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品卖方市场的劳工标准移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工论文,卖方市场论文,标准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4-11-20 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至今，成员从原先的112个增加到2014年7月的160个，完成全球97%的贸易额①。而与此同时，成员之间贸易摩擦也不可避免，环境壁垒、劳工问题等技术壁垒问题频频出现。由于全球贸易的传统治理系统跟不上经济交往的步调，所以交易双方会自行制定相关规则，通过规则的激励和约束完成交易，而相关领域的规则演化为统一标准，如药品标准、食品标准和劳工标准等。20世纪90年代，欧美国家的消费者掀起了社会责任运动，联合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血汗工厂”的产品，直接倒逼采购商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采购时必须有SA8000、FLA、WRAP等劳工标准认证。史晋川等②、Lin和Ferrando[1-2]认为，这类劳工标准是贸易双方通过私人合约形成的微观法律移植，且符合Miller分类的外部命令式法律移植[3]。Bartley和Zhang通过对珠三角及北京、上海制造业企业劳工标准调研发现，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标准在移植到中国企业时积极面是有的，如企业员工对企业责任和劳工权利的认知及自我保护等，但总体还是被动接受，在中国有所限制，未能很好执行[4]。 一般认为，在中国这种外部命令式劳工标准移植处于较低水平主要是因为卖方较弱的讨价还价能力③，但事实是在中国有一些产品卖方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这种较强的市场势力很多源于此类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特定分工或垄断。笔者通过去浙江几个认证企业调研发现，像维生素市场就是寡头垄断，买方竞相购买此类产品，价格主动权一直为卖方牢牢把握，属于典型的卖方主导型市场。这样的市场结构劳工标准呈现什么样的特征？什么因素影响其变化？最后的市场绩效又如何？ SA8000由美国认证机构SAI(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认定，截至2014年6月，全世界认证国家和地区达到71个，分布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涉及就业人数达2 019 193，而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认证企业达到601家④，涉及服装、纺织、化工等诸多领域。劳工标准认证已成为提升企业实力及获得采购商订单的必要条件，同时在一定程度对劳工条件改善有促进作用。类似像沃尔玛、苹果这类大型采购商在采购产品时，要求供应商有相关劳工标准的认证，并且定期进行评估审核，评估审核结果可作为双方交易的重要凭证。欧洲中等发达国家例如意大利、保加利亚纷纷通过更多劳工认证获得进入其他国家的产品入场券，同时国内劳工条件也有很好的提高。而在浙江的调研发现，即使是卖方主导型企业，认证机构对其劳工标准评测成绩一直都停留在及格层次，而不像欧洲一些国家的认证企业标准等级都会保持在较高层次。为什么基于卖方市场的中国企业认证标准如此被动？从法律移植角度来看，法律制度移植最终效率主要取决于移植的供体和受体的匹配度。国外标准移植到国内是否适用？作为微观个体的供应商与采购商基于卖方市场结构如何进行行为博弈，最后形成均衡劳工标准？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传统劳工标准研究一般更多倾向于外生性研究，即劳工标准作为既定非关税壁垒对贸易经济的影响。而如果把供应商劳工标准认证看作是微观法律移植，就要从内生性角度研究其机制变化，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新的尝试。围绕劳工标准从内生性角度去研究其演变规律，特别考虑到微观个体行为变化对混同劳工标准均衡产生的影响是个全新的课题。本文将从卖方市场角度去分析代表发展中国家企业劳工标准移植的规律、困境及未来出路，并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借助劳工标准移植促进产品升级提出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关于劳工标准的研究，国内外文献主要围绕劳工标准与贸易投资相关性来分析。一是贸易导致劳工标准内生趋同还是向下竞争的争论。如Casella、Srinivasan、Krueger、Brown和Deardorff从理论角度分析了贸易应该使劳工标准内生趋同，而不是向下竞争[5-8]；但Rodrik和Basu论证了向下竞争的存在性[9-10]。二是劳工标准与贸易投资是否有相关性的争论。如Aggarwal、OECD、van Beers通过特定样本得出了核心劳工标准与出口额不存在正相关性，也不存在负相关的结论[11-13]。Neumayer和Soysa、Edmonds和Pavcnik讨论了贸易与童工的关系[14-15]，Kucera、Busse和Braun、Samy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童工与FDI无显著相关性的结论[16-18]。Berik和Rodgers、Leahy和Montagna讨论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劳工权利存在的相关性[19-20]。国内学者也有这方面研究，如王铂证明了出口与劳工标准有相关性[21]，王晓荣、杜晓郁和徐占东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劳工标准与外资之间存在正相关性[22-23]。 而研究劳工标准内生性的文献相对不多。Freeman曾建议采用标签手段来区分不同劳动环境下生产出来的产品，而消费者偏好于购买高标准环境中生产的产品，这实际上是将劳工标准的外部性内生化[24]。Beaulieu和Gaisford通过局部均衡分析了标签制和商品流通，研究表明标签制比贸易限制有利。但是标签制并没有实施，与之相似的一种措施却在悄然兴起，即企业的社会责任认证制。前者是对产品的标签，而后者是对企业的标签[25]。Bagwell和Staiger从战略性贸易政策角度分析政府选择低劳工标准的原因，认为低劳工标准可获得国际贸易中的战略优势或者达到国内的政治目的。劳工标准像关税一样对国际贸易类型和进口竞争企业的福利都有影响，是政治的替代手段[26]。Sinn通过动态优化的方法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演进必然经历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对劳工标准的改变有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由于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低而向国外流动，同时外国资本也进入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劳工标准得到提高，而并不需要国际组织的外力干预[27]。 研究中国企业劳工标准现状的文献近年来数量不断增加。Chan和Robert对比墨西哥和中国的劳工标准后发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工会力量[28]。Niklas通过调查证实中国供应商没有很好地遵守瑞典玩具零售商的生产守则，供应商通过减少被检查的部分来欺骗玩具零售商监督组织，在利益动机的驱动下，零售商、供应商和雇工在某种程度有目的地减少对零售商生产守则的遵守[29]。Yu对中国供应商工厂调查发现，不仅这种生产守则没有在工厂很好地执行，同时由于成本的增加，“血汗工厂”表现得更严重。采购商没有分担成本、中国GDP竞赛、职能部门不作为是使其加剧的重要因素[30]。Chan进一步对福州和台湾两个供应商进行生产守则执行情况调研发现，工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工人在工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等方面的福利，但这只是暂时的，在成本削减情况下，主动权仍被管理方掌控，所以“血汗工厂”还是没有根本性改变[31]。Bartley和Zhang对广东、上海、北京三地进行访谈及对广东省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劳工标准在中国没有很好地执行，但它在公司社会责任的传播、人力资源管理的成熟、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劳动代表和角色的确立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所以，全球劳工标准在中国的经历被视为中国劳动体制和国际体系融为一体的动态进化过程[4]。关于微观个体行为的文献相对较少。Miles和Munilla认为SA8000会带来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更多买者鼓励或激励供应商遵守标准，逼迫对社会条款不关心的供应商采纳或遵守SA8000条款。大企业更喜欢以此来提高公司声誉，相对而言认证成本也不高；但小公司在资源、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就比较难遵守此标准，所以会改变竞争领域[32]。Ciliberti和Pontrandolfo通过案例研究论证了SA8000涉及第三方认证，可看作委托方附加的合同，用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加透明度[33]。他们进一步认为SA8000能减少供应链上的交易成本，这样的标准代替了大部分合同；而守则通过事前和事后影响交易成本，事前主要是协商和搜寻成本较少，事后则是监督和执行成本较少，因为第三方只要认真对待监督审证的工作即可[34]。Ciliberti和Hann把企业认证的问题纳入委托-代理框架内来分析，通过四个案例来解释生产守则(SA8000)如何帮助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尤其是在中小企业没有讨价还价能力时[35]。 信息不对称使得买方无法获知卖方产品真实信息，如劳工条件、环境条件等。标准的认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所以劳工标准如同“信号”，信号的传递和甄别决定双方交易份额与效率。Akerlof提出逆向选择模型，证明在信息不对称下“柠檬市场”的存在⑤，极端情况下市场可能根本不存在[36]。很多学者尝试去破解“柠檬市场”，促进帕累托改进。Spence提出了信号机制来抵消逆向选择效应[37]。其思路表现为：在劳工市场以教育作为一种信号，在满足斯宾塞-莫利斯条件(Spence-Mirrlees Condition)下[38]，根据以前在市场中的经验，给定不同的“标志”(不可改变)和“信号”(可改变)的组合，雇主据此估计出雇员生产能力的条件分布。同时通过观察事实及时修正自己的主观估计，一个循环后产生稳定信号均衡点，即自确认均衡。Spence论证了两种类型工人通过竞争均衡最后可能会有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39-40]。Riley对Spence模型进行简单修改，分别考察多委托代理信息隐藏模型、有限数量卖方类型的纳什均衡和类型连续分布的纳什均衡，并认为在保险和劳动力市场，多委托代理问题存在(唯一)纳什均衡[41-42]。 通过以上的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关于劳工标准的外生性研究已较成熟，主要运用计量工具考察标准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内生性研究更侧重于数理研究，借助动态优化和博弈论工具来考察劳工标准内在变动机制的文献相对较少。已有的内生性研究更侧重于宏观研究，从微观视角研究仅是些陈述性结论，且基本侧重于买方市场。本文基于特定卖方市场结构，运用信号模型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移植的规律，是劳工标准的微观内生性研究。 三、趋于最低劳工标准一致性 发展中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出口的产品结构优化，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化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一方面附加值较高，另一方面市场占有率较高，具有一定垄断地位。发展中国家某些产品具有特定分工优势地位，所以在世界市场具有一定主导性，但信息不对称使买方无法获知卖方真实的符合本国消费者要求的“生产条件”。所以卖方通过劳工标准认证发送合适的有质量的信号，以避免采购商出现逆向选择。卖方如果要发送区别于低标准产品的高标准信号，必须提供更多投资，就是要付出更多由信息不完全带来的信息摩擦成本，较之完全信息时最优投资扭曲较严重。但扭曲的高标准投资内生于生产中，促使员工有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内生动力。从长远来看，高标准信号作用于出口产品为更多消费者认可，产生声誉机制，对出口产品市场占有率、产品结构的优化有一定推动作用。但从短期来说，尤其是从供应商个体收益最大化角度去看，最后买卖双方博弈的均衡劳工标准往往停留在较低水平。 (一)基本假定 本文主要基于卖方市场考察采购商和供应商收益最大化后均衡劳工标准的变化。还原案例的原形可知，一些特定产品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特定分工或垄断，买方会竞相购买，使卖方可以抽取更多剩余。所以建模首先设定采购方市场是竞争的，从而使卖方有讨价还价的绝对主导权。现实中劳工标准的认证水平呈现离散分布，Spence基于二元策略空间分析教育的信号作用，掩盖了一些问题，如非最低点的混同均衡等，所以基于连续性策略空间借助微分方程可以更好地完成对劳工信号特征的描述。设S为供应商生产产品价值，是公司自然能力n和劳工标准y的连续函数，即S=S(n，y)，且
。这也和现实基本相符：一个企业能力越强，产品价值也会越高，而劳工标准提高，消费者更能认可，产品价值也会提高。f(n)是n的分布函数。其成本C是y和n的函数，即C=C(n，y)且
，能力强的公司认证边际成本会较低，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保持单相交非常重要的条件。能力强的公司相比弱的公司认证轻松，成本会下降；同时随着劳工标准提高，需要成本也会提高。严格来讲，总成本中应该加上一个认证固定成本，由于考虑到变量n和y的变化，经过一阶导数后固定成本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不影响最后分析结果，为了方便暂且将其设为0。价格P是y的增函数，即P=P(y)，
。总收益函数应该是单位收益乘以产量Q，一阶导数后Q同样也没起到实质性作用，所以为了后面推理更简便，假定Q=1。这样设U(n，y)=P(y)-C(n，y)为供应商净收益函数。所有假设条件基本符合信号模型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用Spence和Riley信号模型来分析劳工标准信号效应是如何影响微观个体行为及最后市场绩效的。 (二)最优解：自确认多重均衡到完全确认均衡 理性供应商基于目标收益最大化后确定均衡劳工标准，所以有如下目标函数：
要最大化净收益，除了满足上式一个正的劳工标准，一阶和二阶条件还必须满足：
卖方发出劳工标准的信号，买方依据后验概率进行评判，所以会有很多价格信号，短期来说，k为常数，卖方价格确定。但从长期来说，市场机制作用促使卖方可以自由地在非均衡路径选择合适价格函数，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所以当外生变量k变动时，卖方对应有多种价格可供选择，即
。 由式(5)可以看出，随着k的增加P增加，从式(6)可知y与n在一定区间是同步变动的，即从连续性来看，劳工标准的提高可以同步于公司能力的提高，因此，劳工标准可以作为信号来显示公司能力这个私人信息。 如图1所示，k可看作是除y之外影响价格P的另一变量，每一个k产生一个潜在的信号均衡，随着k增加到最优值记为
，此时
代表完全信号均衡，也可看作帕累托最优均衡。由式(4)对y求导并带入式(2)可得：
，同时可看出每个企业的劳工标准私人边际成本超过社会边际价值，原因是
，即超过部分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号(标准)成本，所有的均衡产生于帕累托改进路径上。如果信息完全对称，买方知道卖方相关类型，即
，也就不存在信息摩擦成本了，从而
，达到帕累托最优。因S(n，y)=P(y)，且
，所以S(n，y)=P(y)可转化为：
可以看出，满足信号均衡n是y的函数，且随着k的变化有一系列显示n的曲线。由式(4)两边对y微分再变形得：
图1 可供选择的均衡价格线
图2 与公司能力对应的均衡劳工标准线 理解竞争过程特征的一个方法不是把价格简单看作一系列采购商给出的随k变化的价格曲线束，而是此类曲线束的包络线：
图3 供应商自确认均衡到完全确认均衡
这里还有一个价格供给的子集，供应商不会接受：
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劳工标准可看作是给予发展中国家的“门槛”标准。中国很多企业尝试认证最后没有成功，所以传统认为能认证成功的企业确实能显示其能力，但大多也是在“门槛标准”附近。本来类型不同认证企业应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劳工标准，但现实是这类企业标准基本趋于最低化。笔者调研时发现VE市场几大寡头企业近几年的劳工标准检测结果都在C(及格)。Spence认为理论上信号分离均衡在现实中不容易实现，主要原因在于满足分离均衡的诸多严格条件在现实中无法满足[43]。市场机制作用使在最低标准附近的供应商的净收益是无差异的，这也和现实情况较符。同时采购商没有给予能力较强供应商额外的补偿和激励，使本身可以发出“强”信号的供应商会减弱自己的信号，这样既可以节约信号成本，同时在允许范围内保证采购商收益不减少。所以基于个体理性角度，劳工标准水平渐趋最低，其实是一次次打破既有均衡、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当更多企业选择最低点作为最后博弈的均衡点，就会出现在劳工标准信号市场的混同均衡，这样的均衡点也较为稳定。任何非最低点只要有帕累托改进，就会重新调整。所以理解这样的动态调整过程，其实就是供应商借助卖方市场势力理性改进提高收益的过程，当然买方市场竞争机制也在保证这种调整过程的有效性。这种合作的混同最低标准均衡，促使能力较弱公司可以分享能力较强公司较低边际成本所带来的额外收益。从微观效率来讲，各个供应商不必扭曲更多资源来传递较强信号，所以也是最优混同均衡。 四、非最低标准均衡的条件 Rothschild和Stiglitz在理论上证实信号混同均衡不存在[44]。但现实是出现了很多混同均衡，主要是因为理论上很多微观个体理性逻辑的推理在实践中很少出现。前面已分析，在劳工标准认证信号上，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决定处于最低标准的混同均衡的最优性。供应商没有过多“标新”来显示自己的能力，从现实情况分析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相关信号的边际成本差距不大，二是采购商对劳工标准信号的要求不够高。所以在现实的劳工标准认证上，混同均衡相比分离均衡更易成为常态。很明显，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普遍要高。问题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企业劳工标准没有像发展中国家那样趋于最低标准？处于非最低标准均衡需要什么条件？下文将从企业类型分布状况的不同来分析两者的差异。
图4 不同类型公司内部的分离与混同
如果F(n)是严格凸函数，能力强的企业密集度更高，更多能力强的企业的生产价值可以抵消能力弱的企业模仿带来的损失，所以存在非最低标准使采购商的期望收益为正。反之，如果F(n)是严格凹函数，能力弱的企业密集度更高，更多能力弱的企业模仿能力强的企业获得高价格，使采购商期望收益为负，违反采购商参与约束条件(竞争性假设)。所以任何一个非最低标准的均衡都会可能使采购商的期望收益为负，采购商和供应商最后博弈的均衡点趋于最低劳工标准。 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世界“制造工厂”，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工标准普遍较低，较低劳工标准的企业密集度高，理论上这样的企业可看作是呈现出凹函数分布，采购商平均收益会较低。所以，参与约束条件决定采购商与供应商最后博弈的均衡点会靠近最低点，避免采购商预期收益为负的风险，更多企业在最低点产生混同、合作均衡。而在发达国家，能力较强的企业比例更高，理论上企业类型概率分布函数可近似看作是凸函数。即使少量能力弱的企业模仿能力强的企业获得投机收益，从总体来说更多能力强的企业的高生产价值会保证采购商期望收益不为负。所以，发达国家很多企业普遍标准趋于较高也是采购商与特定类型分布的供应商博弈的非合作均衡。这种非合作均衡相比最低标准均衡看似是资源损耗，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对待劳工标准的态度：相比目前发展中国家资本原始累积初期较被动地进行劳工标准认证，发达国家更多的是把工人的劳工条件和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主动植根于企业整体规划中，更多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最后的产能和品牌效应也会在市场完全显示。 而对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来说，目前处于最低标准的最优“困境”，既是理性约束的结果，同时更是目前劳动力相对充裕和资本、技术等要素相对匮乏权宜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企业缺乏提高标准的动力，也会提醒市场的买方需要通过一定激励来促进卖方尽可能向高劳工标准靠近。买方可以通过价格加成或者要求劳工标准升级版如ISO26000认证来提高劳工标准，用外在的压力和动力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改善工人生产条件。反过来，产品品牌竞争力提高，对企业长远的竞争和市场的占有率都有良性促进作用。 五、数值模拟及案例分析 (一)数值模拟分析 1.趋于最低劳工标准一致性的数值模拟 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研究建立的模型的内涵，我们取一定的数值来模拟模型博弈演化的均衡过程。如图5所示，我们取参数值n=4，即最低能力值。当α=0.1，β=2.0时，如图5(A)虚线所示，模拟的水平线代表的是基于最低能力n=4时的边际成本与边际价值相同的帕累托最优
点的集合，模拟的曲线代表
对应的向下倾斜的曲线，表示随着k的增大，买卖双方博弈的均衡劳工标准y变小，当k增大到接近15时，两线相交，此时y=0.9，很明显此时作为买卖双方博弈的最低劳工标准，也符合前面数理分析的第一个结论：供应商的劳工标准趋于最低要求水平是供应商借助卖方市场势力帕累托改进的结果。图5(A)中β=2.0不变，当α从0.1增加到0.2时，模拟的虚线所示曲线和水平线都对应上升，如实线所示。但同样在k接近15时，买卖双方博弈均衡劳工标准会达到对应的最低标准y=1.3。图5(B)中，α=0.1不变化，当β从2.0下降到1.8时，如实线所示水平线和曲线会上升，直到k接近15时，两线相交，买卖双方博弈的均衡会在对应最低劳工标准y=0.9处。所以通过以上数值模拟及比较静态分析可以看出，相关的实线会随着α和β取值的不同有所变化，但都会收敛到对应的最低劳工标准，这和本文数理推理得出的第一个结论相吻合。同时通过数值模拟也发现α和β的变动对相应最低劳工标准的影响方向不同，原因在于α和β分别是劳工标准对产品价值和成本的弹性。
图5 趋于最低劳工标准一致性的数值模拟 2.最低与非最低劳工标准混同均衡条件的数值模拟如图6(A)所示，向上倾斜的曲线表示
的模拟，水平线表示的是当F(n)为严格凹函数时，任何高于最低能力
的供应商都会选择对应的最低劳工标准
的点的集合(否则采购商参与条件无法满足)。随着n变小，上下两个模拟线距离变小。当我们取参数k=-5，
=4时，模拟的混同劳工标准在y=4.8处，即基于不同能力的供应商会在最低标准y=4.8处产生混同均衡。当参数k=-2，
=4时，如虚线所示，均衡混同劳工标准会随着k的变动有所下降，但基于不同能力的供应商还会在对应最低标准y=4.3处产生混同均衡。这样数值模拟结果和本文数理分析得出的第二个结论前半部分是相吻合的。图6(B)是基于概率分布函数F(n)为严格凸函数时的情况，与前面模拟结果相似，都会产生较低标准混同均衡，所不同的是此时的混同均衡劳工标准
会在最低标准的右边即
(可以满足采购商参与条件)。当我们取参数k=-5，
=5时，如实线所示，对应的较低混同均衡劳工标准y=6.1；而当k=-2，
=5时，如虚线模拟所示，对应较低混同劳工标准y下降到5.7。把两张图放在同一个象限如图6(C)所示，两种条件下的数值模拟结果对比就很明显，基于严格凸函数概率分布的不同能力供应商博弈的最后混同均衡劳工标准在最低点的右边。而这个最低劳工标准混同均衡也是基于概率分布函数为严格凹函数时数值模拟的结果，这也和本文第二个结论后半部分相吻合。
图6 最低与非最低劳工标准混同均衡条件的数值模拟 (二)案例分析 基于上文理论论证及数值模拟分析之后，下面将通过经验研究来检验上文分析得出的结论。中国企业劳工认证尚未普及(即使二方认证较多，但内部信息透明度较低)，基于调研信息及样本数量约束，笔者通过对一个处于VE产品卖方主导型市场的大型药企的分析来进行经验研究。 1.企业发展现状 位于浙江省东部的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某制药厂创建于1954年，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主导产品主要有合成维生素E、天然维生素E、维生素A、生物素等。尤其是在合成维生素E和天然维生素E方面，该制药厂都是中国最大的生产商，全球排名分别为第二和第三大生产商。截至2013年底，生物素占全球产量的40%以上，为全球最大生产商⑥。在国内还有其他几个寡头如西安制药厂和楚雄制药厂等，所以VE市场属于典型卖方主导型市场。该企业于2009年5月通过美国DQS-ULAP公司审核，成为浙江省较早一批获得SA8000认证的企业之一，对外出口产品主要有药品和食品。从该企业获得的数据看，2013年国内市场的销售份额在38%，而销往欧美等国的份额约在60%左右，其中欧洲的比例为37%，北美17%，南美4%。而产品总量中药品占65%，食品占35%。其产品的特定优势和市场份额使得国外的合作商也较为稳定，不乏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如联合利华等。 2.企业认证现状 认证机构会定期来认证企业验厂(一般半年)，其程序如下：首先是验厂前会议，主要介绍此次验厂的目的、程序以及所需时间和注意事项；其次是验厂过程，查看数据、考察工厂所有区域及进行员工访谈和管理访谈；最后总结会议，总结此次验厂中所发现的问题并向工厂确认改善所需时间及方案。实践调研发现，自2009年5月通过劳工认证以来，该企业每半年检测的成绩基本都在C(A是优，B是良，C是及格，D是不及格)，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与该公司业绩和能力匹配的成绩(B或A)，其实这和上文理论论证的结论相吻合。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企业是因为需要发达国家采购商的订单而较被动地去申请认证，处于卖方市场的认证企业本可以表现出B或A的认证成绩，但本着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目标将劳工标准调适到较低水平。能力较强的供应商因提高劳工标准所带来的收益与由此带来的成本近似，在没有损害采购商利益的情况下，对应劳工标准会趋向于最低要求，也是上文理论阐释的一步步帕累托改进。同时笔者也了解到，这些处于VE卖方市场的认证公司组成CSR非正式网络联盟，同类型的相关企业的一些信息彼此都会知晓。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他同类企业劳工认证的成绩基本都在C(及格)，这也和上文理论分析的结论相吻合。在中国VE卖方市场认证企业近似呈现凹函数分布，即能力弱的公司密集度相比更高，也使得最后同类型企业劳工标准水平会“约定”统一于最低标准，产生合作均衡。反之，发达国家则是能力强的认证公司密集度相对更高，最后劳工标准可能会偏离最低标准，产生非合作均衡。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劳工标准借助贸易平台移植到中国，对中国劳工条件甚至劳工法律制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现实的分析发现其影响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基于卖方主导型市场运用信号模型分析涉及移植的微观个体相互博弈对均衡劳工标准的影响，得到如下两个结论：首先，在中国类似像VE这样具有寡头垄断的市场，个体理性的收益最大化使得供应商通过市场机制一步步调整均衡价格信号，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使劳工标准呈现出较低(最低)状态。其次，当同类企业呈现凹函数分布，即能力弱的企业密集度更高，会产生最低标准混同均衡，能力较强企业也会较为合作地选择低劳工标准信号；反之，当同类企业呈现凸函数分布，即能力强的企业比例越来越高，最后会产生非最低标准混同均衡，也即非合作均衡。这种合作与非合作均衡都是基于特定现实各自集体理性的结果，而要达到非合作均衡首先需要微观个体尝试从最低混同均衡转变到分离均衡。长远来看，基于分离均衡带来的“标新”收益往往要高于处于混同均衡的低收益，这也是发达国家更多企业提高劳动标准的动力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努力提高的目标。 中国更多企业参与认证，但最后认证也都陷入“及格”陷阱，形式上改善了劳工条件，从长远来说对产品升级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都有不利之处，如有很多采购商投诉中国隐藏着“血汗工厂”，对产品的品牌和声誉产生不良影响。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类供应商劳工标准差异可以看出，劳工标准的提高面临较多风险和沉淀成本，要保持风险中性，从内在标准上下真功夫，长期来看才能获得更高信号收益。在原始资本累积同时，更要实实在在地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把企业社会责任和个体利益尽可能摆在同等位置。工人积极性提高了，社会认可度提高了，无论是对产品质量还是同行竞争都会产生正效应。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对较少的卖方市场主导型企业，不能因为短视而耗尽自己本来的品牌和竞争优势，一步步把市场主动权交还于竞争者。政府和相关检验机构要严格把控检验的各个环节，平时不定期检查监督，避免生产商“明认证”、“暗分包”于二级供应商(“血汗工厂”)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外，让更多企业参与提高标准，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及时升级产品技术，目的是让产品的信号被更多采购商和消费者所接受。以劳工标准认证为契机，以微观的信号发送带动产品结构全面提升，促进国家宏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①数据来源：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2014年9月1日。 ②参见史晋川、林锦、王婷《跨国采购合约、供应商准则与劳工法律移植——富士康事件后一种反思》，第九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会议论文，2011年。 ③这种外部命令式的劳工认证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从原因上看，类似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劣势，导致生产商为获得微薄利润而使劳工标准向下竞争；二是从过程上可以看出采购商相对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的强势地位，使得供应商认证成为与其交易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强势地位也反映在价格主导性上。 ④数据来源：http://www.saasaccreditation.org/certfacilitieslist，2014年6月30日。 ⑤柠檬市场也称次品市场，是在分析信息不对称时提到的，用以说明逆向选择导致的市场低效或失灵。 ⑥数据来源：http://www.sxjxw.gov.cn/infoview.aspx?id=3052&pagetype=0301，201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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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品卖方市场的劳动力标准移植研究_供应商审核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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