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至1937年南京政府派留学生的途径_中央日报论文

1927年至1937年南京政府派留学生的途径_中央日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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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十年,是国民党确立并加强在全国统治的时期。一方面,因亟需各种专门人才,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亦重视了留学教育;另一方面,由于连年内战,财政入不敷出,派遣留学生难以以中央为主,不得不采取多种途径,由此造成了这一时期留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留学生派遣途径的多样性。主要是:

(一)中央派遣党员留学生

为培养“党治”人才,1929到1931年国民党先后派遣几批近百名党员出国留学。这种党员留学,有别于普通留学教育,它不是由教育部门具体办理,而是由国民党中央直接组织进行的。1928年7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委员会上呈国民党中央,建议考选一批有“革命”历史的党员出国留学,“俾学成归国得以发扬党义,实现党治。”(注: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22-1401。)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央训练部部长丁惟汾提出的《革命青年培植及救济案》,决定“对于努力革命工作,确有成绩之同志,考选其学有根底者,派遣各国留学。”不久中央训练部草拟了《失学革命青年救济规程》,经中央组织部会核,提交12月27日的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规程》规定“本党党员入党满三年以上为党奋斗确有成绩身体健全绝无嗜好而无力就学者,得由其工作所在之县或与县同级之党部审查认为确实后,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详加考核,分别补助学费入国内相当学校或派往外国留学,此项补助费由中央特筹专款办理。”“派往外国留学之学生必须为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之毕业生。”(注:《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通告》第二号,《中央日报》1929年3月12日。)根据该规程,随即派遣李蔚唐等27人赴国外留学,内除陈杰、于振瀛二人因故未出国外,计放洋25人(注:《中训部公布中央派遣留学生统计》,《中央日报》1930年3月27日。)。

接着中央训练部会同中央组织部草拟了《失学革命青年救济规程施行细则》,经1929年2月14日的国民党197次中常会通过。7月22日国民党三届26次常会又议决“资送革命青年办法”五则:(一)名额一百名;(二)学科以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为主;(三)国别德美;(四)方法考试;(五)年限以所入学校毕业时间为限(注:《中训部办理派遣党员留学之经过》,《中央日报》1929年11月1日。)。会议还通过了《中央派遣党员留学考选会组织规则》。据此,9月19日国民党36次中常会推举蒋介石、胡汉民、叶楚伦、何应钦、戴传贤、陈立夫、刘芦隐7人为考选委员会委员。该会从1929年10月18日成立至12月25日撤销,其间开会10次,对外发布通告14号,具体主持领导了考选活动。至12月,投考党员203人,经审查合格者135人,到场应试者80人。一试、二试之后,经过试卷(占60%)和“革命”历史(占40%)评定,录取徐季吾等70名,其中24名外语成绩较差者须经补考合格后方准出国。

国民党对党员留学生的管理,较普通留学生严格得多,其人数虽少,却专门成立了中央派遣留学生管理委员会,对其单独加以管理,并具体办理了考选党员留学生前后三批的放洋事宜。外语合格的46人于1930年2月15日由上海出国,是为第一批。余下的24人,1930年6月补考外语合格者13人,另有补行全部考试的3人皆被录取,其中1人需补习外语。这样,这次合乎出洋条件者15人,除熊韶筠因分娩推迟放洋外,皆于8月21日由沪启航,前往美国,是为第二批。1931年3月又举行了第二次外语补考,参加者9人全部及格,4月放洋留美,是为第三批。国民党考选党员留学,前后三批,共计70名,如加上1929年3月未经考试出国的25人,则合计为95名。

党员留学生从志愿学科看,主要为政治、经济,理工科较少,反映出主要为培养“党治”人才的派遣目的。而留学国别主要集中于美国,95人中有70人,约占74%,这与南京政府亲美外交政策相一致。留学党员的最显著特点是具有实际工作经历,几乎全是担任过一定职务的党务人员,多数正在或曾在中央党部、省党部任职;留学党员在留学期间除完成学业外,还负有宣传“本党主义”、搜集国外情况等特殊使命;由于政治活动的牵扯,自然影响专业的学习,“只知奔走呼号,不务实际学问”,这是当时社会一般人对此辈党员留学生的总体看法。当然,发愤读书者也不乏其人。另外,党员留学生有较强的凝聚力,毕业回国后便组织同学会,以效忠于“党国”。国民党对党员留学极为重视,不仅党政军要员亲自参与组织考选、管理,而且于放洋前和回国后通过训话、讲演、谒中山陵等方式加强思想教育。

(二)陆军留学生和海军留学生

南京政府建立后,国民党新军阀为巩固其专制统治,自然十分重视军事留学教育。军事官费生之派遣与管理,原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自1928年8月废除军事委员会后,即移交训练总监部主管。该部鉴于过去办法之紊乱,遂拟定军事留学生划分办法,在此基础上,1929年4月国府明令公布了《陆海空军留学条例》,对军事留学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

军事留学主要是陆军和海军。陆军留学方面,由训练总监部主管。1929年5月,中央军校校长蒋介石,拟送学生百名赴英美德法留学,为期6年,特令军校第6期毕业生在各队前20名者应试,及格者48人,后有44人放洋。1929年8月,训练总监部公布了《军事留学计划》,拟定“自本年度起,每年考选欧美日留学军事员生60名”,学员学生各半(注:《中央日报》1929年8月19日。)。曾准备于11月底招考,但因政府财政困难,不得不延期。1931年2月,训练总监部又颁行了《考送陆军留学员生办法》,计划本年份考送70名,其中留学英美各5名,其余留日,分四期举行考试。次年8月训练总监部规定,本年度考送英美留学生各5名,定于9月间举行考试。30年代以前,陆军留学生一直以留日为多,士官学校是其集中之所。据统计1911-1931年间毕业于该校的中国留学生总计达769人;九一八事变后,重点转向德国,1931-1937年间毕业于士官学校的仅119人(注: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3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海军留学属军政部主管。早在1928年底,前海军航队司令欧阳格,奉蒋介石之命赴英国海军大学留学,为期5年,夫人子女同行。随后,经过考试,每年皆有海军留学人员派出。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军沿革》资料,综计1928-1938年间海军部共派遣海军留学生99人,其中留英61人,留德20人,留日8人,留意大利6人,留美4人。同期,军政部还派遣过一批海军学生赴德学习鱼雷快艇,军政部兵工署也派遣过留学员工。

(三)庚款留学生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加上利息共达9.8亿两。为将中国的留学潮引向美国,以控制未来中国的发展,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用退还庚款来教育中国学生的提案,即在它所分的赃款中,扣除镇压义和团之军费及美在华商人、传教士之损失,将多出的1100多万美元,逐年退还给中国,专门用以支付中国留美学习之用。1909年付诸实施,至1929年共选派留美学生1279人。从1923年起,英法意比荷等国也纷起效尤。南京政府成立后,继续利用庚款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1928年8月,南京政府将具有留美预备学校性质的清华学校易名为清华大学,改隶教育部。清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但考选留美公费生的工作仍由其负责。1929年该校考选留美专科生10人,分赴美国各大学学习。之后曾连续几年停派。1933年6月,教育部训令清华大学慎重考选留美学生,并颁发办法纲要七项,规定自本年度起,暂继续选派三年,额定40名,除以10名备该校选派教员,5名备校选派研究生外,其余25名,由该校公开考选。7月清华大学发出考选留美公费生广告,8月经北平、南京两地分别考试,最后录取25人。此后,这种形式的留美选拔考试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1934年录取20名,其中包括钱学森。1935年录取30名,1936年录取18名,1937年录取22名,5年共计115名。另外,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从1934年度起,将美国退还庚款拨出一部分选拔学术人员赴美留学,其第一批学员由中国科学社选推王以康等二人出国研究动物;第二批选定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朱森、张更二人分别入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古生物和矿物。

1922年12月,英国政府宣布退还庚子赔款,其后由于英内阁变动等原因,直到1931年4月,双方才成立了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负责管理和使用退回的庚款。1933年6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依据教育部长王世杰函请,每年送派留英学生20名。遂由该会聘请教育界名宿及部分代表组织考试委员会全权办理,此外并敦请科学专家,分任命题阅卷事宜。7月报名,8月考试,因成绩稍差,只录取王葆仁等9人,9月5日放洋。8月28日董事长朱家骅在谈话会上指出,“这次招考不重量的增加而重质的增进”(注《中英庚款会取录留英生》,《中央日报》1933年8月30日。),采取的是宁缺毋滥的方针。1934年2月中英庚款董事会公布了第二届招考办法,7月考试在南京、北平两地举行,报考者425人,结果录取26名。1935年4月,举行了第三届庚款留英考试,成绩较历届为优,最后录取24人。7月被录取者在南京接受短期训练,董事长朱家骅、考试院长戴传贤、中央秘书长叶楚伦等演讲训话,8月由沪放洋。1936年4月举行了第四届留英公费生考试,录取任美锷等20人。1937年进行了第五届考试,命题阅卷委员增至80余人,录取标准较历届为高,最后取录卢嘉锡等25人,集京受训后于8月初旬放洋(注:详见《中央日报》1935年4月24日、1937年4月26日。)。这样,从1933年到1937年五届共录取104人(4年代又考选了四次)。

1929年7月16日,中比庚款委员会曾在《中央日报》发出一则启事:“凡年龄二十五岁以下,高级中学毕业,中法文俱有根砥,能直接在比国大学听讲。如具有以上资格愿意赴比留学者希于8月1日以前至亚尔培路298号本会秘书处报名听候定期考试”。结果录取20人,其中2人曾经去比,7人系中法工专高才生,其余11人系考取。国民党政府还与比利时政府商定,从1932年起,利用中比庚款设置公费留比学生名额64名。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留学生陆续前往比国。

1937年5月中法教育基金会举行第一届留法公费生考试,录取3名,即流体力学吴新谋、镭学钱三强、微生物学王冠儒,于8月间出国。同时在法国就中国留学生内选取2名。

利用庚款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虽有一定弊端,但由此培养了一批人才,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和推动十分巨大,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南京政府在庚款留美、留英、留比、留法方面成效较为显著,而在庚款留日中却发生挫折。1923年日本国会通过议案,决定退还庚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文部省专门成立了对华文化事业部,利用庚款在中国开办教育文化事业,资助中国学生留日。1924年3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日本对华文化事业补助留学生学费分配办法》,规定补助定额320名,每名每月日币70元。日本政府在庚款使用中,对华实行歧视政策和露骨的文化侵略,全面把持庚款权限。为此中国方面提出修改办法,而日本迟延数月未决,南京政府教育部遂于1930年7月训令驻日学生监督处停止序补庚款补助费学生名额。这一举动,意在抵制日本文化侵略,但未达到预期目的。中方停止了庚款序补,日方使用庚款则有增无减,用以利诱和收买中国学生,培植亲日势力。这给一些有志于学而经济困难,渴望通过刻苦用功得到庚款补助的人以沉重打击,使其陷于绝望境地,一度引起混乱和风潮。

(四)各省自派留学生

20年代以后,因各省拖欠留学费用,省费留学生的派遣逐渐减少,以至停派。30年代以后,国民党重新确定公费留学以省费为重心。省费留学生可以根据本省需要斟酌派遣,留学费用由各省市自行担负;省费留学生毕业后直接回本省市报到;如本省市需要,至少须依照其留学年限在本省市服务;边远省份派遣留学生可根据留学规程从宽处理。这一政策,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江苏、山东、江西、安徽、湖南、浙江、甘肃等省,纷纷抓紧整顿留学教育,清还过去积欠的留学费用,根据省情制定留学计划,举办留学考试,资遣优秀学子国外深造。由于旧中国各省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了文化教育的不平衡,一些边远省份,受财力所限,很少或几乎没有自派留学生。

各省对留学生的选拔一般都很重视,考前组织考选委员会,由教育厅长担任主任,发布招考公告,对派送名额、国别、专业、报名条件、时间、体检、考试日期、科目等予以公布,考试情况、录取结果,也见诸报端,考选工作进展顺利。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问题也时有发生,如安徽省1930年曾出现留学考试风波(注:详见《安徽省留学考试纠纷》,《中央日报》1934年4月23日。)。

1933年《国外留学规程》颂布以前,省费留学考试由各省经过一试、二试、口试,最后决定。而《规程》颁布后,各省初试完毕,再经教育部复试。1935年3月1日,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举行国外公费留学生考试,应按照部颁国外留学规程,及各省单行国外留学章程之规定,先期拟定招生简章,呈部核准备案”。1937年4月行政院又分别函令中央各部会各省市政府及庚款机关,“嗣后选派公费留学生除属于军事者外,关于派遣名额、选派方法、肄业科目,以及留学国别等项,务须事前送经教育部核定,否则不予发给护照。各派遣机关并须妥定留学期内考核成绩办法,送部查核”(注:《今后各机关派遣国外留学生,事前须送经教部核定》,《中央日报》1937年4月30日。)。这样,使各省的留学教育纳入了统一的留学教育的轨道。

各省自派留学生,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弥补了中央政府财力的不足,利于各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可能派遣留学人员,尽管亦存在某些弊端,总体上仍应予以肯定。

(五)其他公费留学生

在公费留学生中,除以上主要的几种类型外,还有另外数种:

——革命功勋子女留学生。国民党曾成立“革命功勋子女就学免费审查委员会”,先后派遣黄兴、宋教仁、廖仲恺、范鸿声、吴绶卿等先烈女子出国留学。

——教育部选派部分留学生。如1930年初,美国柯罗内夺矿冶学校致函中国教育部称,该院每年设中国免费生一名。教育部遂令理工科各大学,于愿留美自费生中,予以相当之考试,择优将考卷送部,以凭核办。1934年10月,教育部考选留欧机械工程公费生25名,训话后派往国外。1935年9月,波兰公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称,该国教育部拟于1935-1936年度设奖学金一项,专为津贴中国学生一名赴波留学之用。教育部遂通令公立专科以上学校,保送学生到部应试,结果有9人进行了争夺一个名额的考试(注:见《中央日报》1930年2月25日、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1月17日。)。

——铁道部、交通部选派留学生。铁道部交通教育整理委员会1929年7月通过补派留学生案,决定“上海唐山及北平三校,在民国十七年前毕业之学生,成绩列于第一名,迄今尚未被派出洋者,得仍照旧章补派。”(注:见《民国日报》1929年7月14日、1929年11月30日。)该年10月铁道部又公布了选派留学规则,就各路员司中,择其成绩最优者,选派若干,资遣欧美各国留学及铁路公司厂所实习(注:见《民国日报》1929年7月14日、1929年11月30日。)。交通部为培养办理邮政储业人才,1934年6月经过考试,录取留奥学生9名,送至世界办理邮政储金成绩最佳之奥国,实行研究比较,留学期为一年(注:《交通部录取留奥学生》,《中央日报》1934年6月22日。)。

——个别学校招考的留学生。如埃及爱资哈大学为回教学术荟萃之学府,国内各回教学校曾派学生赴该校学习。1936年北平成达师范学校派员赴埃及考察教育,经洽谈,在爱资哈大学增加学额20人,由成达师范学校负责保送。1937年6月和7月进行了两次考试予以选拔。

(六)自费留学生

以上所述各种类型的共同之处皆为公费留学生,与公费不同的便是自费。由于自费留学手续简便,不需考试,不受名额限制,只要财力允许,具备基本学识条件即可成行,经济上有所发展的中产阶级试图通过子弟出国留学,以谋将来政治上的发展,故这一时期自费留学在赴国外留学生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据南京政府教育部统计,1929至1937年间,国外留学生达7533人,其中自费生为6806人,占90.3%。值得注意的是,因留日较之负笈欧美有许多便利条件,加之留日自费生的限制不如其他国家严格,无留学证书亦可出国留学,故自费留学生主要集中于日本。上述教育部对留学生的统计,仅就所发留学证书而言,故有大批无留学证书的留日自费生尚不包括在内。究竟有多少人留日,尚未精确统计,估计约在1.5万人左右,其中99%以上为自费生。留日自费生的过滥,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1927年至1937年间,南京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多种途径,带来了留学生种类的多样化。在一般留学教育中,有庚款留学生、省费留学生、自费留学生;在特殊留学教育中,有党员留学生、军事留学生、功勋子女留学生等。除特殊留学教育由中央财政支付经费外,其他皆不用中央负担。这对于解决留学经费的困难,利用各种可利用的条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留学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当然也存有不少弊端,其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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