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时机和机遇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遇论文,时机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革命是在国内外矛盾重重、长期的以小攻大、条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态势，一方面，由于极大的变动性，客观上会出现各种机会；另一方面，主观指导上也迫切需要争取各种有利条件。把握时机、利用机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实践的一部分。毛泽东著作阐说了各种把握时机、利用机遇的事实，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时机和机遇的思想。
时机
时机，是与机遇相近的概念。毛泽东明确形成了“时机”的概念，而且对时机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一）时机的两种意义。
毛泽东著作中，“时机”的概念通常在两个意义上运用。
一个意义，是与时间概念大体相同。在这意义下的“时机”，有好与不好之别，即有利没利、重要不重要、适当不适当、成熟不成熟之别。
另一意义，是特指好的时机，或有利的时机、或重要的时机、或适当的时机、或成熟的时机，如“寻机”、“待机”、“择机”等。这一意义上的“时机”，与机遇意义相近。
毛泽东对战争中的时机研究具有代表性。他论述战争中的时机有战略时机与战术时机。
（二）战略时机。
“战略时机”是毛泽东提出的概念，它相对战术时机而言。毛泽东研究军事和指挥战争，最关切的是战略问题，所以在时机问题中也把战略时机放在最重要位置上。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着重探讨了战略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他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困难和重要性：“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接着他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和基本原则：“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0—201页。 ）这里具体结合战略退却的开始时机，讲了时机的重要性，也讲了断定时机应取的着眼点和基本原则。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江西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时机是恰当的。实行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如果再迟，那至少胜利的程度要受到影响。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伍，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二、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也有开始时机过迟的教训。江西的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
毛泽东重视我方的战略时机问题，同时也十分注意敌方的战略时机。例如，《论持久战》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所犯错误时，就明确指出其“失去战略时机”。（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5页。）
（三）战术时机。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战术时机问题。
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中，毛泽东专门研究了袭击的时间问题，他认为袭击的时间不外下列四种：夜间、拂晓、黄昏、白天。其中讲到在拂晓时说，“这一般也是对驻止之敌而实行的，即是利用夜暗行军接近敌人而于拂晓时实行攻击，这在游击队离敌较远或夜间攻击动作尚不熟习时，是袭击的最好时机。”讲到在白天时又说，“敌人运动多在白天，故袭击行动之敌大都选在白天。游击部队欲最有效果地袭击敌人，必须不丧失敌人正在行动中的机会，此种时机必须普遍采用。”（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76页。）
他在《论持久战》中也分析了战术时机的问题：“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成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4页。）
由于毛泽东对战略时机和战术时机的重视，由于他的精辟阐述和在领导革命、指挥战争中的杰出运用，给予全党干部和广大军民以深刻的教育与实践的训练，可以说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培育了整整一代人的把握时机的实践本领。
机遇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研究，关于不同时期形势分析以及依据这些科学分析所作的重大战略决策，实际上在不少场合渗透了机遇思想。
（一）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机遇。
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包含了历史机遇的重要思想。他说：“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正好遇到了外部条件的重大变化，世界性的划时代的大变化。也就是说，中国革命遇到了大机遇，难得的大机遇。毛泽东看到了、抓住了这个大机遇。毛泽东的这一机遇思想，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立论的重要依据。
（二）民主革命的不同时期、阶段上的历史机遇。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写道：“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8—49页。 ）他系统地分析了这些原因和条件，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 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1页。）这里所说的这种条件，其实就是一种机遇。 乘时，就是利用机遇。奇事，正是利用机遇的结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一毛泽东最富特色的革命指导思想和路线，明显地与他的机遇思想联系在一起。
又如，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战争必然胜利时，实际上也提出了历史机遇的思想。他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讲到中国抗战的国际条件时说：“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规模还没有今天广大，性质也没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注：《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452页。）又是“惟独今天遇到”，又是两个“空前”， 因而中国抗战最后胜利有了重要的国际方面的依据。
这里的机遇思想，在以下的论述中就更明显、更突出了。1938 年2月11日，他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有人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反侵略运动都失败了，今天的反侵略运动也会失败。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情况和过去不同，主要因为今天不但有了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而且这个统一战线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相遇合；不但能和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而且恰好又和历史上空前的日本内部矛盾相遇合，即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这些历史特点是从前没有的，现在恰巧都有了。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打败仗是暂时的，中国的抗战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其根据就在这里。”（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90页。）在这段讲话中的“恰好”、 “恰巧”和“相遇合”，把机遇概念的重要特征活灵活现地表达了出来。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既有着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又有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三）在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的机遇。
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事变以促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主张和实践，正是历史机遇的出现和抓住机遇促进发展的大好例证。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西安事变如果处理不好，国内可能出现大分裂和大内战，日本帝国主义将乘机大举侵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7页。）
在抗日战争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意国际形势变化及其对于中国抗战的影响。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写道：“在抗战第六年中，我们遇到了同盟国与侵略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变到于我们及同盟国极端有利、于侵略国极端不利的局面。在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又将遇到新的有利变化，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决定性的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失败与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41页。 ）这同样也是一种对于历史机遇的注意和分析。看到“遇到的”“极端有利的”“新的”变化，及时抓住由这些变化带来的机会，给予日本侵略者以决定性的打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个思想是非常自觉和非常明确的。
这样的例子，在胜利的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并不鲜见。如果不是停止在词句表面而是抓住思想内蕴，那么，不难在毛泽东著作中见到这些方面的思想。
（四）建国以后的情况。
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在识别和利用历史机遇方面，总的说来，不如革命时期。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最大的丧失发展机遇有两次：一次是由于1958年搞“大跃进”，一次是六七十年代搞“文化大革命”。“大跃进”造成了大跃退；“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民族的灾难。这两次机遇的丧失，形成了社会历史的倒退；拉大了中国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失去历史机遇事关兴衰成败的亲身体验。它从另一个角度即失败、挫折、教训的角度，使我们认识到历史机遇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这方面的理论提升和概括，是由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完成的。
几点认识
（一）机遇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机遇思想既有实践的基础，也有理论的基础。
正确对待机遇的理论前提，是辩证地对待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毛泽东于1939年2月1日在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中写道：“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57页。）
只把因果与必然相联系，是忽视偶然作用的表现。在这种认识下，一切“果”的出现之“因”是“必然”，与“偶然”没有关系。而毛泽东则以必然性为“大故”，偶然性为“小故”，大故小故都是故，都是果之因。这就改变了把偶然性排斥于“因”之外的绝对认识。
机遇是一种偶然，或者说机遇是偶然中的一种。承认和肯定偶然的作用、意义和地位，也就包含了对于机遇的承认和肯定。它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打开了承认机遇的大门。
（二）关于机遇的概念。
毛泽东著作中还没有直接出现“机遇”这一概念，但已有了与“机遇”相近的概念。
第一，各种“机”的主要含义为“机会”、“机遇”。
毛泽东的著作中，特别是他的政治、军事著作中，大量地记录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机”：“战机”、“契机”、“时机”、“良机”、“先机”，表明了毛泽东完全肯定事物发展中“机”的客观存在。他明确提出实践主体对于“机”之要求，始终不渝地要求“占机”，不可“失机”；他使用了“相机”、“伺机”、“乘机”、“待机”、“随机”、“当机”、“临机”、“寻机”等词语，表达在各种各样“机”的出现之前、出现之时、出现之后的种种能动行为，即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以上诸“机”，固然不能一概都认为就是“机遇”，但其中主要含义至少是一部分含义当为“机会”、“机遇”。这里，实际上已经表现出毛泽东高度重视事物发展中的“机遇”，而且充分表现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纯熟利用“机遇”的高超艺术。
第二，有些“时机”概念已经非常接近“机遇”的含义。
在关于时机研究中，毛泽东有几个重要用法很值得注意：
历史时机。1936年12月，毛泽东在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 ”（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3页。）1953年10月22 日毛泽东写道：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这两段文字，一段是建国前的，一段是建国后的，都提“历史时机”，可见其并非偶然出现，而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而历史时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机遇可以说大体相同，都是指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上时机。
千载一时。“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13页。）这里表述了机遇的一个重要特征：非常难得。我们在强调机遇的重要和难得时，不是常常讲机遇的“千载难逢”吗？
关键时机。1959年3月1日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机。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当时具体所指，是有关大跃进等内容，这当然是错误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表述了机遇的又一重要特征：强烈的时间性。我们现在讲机遇时经常讲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处与关键时机联系在一起了。
这几个用法，表达了机遇的许多重要特征，与机遇的概念其实已相去不远了。
（三）对把握时机的概括，也是对机遇概括的一种尝试。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经从认识方法和领导方法角度，对把握时机作了初步概括和论述。毛泽东认为把握时机，无论是战略时机还是战术时机，是一种聪明才干，一种领导艺术。他在《论持久战》中把这种才干叫作“审时度势”。他写道：“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4页。）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了这种聪明才干怎样才能获得。他精辟地指出，“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4页。）毛泽东实际上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阐述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一方面强调要从实际出发，要基于客观情况，这是认识的唯物论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要在这基础上，开动脑筋，勤于考察和思索，这又是认识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于掌握时机的方法同样十分重视。他曾试图对此作出概括。1958年1月， 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掌握时机的方法”问题。他认为：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又提出，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六十条”中，除了开头提出工作任务的几条，紧接着就提出“掌握时机的方法”这一内容而且连续写了两条，可见毛泽东对此的高度重视。
应该指出，这两条，作为“掌握时机的方法”只能说是初步的和比较浅层的。本来完全应该也完全能够以此为基础，为出发点，进一步完成这项工作。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出现所谓“大跃进”，使得这项工作的完成，成为不可能了。
总之，无论在机遇概念的提出上，还是机遇理论的概括上，对毛泽东的认识，都需要说两句话：一方面，应该看到已经十分接近完成；另一方面，又得说毕竟尚未最终完成。毛泽东未完成的这一工作，是由邓小平完成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不仅总结了历史经验，继承了毛泽东的机遇思想，而且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大大加以发挥了，终于形成并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机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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