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滞后的代价与道路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价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城市化，是指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或城市数量的增多与质量的提高。这是一个多种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复杂而长期的动态过程，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如果说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那么城市化就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城市化水平提高意味着社会积累增加，政府组织和干预经济能力加强，资源配置方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演进，文化教育进一步普及，生活质量提高，在国际交换中实力和活力增强等。城市化的进程与政治稳定、城乡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对农村人口的“推力”，城市经济发展形成对农村人口的“拉力”，从而加速城市化的进程。只有当这种“推力”和“拉力”结合时，城市化进程才是正常的。两力不均，就需要调节或有可能为此而付出代价。在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不均衡表现得极为严重。一方面，因为城市经济没有完全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发展，城市的“拉力”较弱；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过剩严重，形成农村人口的“推力”过强。
一、城市化滞后的现实
城市化滞后的现实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步伐的缓慢，另一方面是城市的吸纳功能较弱。
1、城市化发展缓慢
从世界范围看，192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9.4%；1950年上升到28.9%；1960年又达到33.7%；1970年为37.1%；1980年为42.2%。60年间，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了一倍多。就发达国家而言，1950年城市人口比重便超过了半数，为53.3%，1960年达到59.6%，1970年为66.8%，1980年达到70.9%，1989年达到了73%。发展中国家1989年城市人口的比重平均也到了36%（不计中国）。
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世界整体水平相比，进展极为缓慢。从1949年—1979年，我国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30∶70上升到75∶25，但是1979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高达84.2%，甚至还超过1949年80.6%的水平，农业劳动力仍占总就业劳动力的70%，城市化水平仅只有17.92%，低于1960年19.75%的水平。到了1981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了20%，为20.16%。1982—1992年，城市人口从21.31%上升到27.63%，到1994年，城市人口比重进一步达到28.62%（中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5）。目前预计城市人口比重超过29%，但仍在30%以内。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这样一种局面：85%的非农业产值和不到30%的城市人口比重，15%左右的农业产值和70%以上的农村人口这种结构性失衡状态。显而易见，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只相当于50～60年代世界的整体水平，而且也滞后于本身的工业化发展步伐。
2、城市吸纳功能弱化
城市吸纳功能弱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城市本身的失业比较严重，另一方面，是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而造成城市吸纳劳动力功能弱化。
据有关调查，在国有企业中，富余人员一般约占职工总数的30%，有的甚至高达半数以上，这部分人总数在2500万左右；另外，在一些停工停产企业，职工长期在职无业者超过500万人。据统计，1995年，在城镇就业的农民人数已增加到5000万，是全国城镇1.47亿职工（指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30%。城市职工中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农民工。可见，城市已发挥了巨大的吸纳功能。但是，另一方面，“九五”期间，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适应市场的激烈竞争，国有企业不仅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可能会进一步减弱，而且还将排出约1500万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将会转移到非国有企业。但我们应看到，非国有企业完全是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这就决定了在人员使用上是很经济的，即使农民工以其工资低、好管理等优势能够与城市的失业大军展开竞争，但农民工毕竟亦有文化素质低等劣势，他们中的多数只能从事城市劳动力不愿干的苦、脏、累的工种。因而，事实上城市对农民工的吸纳功能总体趋于减弱。
另外，长期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的调整，结构有所改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的比例有所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略有上升。1994年，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1∶47∶31.8。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美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0%以上，中等收入国家达50%左右，低收入国家也达35%左右。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与第三产业的相关系数为0.8，也就是第三产业比例越高，城市化水平也越高。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第三产业中人口的就业的比例最高，1981年东京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三大产业比例为71.1%，巴黎为74.5%，伦敦为77.2%，纽约为83.7%。我国80年代以来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功能最强，同量资金投入第三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是第二产业的3至4倍。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高，造成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足，又造成了城市吸纳劳动力功能的弱化。
二、城市化滞后而引发的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
城市化滞后，使城市文明辐射面过窄，造成农民现代文明意识薄弱。这表现在：
（1）封建的愚昧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农民。由于城市化水平低，小农经济在一些地方还占主导地位，“多子多福”便成为人们的强烈愿望和家庭幸福的标志。一些农民总是千方百计试图通过增加人口、增加劳动力来摆脱贫穷，因此农村中“偷生”、“超生”使本已超负荷的人口问题更加严峻。另外，封建的“男尊女卑”思想还很严重，占农村人口一半的妇女文化素质极低。这一切都直接影响了农村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
（2）政治参与意识不强。由于城市文明辐射低，有些农民的协作精神差。相当一部分农民缺乏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观，他们的政治参与兴趣很淡，对维护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缺乏热情。独立分散的经营格局也使得一部分农民在追求家庭收益最大化的同时而淡化了集体主义观念。
（3）城市文化辐射水平低，广大农民接受现代文明的途径不畅。农村群众文化内部结构失衡，娱乐文化畸形发展，健康向上的大众公共文化、体育设施脆弱衰败。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一些地方由于娱乐性文化设施由私人承包经营，难以真正发挥群众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应有功能和作用。
（4）农村散漫化的、脱离现代化进程的文化特质迟迟不能为现实主义的城市文化特质所代替。在一些农村，对来世抱有幻想、神学与玄学还受到敬重。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状况的好转，一些先富起来的农民生活方式畸形发展，一些陈规陋习沉渣泛起。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宗教文化复苏、封建迷信有所抬头。
（5）受传统思想影响较重，缺少现代文明素养的农民难以顺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些农民在经济上急于致富，却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行事，因经济利益引发的各种矛盾纠纷增多，一些地方封建宗族、封建帮会活动死灰复燃，订帮规、行帮礼，抢地盘，划分势力范围，排斥外姓外族，帮派间为经济利益发生械斗，使近年来农村刑事犯罪活动总量有所上升。
总之，当今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问题，都与城市化步伐缓慢、农村人口比重过大有关。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本身的质量低，辐射和吸纳功能不健全，产业结构不合理，诸如住房、交通道路等建设落后，无法吸纳迅猛增加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不堪重负，也潜藏着一些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第一，失业压力增大。据有关方面簸测，“九五”期间每年仅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就超过1000万人，压力空前。“九五”期间农村新增劳动力和剩余劳动力总量将达2.14亿，预计能安置就业的仅7700万人。由于城市的内涵质量不高，吸纳功能弱，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城，将进一步加剧城镇的失业问题。
第二，刑事犯罪率上升。由于城市管理、防范工作相对滞后于近年来城乡人口结构的变迁，近年来刑事犯罪有所上升。其中，盗窃、抢劫案上升较快。一些无资金、无技能、无专业、无门路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后，由于素质低，缺资金，少技术，在城市中难以正常发展，一些人因此干起了非正当的行当，甚至以拾荒、行乞、行骗、盗窃为营生手段。
第三，城市生活环境恶化，外来人口集中的城郊结合部，卫生状况很差。据统计，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大城市，流动人口各达350万左右，占这些地区人口的1／3—1／4，如此庞大的流动大军，造成城市的市政公共设施超负荷运转。
第四，计划生育问题和适龄儿童教育问题成为棘手的难题。城市外来人口中，计划生育工作难度非常大，以北京大红门的时村为例，1995年外来人口中育龄妇女4884人，生二胎多胎的妇女达1143人，占已婚育龄妇女的54%。
外来人口中适龄儿童入学难问题在各大城市都显得非常突出。据有关部门调查，仅北京市外来人口中就有30万的适龄儿童需要入学，北京市各中小学累计已接受了3万余外来人口的子女入学，这使本已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更加紧张。城市化本身是人类奔向更文明的一个进程，会使人的素质提高、观念改变、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得以更新。然而，由于城市功能的不健全，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要使城市化健康、有序地进行，政府的正确规划和引导显得尤为重要。
三、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加快城市化步伐，目前已是各方的共识。然而在如何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上，却存在着不同的思路。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属于战略性的抉择，选择的道路正确与否，将影响中国的发展前途。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道路问题上，学术界和实际操作部门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其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还进城”的小城镇发展道路，其指导思想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就地转移，让小城镇发挥“蓄水池”的作用。其二，是发挥大城市吸纳功能，实行“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迁移政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城市转移。其三，是大力发展现有中小城市，使农村劳动力向中小城市转移。
我们选择正确的城市化道路和发展战略，总体上应把握的原则是要吸取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自觉遵循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努力克服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自发、盲目和被动的倾向。同时，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按照最优化原则来选择。所谓中国的现实，一是占世界1／4的人口和不到世界1／10的土地；一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大中小城市的现有格局和一万多座小城镇。
按照最优化原则，并且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要求我们的城市化道路应该选择发展大都会或大城市地区（或称城市带）的形式，加强生命力极强的大城市的辐射能力，来带动区域性及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促进全国城市化的进程。这是因为，大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均有其地理和历史原因，大城市带来的效益，对人口的拉力比中小城市和城镇要强得多。前几年我国小城镇的发展战略起到“蓄水池”的历史作用，但小城镇遍地开花，则又是不经济的。小城镇的发展、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对农村工业化也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农村经济实力增强，农民人均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总之，小城镇的发展，对我国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对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累计吸纳剩余劳动力1亿左右）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经过多年实践，其弊端也很明显，如基础设施利用率低，土地浪费严重，资源利用不经济，环境污染难以治理，不能实现规模效益等。而大城市比中小城市要能带动周边地区（包括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从而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从我国目前的几大较为发达的区域来看，它们几乎都是靠一个或几个大城市的强有力辐射而被带动起来的。最典型的当属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据研究表明，80年代初编织业还是上海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其产值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22%左右。但经过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这一比重已下降到8%，并仍呈下降趋势，而周边地区却已培育出了一个庞大的纺织工业基地，在这里上海不仅出让了产业，而且出让了技术、市场等等。上海目前还是周边地区的重要市场，江苏和浙江分别有30%和20%的工业品销往上海，由此可见，上海目前已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和增长极。同样，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同改革开放后香港的经济辐射密不可分。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小城镇建设也要高于内地，其实本身就是大城市辐射作用的结果。另外，大城市几乎集中了我国1／4的城市人口，而特大城市（100万人以上）则在大城市中吸纳人口最多，占城市人口的67.74%。大城市的占地面积为11.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960Km2）的1.16%，其中特大城市占0.56%，是大城市总面积的48.23%，不到一半面积，而人口占67.74%即占2／3；大城市的占地面积只是中小城市的8.33%，人口是其36.31%。这说明，城市规模越大，吸纳人口就越多，而占地面积却最经济。
发展大都会或大城市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国外也有许多例子可以借鉴，如作为英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及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由于其辐射力强大，逐渐形成了以现伦敦为中心的，包括32座城市的大伦敦；日本以东京为核心的东京地区，居住着占全国27%的人口。
选择以大都会或大城市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应以什么样的城市比例结构为最佳呢？研究表明，最理想的城市居民人均占地面积以100平方米为宜。在这100平方米中，50平方米为公用，即用于全市的道路、公园、电影院、商场、游乐场、图书馆、工厂、学校、医院、菜场、办公楼等。也就是说，全市公共设施的面积应当是市内人口数乘以50平方米。其余50平方米作个人使用，其中包括住房、走廊、洗漱间、书房、厨房等等。据测算，我国51座大城市中，人均占地面积低于100平方米的大城市只有上海。其余城市市区面积为11408—30000平方米的有2座，1000—7000平方米的有18座，300—900平方米的有25座，200—300平方米的有3座，168—200平方米的有2座。与世界部分大城市市区人均占地面积相比，约90%的大城市市区的人均占地面积超过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这说明我们的大城市有容纳人口的巨大潜力。而我们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也要求我们的人口必须向城市集中。
也许有些人会这样认为：西方的城市化带来了许多的“城市病”，在城市化初期伴随着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流离失所，在城市化后还存在着城市的社会秩序恶化、环境破坏等等现象，因此我们不能向西方学习。其实应该看到，有些弊端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那种把大城市看成是罪恶的渊数的观点是不恰当的。需要予以说明的是，大城市的有些公害是全球性的和全社会的问题，治理这些公害，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如何协调自然、人类与现代文明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随着人类对这些公害认识的逐步加深，治理手段也增加了。应该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在治理大城市公害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城市生态恶化得到控制。而人口高度集中，缓解了人类对大面积土地生态的压力和破坏，从而使广阔的平原、山地、高原植被得以休养和恢复，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等国土得到了治理和保护。城市化带来的科学化水平提高和观念改变，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加上城市由制造业中心向智能管理和流通中心的转化，城乡差别逐步缩小，城乡人口大规模转化基本终止。住宅、交通问题有明显改善。如东京每万辆机动车事故死亡率仅为1.2人／年。这些都说明，“城市病”并不是不治之症。
我们在城市化道路上要充分发挥后发展效应，避免重犯西方国家在城市化初期所犯过的错误。而目前我们的大城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弊病，并不是由于我们的城市化步伐太快，而恰恰是由于我们城市文化水平滞后、城市的内涵质量不高造成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规划水平低，管理经验不足，以及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所致。
要彻底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市与农村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城郊一体化格局，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它将涉及城市和农村各个方面的改革、管理和发展。就目前而言，一要大力提高城市的内涵质量。抓好大城市社会发展体制的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继续调整现有城市的经济存量和产业结构，增强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功能和对周边地区经济、文化辐射功能。二要推动人口和产业的进一步集聚，提高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提高国民经济运输效率和资源有效利用效率，减轻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并腾出更多的耕地，使小农经济向现代化商品化社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三要有步骤、有计划地真正实现现有流动人口的城市化，从法律上认可那些已长期居住在城市的流动人口的城市居民身份，并逐步改革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最后，还要提高人的素质，这是因为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提高人的素质，必须同时重视对人的智力方面（文化与技能）与非智力方面（理想、道德、意志、观念、体魄等）的培养，这也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人类的文明起源于城市，人类未来的发展还将更加依靠城市，城市化将是人类社会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