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重新认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生产力问题，是邓小平在新时期讲的最多，也最为重视的一个问题，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在邓小平理论所确定的整体发展战略布局中居于主导的地位。邓小平基于中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和对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一再指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认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要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我们确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路线，从而阐明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以后长期没有解决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及社会发展根本任务的问题，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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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摆脱贫困落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所面临的主要工作或根本任务。
早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以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确立了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纲领。党和人民在这一时期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为从反动势力手中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长期奋斗和牺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扫清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中国获得了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摆脱贫困落后，实现国家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建设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被摆到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日程上来了。为此，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和今后工作的“中心任务”问题。认为，进城后，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同上书第4卷第1428页）党的八大更是充分反映了这种变化及其要求。毛泽东先后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也反复强调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向生产建设的转变，努力改变我国社会“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然而，由于建国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当时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和上述“中心任务”、“主要任务”的规定并不协调。1953年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又把“实现国家工业化”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双重任务并列，而实际上则把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中心任务”，导致了“一化”滞后，“三改”超前；尤其是在党的八大就国内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出正确判断后，又因为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而轻易改变已经形成的基本正确观点，结果导致后来长期的曲折，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这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上，长期缺乏清醒的、正确的认识，这是毛泽东及其同时代的领导人，没能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表现，也是一再发生“左”倾错误的最重要原因。
总之，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一生的最后20年，虽然对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最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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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早在1975年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就提出要实行全面整顿，实际上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纲领，实质上是要把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不仅反映了邓小平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而且在实际上酝酿了后来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开始了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认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关系全民族前途命运的、最基本的社会问题。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针对“四人帮”散布的“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的谬论，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更明确地指出，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现代化建设。他认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同上书第162、163页）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同上书第3卷第63页）
近20年来，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把它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最大的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第一个任务”、“最根本任务”，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最根本的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作为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反复强调和申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始终抓住这个中心、这个根本，毫不动摇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还把这一重要观点概括到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去，作为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并经过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正面与反面经验的总结和深刻的思考，形成了以发展为核心，改革、发展、稳定三位一体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战略指导思想。邓小平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深入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基本观点的重新认定，它彻底回答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基本问题，并构成了邓小平独具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坚实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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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科学概括有着丰富内涵。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和江泽民所作的概括，“根本任务”至少应该包括四个基本要点：
一是，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任务、首要的任务。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就是要通过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二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使其它工作都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阶段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四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发展科技、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完整理论。
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的、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过一大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人们的社会存在中，起基础性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力量，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现存矛盾中去解释。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马克思的这些精辟深刻的观点，有力地驳斥了历史唯心主义，奠定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为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对于马克思提出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列宁作了十分简练的概括，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从一般意义上讲到了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基础的决定性的作用，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5页）
当然，我们肯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不是说可以无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的主动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6页）人们不应该由于强调经济因素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的作用，而忽视历史发展中各种因素“作为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互相所起的作用，更不应该由强调社会发展的合力，而忘记在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是最终的决定力量。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一制度，这是我们一再提出，但又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80年代末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如人们原来所期待的那样充分赢得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不能不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风波中经受住考验，我国的社会主义所以能够站得住，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进行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我国的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就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前提，这也是我们从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中找到的一条正确的发展思路。
同时，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又是当代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社会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当代中国面临的任务很多，邓小平反复告诫人们，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而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这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基础。
总之，发展生产力，不仅是当代中国，而且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途径。深刻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观点，认清它在邓小平理论及其所确定的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