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生命力来自继承和创新——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6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矛盾论论文,生命力论文,周年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今年七、八月份，是毛泽东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60周年纪念。“两论”是毛泽东哲学的最光辉的篇章，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和基石，也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后来的许多著述，比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若干问题》，等等，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但也可以把这些著述看作是“两论”的运用和展开，或者说是以“两论”为起点和基础，在实践中，对“两论”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创新和完备。
“两论”是逻辑严谨，蕴意深邃，分析透彻的两篇专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经典之著。“两论”阐述了同时它自身也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两论”在过去60年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两论”在中国大地上的影响和在改造中国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威力，是任何一部哲学著作所无法比拟的。
首先，“两论”在克服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危害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用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精神实质武装了中国共产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1937年，毛泽东以《实践论》、《矛盾论》为题，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了演讲。这两个演讲，都是为了克服当时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而作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不懂得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而经验主义者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懂得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常常辛苦地、盲目地在那里工作，而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这两类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以至使革命主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走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道路。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因而更具迷惑作用，迷惑了广大同志。教条主义既看轻实践，又不懂辩证法，所以，毛泽东以《实践论》为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又以《矛盾论》为题，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以此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
“两论”，从理论上揭露和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和危害；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他指出，经验主义者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教条主义者是一些可笑的“知识里手”和“空谈主义”。有时，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所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这两种思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毛泽东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要担当好这一历史的责任，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实际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要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做指导。这个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或者说，是“两论”中阐述的全部道理。
所以，“两论”发表后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使全党在理论上，搞清楚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为什么是错误的？错在什么地方？帮助大家从道理上弄通这个问题，并给予大家一个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的主观主义思想错误，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其次，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两论”直接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发挥了巨大作用。
“两论”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它的最精要部分是什么？这就是《实践论》所说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在这里很清楚，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内在地统一的，也就是说，“两论”是内在地统一的。我们不可将“两论”中的一论仅视为认识论，另一论仅视为方法论。“两论”是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只是论述的视角和重心有所不同而已。“两论”都既有认识论的功能，又有方法论的功能。
反思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在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前，中国革命并没有真正走上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犯过不是“左”的就是右的错误。可以说，是在“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摇摆中前进的。这些“左”的或右的错误，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中国社会实际缺乏正确的认识而在行动和策略上没有辩证法。因而，在对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目标、任务、步骤等的看法和估计上，就常常发生差错，脱离实际，主观和客观脱节，而制订的具体的政策和策略，也就时常在“左”的和右的错误中摇摆。这就不能不使斗争遭至失败，使革命受到损失。“两论”除了在思想认识上，对这些错误进行了清算，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给了正确的武器。
在“两论”精神的指引下，注重调查研究，灵活地运用辩证法，从而便使中国革命实践的面貌焕然一新。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外的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异常复杂。如何认识这些矛盾，分析这些矛盾，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是涉及这场战争胜利和失败的大问题。《矛盾论》等著作对此做了精辟的分析。后来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俨如《矛盾论》中揭示的规律在那里演进变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根据对中日矛盾双方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作用等等因素的把握，制订了符合这一客观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其它各种具体的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这样，便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不断地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后彻底地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不但在抗日战争中，“两论”显示了无比的威力，帮助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同样是运用了“两论”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解放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各种成就，也无不和自觉地运用“两论”这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武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三，“两论”在武装干部和群众头脑方面的作用，也是任何其它的哲学专著所无法比拟的。
“两论”的思想深入人心。它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认可、所掌握方面的盛况，对于专门论述哲学理论的论著来说，这是空前少有的。建国前，解放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它；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人士和青年，也偷偷地学习它，研究它；甚至连国民党军队的某些高级将领也研究它，希望从中找到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老打胜仗的秘密。当然，进步人民和反动派研究和钻研“两论”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这里只是就“两论”对社会的巨大震动和深刻影响来说的。解放后，更是亿万群众学“两论”，并且，数次掀起学习高潮。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干部和群众学“两论”的一大特点，就是边学边用，活学活用，学用结合。这样，“两论”的思想就能深入群众，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
可以说，“两论”在中国大地上，武装了两至三代人的头脑；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认识模式、工作方法，乃至生活方式。
总之，“两论”在过去的60年中，在反对党内主观主义思潮（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党的思想方面，在指导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社会实践方面，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等等方面，都取得了历史不可磨灭的巨大功绩，显示了正确理论的无穷威力，这也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认真纪念它的理由。
二
“两论”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和这么长久的生命力？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去研究，比如，因为它正确、因为它精深、因为它普遍性大适用范围广、因为它深入浅出便于群众掌握，等等。这些原因都是正确的。但除了这些比较普遍、比较一般的原因之外，我想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有选择的继承。任何理论都有对前人理论的承继性。和前人理论之间没有任何继承关系的情况恐怕是没有的。只不过继承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罢了。有的是继承了前人的理论体系，有的是继承了体系的内核部分，有的则是继承了体系的外围部分，还有的只是继承了某些概念、范畴，甚至只是继承了某些材料和某种形式，等等。就是说，任何理论都有对前人的某种理论或某几种理论的承继方面。继承的方式多种多样。而某种理论和前人的理论之间没有任何承继关系的情况，是罕见的，甚至是找不到的。即使是一些伟大的理论，不管是科学理论，还是哲学理论以及革命理论，也都有和前人理论的某种继承关系。
理论的承继性，是由理论产生的氛围决定的。理论家不可能生活在社会之外，新理论也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理论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氛围里，新理论也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文化氛围和理论氛围中。这种社会、文化的理论氛围，对理论家提出某种新理论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并且总要在新理论中打上自己的烙印。那些声称和过去的理论彻底决裂的新理论，实际上和过去的理论之间恰恰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理论有继承性，继承有选择性。毛泽东的“两论”也不例外。问题是继承什么？如何选择？以什么标准来选择？毫无疑问，“两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继承，但也是一种有选择的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哲学的论述，方面很多，内容很丰富，但这些论述是分散在他们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他们并没有教科书式的专门讲述哲学的著作。这样就有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到底在哪里？我们首先应该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哪些部分、哪些内容来教育党、武装党？这里有很大的学问。毛泽东根据我们党的状况，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以广大群众长远利益为价值标准，用他的慧眼，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论述也做了有选择性的继承。“两论”就是这种选择的产物，也是选择的标志。“两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但是，是它的最主要的内容，是它的精华部分，即认识论和方法论。毛泽东特别看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功能和方法论功能，决不是偶然的，而是自觉的一贯的。除了在“两论”中做了详细阐发外，解放后，在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他甚至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
“两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论述所做的选择性的继承，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本来搞哲学体系，研究哲学体系，推敲概念范畴，就应该是少数哲学家的责任，是少数哲学专业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学哲学，本来就是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包括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之用。自然，对于整个党和广大群众来说，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就是最最重要的。这一点，已在前面说的“两论”发表60年来的威力中，得到证明。
第二，理论创新和对未来状况的超前性认识。“两论”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感召力，不仅来自它正确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遗产，而且还来自它对马、恩、列哲学思想理论的发挥和创新，来自对未来状况的科学预见。“两论”正确地选择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但它并没有教条式地完全照抄照搬马、恩、列的所有有关论述。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者是思想懒汉。他十分憎恶这种思想懒汉。所以，他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同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继承的乃是它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它的词句，更不是某些具体结论。并且应该根据实践的发展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给予阐释、发挥和创新。
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根据他们那时的科学成就、社会发展状况和他们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料而提出来的。但是，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也是不断前进的。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总会给人的认识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这些新问题和新任务，在马、恩时代，由于还没有那样的客观基础和条件，所以，那时不用说解决它，而且是连提也提不出来的。揭示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解决这些任务的责任，自然落在后人的肩上。这也是人的认识为什么能不断提高，理论为什么能不断发展，社会为什么能不断前进的根本原因和实践机制。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话是很精辟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但它没有结束真理、穷尽真理。毛泽东也教育我们，要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无庸赘言，列宁和毛泽东的态度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他们的精神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辩证法的精神。
“两论”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法的精神。它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做了创造性的阐发。比如，《实践论》对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源泉、动力、目的和检验手段等的全面系统的论述，对认识的两次飞跃的阐述，特别是对第二次飞跃的重要意义的阐发，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规律的阐发，等等。这些论述和阐发，都富有创造性和新意。它突出了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实践的认识论；人们怎样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怎样通过实践而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深刻地阐发了认识和实践亦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之间，是怎样地紧密联系，怎样地相互制约，又怎样地彼此促进的辩证关系，等等。它不但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而且增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可操作性即实践性，使它成为能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的认识世界的锐利武器。
同样《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也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列宁曾把辩证法看作马克思学说的“基石”、“根本的理论基础”和“活的灵魂”。同时，他又认为，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但他指出，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列宁是从辩证法和认识论同一的高度，来谈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这个问题的。毛泽东的“两论”和列宁的这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并根据列宁所指出的，对这些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展开和发挥。很清楚，“两论”是在同一个高度上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矛盾论》一开始便把辩证法看作是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一种宇宙观。接着，它便对作为辩证法本质和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发。比如，对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诸问题，一一做出了细致的分析和阐述，这在辩证法的历史上，乃是少有的。其中特别是对矛盾特殊性（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分析和对矛盾精髓的阐述，是非常富有创造性的。它既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从辩证法的角度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所做的哲学分析和概括，又是对中国革命未来状况即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演进规律的揭示，是一种超前性的认识。由于这种预见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后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应验了毛泽东在这里的理论分析和预言；另一方面，又充分地显示出“两论”的理论威力。
第三，人格的力量。“两论”之所以能发挥出那样大的威力，除了以上说的两方面的原因之外，我想和毛泽东个人的人格力量也是分不开的。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虽然提出了不少卓越的理论、主张和看法，但那时并没有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更没有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只是在革命经过了多次的挫折以后，以致不得不走上艰苦的长征道路，这时再反思历史，检讨党的领导，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党和人民才发现了毛泽东，认识了他以往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以及相关的主张和看法的真理性和正确性。从而，一方面在党内树立了威信，赢得了威望；另一方面，在遵义会议上，自然地当之无愧地确立了他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以后，长征取得了胜利，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毛泽东在这里发表的“两论”，迅速地成为全党和革命人民的必读之物和必须遵循的理论，自然和他这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不无关系的。后来，“两论”的真理性在革命实践中经受检验和得到确认以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迅速提高，他的人格力量也随着大大增强。这又为在全国解放后，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两论”学习，使“两论”能够深深掌握群众，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这个基础中，包含着毛泽东个人的人格力量的感染力。
这就是说，一个理论即使是正确的理论，它的威力的大小和显示程度，与该理论提出者的人格力量，也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而人格力量，除了个人的远见卓识、性格、魅力等因素外，又和他的社会地位、权力等因素直接相关。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有正确理论、有远见卓识的人能居于权力的中心；有权力的人，能有自己的创造性理论。就象毛泽东和“两论”的情况那样。这样，一方面能使有权力的人，进一步提高政治威望，大大地增强自己的人格力量；同时，另一方面，又能使正确的理论能够发挥出它应有的威力。
总之，“两论”的威力，来自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继承，来自毛泽东的理论创新和对未来状况的科学预见，还来自毛泽东的人格力量。
三
时代的发展，需要理论的创新；理论的不断创新，又将推动社会不断前进。
“两论”发表60年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拿和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的科学和社会的变化状况来说，情形也是为此。首先，科学和技术的变化发展，日新月异，迅猛异常。自本世纪初和20年代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继问世以后，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非经典科学化的过程。40年代起，即“两论”发展后不久，一般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等所谓横断科学悄然兴起。70年代以来，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混沌学等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的大量涌现。此外，还出现了环境科学、人类科学、未来学等等综合性科学学科。这些横断科学、综合性科学等学科的不断出现，大大加快了科学自身的非经典科学化进程。就是说，它不断地冲破以至脱离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的框架和模式。
科学迅猛发展的同时，科学转化为技术，并通过技术中介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也非常之快。就是说，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又迅速地直接地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改变着社会生产力的状况，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改变着整个世界。
所以，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冲击着科学自身原有的框架和模式，而且，也给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有模式提出了挑战，要求改变这种模式以适应新的需要。当然，它也为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坚实可靠的基础。
这60年中，社会的变迁也是异常的快和异常的曲折。仅从政治形势的视角看，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胜利——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两个阵营的对立——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裂痕，三个世界的格局形成——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还坚持社会主义；冷战结束，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多极化的格局，等等，等等。这是世界政治形势60年来变化的一个大致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异常曲折的。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为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再到阵营的垮台。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怎么一夜之间就垮台变质了？如今仍然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国家，却是原来经济并不太发达的东方国家。
苏东的剧变，当然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彻底失败。因为今天世界上毕竟还有几个国家坚持着社会主义，而且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正不断地取得进展。但从这一剧变中，我们应该承认苏联的模式是不行的，至少是有问题的；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至今并没有被我们真正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发展，我们还没有完全找到一个理想的模式。等等。这些事实都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前，这些问题都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给予解决。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担负着思考这些情况，解答这些问题的责任；另一方面，或者说首先应该丰富自己，改造自己，创新自己。因为，这些新问题，在老的框架内是无法真正解决的。只有改变思维方式，转变观念，创新理论，才能适应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
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化，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能有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理论，与之相适应。这就要求人们，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两论”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又要不断丰富和创新包括“两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如前所说，“坚持和发展”本身，便是毛泽东的主张，“两论”便是这方面的典范；因而，它也是“两论”的基本精神。
按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概括这些新成就新情况，创新和发展哲学理论，这项工作，事实上有许多人都在做。比如，不少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在密切注视着科学发展的新成就，研究这些成就，以图根据它创新哲学理论。用信息论、控制论来丰富和发展《实践论》，用系统论来丰富和发展《矛盾论》等，这方面的研究都已得到了一定的成果。
在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邓小平理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又一个典范，也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两论”思想的光辉典范。邓小平理论，是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以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为背景，根据中国的国情而提出来的。所以，创立这一理论本身，便充分体现了“两论”的精神。也可以说，“两论”是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这一理论又是“两论”的发挥和创新。比如，关于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精髓的论断；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论断；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论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关于“一国两制”的思想；等等。很清楚，这些思想和论断，既是“两论”精神的体现，又是“两论”精神的创新。
今天，从哲学上概括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已有不少人在做这一工作，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但至今还没有太大的理论突破；而且，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永不停步。这方面，也许正在酝酿一些世界性的重量级人物的出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在蓬勃地发展，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且，社会主义就世界范围来说，苏、东变化的经验教训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到底是怎样的？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给予回答。对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如何使它们统一、协调的问题，更需要哲学的关注。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就是一个需要哲学关注的问题。这是从科技发展的负效应中产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意识形态的纷争，但在富裕国家、富裕地区同贫穷国家、贫穷地区之间，却有着利益的冲突和如何实现公平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关系到哲学的发展观的问题，也关系到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
总之，科学发展的脚步还在加快，社会发展的脚步也永远不会停歇。实践的发展，要求和促进哲学理论的创新；哲学理论的创新，将又推动实践的发展。这是由事物自身矛盾决定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这就是“两论”教给我们的基本道理，是值得我们永远地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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