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应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关于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出路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应是论文,现实生活论文,出路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当前我们的哲学正处于不景气之中，其内在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我们的哲学未能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哲学应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为人们提供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世界。克服当前哲学危机，不仅要“返本”，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真精神，而且要“开新”，开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局面。开展社会哲学研究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住中国社会的变化，使我们的哲学真正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寻找出具体的达于终极理想的进路，从而重新焕发其青春。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社会哲学 终极理想 返本开新
石：再过不多几个年头，我们将跨入21世纪。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世纪之交往往并非简单的百年更替，而是经常伴随着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面临着的这个世纪之交更可能是一个巨变的时期，对于中国来说，尤其是这样。处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人们被推上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必须对即将过去的世纪与正在来临的世纪后顾前瞻，进行一种可称之为世纪末的思考，以便在新的世纪中行进得更好。在这种后顾前瞻中，由于哲学在人文科学中所处的特殊重要位置，因而如果我们能对哲学研究的状况进行一些总结性的回顾，并因此而对于哲学在新世纪的可能走向进行某种探讨，我以为将会是特别有意义的。陈先生，你能否谈谈您对此问题的看法？
陈：关于我们的哲学的状况和出路问题，是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而很愿意将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与同行们一起讨论。
石：那么，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谈起呢？
陈：要谈哲学，便不能回避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哲学眼下正处于很不景气乃至深刻的危机之中。我以为，这一现象应当是我们世纪末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哲学的不景气向我们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哲学有什么用处？其使命或社会功能是什么？如果哲学本身并不是无用的话，那么，其现状无疑表明了我们的哲学并未有效地执行其使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澄明哲学的使命，将使我们看清以往的迷误所在，摆脱危机的出路又何在。
石：容我插一句。我注意到近期有不少人以不同方式谈到了哲学的用处问题，如张世英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论哲学何为”，还有人提出应当把“为什么人们需要哲学”作为哲学的元问题。看来，这真是智者所见略同了。
陈：其实，这并不奇怪。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思考同一个问题，无非表明这一问题具有了相当的紧迫性，若不首先解决，思想便无法继续前进。哲学不仅仅是一门知识体系，而首先是一种人类活动，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类活动就不能不具有特殊的目的或功能以及为达到其目的或实现其功能的途径。当着这种活动不再令人满意时，人们转而从具体的活动中抽身出来，从根本上追问其目的或功能，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当然，重要的不是一般地追问这一问题，而是从追问中得到了什么样的答案。
石：那么，您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
陈：哲学当然有认识论、方法论的功能，它应为人类活动（首先是认识活动）提供观念框架和逻辑基础，但它的最本质的方面应是对于人类生活的终极关怀。它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功能也是体现在这一个方面，或从属于这一个方面的。因此，我想着重谈谈这一个方面，而恰恰是这一方面，我们以往注意得很不够。这几年谈终极关怀的文字多起来了，这说明很多人意识到了哲学的这一本质特征。无疑，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的不景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一本性的失落。问题是我们不应当将哲学的终极关怀作泛泛的理解。可以说，泛泛地谈论终极关怀的哲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哲学无疑是一种终极关怀，但是这种终极关怀必须植根于每一时代的现实生活。哲学的这一本性根源于人类存在的两重性。人是一种很特别的存在物，一方面，他直接地是一种有限的生物存在，作为生物体，他不能不服从自然规律，受制于自然必然性。但人同时又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体，意识的出现使人超越了所有其他生物。意识活动的根本特征是借助于语言的象征性功能超越当下直接的现实存在，而进入一种可能性空间。正是意识以及语言，为人打开了事物的可能性领域，使人知道现实事物的存在不是唯一可能的，而不过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这样，人就能够在诸多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以构筑自己的理想。所谓终极关怀，按我的理解，也就是对人类存在的终极理想、终极意义的探求。有了选择的能力，人因此也就有了自由，自由的基本含义正是选择的自由。但是有在可能世界中构筑理想的能力，并不等于具有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理想的能力。人固然能够以象征性的语言符号为中介去构筑理想，但要实现理想却必须借助于现实的物质性工具。人的理想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物质性工具亦即技术的发展水平。这样，人的超越于现实的理想便双重地受制约于现实。首先，作为理想存身之所的可能世界并不直接呈现于人，人并不是直接存在于可能世界，而只是借助语言的象征作用从其所处的现实世界突入可能世界的。现实世界是现实化了的可能世界，可能世界是蕴含于现实世界之中的。因此，人从对于可能世界的把握和选择中构筑的理想也必定是基于现实世界的。其次，既然理想的实现须借助于现实的手段，那么，也就只有基于现实世界的理想才是可以实现的。显然，终极关怀作为一种对于终极意义、终极理想的追求，只有基于现实世界才可能是有意义的。将普遍的终极意义与现实生活汇通，这便是辩证哲学所要求的具体性。哲学所追求的应当是一种包容了现实情景在内的具体的终极关怀。
石：您刚才的谈论中使用了一些思辨性语言，这对于准确地表达思想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您能否较为通俗地解释一下呢？
陈：可以。粗略地说，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总要为自己的生活、自己所做的事寻找一个意义，如果找不到，他就会觉得生活无意义或没意思，甚至失去生活下去的欲望。因此，人总是会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所作所为、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而哲学正是从根本上解答这一问题的学问。但既然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的生活或所作所为是很不相同的，那么他们对于生活的意义的追问也必定是大异其趣的，因而他们所期待于哲学的解答自然也是各不相同的。显然，真正有意义的回答只能是根据具体的境况所作出的，而不可能是行篇一律的东西。同为哲学，为何有古今中外之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古今中外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由之产生出了不同的问题，使得哲学不得不给出不同的解答。
石：那么，根据您对哲学功用的理解，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导致当今我国哲学不景气的原因乃在于它未能充作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
陈：平心而论，哲学的不景气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之于哲学自身，但我们的哲学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未能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却是一个内在的根本性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国人在当今获得了全新的生活境况，面对这新的生活境况，以往的理论已在很大程度上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圆满回答现实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毫无疑问，这十几年来，我们的哲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其中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对主体性维度的阐发，以实践概念为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解释。但这些变化发展仍然未能适应现实生活的巨变，因而，哲学的危机就仍未能获得根本性解决。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原来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基本依据斯大林解释的理论体系，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解释体系是有着重大缺陷的，它并未能确切地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思想实质。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它不能阐明马克思所进行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之点，即把实践视为客观的活动，看作一种客观的存在，未能完全理解实践活动的存在论意义，从而也就不能不取消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主体性这一维度，而只是片面地强调一种纯粹的客观性，将马克思的哲学解释成与旧唯物主义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而这正是马克思所严厉批评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当哲学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之时，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对于马克思哲学中主体性与实践论思想的阐发，并在深入阐发的基础上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教科书和专著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倾向。应该说，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近十多年来对于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与实践论思想的阐发，都在实际上顺应了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现代性哲学之根本特征的主体性向度，是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大潮相应的。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它必然要求有与之相应的思想观念作为其精神支撑，而这种思想观念的核心便是哲学中称之为主体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现代性哲学，其建立于实践论基础之上的主体性向度是无可置疑的。因此，这种表现为突破斯大林解释的严重局限性，向马克思本人的回复，表面上看起来是退，实质上却是一种真正的前进，一种适应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观念上的前进。有人说过，回到马克思，实际上就是前进到了马克思，我以为这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即便有这些重大的进展，我们的哲学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仍然未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需要。
石：陈先生，容我再插一句。您所提到的“回到马克思”的做法我以为可称之为一种原教旨主义倾向。但既然如您所言，这一倾向尚未足以解决我们的哲学所面临的问题，那么，这是否可一般地视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性呢？
陈：把这叫做“原教旨主义”的倾向不一定很恰当，但你的意思我很理解，而且你提的问题也正是我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即使在比喻的意义上，所谓“原教旨主义”的情况也很复杂。表面上看，都是要回到学说创始人那里，但一种情况是要简单地回到往昔，这是一种消极的向后看的怀旧情绪；另一种则是积极地以退为进。一般说来，一种学说的创立之初都是生气勃勃、富有活力的，这是因为一种学说的初创必定是从现实生活中获得激情，适应现实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而随着其大行于世，后人为了当时某种特定的需要，往往将其固定为某种程式化的东西，从而不免使之失去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失去活力。因此，一种积极的向创始人的回复便是打破后人所附加于原创性理论的种种限制，将原创性学说的真精神剥离出来，释放出来，并进而根据变化了的现实生活予以发挥、发展，使之再度焕发青春，恢复活力。如果我们不限于原教旨主义的本来意义，而将其加以宽泛的理解的话，那么，在人类思想史上，文艺复兴与新教改革当视为两个成功的范例。前者以向西方文明之源头的希腊文化的回复而打破了僵固化了的中世纪文化，由之开启了现代西方文化；后者则以向原创性的《圣经》本身的回复而冲决了正趋于腐败、僵化的天主教会及其信条，并创立了适应于新生资本主义的基督教新教。我们看到，回复到创始人的原创性学说，从僵化了的解释体系中剥离或释放出创始人的真精神，是通向成功的第一步，而随后的一步则须以创始人为范例，直面现实生活，从中汲取灵感，并创造性地将原创学说予以发挥、发展。借一句现成的话来说，第一步可称之为“返本”，第二步则为“开新”。显然，如果停留在第一步，那当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第二步是更为重要的一步，而第一步仅仅是一个预备阶段。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我以为，到目前为止，在恢复学说创始人的真精神方面，我们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过一大批学者的努力阐发，作为马克思哲学之精髓的实践的观点以及建基于其上的主体性思想已广为人们所接受。因而，尽管在这方面还有许多细致、复杂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但总的来说，我认为理论界应当将其目光转向现实生活，转向现实生活对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即主要地由“返本”转向“开新”。应该说，“返本”本身并不是目的，开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局面，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克服哲学的危机。
石：您关于“返本”“开新”的阐发，极富启发性。那么，按照您的思路，我们哲学现今在“开新”方面主要地应做些什么呢？
陈：一句话，积极地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的一切哲学问题。“返本”“开新”是克服哲学危机的一种努力。哲学危机的最根本表现，我以为是哲学的“缺失”或“不在场”，即对于现实生活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理应回答却没有给予回答，或者答非所问。有些人的研究兴趣仍囿于一些脱离现实生活的纯概念分析、纯逻辑推演，或者就是重复那些已经重复了多年的条条。哲学不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当然人们也就会觉得不需要哲学。其实，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许多现象都需要哲学来关心，但往往在这时候哲学“不在场”。哲学不在场，就总会有别的什么东西在场。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文革”后兴起的“气功热”可以说是当今中国最可注意的文化现象之一。但我们的哲学却未能真正理解这一现象的深层意蕴，从而给出正确的解答。不错，关于气功以及人体特异功能等问题，人们已写了许多文字进行了描述和讨论，甚至还爆发过十分激烈的争论。有人将其斥之为封建迷信、伪科学，有人则将其誉为中华文化之瑰宝。关于气功的功效问题，无疑是应该讨论的，但这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从神秘文化的角度去探讨气功亦不无意义，但这仍非这一现象的本质之所在。“气功热”在中华大地的兴起，其真正要紧之点是在“终极关怀”问题上向我们的哲学提出了挑战。应该看到，许多人参与练功活动，甚至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投身于传播某一派别的功法的活动，其主要目的似已不是强身健体，而是要在这种活动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对于虔信者而言，气功已具有了准宗教的意义。许多敏锐的观察者已注意到，自气功在“文革”后流行以来，随着时兴门派走马灯似的更替，已越来越离开了起初的类巫术取向（如宣称用气功改变物质分子结构之类），而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人的精神生活的高级宗教的性质。这种情形表明，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之际，往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终极意义的哲学已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行使其功能，而人总是要寻求某种生活意义以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因而，哲学的不在场便为气功留下了发展空间。但气功以及种种其他类似活动所倡导的精神境界，就其总体而言，显然是与现代化进程所要求的主体心态相去甚远的。
石：我注意到近一个时期各类宣传物上都很强调科学知识的普及，这是否能够有助于人们接受适合于现代化要求的人生意义呢？
陈：科学知识的普及当然有助于培育现代性意识的，但属于有限的经验层面的科学知识并不解答超越性的终极关怀问题。罗素曾说过，哲学是以科学的语言表达的宗教神学问题。这说明宗教与哲学所关注的内容在本质上是属于同一层面的问题，而科学则处于另一层面上。前者是超越我们的有限经验的，而后者则是经验性的。因此，我们不能指望经验性的科学能够代替哲学解决超越性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一种现代性的终极关怀，或者说，植根于现实性的终极关怀，只能是哲学的使命。
石：我现在明白您强调哲学是一种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的良苦用心了。您力主哲学的现实性，又坚持其终极理想性，是既要避免流于空洞玄虚的终极关怀，又要避免哲学的实证化倾向所造成的“失职”。那么，您能不能具体地谈一谈一种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在现今意味着什么呢？
陈：这意味着我们所说的终极关怀、终极意义或终极理想必定是针对着现实生活的，是对于现今现实生活的具体的超越。不要把“终极关怀”或“终极意义”误解为某种历史的终极目标所具有的意义。历史是没有终极目标的，终极意义作为理想的意义，体现于对于直接现实的具体超越，因此，每一种趋向于理想目标的对于现实的超越，都包含着某种终极意义。就一般意义而言，终极意义总是同自由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说，一般的终极意义在于实现自由之终极理想，尽管对自由之理想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它所理解的终极意义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全部理论活动的目的就在于探究如何达于人的自由发展之理想境界，使他们所设拟的终极理想能深深地植根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具体地说，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自由发展观念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的，是对于扬弃异化劳动的社会形态的一种构想。但一则这些解答在后人的解释中受到了某种误解，更为重要的是一百多年来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必须针对改变了的社会现实来探究新的进路。当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大地建立之时，人们以为从此就告别或超越了市场经济，扬弃了异化劳动及私有财产，步入了理想社会之大门。然而，与人们的简单化的愿望相反，现实历史却选择了一条复杂得多的道路。市场经济并没有被超越，它实实在在地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现实，破坏了已有的信念之网，它给我们的哲学提出的严峻挑战是：如何在这一现实条件下重建自由发展之理想？面对这一严峻挑战，重复一种僵化了的斯大林式的解释体系，自然无用；企图借助于新儒学之类来补救亦只能是事与愿违。唯一可行的方式只能是从马克思的真精神出发，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汹汹大潮中重建指向自由发展之理想的“通天塔”。当然，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理论任务，但唯有知难而进，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哲学的不在场状况，帮助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人建起一个可供选择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石：您近年来大力倡导社会哲学的研究，请问，您的这一学术倾向是否便是您所力主的哲学应是一种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的具体体现，或者说，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终极理想的一种努力呢？
陈：只能说是一种很初步的努力。我们近年来着力于社会哲学的研究，其目的就是想从总体上把握住中国社会的变化。市场经济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现实，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有着一系列自身独有的特色，如它的社会主义前提，它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它所处的时代的国际环境，它的独特的地理、人口、资源条件等等。要想使我们的终极理想、终极关怀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便必须把握住这一现实。但我们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仅仅把握住现实，而是要从对现实的真实把握中超越现实，寻找出具体的达于终极理想的进路来。作为对于现实社会之总体把握的社会哲学的研究无疑还会对我们的知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某些观念可能有助于经验社会科学在中国的重建，但就哲学自身看，其意义只能在于为终极理想奠定现实的基础。就此而言，社会哲学研究中的实证化倾向与浮泛化倾向都是不利于这一研究的健康发展的。前者忘却了哲学自身的使命，是为“失职”，后者离开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具体把握，满足于从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拼凑浮泛的缺乏时代精神的体系，是为“渎职”。真正的哲学，应当如黑格尔所言，是把握在精神中的时代。我们的研究就主观意图而言，是力求避免上述两种偏向，以便能为终极理想在新的条件下的重建而贡献一点力量的。最后，我想说：社会哲学在现今中国是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因而需要有更多的人投身于其中，以尽快使我们的哲学成为真正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终极关怀，重新焕发其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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