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民族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的是个古老的题目，但试图（而非自信已经）达成两点新意：一是让东、西方学者实现一次对话；二是把汉、朝、越3个东方民族放在一起，强调一种东方模式。本文支持东方民族在近代以前即已基本形成的观点，认为近代对于东、西方民族形成过程具有基本不同的意义，而促进东方民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及为其服务的东方传统文化，而非近代资本主义。
当我们把英语中的nation和ethnic group都译作汉语的“民族”时，就无意中掩盖了两者间的微妙差别。虽然关于两者间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尚无一致意见，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并非每一个ethnic group都是nation。在休·塞顿—沃森（Hugh Seton-Watson）之后，几乎每一个试图给nation下定义的西方学者都要引用他的著名论断，即：“我不得不说，要得出nation的‘科学定义’是不可能的。但nation这种现象过去存在过，现在依然存在着。”[①a]西方学者关于nation的定义虽然多种多样，却体现着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即把nation与特定集团的政治意识联系起来。法国学者欧内斯特·里纳（Ernest Renan）在1882年指出：nation的存在，是基于“每天一次的公民投票”，[②a]强调的是公民的意愿。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nation的最重要的含义是“特定集团在面对其他集团时所表现的特殊的凝聚意识”。[③a]当代学者E·J·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主张，当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人群（people）的人们把自己看成同一个nation的成员时，这个人群就变成了nation。[④a]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则把nation定义为想象的、有限的并具有独立主权的政治群体。[⑤a]因此，大体说来，一个同种族、同文化的集团是ethnic group；当ethnic group有了政治意识，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时，它就变成了nation。如果这个要求得以实现，那末nation就变成了nation-state（民族—国家）。[⑥a]在一个理想化的民族—国家中，nation与state的边界应该完全重合。而在从nation向nation-state转变过程中，激励着nation的成员为建立state而奋斗的那种每个民族都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思想，就是民族主义，或民族主义之一种。
在中国、越南、前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最流行的则是斯大林关于nation的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b]虽然有人认为“共同心理素质”包含了民族意识，但斯大林强调的主要是民族外在的客观的特征。[②b]因此，从表面上看，斯大林的nation与ethnic group更为接近，因为他所说的4个特征，许多ethnic group也都具备。但问题在于，斯大林把nation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联系起来，认为他所描述的nation的4个特征虽然在资本主义以前时期即已存在，但在当时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时期才变成了现实”。[③b]因此，如果说一般西方学者注重的是政治归属感，斯大林强调的却是社会经济形态。英、美学者用政治意识把nation和ethnic group区分开来，斯大林则设置了一道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门槛：跨过这道门槛的是nation，尚在门外的，按前苏联学者的流行说法，就只能归入其他的“人们共同体”了。
现实中的nation却常常是兼备了内在意识和外在特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意识是与共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特征分不开的；而由种种外在特征维系着的人群也多半具有某种集团意识，这种集团意识，如果不是等同于民族意识的话，也必定是与之相似或相关的。因此，一种试图包容主、客观特征的nation的定义便应运而生。如詹姆斯·凯勒斯（James Kellas）就说：“nation是一个具有群体意识并由历史、文化和共同渊源等纽带维系着的人群。它既具有‘客观’特征，这可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或共同起源（虽然并非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永远存在），也具有‘主观’特征，最重要的就是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④b]
关于nation，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一个多少与众不同的定义。尽管如此，斯大林以及追随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大多数英、美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即都认为nation是近代的产物。实际上，自从nation与人类共始终的神话被攻破之后，nation形成于近代的论调就日渐风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无疑是指近代。他把“人们共同体”的发展与社会形态的演变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与原始社会相对应的人们共同体是氏族和部落。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氏族和部落就发展为部族。[⑤b]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部族再进化为民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主张nation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不可分的，认为中世纪的民族认同感是不可思议的。他把民族的产生归功于资本主义印刷业（printing capitalism），并特别指出，印刷术虽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但在中国，它对nation的形成与发展没有发生显著影响，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资本主义。[①c]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则试图证明，只有工业化社会才能具备对于nation形成必不可少的普遍的高等文化（universal high culture），因而农业社会不可能产生nation。[②c]霍布斯鲍姆主张nation是近代特定技术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③c]利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ield）觉得，16世纪的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nation，到1800年时，法国和俄国变成了nation，德国在1815年前后也成了nation。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几个nation，也是后来世界上所有nation的样板。[④c]霍德弗里德·范本特姆·范登贝赫（Goodfried van Benthem van den Bergh）则把nation的发明权给了18世纪末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似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人都是法国人的学生。[⑤c]威廉·帕夫（William Pfaff）认为，百年战争造就了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世界上最早的nation，而美国却比德国和意大利更早成为nation。[⑥c]显而易见的是，虽然在细节上多有分歧，但所有这些关于民族形成的论点在地点上都没有超出西欧，在时间上都没有超出近代和中世纪末期。
二
这种nation起源于近代的说法，是很符合欧洲的历史实际的。在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看来，近代欧洲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前身是古典时代希腊、罗马的城邦。[⑦c]休·塞顿—沃森则认为，欧洲各国各民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的衰亡以及努力恢复罗马帝国的失败。[⑧c]但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既不是古典城邦的自然发展，也不是在罗马帝国衰亡后马上就形成了。在古典城邦、罗马帝国与近代民族—国家之间，隔着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矛盾、分裂和混乱的局面严重阻碍了欧洲民族的正常发展。罗马帝国崩溃后，罗马和拜占庭的教皇以及法兰克人和德意志人的皇帝都曾试图重新统一欧洲，但都没有成功。教皇和皇帝之间虽然也有合作，但更多的却是斗争。双方冲突的结果是，不论教皇还是皇帝都无法获得对于民族形成至关重要的那种最高的统合力量。
在中世纪的欧洲盛行的那种分封制也不利于统一的政治权力的建立和民族的形成。查理大帝死后，他的帝国就由他的3个孙子瓜分了。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西班牙、波兰和俄罗斯。在法兰西王国，国王亨利一世于1032年把勃艮第公国封给了自己的兄弟，并由其子孙一直统治到1361年，才又收归王室。但两年后，国王约翰又将其封给自己的儿子，并由其后代继承。分封的结果是国王与诸侯互相制约，使得双方都没有足够的权威把自己的辖区统合成一个民族—国家。因此，列宁、斯大林和前苏联的学者们认为，中世纪部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分裂。也正因为如此，最早担负起建立国家和民族重任的欧洲国王们，往往都面对着独立和统一的双重任务：对教皇和皇帝要独立；对诸侯要统一。
在中世纪的欧洲，阻碍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还有贵族与平民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8世纪前后，“法兰克人”一词用于专指王国中的国王、贵族和军队，而不包括平民。[①d]“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中的“德意志民族”也只是指帝国的统治阶级。当1711年神圣罗马帝国与匈牙利民族（Hungarian Nation）订立和约时，所谓“匈牙利民族”也只是指匈牙利贵族。在波兰，贵族们也组成了一个排他性集团。[②d]在某些情况下，属于不同文化集团的贵族之间的认同，甚至大于同一文化集团内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认同。这种严格的等级差别无疑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教会、皇帝、诸侯和等级制度等阻碍民族发展的因素，在进入中世纪末期和近代以后被一一摧毁了。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事件中，欧洲人通过不同的途径创立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民族宗教和民族—国家。[③d]近代西欧的政治、文化格局与中世纪的差别如此鲜明，西方学者依据西欧的经验，把民族的形成与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也就顺理成章了。尽管如此，近年来还是有以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Armstrong）和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致力于研究近代以前欧洲的民族形成过程。阿姆斯特朗试图证明，近代以前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关系、集权化政体和语言分布格局对欧洲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④d]史密斯则发明了“ethnic”的概念，认为这种“建立于共同记忆基础上的历史群体”和“有共同祖先神话，有共同历史和文化，有特定居住区域并具有团结意识和特定名称的人类集团”[⑤d]就是nation的前身。这一派学者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近代欧洲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从而证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传统的“创造”和安德森所说的群体的“想象”，都不是凭空进行的。但他们未能证明近代欧洲的民族格局在中世纪就已存在，因而未能从根本上动摇欧洲民族起源于近代的学说。
三
对于这种主要建构于欧洲历史之上的nation起源于近代的学说的真正威胁，不大可能来自欧洲本身，而更有可能来自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约翰·阿姆斯特朗就曾把视角扩大到伊斯兰文明地区；安东尼·史密斯认为，古代的以色列就是一个nation。[⑥d]由此再往东，到在历史和文化方面具有密切联系的中国、越南和朝鲜，nation起源于近代的说法遇到了更多的挑战。
现代中国人对于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形成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本世纪上半叶，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激进的陈独秀和保守的梁漱溟，显然并不认为当时的中国或汉族已经是nation。陈独秀介绍了西方人关于nation的定义，认为中国和汉族都不是nation，因为中国的种族和语言不统一，汉族的方言不统一，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普遍缺乏爱国心。他说他自己的民族意识是到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才觉醒的。在1903年为拒俄运动而作的一篇演说中，他把漠视国事的人，从“国贼”、“逆党”、“只保身家，不问国事”的“无深谋远虑之绅商”，到“似开通不开通之士流”和“全国中乡鄙农民”，全都痛骂了一顿。[①e]梁漱溟论述了中国人缺乏集团意识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中国（汉族，他使用了汉族一词）周围的民族文化都比较低，因此中国在历史上没有剧烈的国际竞争。“既然无剧烈的国际竞争，国家无须常常对外，所以也就不大管束支配人民，人民亦不依靠国家（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是人人皆知的），二者的关系极其松软。国家不管束人民，人民不依靠国家，团体（国家）就不能坚固严密了”。内部原因是他那著名的“中国无阶级”论。“因为中国非阶级统治，故政治趋于消极，此益使人民散漫，忘了国家”。况且皇家也不允许人民结团体。[②e]显然，这类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部分知识分子在外敌入侵面前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立论未必精当。在同一篇演说中，陈独秀就说，“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只是爱国心未被唤起而已。到了1922年反对联省自治的时候，他发现中国各地方言的“微有不同”并不重要，因为文字和语言构造完全相同。[③e]梁漱溟的中国“无须常常对外”论，显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他的“中国无阶级”论也曾引起激烈争议。陈独秀和梁漱溟使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人们总是喜欢夸大本民族历史的说法受到了质疑，因为为了激发人民起来建设nation，他们必须证明这样的nation先前并不存在。
孙中山在不同时期曾对汉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存在表示过肯定，虽然他也批评中国人如一盘散沙。他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前提就是一个被征服的汉族的存在。到了清朝被推翻后，他又说：“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④e]这个“同一民族”显然包括汉族、满族和其他民族。30年代以后，汉族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对于民族的形象也有了更多的正面描述。毛泽东认为汉族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⑤e]蒋介石则描绘了一个包容了汉族和所有少数民族（宗族）的已有五千年历史并具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从不向外扩张，但也不容他人欺侮的中华民族。[⑥e]吕思勉在30年代提出，《中庸》里边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12个字，“是最表现得出我们民族形成的情形的”，[⑦e]因而实际上先于范文澜论述了古代中国民族特征的形成。
进入50年代以后，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开始受到前苏联民族理论、特别是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深刻影响。1953年，前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在前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上发表了《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文。[①f]他根据斯大林的定义，主张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是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而形成的。该文的译文于1954年在《民族问题译丛》上发表后，引起了中国史学界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热烈讨论。范文澜首先提出异议。他认为斯大林所提的民族的4个特征，汉族在秦汉时代即已具备。因此，“汉族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②f]他进而认为，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只是使汉民族在原来的基础上愈益加强了，但并未使它转化为资产阶级民族。在陆续发表的争论文章中，支持范文澜观点的并不多，大多数人都坚持斯大林的论点，强调资本主义对于民族形成的重要性。只是对于如何定义资本主义，又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在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汉民族即已形成。但也有人主张，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举入侵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崩溃的基础上形成统一市场后，汉民族才告形成。[③f]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形成民族？换句话说，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否适用于汉族？这场争论虽然很快就结束了，但它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以至于在50年代有人把它与农民战争、古代史分期、近代史分期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并列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朵花”。
到了80年代，当汉民族形成问题再被提起时，范文澜的观点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王雷试图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的观点提供新的论证。他特别强调土地占有形式在中国国家和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与中世纪西欧的庄园制经济和东方一些地区的村社公有制不同，中国以私人占有为主的多种土地占有形式，一方面迫使小农参加一定程度的商品交换；另一方面，又消灭了封建割据的基础。[④f]民族史学家江应梁和杨学琛、人类学家梁钊韬、社会学家费孝通等都支持汉族形成于秦汉或是秦汉以前的观点。江应梁实际上主张汉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他看来，秦汉时代“华夏民族改称汉族，不是这一人们共同体的改变，更不是新民族的形成，只不过是民族名称的变化。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较之先秦有了很大的发展，居住区域扩大、人口增加、经济发展，民族特征的诸要素更加稳固、更加鲜明”。[⑤f]杨学琛说：“汉族是以先秦夏、华夏族为中心，在秦汉时期形成为统一民族的。”[⑥f]梁钊韬等人试图寻求一种折衷，主张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族是古代民族，而不是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民族，但又认为两者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⑦f]费孝通指出，汉族的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他认为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是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育成时期，到秦统一天下时，汉族的形成就告一段落。[⑧f]总之，虽然在80年代曾有过关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热烈讨论，但没有人再真正用它去研究汉民族的形成。在80年代末期出版的一部研究汉族的论文集中，人们已把汉族形成于古代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⑨f]
关于越南民族的形成也发生过类似争论。而且，自50年代中期以来，这场争论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越南学者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认识也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据潘辉黎（Phan Huy L
）统计，至1980年越南学者已发表有关论文和专著40多种。1980年10月更以越南民族形成问题为题召开了纪念越南历史研究所成立20周年学术讨论会。[①g]在1955～1965年的第一阶段中，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如A·古贝尔（A·A·Gouber）和J·谢诺（J·Cesneaux），越南学者如陈辉燎（Tràn Huy Lin）和明峥（Minh Tranh）等，都试图运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去研究越南民族的形成，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西方学者认为，越南在18世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到19世纪中期西方入侵前夕开始民族形成过程。但由于法国的殖民统治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直到1945年“八月革命”时，越南民族形成过程尚未完成。越南学者则大都主张灵活运用斯大林的定义，他们认为越南在18世纪就已经形成了民族。虽然当时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尚不充分，但由于面临一些特殊条件，特别是外族入侵的威胁，越南民族便提前形成了。[②g]
但越南著名历史学家陶维英（Dào Duy Anh）却认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不适用于东方。他指出，只有西欧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东欧民族是在资本主义尚十分微弱、封建主义未被摧毁的条件下形成的，而东方民族则是在资本主义尚未出现、封建政权尚居统治地位时就已形成。他认为越南民族形成过程在10世纪越南脱离中国独立时就已开始，到15世纪时趋于完成。[③g]
在1965年以前，陶维英的观点受到批判，有人甚至因这种观点受到法律制裁。但在从1965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第二阶段的讨论中，特别是自1976年以来，陶维英一派的观点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斯大林的影响已不如从前；另一方面是因为陶维英的观点符合抗美救国战争中民族主义宣传的需要。当时历史研究的主题，如雄王建国、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反侵略斗争，等等，都涉及到越南民族形成问题。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有人提出越南民族在雄王建国时就形成了。也有人坚持陶维英的观点，认为越南民族形成过程始于10世纪独立时。还有人主张越南民族形成过程开始于雄王建国时，但到独立时或独立后才告结束。而明峥和梁宁（Lu
ng Ninh）等人则坚持认为越南民族在18世纪才形成。在理论方面，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不再被视为马列主义经典定义，因为它没有包含民族形成的各种要素，也没有说明民族过程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关系。[④g]
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张宝林（Truong Búu Lam）和黄金磬（Hu
nh Kim Khánh）等海外越南学者的支持。张宝林认为越南在进入近代以前，已经有了民族和民族主义。他写道，“不能因为到了19世纪时还有欧洲民族（nation）竭尽全力要建立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还有欧洲国家（如奥匈和奥斯曼帝国）在绝望地构造着民族精神（national soul），东方国家就要再等上一个世纪才能从欧洲接受民族主义思想”；“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不同，19世纪和19世纪以前的越南已经是一个nation。越南人有确定的国土，有共同的语言，有相同的传统和历史经历”。[①h]黄金磬也说：“与其他欧洲殖民地不同，越南在法国入侵时已经具备了nation的社会、文化特征，这包括了统一的传统，统一的文化，统一的语言和一个有效的政治和经济体系。”[②h]
虽然我们不清楚，在南、北朝鲜是否有过类似的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朝鲜学者同样有资格对朝鲜民族形成于近代的说法提出异议，因为与汉民族和越民族相比，近代以前朝鲜民族文化特征的一致性和民族内在的凝聚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由于众多少数民族的存在，在中国我们不得不把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区分开；在越南我们不得不把越（京）民族与越南民族区分开。在朝鲜，却没有必要作类似的区分，因为朝鲜是世界上罕见的在近代以前就已形成的单一民族国家。与朝鲜民族形成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朝鲜民族和文化的起源。日本殖民史学曾致力于抹杀朝鲜历史的独立性，或是鼓吹朝鲜与日本同源，或是宣扬朝鲜在文化上对历史上中国东北地区和西伯利亚的依赖性。中国和朝鲜的传统史学则常常过分强调中国文化对朝鲜文化的影响，有的甚至把朝鲜文化看作中国文化的一支。直到近代朝鲜民族主义史学兴起后，这些不良倾向才得到纠正，虽然有时又不免矫枉过正。[③h]1948年制定的大韩民国的宪法在《前言》中指出，大韩民国人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太古时代，并定1948年为檀君纪年第4281年。[④h]北朝鲜史学家则主张，早期朝鲜文明是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独立发展起来的，朝鲜的青铜文化和铁器文化并非自中国或西伯利亚传入。他们认为，铁器在春秋战国时代才在中国得到普及，而古代朝鲜各部落在此之前就已经会使用铁器。[⑤h]
南、北朝鲜学术界关注的另一个与朝鲜民族形成有关的重要问题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虽然由于渤海的存在和南、北分裂的现实，部分朝鲜学者，特别是北朝鲜学者，不愿承认新罗为朝鲜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但新罗统一对于朝鲜民族形成的重要性不容低估。正如李基白（Lee Ki-Baik）所说，新罗统一的意义“在于为朝鲜民族的独立形成创造了环境。当然，统一后的新罗和渤海就像一个分裂国家的两半，互相对立。但在最后，统一的新罗的国土和人民及其社会与文化变成了后来朝鲜历史的主流。在这个意义上，新罗统一的意义极其重大”。[⑥h]在1956年以前，北朝鲜学者也强调新罗统一的重要性。1956年问世的《朝鲜通史》写道，“七世纪中叶新罗统一三国是朝鲜历史发展中的划时代的事件”，[①i]因为它促进了朝鲜民族语言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文化统一性的形成。南韩学者Lee Cheong-soo认为，新罗的统一是通过武力实现的，因此只是形式上的统一，而不是意识和文化上的统一。后来高丽的统一是通过说服实现的，因此是意识上的统一。这种意识上的统一才是朝鲜民族形成的真正动力。[②i]这种观点的现实政治含义十分明显，并因此而忽略了两件事实：首先，高丽的统一并非完全是通过说服实现的；其次，如果说高丽的统一顺应了民心的话，那么这种民心也应该是在新罗统一时代形成的。自60年代起，北朝鲜学者也开始把高丽看作朝鲜的第一个统一王朝，因为它包含了新罗的国土和国民以及渤海的遗民和部分国土。[③i]
虽然对于东方民族形成于近代的观点的批评主要来自东方学者，但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分别由东方学者和西方学者组成的两大截然对立的阵营。正如东方学者中有人主张东方民族形成于近代，西方学者中也有人主张东方民族形成于古代，或至少是承认nation的某些主要特征在古代东方即已存在。[④i]本杰明·阿克津（Benjamin Akzin）曾指出，悠久而精美的共同的政治与文化遗产，使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前就具备了nation所必要的一切外在特征，尽管直到现在地区差别仍广泛存在，交通联系也十分落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与欧洲的民族—国家具有同样鲜明的特点，但历史却更为悠久。[⑤i]詹姆斯·汤森（James Townsend）主张汉民族在近代以前就已存在。虽然他无法确定其形成的具体时间，但他认为，秦汉的统一为汉民族的形成提供了行政和意识形态上的基础。他认为，詹姆斯·哈里森（James Harrison）和约瑟夫·利文森（Joseph Levenson）等人关于中国在近代以前只有文化主义而无民族主义的观点，是夸大了古代中国的文化主义而忽略了民族主义，因此实际上夸大了近代与近代以前的差别。[⑥i]普拉森吉特·杜阿拉（Prasemjit Duara）支持汤森对哈里森和利文森的批评，主张中国在近代以前就已具备类似于民族意识的政治群体意识，只是这种意识与文化群体和宗教群体的意识以及家族意识、地方意识等共存，并且不一定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但他又说，这种现象在所谓现代民族中也同样存在。他的“解构”和“二分”（bifercation）使他实际上成为真正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但他对于现代化理论夸大现代变迁的批评是中肯的。[⑦i]迈克尔·恩格—奎因（Michael Ng-Quinn）试图说明，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存在着一种以国家统一和相同文化为基础的理想化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使中国人至少在心理上获得了统一，从而使国家得以延续。[⑧i]麦克尼尔觉得，与欧洲、西亚和印度相比，中国古代文明具有更强的凝聚力。[⑨i]基尔南（Kiernan）指出，古代东方国家（朝鲜、越南、中国和日本）具有印度和阿拉伯国家所不具备的民族情感（national sentiment）和公共意识（public spirit）。[①j]洛卡德（Lockard）把越南人所表现的始终一贯的民族主义精神称为“未经解释的奇迹”。在他看来，那种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都是由西方人发明并传播到其他地区的观点并不符合越南的历史，因为在这里民族意识自古就有。[②j]一位朝鲜史专家写道：“那个时代（指新罗统一时期）的朝鲜在地理上、语言上、某种程度也在文化上已与今天的朝鲜无异，因此，朝鲜是现代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实际上，中国是唯一一个在语言、居民和疆界方面比朝鲜具有更悠久的连续性的民族（nation）。日本是其他少数几个与朝鲜具有同样悠久的民族认同的国家。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一个近代欧洲民族在当时已形成其今日之格局。”[③j]
西方学者的这些观点还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即多少证明了关于东方民族形成于古代的观点并不完全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物。显然，东方民族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文化和意识的统一性及延续性。在综合各家学说的基础上，可以说，不论运用哪一种民族定义，即是说，不论强调的是主观的意识，还是客观的文化、经济和地域的因素，或是二者兼备，汉、朝、越三大民族的基本形成都在近代以前。之所以是基本形成而不是完全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在近代三大民族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不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一个可资对照的nation的标本，即便是某些学者心目中最典型的西欧的nation，也远未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有人更认为，完美的nation是不存在的，nation永远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盖尔纳曾建议我们把古代和近代的民族分布图作一比较，以便了解近代民族主义对民族格局的影响[④j]。在西欧，这两张分布图是截然不同的。但在东亚，近代前和近代后的民族分布格局则几乎没有变化。这三大民族如果分开来看，都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建立于军事征服之上的缺乏内在联系和共同意识的帝国，这突出地表现为三大民族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分裂、追求统一。如果合起来看，那末包容了这三大民族的所谓中国的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Order）也未能阻碍朝、越两大民族发展出自己独特而独立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意识。因此，就东亚三大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言，近代只是古代的延续，而不是新的开端。也就是说，近代对于东亚和西欧的民族形成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西欧，它带来了新生的民族；在东亚，它促成了民族的新生。
四
在认为古代东方各族已成为nation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却不愿意承认它们是正常的naition。他们试图在东方的nation之前加上各种各样的限定词，以便表明：作为nation，它们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如范文澜就把中国汉民族称为“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显然，范文澜先入为主地把斯大林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西欧民族当作了常态，而把在资本主义上升以前就已产生的汉民族当作了变态。但若从欧洲以外的观点看，为什么就不能把东方的历史延续性当作常态，而把中世纪欧洲的分裂和混乱看作变态呢？
另一种企图是所谓“政治民族”与“文化民族”的划分。这两个概念是由德国学者提出的。前者是指建立在个人和集体的自觉意识上的民族；后者则缺乏这种意识，而主要靠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共同地域等客观条件维系着民族的存在。法国、英国和美国这些曾在政治革命中表现出强烈民族意识的国家的民族，被认为是政治民族的典范；而统一前的德国、意大利和独立前的中、东欧各国，因没有经历政治革命和建立民族—国家，则被称作文化民族。在欧洲之外，一些学者把近代以前的中国、朝鲜和越南等东方民族也称作文化民族。这种“二分法”实际上重复了主、客观民族特征的老调：政治民族强调的是主观的政治意识；文化民族则侧重客观的文化特征。在这一点上，文化民族十分接近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但由于没有“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一限定条件，文化民族与一般的ethnic group很难区别。实际上，政治民族与文化民族的定义由德国学者提出并非偶然。在很大程度上，文化民族的概念反映了德国学者把德意志民族的形成时间往前推的努力。统一前的德国没有形成民族—国家，与英、法民族差别太大，不便堂堂正正地叫作民族，但又不甘心被叫作ethnic group，于是便造出“文化民族”的概念来，一方面证明德意志是个民族；另一方面又解释了德国与英、法的差别。这种两分法的弊端还在于割裂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如前所述，按照一派学者的观点，只有文化特征而没有政治意识的nation，就不成其为nation；而政治意识常常也必须以文化特征为基础。纵使文化民族的定义能够成立，只要稍稍比较一下东、西方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把统一前的德国、意大利和近代以前的东亚诸国混为一谈是多么牵强。
还有人试图把近代产生的西欧民族叫作现代民族，而把近代以前的东方民族叫作“原始民族”（protonation）或“古代民族”（primodern nation）。这种划分是与有关现代化的理论分不开的，使用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化和工业化等指标。这种政治—经济决定论在正确地强调了政治—经济因素对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的同时，却忽略了民族特征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如果我们承认民族最重要的特征是外在的文化一致性和表现为民族意识的内在凝聚力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同时也承认，能够影响文化一致性和民族凝聚力的因素是广泛而复杂的，不可能只是一个资本主义，一个工业化或民主化，或是这几个因素的简单相加。以文化一致性来说，麦克尼尔成功地证明了历史上落后的边缘地区总是比先进的中心地区具有更多的民族和文化的一致性。[①k]至于内在凝聚力，当今民族意识最为强烈的国家往往都在第三世界，这倒不是因为那里的现代化水平特别高，而主要是由于殖民统治的历史和不平等的现实。这清楚地表明，民族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并非用“狂热”二字就可解释得了的。此外，许多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的国家也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遭受着民族冲突和民族分裂的困扰，这说明现代化并没有能够改变那里民族的性质。流行于前苏联、中国和越南等国的“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概念，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按照这种划分法，汉、朝、越三大民族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前，一直比资本主义民族低劣和落后；但一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马上就比资本主义民族先进了。这种划分法还意味着：统一前的南越和北越、今日的南朝鲜和北朝鲜、大陆和台湾的民族都是不同性质的民族，其差别远远不只是在社会制度方面。[②k]
为了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使用“古代民族”的概念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需要说明的是，东方的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之间有着很强的连续性。近代所带来的一切变化，如标准语言的传播、地区间交往的改善、劳动阶层特别是农民的政治参与以及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等等，都是在近代以前已有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近代以前的许多特征，如地方意识、家族意识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依然存在着。
五
东亚的民族形成过程之所以在近代以前就已开始并告一段落，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东亚具备了一些中世纪欧洲所不具备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因为阻碍了欧洲民族形成的一些重要因素在东亚并不存在。在东亚有而欧洲没有的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央集权国家。就民族形成而言，君主以及以他为首的整个国家机器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种种统合手段制造着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统一性。众多的学者把汉民族的形成归功于秦汉的统一，把越民族的形成归功于10世纪的独立建国，把朝鲜民族的形成归功于新罗或高丽的统一，这并不是偶然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之前的历史就不重要，如前所述，江应梁和费孝通都论述过春秋战国时代对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性。应该说，夏、商两代和西周也很重要，因为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分裂状态下华夏意识的维系，主要是靠对前三代、特别是西周的共同记忆。这种共同记忆的基础就是在分裂之前业已形成的一种共同意识。许倬云指出，西周通过对东方各旧姓居地的分区控制，以及与各国内部殷商遗民和东方旧族的结合及与辖境之外的土著的交往，使古代以姓族为集群条件的局面变成了以诸族相融合的新组合，于是，“…在这个秩序的基础上凝结了一个强烈的‘自群’意识，后世的华夏观念，当由周初族群结合而开其端倪”。[①l]田继周则认为，具备（狭义）民族特征的夏族或华夏族在夏代就已形成，而商人和周人都是夏族的一部分。[②l]基思·泰勒（Keith Taylor）追溯了从东山文化时期到独立建国时的越南历史，分6个阶段描述了越南的诞生。[③l]有的越南学者认为，越南早在被中国征服之前就建立了国家，正是对这个国家的记忆给了越南人追求独立的精神力量。在朝鲜，在三国时代和那以前，各地区之间已有广泛交流。三面环海、一面靠着中国的地理形势也使朝鲜半岛成为一个自然的政治—文化区域。统一和独立使一切业已存在的共同特性及共同纽带得到巩固和加强，因为在此之后有了确定的边界。三国之间的边界虽然时有变化，但可能依然是世界上最悠久而稳定的边界。边界的划定确定了一个民族在地理上的外延，即斯大林所说的共同地域，并强化了“我们”和“他们”的意识。这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困扰就是教皇、皇帝、国王和诸侯之间界线不分。英、法之间虽横着一条海峡，但双方的边界是到百年战争时才最后划定的。
东方国家在政治上是中央集权制，不存在中世纪欧洲那种封建制度。也就是说，对东方国家来说，外部边界是唯一重要的政治界线。但这并不是说，这就彻底消灭了分裂的因素：中国秦汉统一之后紧接着是三国鼎立和南北朝对峙；朝鲜在新罗之后也有过短暂的后三国时代；越南则有十二使君之乱和以后南、北之间的长期分裂。只是在这里，分裂从来没有成为制度。统一不只是君主的意志，也成了民族的意志。正因为如此，一些主张封建制度就是指政治权力的分割，即君主与贵族之间关于权利和义务的契约的学者认为，中世纪的中国、越南和朝鲜根本不存在封建制度；东亚唯一有过西欧式封建制度的国家是日本。
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也完全控制着思想和文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代以前的中国、朝鲜和越南享有基本相同的高等文化，主要是汉字系统及其所表述的儒、佛、道等思想和学说。这种统一的高等文化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那样，凌架于民族与国家之上而起着模糊民族与国家界限的作用，并因此而妨碍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形成。由于至高无上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没有任何一种东亚的宗教思想体系得以形成为一种超越国界并凌架于国家之上的独立的政治权力。相反，所有的宗教思想体系都只能沦为君主强化统治的工具。君主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喜好取舍着儒、佛或是道。在越南独立和朝鲜统一之初，佛教受到青睐。在越南，是为了有别于中国并清除残余的中国势力；在朝鲜，据信是因为国王想利用崇拜一神的佛教作为统一国家的工具，而贵族们也认为这种宣扬来世和轮回的宗教有助于使他们的特殊地位合理化。[①m]但到了后来，儒教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朝鲜和越南，引进中国文化的工作多由各自的政府主动进行，这说明这种文化对他们是有利而无弊的。朝鲜在三国时代就传入了儒教和佛教，统一后的各个朝代，从新罗到高丽到李氏朝鲜，都不遗余力地引进中国文化。在中国统治越南的一千多年中，许多地方官都致力于“教化”当地人，这种强迫同化有时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斯蒂芬·奥哈罗（Steven O'Harrow）指出，强迫同化政策常常引起越南人的激烈反抗，而越南人在独立时，更乐于引进中国文化。[②m]这种自主性也表现在他们可以重新解释这种文化以使其地方化。儒教到了朝鲜和越南，“君”成了当地的君，“国”是当地的国，而“天下”也不再以中国为中心。梁志明说，越南人把儒教引入越南后，“注入了爱国主义内容，使用了民族化的语言”。[③m]基思·泰勒认为，越南人早在中国殖民统治时代就学会了用中国的文化遗产来表达他们非中国的民族认同。[④m]显然，在古代东方，由于宗教思想体系完全屈从于政治权力，文化的相似性并没有模糊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张宝林指出，虽然越南汉化的程度很深，但中国并没有把越南视为中国的一部分，最多也只是把它看作最亲的贡国，时常还把越南人当作“蛮族”。而越南人也认为自己与中国人不同并决心走独立之路。另一方面，汉化却使越南人把占人、高棉人和老挝人视为蛮族，不愿与他们相混，并要他们进贡。“虽然我们不清楚‘越南人’意味着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越南人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蛮族（指占人、高棉人和老挝人等）”。[⑤m]杜维明认为，在所有中国的和外国的王朝中，朝鲜的李朝（1392～1910年）是儒化最彻底的。[⑥m]但朝鲜人也没有因此就变成了中国人。在东方，既然没有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超越国家并与国家争夺民众效忠的宗教体系，也就根本不存在欧洲中世纪教皇与皇帝和国王之间的那种矛盾。盖尔纳所说的那种常常成为农业社会的特征、并成为阻碍农业社会进化为nation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的冲突，[⑦m]在古代东方并不存在。
东亚的宗教文化——这里姑且把儒学也当作一种宗教——对于民族的形成不但没有阻碍，反而有所促进。中国、越南和朝鲜一直被视为儒学文化圈的主要成员，因为在该地区的几种主要思想体系中，儒学无疑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儒学的思想与基督教的教义大不相同。基尔南指出，儒学关注的是现世，而不是个人私下对现世的逃避和对来世的祈求，因而有助于东方“民族情感”和“公众意识”的形成。[①n]的确，如果说在中古的欧洲，知识阶层是在为一个超越国界的上帝服务的话，那末在同时期的东方，最有才干的人都在为各自的君主和国家效力。麦克尼尔认为，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其他普世宗教相比，儒教的平等主义更为彻底，具体表现为任人唯贤的科举考试。这不仅有助于阶级流动，也有利于民族同化。[②n]Dow Tsung-i试图证明，儒家思想中含有与代近民族和民族主义等概念相似的观念，而儒家民族观所强调的是对一种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和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③n]中国的“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则总结出儒教对待社会阶级问题的三大原则，即：反对权位世袭；反对财富偏颇集中和强调伦理情谊，[④n]其核心是平等、调和。
部分地由于这种平等主义，有的学者如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阶级差别。这种看法或许有溢美之嫌，但东方各国的确不存在像中古欧洲那种严格而持续的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与隔绝。朝鲜是三国中最具贵族政治传统的国家，但在儒教传入后，贵族统治就逐渐衰弱了。在中国和越南，虽然有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但各等级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社会是一个流动的整体。在这方面，科举制度的确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它促成了一个跨越阶级、地区和文化界限的网络，使不同背景的人走到一起，在不断的交流中创造和丰富着一种共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又通过他们与家乡（部分家庭成员留居家乡、告老还乡等）和地方（任地方官或被贬）的联系反馈到各地，一种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就这样得以产生、保持和传播。应该说，连农民也处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由于种种原因，关于古代东方农民的形象，一直存在着几种错误的观念，认为他们在经济上完全自给自足，不与外部世界发生任何联系；在政治上只关心自己的小片土地；在文化上，一些学者倾向于夸大农民文化与统治阶级文化的差别。张光直证明了中国早在夏、商、周时代就不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静止而自给自足的村社的天下了。[⑤n]东方历史上历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在历代反外族入侵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多少表明他们并非全无政治意识。农民的文化与上层文化有所区别，却并非永远对立，因为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⑥n]这种交流在朝鲜和越南尤为重要，因为在那里文字与语言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实际上，如果不能把古代东方农民看作nation的完完全全的成员的话，那末恐怕也不能把他们看成既存社会政治秩序的永远的局外人或反抗者。
近代学者重视资本主义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大大加强了区域间的联系，促进了统一的文化和意识的形成。古代东方虽然没有资本主义，却并不缺少区域间的联系。如果把威廉·斯金纳（William Skinner）所说的市场体系和行政体系稍作延伸的话，可以把古代东方区域间的联系分为民间的和官方的两类。前者主要是指一个以发达的传统生产技术为基础的覆盖了国内各地区的商业网络，但也包括其他人如宗教人士、江湖人士和起义者的活动；后者则包括由国家组织的全国性的经济活动，如巨大工程的建设和粮食运输等，有组织的常常带有强迫性质的大规模的移民，全国性的官员调遣和兵员调动，以及科举考试，等等。为了保证这种交流，国家建设并保持着发达的道路系统和驿站系统。
由于国家是东方最重要的政治单位，战争也多在国家之间进行。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和诸侯之间的战争以及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部落战争，在这里并不具有重要性。在东方，甚至割据势力之间的内战也几乎毫无例外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为统一国家而战的人同为保卫国家而战的人一样，都被视为民族英雄。这些事迹，同民族历史上的其他重要事件一样，都通过一种举世无双的历史传统代代相传，并通过正史以外的渠道传播到民间，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东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是一种悠久的本土传统的延续，而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是由一种自西方传入的观念激起的。例如，我们可以说，法国人让越南人认识到了坚船利炮的厉害，却不能说，法国人首次让越南人了解到民族、国家、自由和独立等概念。法国到百年战争时才出了贞德，越南早在公元40年就涌现了二征夫人；法国到大革命时才有《马赛曲》，而越南人自10世纪独立时起到法国入侵时止，在历次反抗入侵的战争中，已创作出多篇慷慨激昂的檄文。朝鲜历史学家统计，朝鲜历史上总共经历了936次外族入侵。[①o]在中国人的历史中，外族入侵也是一个大题目。
当欧洲的皇帝、教皇、国王和诸侯互相牵制、互相争斗并因此阻碍着或至少是无心去促成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形成的时候，东亚这3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却正利用着所掌握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工具统一着各地区，整合着各阶级，同化着各民族。这些努力的结果是，虽然商品经济和交通联系并不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发达，但各地区之间也并非相隔绝：国内有着民间的和官方的各个层次的交流网络；虽然方言并不统一，但文字却已规范化；虽然地区意识还广泛存在，但国家观念亦已深入人心。在这里，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基本上是合二为一的。最初是国家促成了民族的形成，在民族基本形成之后，民族意识又反过来成为统一国家的保护神，特别是在国家陷于分裂或遭受入侵的时候。
实际上，欧洲民族之所以在近代才形成，并不是因为在此之前没有资本主义，而是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强有力的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促进了集权国家的建立罢了。奥尔特指出，在法、英、葡萄牙和瑞典等国，国家建设与民族形成或是同步进行，或是互为先后。这几个民族恰恰都是在各自国王的领地上形成的，其国家界线与民族界线基本重合。法兰西境内众多具有不同起源、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集团是由国家统合成一个法兰西民族的，民族是自上而下形成的。[②o]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位荷兰学者设想，如果秦朝的统一不是那么成功，以后历代王朝又没能有效抑制离心力量的话，今天中国的土地上可能就会像现代西欧一样出现众多的民族—国家。反过来，如果路易十四或拿破仑能成功地在欧洲建立霸权，那末现代欧洲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民族了。[③o]
六
民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但事件也并非全不重要，在各民族的历史上都不乏具有里程碑作用的伟大事件。像近代之初英吉利民族和法兰西民族的政治革命，美利坚民族的独立战争，德意志和意大利民族的政治统一，就属于这样的事件。在东方，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事件则有中国的秦汉统一、朝鲜的新罗统一和越南的独立建国。革命、独立、统一，这些许多民族都经历过的伟大事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刻画了一个民族最初的轮廓，并为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事件标志一个民族形成过程的正式开始、划一段落或基本完成，而不是它的终结，因为严格地说，这个过程是没有终结的。正因为如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nation；另一方面，我们却找不出一个已经彻底形成的完美的nation。
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道路极为多样，而影响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因素则十分复杂。如果资本主义不能解释所有民族的形成的话，中央集权的国家恐怕也不能。只是另一方面，又的确很难找出在历史上从未建立过国家却还能被称为naiton的种族—文化集团。即使承认了国家对于民族形成的相对普遍的重要性，也并不意味着各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都经历了相同的模式。例如，在东亚各民族形成的最初阶段，如果说在汉民族和朝鲜民族中主要表现为“统”的趋势的话，在越民族中则主要表现为“分”的倾向。西欧各民族的形成过程也各具特点。法兰西和德意志就走过基本不同的道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民族形成的道路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点。相似性在于一个统一而持续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心的重要性；不同点则在于在东方和西方，这样的权力中心形成于不同的时代，并具有不同的形式。同时，由于在西方，这个权力中心的形成是与经济、技术和社会的革命同时发生的，民族的诞生和成长也就是急风暴雨式的。而东方民族形成的步伐则较为和缓。
关于东方民族（主要是东亚民族）的形成，一直流传着两大神话：一个是古老的本土神话，说的是汉民族在炎、黄二帝时就已形成，朝鲜民族在檀君时就已形成，越民族在雄王时就已形成；另一个是现代的外来神话，其主角是“神秘万能”的资本主义。前者曾被一些人当作信史；后者曾被另一些人奉为科学，但最终二者都不免沦为神话。或许，正如某些大家所说，nation这个词，天然地就带着几分神秘色彩吧！
* 本文曾请郭颖颐、李毅夫教授审阅和修改，谨致谢忱。但文责由作者自负。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n old theme with the attempt to achieve,(but the author is not confident that he has alrdady achieved,)two new purposes:one is to inviting the East and the west scholars tohave a dialog;the other is to disscuss the Hans,the Koreans and the Viethamese thogether to stress an Oriental pattern.This article support the viewpoint that the Oriental nations had already formed in general before mdoern times,and holds that modern times were of basicly different significance for the formation courses of the Oriental nations and the West nations,and it is not the modern capitalism but the unitary centralized state and the Oriental traditional cutlture which served such a state that was the decisive factor i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Oriental nations.
注释：
①a Seton-Watson,Hugh,Nations and States: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Methuen,London,1977,p.5.
②a Renan,Emest,What is a Nation,Martin Thom trans,in Homi K.Bhabha ed.,Nation and Narration,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0,p.19.
③a Weber,Max,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Guenther Roth & Claus Wittich ed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78,p.922.
④a E.J.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8.
⑤a Anderson,Benedict,Imagined Communities,Verso,London and New York,1991,P.6.
⑥a 如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认为，只有建立了国家的ethnic group才能称为nation。参见Karl Deutsch,Nation and World,in Ithiel de Sola Pool,ed.,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Toward Empirical Theory,New York,1967,p.207.
①b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4页。
②b 大概正因为斯大林忽略了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在五六十年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开始受到质疑后，前苏联学者普遍强调应把“民族自我意识”或“共同民族属性意识”列为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参见李毅夫：《苏联民族研究理论建设述评》，载《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第3～4页。
③b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95页。
④b Kellas,Jame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London,1992,p.2-3.
⑤b “部族”一词为俄语народностъ的中译，但也有人认为应译作“古代民族”。
①c 参见安德森·本尼迪克特：Imagined Communities，第44页。
②c Gellner,Ernest,Nations and Nation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140-141.
③c 参见E·J·霍布斯鲍姆：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1780，第3、9～10页。
④c Greenfield,Liah,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2,p.14,23,277.
⑤c Godfried van Benthem van den Bergh,Myth and Process:Two Meanings of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Working Paper Series,no.145,Instituteof Social Studies,The Netherlands,1993,p.1-2.
⑥c Pfaff,William,The Wrath of Nation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3,p.16.
⑦c William MacNeill,Polyethnicity and National Unity in World Histor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6,p.35.
⑧c 参见休·塞顿—沃森：Nations and States，第15页。
①d Ian Wood,Defining the Franks:Frankish Origins in Early Medieval Historiography,in Simon Forde,et al.,eds.,Concept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Middle Ages,Leeds Texts and Monographs,New Series 14,1995,p.47.
②d Peter Alter,Nationalism,London.Edward Amold,1994,p.40.
③d 休·塞顿·沃森归纳出欧洲民族形成的3种途径：由旧有的王国发展而来，如英、法、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瑞士、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主要通过统一运动而形成，如德、意、希腊、波兰和南斯拉夫；主要通过独立运动而形成，如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休·塞顿·沃森前引书）。彼得·奥尔特（Peter Alter）认为这3种途径恰好代表了欧洲民族形成的3个阶段（彼得·奥尔特前引书，第71页）。
④d John A.Armstrong,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
⑤d Anthony D.Smith,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New York,BasilBlackwell Ltd.,1987,p.25,32.前引Simon Forde,et al.eds.,Concept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Middle Ages,也是这一派的代表作。
⑥d 参见阿姆斯特朗前引书：Anthony D Smith,National Identities:Modern and Medieval,in Simon Forde et al.,eds.,Concept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Middle Ages,第29～30页。
①e 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16、53～54、55～57、113～115页。②e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637～638页。
③e 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81页。
④e 陆达节辑：《孙中山先生外集》，中华书局，1932年，第65页。转引自张正明、张乃华：《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6期，第4页。
⑤e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17页。
⑥e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1943年），载《蒋总统集》，第1册，台北，国防研究院，1960年，第119页。
⑦e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转引自曾文经：《论汉民族的形成》（1955年），载《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
①f 正如该文译者所说，该文论述的主要是汉民族形成的问题。
②f 范文澜：《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载《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第12～13页。
③f 主要文章均见上书。
④f 参见王雷：《民族定义与汉民族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第143～158页。
⑤f 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04～107页。
⑥f 杨学琛：《中国民族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3页。
⑦f 参见梁钊韬、陈启新、杨鹤书编著：《中国民族学概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7页。
⑧f 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45页。
⑨f 参见袁少芬、徐杰舜编：《汉民族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h 关于日本殖民史学对朝鲜历史的歪曲，参见Hugh W.Kang,Images of Korean History,in Andrew C.Nahm,ed.,Traditional Korea-Theory and Practice,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Westem Michigan University,1974,p.1-19.;Warren W.Smith,Jr.and Benjamin H.Hazard,Translator's Preface,in A History of Korea,by Takashi Hatada,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Warren W.Smith,Jr.and Benjamin H.Hatada,Santa Barbara,California:ABC-CLIO,Inc.,1969,p.v-si;and Hatada Takashi,The Significance of Korean History,The Japan Interpreter,1974,IX:2,p.165-176.Hugh W.Kang的文章也含有对朝鲜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
④h Kim Yiung-soo,Gendral Introduction,The Identity of the Korean People:A History of Legitmac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National Unification Board,the Republie of Korea,1983,P.1
⑤h 转引自Yong-ho Ch'oe,History in North Korea:Its Role and Characteristics,Journal of East and West Studies,1976,vol.5 no.1,p.9.
⑥h Lee Ki-Baik,A New History of Korea,translated by Edward W.Wagner with Edward J.Shultz,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71.
①i 转引自Yong-ho Ch'oe,History in North Korea……，第14页。
②i Lee Cheong-soo,The Mainstream of History of the Korean People and Legitimacy,The Identity of the Korean People,p.15.
③i Yong-ho Ch'oe:Histiry in North Korea……第14～15页。
④i 显然，有的学者很难简单地归入东方学者或西方学者一类，此处只是姑且作些划分。
⑤i Benjamin Akzin,State and Nation,London,Hutchinson,1964,p.181-182.
⑥i James Townsend,Chinese Nationalism,Jonathan Unger,ed.,ChineseNationalism,M.E.Sharpe,New York,1996,p.1-30.
⑦i 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ibid.,p.31-55;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⑧i Michael Ng-Quinn,National Identity in Premodern China:Formation and Role Enactment,in Lowell Dittmer & Samuel S.Kim eds.,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Ithaca,Comell University Press,p.57-58.
⑨i 参见威廉·麦克尼尔：Polyethnieity and Notionol……第19页。
①j V.G.Kiernan,Imperial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s,Harvey J.Kaye ed.,New York,Routledge,1995,p.125.
②j Craig A.Lockard,The Unexplained Miracle,Reflections on Vietnam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Survival,Journal of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Leiden,E.J.Brill,vol.XXXIX,1994(1-2),P.10-35.
③j Reischauer Edwin O.,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New York,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55,p.272.
④j 参见欧内斯特·盖尔纳：Nations and Nationalism，第139页。
①k 参见威廉·麦克尼尔：Polyethnicity and National……。
②k 苏联学者还发明过“民族体”和“民族社会机体”的概念，前者泛指某一民族的所有成员，而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后者则指处于特定社会—经济形态和国家政治实体中的民族成员。按照这种划分法，汉民族这个民族体中包含了大陆和台湾两个民族社会机体。朝鲜民族这个民族体中包含了北朝鲜和南朝鲜两个民族社会机体。越民族这个民族体在统一前也包含了北越和南越两个民族社会机体。此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获广泛接受，且仍然是一种政治—经济决定论。参见李毅夫：《苏联民族研究理论建设述评》，第5～6页。
①l 许倬云：《西周史》，台北，联经，1984年，第137页。
②l 田继周：《夏代的民族和民族关系》，载《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第28～29页。
③l Keith Weller Taylor,The Birth of Vietnam,Berkeley,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83.
①m 参见Lee Ki-baik,A New History of Korea,第59～60页。
②m Steven O'Harrow,Nguyen Trai's Binh Ngo Dai Cao of 1428:The Development of A Vietnamese National Identity.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9,vol.10,no.l,p.159～174.
③m 梁志明：《论越南儒教的源流、特征和影响》，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26页。
④m Keith Weller Taylor,The Birth of Vietnam,Berkeley,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83,p.xxi.
⑤m 参见Truong Búu Lam,Patterns of Vietnamese to ……，第29～30页。
⑥m Tu Wei-ming,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p.661.
⑦m 参见欧内斯特·盖尔纳：Nations and Nationalism,第8～9页。
①n 参见V·G·基尔南：Imperial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s,第125页。
②n 参见威廉·麦克尼尔：Polyethnicity and National……，第82～83页。
③n Dow Tsung-i,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A Nation and Its Historical Practice,Asian Profile,vol.10,no.4,1982.
④n 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4～385页。
⑤n K.C.Chang.Art.Myth,and Ritual,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26.
⑥n 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415～420页。
①o Lee Cheong-soo,Legitimacy in the History of the Korean People,The Identity of the Korean People,Seoul,Nationa Unification Board,1983,p.16.
②o 参见Peter Alter,Nationalism,第14～15页。
③o 参见Godfried van Benthem van den bergh,Myth and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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