关系研究”。该章探索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马克思的历史跨越理论；2.马克思社会发展跨越理论的早期论述；3.马克思第二次历史跨越发展的研究；4.马克思第三次历史跨越发展的研究。另外一章是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研究及其当代意义都可以作为参考。为了进一步理解歧义所在，我着重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一）马克思的历史跨越理论不是晚年的新设想，早在唯物史观制定的早期，在《形态》一书中就提出来，并作了多方面的论证，其中既谈到了美国的跨越发展，也谈到了英国历史上的跨越发展情况，也论证了古代迦太基等国家跨越发展的问题。
（二）马克思的历史跨越不应挤压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中。美国是典型的跨越发展，应该是美洲道路吗？英国历史上跨越发展的情况，能说是欧洲道路吗？迦太基的跨越发展是在北非实现的，能说是北非道路吗？马克思的历史跨越理论不能用地域来表述。
（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与发展道路的区别与联系问题。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中，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发展规律是就整个人类历史所说的，是“类规律”；后者是指社会发展实现的道路，是“个体道路”。“个体道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演进”的形式。这里指的是社会形态邻近的情况下实现的形式；跨越发展是社会形态不相邻近情况下实现的形式。“类规律”是宏观的，好像一个标杆，对于研究者来说起着参考系的作用；后者，“个体道路”对于研究来说是微观的，通过认真的研究才能明了的。
（四）“个体道路”的实现形式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演进”形式是在封闭条件下的发展道路；“跨越”形式是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道路。开放有各种形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况，只要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军用场所或交易场所。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以及11世纪和12世纪冰岛可以作为例子。”③
对于这两种形式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一书中也一一作出了阐述。对于前一种形式是这样叙述的：“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都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④。
对于这种发展形式，马克思指出了它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自发地进行的”；二是“这种发展是非常缓慢的”。
“跨越”发展形式与以上的特点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觉地，而不是自发地进行；而且是迅速的，有时是“异常迅速的”。美国历史的例子，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特点。
（五）马克思关于历史跨越发展论述，不仅在其早期著作中注意到了，而且对每个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都一一通过实例进行了研究。因此，马克思的社会跨越发展可以说是唯物史观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史学方法的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及其“互补”关系研究的意义
在争鸣中，史学方法上的不十分清晰和明确也影响了理论的共识。从理论思维的渊源上看也和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关。这种教科书在唯物史观的部分没有独立的、专门论述史学方法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从辩证唯物主义“推广”或“运用”建立的，所以方法也多从前者来理解，什么“三大规律”螺旋式上升就成为一些人思考历史发展的思维定式。这真是害人不浅，特别是用这种思维方式思考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时曾经引出的各种偏颇理解，如“早产儿”、“畸形儿”，一些人喊的是社会主义，实质上搞的是资本主义等等。因此，史学方法的探讨，既是唯物史观文本研究的理论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需要的。
辩证唯物主义所提供的辩证方法是极其广泛和普遍的，它是世界观意义上的，自然适用于历史。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还有其自身的特点，用一般思维的辩证法思考社会历史发展，就会像黑格尔那样，把人类历史发展的特殊方面在一般思维的概念中被吞噬掉。这样的方法就是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史学方法是与这种历史哲学正相反对：“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他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⑤ 在我们探讨的社会发展两种实现形式中就是基于这种实践，即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研究历史的方法。在这里以上两种方法是“互补”的。
第一种史学方法，马克思称作“从后思索”的方法，这是《资本论》着重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研究社会形态向邻近的社会制度“演进”的发展形式。这一方法我在《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有专章考察，特别就“马克思‘从后思索’史学方法论的文献考察”写了一节。因篇幅所限，这里仅就这一方法的基本特点写几点看法。
1.“从后思索”的表述方式。马克思有时形象地表述为：“人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有时又称作“溯源”法。“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⑥
2.“从后思索”的对象要求是已经发展的典型形态。比如研究资本主义商品制度。马克思当时选择的是英国；研究地租形式，它需要俄国的历史资料。因为只有典型的发展，成熟的形态，才能作为思维的依据，向后追溯，或探索历史发展的脉络。
3.“从后思索”思维的特征是辩证逻辑。这种逻辑可以说从渊源上来自黑格尔猫头鹰只有在傍晚才起飞的思维方法。为什么用猫头鹰来表述呢？因为傍晚是一天发展的最后阶段，躲在幽静深处进行思考的智者，对这一全过程最了解，通过逻辑分析归纳，溯源其发展过程。这就是逻辑方法典型形态之间的关系。
4.“从后思索”不仅能通过逻辑探寻出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且依据这样的逻辑推论出未来的历史发展趋势。
马克思史学研究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法，即实证的比较分析的方法，我们简称为实证方法。争鸣双方都提到“东方道路”或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无论是道路，抑或理论，这里都是探讨社会历史中实现发展的另一种形式。对这种历史发展形式如何理解，在一定意义上是和对它理解或研究的方法是否科学有关。只有实证方法论才能使得对人类历史上各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有一个方法上的统一认识。
在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跨越发展是各不相同的，“从后思索”方法在这里是失效的。对唯物史观理论来说，历史发展的各异情况要求用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为客观标尺，具体地、实证地依据国际和国内的条件以及民族特点探索出社会发展的道路。实证的这一历史方法较之“从后思索”是更困难的史学方法。因此，这一方法在马克思史学研究中化费的精力要更大一些。
历史研究的实证方法，马克思早期在《形态》一书中就运用过，那是在一般叙述历史发展的多样时采用的。在其晚年，由于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则特别注意了这一方法。打开马克思晚年著作，不管是《人类学笔记》抑或《历史学笔记》，还是《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及《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和其复信草稿，我们都会看到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实证地研究历史资料，从具体的历史资料的分析比较中得出符合客观历史发展的结论。
历史研究的实证方法，较早使用的是亚里士多德，使用中有成效的显著代表应是摩尔根。他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探明了原始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合规律的历史过程。应该说，《古代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像《资本论》一样揭示了一个典型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后者采用的是“从后思索”的方法，前者采用的是实证方法。摩尔根的理论功绩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类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向有阶级的私有制的最初转变，填补了唯物史观早期历史科学理解的空白；另一方面是它提供的实证方法的科学性。
实证方法的科学性在哪里呢？简单说，它注重的是对实证材料的收集，然后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分析出这些实证材料的内在关系，寻找出层次，找出其发展轨迹。比如，他的“生存的技术”理论，如同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这种技术的不同发展层次，表示着原始氏族不同发展的阶段。由此，他搜集来的资料，不管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凡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资料，通过比较，就可鉴别出这些氏族组织发展到什么阶段。对这些发展阶段进行比较分析，就对同一个发展阶段的内在规律有了理解。“从后思索”依据的是对典型形态的逻辑思索。实证方法，依据的是对实证资料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史学的实证方法是他在早期历史研究时就使用的，这可能与他修过“人类学”课程有关，后来受到摩尔根的影响，更加强化了这一史学方法。但是，无论是实证方法抑或“从后思索”的方法。都不是从摩尔根或黑格尔那里的照搬照抄。在马克思这里，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互补”的，只是在研究对象不同时，有所侧重罢了。在早期制定唯物史观理论时，是就人类一般历史讲的。在其中期《资本论》的写作时期，侧重的是“从后思索”。在其后期，因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侧重的则是实证方法。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拙作《关于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华文摘》1995年第2期）。
与“从后思索”方法的预见性特点不同，实证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创造性。历史的跨越发展是一种理论概括，它具体实现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因此，具体跨越的内容是各不相同的。这些内容是要靠实证的资料获得的，比如一定的生产力是如何获得的。这因国际国内的具体情况而定，是自觉地还是自发地各不一样。在自觉的方面，实证方法的创造性，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可以叫“摸着石头过河”，简称“摸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可称作“超逻辑”思维。“摸论”或“超逻辑”思维特别是在两种不同理论断裂的时期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与“经济建设为中心”两种理论的断裂；在爱因斯坦那里，是以牛顿的统治百年的经典物理学为依据，还是新建立不同的相对论为任务。在以上两者，实证的资料和超逻辑思维比什么都重要。超逻辑不是不要逻辑，而是依据实证的资料建立新的逻辑。
四、马克思晚年理论表示的是理论家，还是革命家及唯物史观与时俱进性质的探讨
《东南学术》这次展开的争鸣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这就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表示的是理论家呢，还是革命家？从争鸣双方的视角和所持逻辑来说，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们换个视角，比如从唯物史观理论来说，马克思晚年笔记又如何评价呢？无论是“国家与文明起源”抑或“东方道路”革命实践的探索，都属于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理论在完善体系（我称“艺术整体”下面进一步谈）过程中表现出的与时俱进性质。这样，我们的研究根本不同于西方学者，他们抛开唯物史观，用人道主义、人类（本）学，或什么样的“回归”说来曲解马克思的理论；这样，既没有了理论家的马克思，也没有了革命家的马克思。我们重视马克思晚年理论的探讨，应侧重的是通过晚年理论表现的马克思的品格和他重视研究的理论的品格。
马克思晚年理论表现出来的品格，是理论家和革命家统一的品格；晚年的这种品格，应该说是他一生这种品格的最高表现。马克思这种理论家和革命家统一的品格，我们用另外的语言来表示，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种统一，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唯物史观理论从最初制定的粗线条、框架到理论体系不断充实、完整的过程。二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提供了一个唯物史观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创造性理论。
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边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学者静下心来，研究马克思晚年文本，阐发马克思的品格，这表示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日新月异，需要不断地理论创新，这种创新需要马克思式的品格，即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体现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
《东南学术》的这次争鸣，从整个唯物史观理论来说，是唯物史观理论创新。这种创新也可以用品格来表示，唯物史观具有“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的品格。这里，借着争鸣谈谈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
首先，唯物史观的最初制定就是理论创新。唯物史观的最初制定，是在早期著作《形态》一书中，这是马克思《博士论文》所表现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天火的一般哲学历史观，或人道主义色彩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创新，通过《形态》一书中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特别是费尔巴哈抽象人的理论，使这种历史观由抽象一般的人，进到了市民社会的现实的人，即进到物质生活和生产的人，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所谓从天上降到地上，就是从思辨的天和宗教的天降到地上自然的人。所谓从地上升到天上，是指从现实活生生的人的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论证出意识和宗教等等。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体现了历史观理论上的革命变革，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是一种天才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另一次有意义的理论创新是《资本论》的写作。《资本论》的理论创新，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使唯物史观从假设变为了科学。在这里，用唯物史观这个一般理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把这个高度发展的商品化的经济机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借典型形态，像一个“艺术整体”（马克思语）一样揭示出来。
马克思唯物史观又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我们学界现在关注的“晚年笔记”。“晚年笔记”正如我们的学界所关注的这两个重要理论问题，一个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的问题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实际上是社会跨越发展道路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属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前者填补了唯物史观人类早期的理论空白，后者完善了唯物史观关于“类规律”与“个体道路”关系的理论。
在马克思一生中的这些主要的理论创新中，我们看到了主要的两点：第一点，马克思的伟大品格，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品格。在这种品格中，理论是内涵，是他品格独特之处；实践是他理论的外在推动力。二者的结合则是他一生品格的整体，缺一不可。第二点，这种理论创新，表示的是唯物史观不是一个封闭的，或者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自我丰富和完善的科学体系。可以说，它永远不是一个僵化、死板的教条。只要有人活生生发展着的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过程，都构成唯物史观理论关注的对象。唯物史观的这一体系，我们借用马克思的话可称作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这里的主要之点是：第一，唯物论观一般发展原理这一宏观标尺，使人们可以理解到自己社会发展的阶段，处于一个什么发展水平上。第二，该理论的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使他的后继者在观察或制定自己的政策时，必须注意到自己的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即它是“演进”的发展，还是“跨越”的前进。第三，在科学地确定了不同发展道路的时候，马克思史学方法，“从后思索”抑或“实证方法”的侧重选用就成为不可忽视的内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社会发展上它是双跨越，社会形态的跨越和生产力发展的跨越。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任何人也不能改变的，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我国的革命历史既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建设，从来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但是，这个“河”一定要过，要过，只有“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实证的超逻辑的创造性思维方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二十几年的时间，可是我们的理论创新，主要的就经过了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邓小平理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指导的建立、完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现在又进入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以和谐为主要要求的发展阶段。这些不同的阶段，都是以理论创新提出的，而这种理论又不是以某个伟人的主观意志或天才提出的。这些创新理论是实践的需要，是“时代之声”的理论表现。比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百年来的一些问题，在我国很短的时间就暴露了出来。可是解决的办法，我们是自觉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是“时代之声”的体现。将这些“时代之声”变成理论的是马克思理论的“巨大勇气”，应该说，唯物史观是这种“巨大理论勇气”的最重要的部分。可是这个最主要部分，我国哲学界的研究又是怎样呢？应该说是很不相称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了，是跟我们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够、理解不深有关系。正如邓小平常说的两句话，一句是“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⑦另一句话是，“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⑧ 前一句话，主要说的是理论，后一句话主要说的是实践。今天，胡锦涛同志对两个问题的关系提出了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来对待。按照“巨大勇气”来要求，我们以往教科书提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够，甚至会误导，“东方道路”的特殊性就和这种教科书哲学有关。
“巨大理论勇气”主要表现在理论创新上，这种创新从历史观上来说，它是唯物史观理论的创新。因此，这一“巨大理论勇气”要求有两个方面的力度，一是理论的科学性和深度，一是对实践的洞察和适时地把握。就理论来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是唯物史观论证的结果。今天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存在着“推广”说、“运用”论的很大烙印，人们注重研究的是前者，忽视后者的深入探讨。现在吃到了苦果。苦果可以说我们今天争鸣的两个问题就是一种表现。“推广”说“运用”论，“推广”、“运用”不出唯物史观的早期社会发展理论和历史跨越发展的道路和史学方法。这些苦果的探讨现在由我们这些注重文本的哲学工作者来进行。这其中，应该说，对于哲学教科书的这种板块说，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人提出质疑。2003年《人民大学学报》第5期刊载了哲学“原理”第5版修订的文章，近年来，有的学者通过归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提出了近10个新的构想（详见《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8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嬗变与重构》）。
“运用”论是《简明社会科学词典》提出的。“推广”说是由很大影响的《简明哲学辞典》提出的，自从1955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后，近半个世纪影响着我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因为我国学界很少像现在学者这样争鸣式探讨唯物史观理论制定的问题。现在算是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应该向更大、更深层次的唯物史观的制定，它的科学性、开放性和日益创新的能力，即它具有的“巨大理论勇气”上下功夫。马克思晚年笔记（《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书信等）就表现的是完善自己的唯物史观理论，也是唯物史观“巨大理论勇气”和理论创新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被边缘化，他的“巨大理论勇气”鼓舞着我们去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 叶志坚：《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
② 王东、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文第1版，第82、8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文第3版，第82、84页
⑥ 《马恩全集》第2卷，中文第1版第108页。
⑦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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