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困境论文,集体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合国追求的安全目标和手段是集体安全。(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但联合国建立不久，整个世界就陷入冷战的深渊， 联合国在兹念兹的集体安全并未实现。(注：Joseph P.Lorenz,Peace,Power,and the U nited Nations:A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Boulder:Westvie w Press,1999,p.1.)这一目标在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曾一度实现，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 665号决议和678号决议为利用集体力量维护世界安全奠定了新的基础，而联合国也徒然 辉煌一时。(注：Joseph P.Lorenz,Peace,Power,and the United Nations:A Securit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96.)此后，建立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的讨论展开， 美国追求单极霸权秩序的目标和战略逐步明确，而联合国的战略领导地位随之呈下降趋 势。(注：关于美单极霸权秩序的讨论，请参见：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 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summer 1999,pp.5 -41；关于联合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参见：Men Honghua,“U.S.Cross-Century Global Strategy and the UN”,Foreign Affairs Journal,No.55,March,2000,pp.19- 32.)进入21世纪的前夜，联合国所追求的集体安全目标似乎再次成为了空中楼阁。如何 认识当前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困境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理论问题。笔者从国际机制理论 分析入手，力图通过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内在缺陷和外在制约的分析，考察联合国 集体安全机制的困境原因之所在，并提出某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关于国际机制局限性的理论分析
随着世界“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程度的日益深化，跨国问题、 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中心议题，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加强，并正得到应有的 重视。国际关系的主旋律由冲突转向国际使用，“非此即彼”的零和(Zero-Sum)博弈模 式在减少，双赢式的(Win-Win)非零合博弈原则越来越成为主流，国际社会趋向规范化 、制度化。与此相联系，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所谓“国际机制”，指的是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 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度，(注：Stephen D.Krasner,“Str 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1982,p.186.)或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 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 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4.)国际机制的作用突出表现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领域日益广泛 ；参与国际社会的程度更加深入；行动能力与权威性大大增强；其自身的规范化、制度 化程度也逐步提高。(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63;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n Interdependence Work?”,F oreign Policy,Vol.110,sping 1998,pp.82-96.)国际机制成为调节国家间关系的重要 杠杆，也日益成为可操作性的经常性行为规范。
然而，国际机制作用的增强，并没有给国际社会带来人们孜孜以求的和平与安全。世 纪之交，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和平与安全的目标似乎随着地区冲突和国内纷争的日趋激 烈而幻灭了。现实的困境促使理论开花结果。体现在国际机制理论的发展上，就是对国 际机制局限性的认识得以加深。
所谓国际机制的局限性，指的是国际机制作用发挥所受到的限制，表现在国际机制自 身缺陷和外在制约两个方面。分析国际机制的局限性，并非试图否认国际机制作用增强 的趋势，而是通过对国际机制自身缺陷和外在制约的分析研究其作用发挥的局限，以达 到认清国际机制作用的目的。(注：国际机制的局限性是国际机制理论家分析的弱项， 多数理论家侧重于分析国际机制的作用与影响力。笔者认为，分析国际机制局限性(即 独立性与从属性的矛盾互动)将是国际机制理论取得自身突破的一个焦点。罗伯特·基 欧汉曾简要分析国际机制的“限度”(Limitations)，可参见：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p.85-109.)
从国际机制自身的缺陷着眼，国际机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机 制的本义是权衡的结果。如此，妥协性则是国际机制本身固有的属性。因之，国际机制 本身无涉国际正义和平等，尽管参与制定和运用国际机制的国家总是借正义与平等之名 行事。这种妥协性足以损伤国际机制的权威性或有效性，影响国际机制作用的发挥；其 二，现存国际机制源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文化观念，其基本原则、规则、规范乃 至决策程序大多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西方利益有着天然的联系。西方(美欧)长期垄断 着国际关系的主导权和国际机制的制定权，迄今为止的国际机制在建构中仍然难以超越 这些机制规则所架构的思维框架。(注：Robert M.Crawford,Regime Theory in the Po st-Cold War World: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oraches to Internatioal Relations ,pp.4-6.)在当前，西方(尤其是美国)实力仍然是主导国际关系的因素；西方仍然安排 着国际机制的建构趋向，国际机制主要体现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愿望和利益需求；而且 ，西方仍然是国际机制的主要实践者。这种属性体现了国际机制理论应用和文化根基上 的狭隘，并维护着美欧、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认为， 现行国际机制加强了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统治，是不公正分配的结果，因而在道 德上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注：Robert Cox,“Social Forces,State and World Order: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 titic,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224-248.)其三，就其本性而言 ，国际机制的发展是渐变而非突变。(注：相关思想请参见：Alfred Marshall,Princpl es of Economics,London:Macmillan Company,1927,pp.248-249.)国际机制的建立是一 个艰难的过程，大多数现存国际机制由霸权国—美国在二战结束不久建立的。(注：Chr is Brow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oundmills:Macmillian PressLt d.,1997,p.50;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 rld Political Economy,pp.31-38.)国际机制是在巨大的霸权阴影下、在两极格局的国 际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必然带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注：Robert M.Crawford,Regime Th 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 ioal Relations,p.1.)冷战对国际机制的影响在短期之内无法消除。国际机制的发展滞 后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将是国际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制约因素。其四，国际机制并非促成 国际合作与建立国际秩序的充分条件。国际机制作为促进国际合作的方式而产生，是各 国政府政策协调的结果。国际机制通常表现出相当高度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属性 。(注：Oran Young,Internatioal Cooperation:Building Regimes for Natural Reso 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21.)然而， 尽管国际机制建立的前提是活跃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国家拥有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共 同利益，但国家之间拥有共同利益并不一定合作，即共同利益的存在是国家之间合作的 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and Volker Rittberget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e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31.)因此，国际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到了自身特质的限制。
从国际机制的外在制约着眼，国际机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冷 战结束以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但当前仍未超越“民族国家时代”的根 本特征。尽管全球化风起云涌，但国家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的追求仍然超过绝对 收益(Absolute Gains)的考虑，国家利益仍然是各国首先争取维护和追求的核心内容； 在集体安全的目标中，民族国家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必然决定了它们的自私本性。(注：R obert Powell,“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 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209-233.)在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 尼思·沃尔兹看来，“我们面临着为共同所得而合作的可能，但在如何分配上国家是感 到不安全的，它们并不问‘我们都有所得吗’，而是问‘谁所得更多’”。(注：Kenne 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s:Addison-Wesley,1979,p.105 .)其二，美国在国际机制的建立、诠释和修改方面拥有不容质疑的重要权力，成为影响 国际机制作用发挥的最大因素。探讨国际机制，离不开对美国机制霸权的认识与分析。 从理论角度讲，国际机制的研究始于美国，该概念及其基本理论流派也最早在美国产生 与发展，实际上，美国基本掌握着国际机制理论的“话语霸权”。从现实角度看，美国 主导着当今国际机制的确立、执行和修订。现行国际机制几乎涉及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 ，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运转机制，包括国家权力的分配、利益分享所必须遵循的 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也包括正常运转的机制，如国际收支平衡机制、国际石 油机制、海洋以及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机制、外交人员的保护机制等。整个国际社会 的运转机制，一方面反映了客观发展规则，另一方面又与美国的霸权地位有关。美国一 贯重视在国际上制定有形和无形的法规、行为规则和制度安排，力图操纵现存的国际组 织，按照美国的意愿和利益建立新的国际机制。冷战后，美国更加紧监督执行或组建、 参与国际机制，如核不扩散机制、全面禁试条约、导弹技术控制会议、知识产权协定、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八国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并 力图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注：王缉思：《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初 探》，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第24页。)美国霸权的一个特性是，美国人固然重 视军事力量，但同时极为重视国际机制的作用。与历史上的列强相比，美国人在外交中 并不那么倾向于用赤裸裸的暴力压服对方，而是用一套具有普遍价值的规则使对手自愿 就范。以把中国拉入现存国际秩序为目标的“接触”政策，显然符合这一特性。(注： 金灿荣：《面向新世纪的新关系——评克林顿访华后中美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8年第8期，第18页。)与此相关，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机制也受制于美国的霸权。 例如，1971年8月15日，美国单方面破坏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制安排，因为该机制阻 碍了美国的行动自由。(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 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98.)1998年和1999年，美国抛开现行的国际机 制，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对主权国家伊拉克和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 ，从而对国际机制的效用形成强大冲击。其三，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国际机制倾向于 独立发挥作用，但不能摆脱大国的制约，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指出国际机 制主要由最强大的国家所塑造，并主要反映了大国的利益。(注：Robert Keohane,Afte 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65.)大国 拥有国际关系的控制权，占据着国际机制确立和运行的主导权，这与国际机制独立发挥 作用的欲求是相斥的。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国协调主导国际机制仍将是不可避免的。当 前，“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仍将持续下去，而“一超”的地位似乎越来越巩固，甚至 有人断言，没有国家具有物质上的实力和政治上的愿望来结束美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注：Kenneth Waltz,“East-West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载周 荣耀主编《冷战后的东西方关系——学者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版，第232页。)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注：Mortimer Zucherman,“A Second Ame rican Century”,Foreign Affairs,Vol.77 No.3,May/June,1998,pp.19-31.)经过20世 纪末苏东巨变、金融危机的冲击，多强不强、一超超出似乎成了一个锁定的事实。大国 力量在相当程度上主导国际关系，这种局势必然影响着国际机制独立作用的发挥，国际 机制的原则、规则、规范乃至决策程序成为这些大国讨价还价的工具，甚至牺牲品。
以上分析表明，国际机制在新的国际局势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独立性愈发 突出，更多学者视之为独立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与此同时，由于内外条件的 制约，国际机制的作用又受到相当的限制，认为国际机制仍然是从属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的学者大有人在。总体而言，独立性与从属性都是国际机制的内在属性，二 者矛盾互动所导致的国际机制局限性是影响未来国际格局的重要变量之一。
二、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及其当前困境
联合国创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经过50余年的发展，其作用大大加强，其机 制也趋于完善。国际机制作用增强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联合国在冷战结束前后所焕发 出来的光芒：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大大扩展，第二代维和行动应运而生；在海湾战争中， 大国一致原则得到维护，联合国孜孜以求的集体安全得以实现，似乎联合国真正成为国 际政治生活的核心。但是，随着联合国在索马里两次强制和平行动(Peace-enforcement Operations)的折戟沉沙，第二代维和行动宣告结束；(注：Joseph P.Lorenz,Peace,P ower,and the United Nations:A Secritiy System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 .88.)随着美国跨世纪全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领导地位明 显下降，在处理伊拉克和前南斯拉夫问题上，联合国基本上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大国一 致原则再次荡然无存，集体安全的目标再次束之高阁，导致有人慨叹：联合国真的好景 不长?难道《联合国宪章》所载明的集体安全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幻望?要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自身去寻找答案。
所谓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指的是联合国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确立的一系列明示或 暗含的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维护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首要职责。联合国以 集体安全为目标，确立并逐步形成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机制，我们称之为联合国集 体安全机制。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联合国宪章》 与大量的决议、宣言、公约等确立了根本原则、规则、规范和特定程序；安理会和大会 提供研究和平与安全的论坛；以维和部队、军事观察团、秘书长特使等形式，通过经济 制裁、武器禁运、军事措施等手段解决地区冲突；倡导裁军、军控等。简言之，联合国 大会、安理会和秘书长构成维护集体安全的决策机制；在控制地区冲突的机制方面，形 成联合国国秘书长与维和行动的危机处理机制；与此同时，联合国的裁军与军控则形成 常规性机制，以上共同构成了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
1.决策机制及其当前困境
安理会、大会与秘书长构成了联合国维护集体安全的决策机制。安理会处于联合国维 持世界和平与安全机制的核心。《联合国宪章》将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安理 会，安理会“得以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磨擦或惹起争端之情势”(第34条)，“ 在任何阶段，得建议适当程序或调整方法”(第36条第一款)；安理会有权断定“该项争 端或情势之继续存在是否足以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之维持”(第34条)；可以提出必要或 合宜之临时办法并“促请当事国遵行”(第41条)，它还有权“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 ”(第42条)。在安理会的表决机制中，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联合国宪章》授 权大会得讨论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任何问题并向安理会提出建议，“对于足以危及世界和 平安全之情势，得提请安理会注意”(第11条)；大会对安理会行使监督职能。但对安理 会正在审议的任何争端或情势，非经安理会请求，大会“不得提出任何建议”。《联合 国宪章》赋予秘书长独特的地位，秘书长有根据情况权宜行事的活动余地，并可“将其 认为可能威胁世界和平安全与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第99条)，甚至有权 “协助安理会探索合宜之临时办法”。(注：陈鲁直：《联合国秘书长和维持世界和平 与安全》，载《美国研究》1995年第2期，第36页。)综上所述，在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 与安全上，安理会掌握着确立政策、采取措施的决策权；大会拥有广泛的建议权；秘书 长可以主动地判断情势，向安理会提出相关建议。在实践中，往往是大会进行讨论，由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先非正式性磋商，而后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秘书长之间磋商中得 出某种结论。实际上，大会往往起不到实际作用，而最终的决策权往往被联合国五大常 任理事国甚至其中某些(或某个)国家掌握。在该决策机制中，联合国大会提供建议而安 理会作出决定的规定使安理会拥有在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上可以间接控制大会的职能 ，(注：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年版，第589页。)这显然是机制安排上的弊病。而1950年通过的“团结一致共策和平” 决议，扩大了大会权力，又导致大会与安理会权限的模糊。而秘书长的行动常常受到大 国制约，得不到大国的支持，显得寸步难行。关于联合国集体安全决策机制的改革的呼 声，自联合国建立以来就不绝于耳。限制甚至取消否决权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几乎所 有国家的愿望。否决权的规定雄辩地证明了国际机制非平等性的价值判断。现在，出资 最多的日本、德国已经淡化了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追求，日本甚至有人提出由八国首 脑会议(G—8)取代安理会决策权的设想。安理会常任席位的未来组成与权力分配是联合 国改革的焦点，也是联合国集体安全困境的矛盾核心。另一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名义上 独立于任何国家政府，但实际上在大国之间忙于应付。最具有独立性的加利秘书长因美 国阻挠而下台，新任秘书长安南基本上以美国马首是瞻，导致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 强大冲击。对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联合国集体安全的决策机制基本处于非正常运转状 态，更因美国跨世纪全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而陷于深渊。在美国全球战略与联合国的关 系处理上，美提出对联合国的职能重新定位，对其任务重新安排优先次序，对其机构重 新加以塑造，从而实现联合国职能的弱化：使之限定于和平、人道主义援助、人权和环 境保护等领域。在安理会改革上，美国明确支持安理会扩大，主张德、日成为新的常任 理事国，但新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拥有否决权，而旧有的否决权不得削弱或取消。( 注：“Bigger Security Council?”,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ugust,16-18,1 997.)美国的目的是，在安理会的权力机制层面实现美跨世纪战略的政治目标，组成民 主国家为主的共同体，在保持自己原有权力的基础上改革联合国权力分配机制，以此控 制联合国的主导权。
2.维和机制及其当前困境
所谓联合国维和机制，指的是联合国在解决国际冲突问题上的原则、规则、规范和决 策程序。维和行动现在已经成为联合国解决国际冲突最有效的手段。(注：Paul Diehl et al,“United Nations Intervetion and Recurring Conflict”,International Or ganization,Vol.50,1997,p.686.)
从历史渊源看，维和行动并无《联合国宪章》规定或其他法律依据，而是填补《联合 国宪章》第六章关于调解冲突条款和第七章关于强制行动条款之间空白的“实际办法” 。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原则、准则、规范和决策程序。具体地说， 维和行动应由安理会、个别情况下由联合国大会组织建立；应由秘书长提议；在维持和 平行动中应遵循“赞同、中立、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注：王杰主编 ：《联合国遭逢挑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57页。)联合国维和 行动在组建、运作、管理等方面均已走向成熟，但还没有形成一种规范的国际机制，迄 今只是联合国解决地区争端所采取的一种手段。(注：王杰主编：《联合国遭逢挑战》 ，第39页。)从形式看，联合国有两类维和行动，一种是由秘书长直接领导的维和行动( 有军事观察团和维持和平部队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由安理会批准、秘书长授权、在 西方大国直接参与指挥下的维和行动(一般称为多国部队)。从发展历程看，联合国的维 和行动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1988年以前，维和行动主要限于苏美争夺范围之外， 基本严格遵循中立、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准则。1988年以来，维和行动的功能大大扩展 ，由“维持和平”发展到“建立和平”(Peacebuilding)乃至“缔造和平”(Peacemakin g)。但是，在和平与安全领域，联合国原本不如地区组织效率高。(注：Paul Diehl et al,“United Nations Intervention and Recurring Conflict”,p.685.)90年代以来 ，由区域组织组建的联合国部队开始活跃，它们也自称“维和部队”，并“接管”了联 合国维和机制的部分权限。联合国授权、地区组织主导进行谈判、翰旋，并由当事国参 与的共同参与机制有望形成。但是，苏联解体以来，新干涉主义甚嚣尘上，人道主义干 预频频付诸行动，(注：Adam Roberts,“Humanitarian War,Military Intervention a nd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9,No.3,1993,pp.429-449.)美国乘 机实施干涉主义，为自己霸权战略的实施谋得“合法”之名，借联合国维和之名干涉内 政的事时有发生。(注：参阅以下文献：王杰主编：《联合国遭逢挑战》，第46—58页 ；郭隆隆等：《联合国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8—108页；黄仁伟：《 冷战后联合国维和机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 季刊》1995年第4期，第66—74页。)维和行动与《联合国宪章》出现冲突：《联合国宪 章》不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现实；有的联合国干预行动背离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 原则。联合国的维和机制面临着诸多困境。
3.裁军与军控机制及其当前困境
裁军与军控涉及世界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将其处理权限授予安理会、大会和 军事参谋团。大会得考虑裁军及军备管制问题并向成员国和(或)安理会提出建议(第11 条)；安理会应拟定方案建立军备管制制度(第26条)；军事参谋团可就军备管制及可能 的裁军问题向安理会提供意见和协助(第47条)。联合国的裁军及军控机制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1.建立裁军机构，形成联合国内的裁军机构体系(联合国裁军事务部、载 军研究所、历届裁军特别联大、裁军审议委员会、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裁军事 务中心等)，发挥联合的协调作用；2.组织舆论，发挥国际讲坛的道义作用，广泛开展 宣传活动。联合国自70年代起提出了三个“裁军十年”，召开了三次“裁军特别会议” ，通过了大量决议、协议、宣言，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3.直接指导裁军谈判，推动 谈判进程。1978年第一次裁军特别大会召开，确立了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中心地位，开 始了以联合为主轴的多边裁军审议和谈判。联合国的裁军谈判会议成为“唯一的多边裁 军谈判论坛”。冷战后，联合国构架内的多边裁军活动格外突出，但裁军和军控机制内 在的局限并未消除。其根本原因在于：联合国无法控制国际局势的发展；裁军和军控从 属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联合国无法改变国家的政策；联合国缺乏推动裁军必备的保 证力量；联合国对各国的军备规模和质量也缺乏科学的监控。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先 后进行核试验，公然违背有关的国际公约，而联合国在此问题上迄今无所作为，就是一 个明证。1999年，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违反《限制反弹 道导弹条约》(1972年)推动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MND)表明，主要大国利益在相 当程度上决定着裁军与军控机制的成败。有识者呼吁，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国禁止 核试验条约》与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纠缠在一起，将意味着核军控的结束。国际 社会现在有必要在政治和外交上行动起来，避免军备控制失败和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开始 。(注：亚历山大·凯勒：《现在存在着核军备控制结束的危险吗?》，载德国《法兰克 福汇报》1999年10月26日。)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联合国现有的和平与安全维护机制与集体安全的理念之间存在 差距，而且联合国集体安全的这一目标本身也存在问题。集体安全建构在国际社会是一 个有机整体的基本假设之上；要求整个国际共同体的力量远胜于任何大国或几个国家的 力量；要求各国不仅维护自身的利益，还要支持利他性的国际主义；集体安全需要一定 的规则；其实施需要适当的国际机构来组织和协调。以上基本要求，联合国都无法满足 。(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394—396页。)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摩根索甚 至认为，“集体安全作为一种理想是毫无瑕疵的”，但实践中却是远远达不到理想的境 界。(注：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第375页。)而参与 国际体系的每一个国家，尽管受到国际机制的约束，但总的来说还仍然像台球桌上的台 球，它们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任意的和不受控制的。(注：李少军：《论安全理论 的基本概念》，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版，第153页。)
三、基本的结论
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其权力来源于成员国的授权；其成就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一致原则能否实现；其财政命脉掌握在成员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手中； 美国独霸世界野心更是严重制约着该机制作用的发挥。而且，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创建 于二战炮火之后，壮大于冷战硝烟之中，在机构设置、权限划分、工作机制和目标设置 等方面，必然体现着那个时代印迹。(注：Michael Barnett,“Bringing in the New W orld Order:Liberalism,Legitimacy,and the United Nations”,p.528.)冷战结束后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滞后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并陷入了困境。但新的国际形势既对联 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 对联合国的角色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制定新的国际规则、规范，加强国际协高，在全球 范围达成普遍共识，避免局面无序或失控。这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存在与发展提供 了进化基础，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摆脱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困境，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国际机制的发展是渐变的，联 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存在着 非常严重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注：关于国际机制“民主赤字”的 认识，请参见：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ions:Can Interdependence Work?”,pp.82—96.)它根植于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内化于机制本身。要解决该机制 的困境，则必须根除强权政治与冷战思维。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社会民主化 进程中，国际机制趋于独立性与民主化是可能的。也只有在这一国际局势下，联合国集 体安全机制的目标才有望达成。该机制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而这也是绝 大多数国家的根本愿望。少数国家的倒行逆施并不能阻碍大势之趋。
其次，对大国尤其是霸权国在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修改与执行中的主导作用，我们要 有正确的认识。不容否认，大国在国际机制的建立、维持或修改上拥有主导地位。但是 ，国际机制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大国的意图。(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 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p.256-257.)国际社会日趋 多极化，而大国制衡与协调是大势所趋，这将有利于国际机制的完善与良性发展，大国 一致的原则也有望实现。而且，国际机制不仅被视为降低成本和不确定性的工具，也被 视为创立责任的原则。违背机制规范不仅损害了各方获得利益的一系列安排，也将破坏 了违反者的名声，损害了它未来制定协议的能力。(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 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126.)一个明显的 例证是，即使致力于建立单极霸权的美国也需要借助联合国，谋得行动的“合法”之名 。大国主导是国际社会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国际机制无由完善。在可预见的将来，联 合国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形式将是大国协调与集体安全兼而有之。
再次，我们必须对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作出明确判断。时殷弘先生认为，21世 纪的核心问题是：几世纪以来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国际社会能否转变为西方同非西方强国 互相协调和持久共存的国际社会?(注：时殷弘：《西方对非西方：当今美国对华态度的 根本原因》，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第8—9页。)换句话说，西方主导的国际 机制能否扩展为全球国际机制?世纪之交，影响世界未来走向的机制之争趋于激烈。西 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全球扩张西方民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以软权力(Soft Power) 塑造国际机制和国际体系，根据自己的战略安排继承或修改现有的国际机制、制定新的 国际机制，使之成为全球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并诱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机制安排，从而 确立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机制霸权(Regime Hegemony)；对不服从或意图挑战的国家则以 硬权力(Command Power)进行无情打击，保证对整个国际事务的控制权。这种意图必然 是影响联合国集体安全目标实现的最大因素。
最后，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上，各国在贡献力量的同时，应注意自身利益的维护。 在民族国家的时代，追求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的首要战略目标，期望联合国集体安全机 制建立在道义基础上而不顾及各国利益的现实，不过是想象中的空中楼阁或建立在沙土 地基上的大厦。(注：参见：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 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p.256-257.)
摆脱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更需要大国作出表率。
注释：
(25)Michael Barnett,“Bringing in the New World Order:Liberalis,Legitimacy,and the United Nations”,World Politics,1997,Vol.49,p.528.
(38)Abba Eban,“The UN Idea Revisited”,Foreign Affairs,Vol.74,No.5,1995,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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