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冕之王：近代上海的新闻记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冕之王论文,新闻记者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2)04-0074-(07)
新闻记者是一个直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自由职业。近代以降，伴随印刷报刊的出现，记者或称访员这一职业群体也在上海应运而生。清末民初，报馆盛极一时，名记者如于右任、戴季陶、邵力子、叶楚伧等嗣后皆握政权。《上海洋场竹枝词》就描述道：“代表民间作舌喉，口诛笔伐附春秋。昔时南董多新贵，言论于今不自由。”[1](P271)《沪江商业市景词》一书也赞誉报纸“报登各业各行情，每日纷纷利自盈。中外电迥消息广，纵谈时务愈精明”。[2](P27)上海的新闻记者职业大致上从此开始勃兴。
一、新闻记者在近代上海：无冕之王
上海最早建立新闻系的是圣约翰大学。该系于1920年9月创办，由美籍教授卜惠廉(W.A.S.Pott)在教务会议上提议设立，聘请时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柏德逊(D.D.Patterson)担任系主任。此时的新闻专业只在普通文科内增设，尚未授予新闻学学位，毕业者仍授文学学士学位。[3]1924年，圣约翰大学又将报学专业扩为报学系，成为国内第一家完整意义上的新闻教育机构，课程设置则仿照美国。
新闻记者的收入在专业人士群体当中位于中等。1930年代的调查显示了报社的薪资金字塔层级：报馆的最高职务为总理(或社长)，馆主自任者，月薪自定；雇佣者自200元至400元；总主笔、总编辑，月薪自150元至300元；编辑主任，月薪自120元至200元；电讯、要闻、地方、本埠，各编辑，月薪自60元至100元；特派记者(驻重要都会、司发电通讯职)，除交际费外，月薪在100元左右；外埠特约通讯员，以篇计的，2元起至10元止；本埠自雇外勤记者，除车费外，月薪40元至80元；普通访员兼任他报(如经济访员、公堂访员等)，月薪自10元至30元；副刊编辑，自40元至80元；编译约60元；校对和译电人约20元左右；其他附刊增刊(如教育、文艺、经济、汽车、妇女诸栏)或延专家主任，或由团体编辑，私人待遇30元至40元，团体义务居多。[4](P57)普通记者的月薪平均而言在50元上下，与公司职员薪资相当，新闻记者的收入委实不高。最早的记者大多出身前清士子，科举废除断绝了士人的晋身之路，他们只好委身洋场，卖文为生，从事传统看来听短问长、搬弄是非的卑贱职业。1920年代的名记者熊少豪就批判记者的缺陷在于“记者的专门知识固然没有，即普通常识亦无心得”；“记者常识的缺乏，不能明白社会群众的要求”；“从事编述的大多为落伍文人”。[5](P63)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记者的薪资待遇水涨船高。以《大公报》为例，该报社制定的《职员薪给规则》，分别为月薪、特别费、年终酬劳、生活津贴、年资薪等5类，每类又分各种等级，月薪从50元至1000元。[6](P205)另据徐铸成回忆，《大公报》有一个“年资薪”的规定，即除正薪外，凡工作满五年以上，即按年资分别加发薪金的百分之几。[7](P19)按徐铸成的回忆，年资薪的标准是“大约进馆满五年的，可加发月薪的百分之五，十年的十分之一，如此累进，这也是鼓励职工安心工作、久于其事的一种方法”。[8](P264)一般而言，累进薪资较适用于低职位且重复性高的职务，对于职员长期服务和降低离职率有正面功效，但难以符合同工同酬的精神。
记者多是卖文为生，但报社老板为了加强激励机制，也不时向记者发放小额员工股，以资激励。《大公报》的发行职员李清芳回忆：“有一天，胡政之让我抄一个名单，同时告诉我关于发放劳力股的决定。当我在名单上看见有我的名字，大出意料。按我十来年付出的劳动，给我定了150股，劳力股不是金钱，而且只给少数几个人，这对我来说确实是很大鼓励。”[6](P44)报社内的中高级职员之外，一些著名记者除了较普通记者更丰厚的薪资外，也偶有股份奖励。
报馆为能让人才安心工作，在薪酬上给予激励的同时，也为员工提供生活福利。譬如，申报馆为员工提供生活便利。报馆四楼设有经济食堂，员工可以在食堂就餐，还在报馆四楼设有理发室，收费只有外面理发的五分之一。[9]
那么如何才能当上记者呢？记者任职资格并不苛刻，一般要入报社首先当练习生。以《大公报》招考记者为例，《大公报》在《申报》上刊登一则招聘广告称：“本市九江路五四五号大公通讯社。特招考联系记者数名。其规定办法如下：资格高中毕业，或有同等学力，熟诸本市各方面情形，年龄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待遇，练习期六个月，每月津贴十五元，供膳不供宿。期满后升任正式记者。月薪自二十元起至六十元止。”[10]当然，也有不少人是通过个人关系等内部人推荐的捷径当上记者的。如著名记者金雄白能进上海《时报》当练习校对，主要仰仗他在该报任总主笔的伯父金剑花提携。郑逸梅曾直言两人的亲属关系，“《时报》记者金雄白，剑花之侄也”。[11](P236)1925年金雄白初入时报馆，编辑的收入是每月60元到100元，校对每月25元到40元。金雄白的职务练习校对，每月薪水就只有12元。[12](P49～50)
虽然记者待遇一般，但其职业要求却很高。报社对记者的一般要求是“在知识修养方面，作为一个全能的记者，他应熟悉国际，了解社会动态”。至于精神上的修养，就是刻苦和创造，并认为记者生活是无规律的，奉劝那些身体差的人就不必尝试了。[13](P3)至于任职资格，也有人撰文指出以下几点要求：1.深切的理论与浓厚的兴趣；2.须有健全的体力和精神；3.快捷的书记；4.机警，因为新闻记者天天和活跃的人物接触；5.丰富的常识；6.人格；7.有千言万语的写作能力；8.愉快的精神。[14](P4，P15)因为记者职业要求甚多、甚繁琐，时人认为要做现代记者，说来也不是件容易事，既要有实际知识，又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以上所论还只是对普通记者的要求，至于那些专门采访某类消息的记者，则要求更是繁杂具体。如作为一个经济记者，也和其他记者一样平素要有修养，除此以外还须做到“不要麻烦数字、不要麻烦图表，不要以耳代目。应该珍惜字纸，应该跑跑账房”。因为经济记者的工作很是枯燥，一般人都认为“经济记者，真没有兴趣，不如跑跑影闻剧闻，白相白相写意写意。再不如作政治记者，出入庙堂之上”。[15](P23)
除了工作要求的繁琐严苛，记者的职业生活也是忙碌和清苦的。《大公报》记者唐振常就认为，记者“无论新老，抓起来就派用场，一个人顶一个人的用处。没有人带你去‘跑新闻’，顶多是新旧交替，给你介绍一些关系而已。一经登场，记者就必须独立作战”。“每个星期记者会举行一次会议，交流情况，其他时间都在跑新闻。”[6](P195)有记者也抱怨“新闻记者却是一个挺清苦的职业，尤其是在中国”。一个内勤记者每天睡眠时间竟只有六小时的光景。至于如何采访那更是一门大学问，因为即便“在书本上也有理论之类指示，然而用于事实上是极难收效的”。[16](P13)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加强了对言论自由的钳制，记者的言论空间和职业空间都被空前压缩。与其他自由职业一样，记者的职业前景与生活在这一时期迅速黯淡了下来。国民党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管制和政策引导，如依据1945年6月颁布的《新闻记者法》，明确将记者身份规定为：凡在报社或通讯社担任发行人、经理、撰述、编辑、漫画编辑、采访、广播评论员、摄影以及新闻为专业之特约通讯记者，均应视为新闻记者。[17]一位老记者描述抗战胜利后上海新闻界的大致情况，认为整体从业素质堪忧。在他看来“新闻记者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在人们的心目中，它带有神秘的色彩”。因而“在目前上海的记者中，有一年以上采访经验的恐不足半数，三十岁以上的不到三分之一。新记者们的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毕业大学新闻系的并不多”。上海的外勤记者“本埠方面以新闻报为最多。经济记者则有二十人左右”。《申报》、《大公报》12人至15人，《文汇报》也有15人以上。[18](P17)至于记者的每日工作内容也有了些许变化，各报除了普通新闻以外，还注重特写，规定记者一星期要交出一篇特写。记者的职业空间自由度以及生活待遇比战前急速下降，趋于恶化。这位老记者写道，“谈到记者的生活的确是很辛苦的”，记者生活看来很自由，实际是不自由的，“一个勤勉的记者，每天都有排定的工作日程，直到今天，中国的记者还没有建立起轮流休息的制度。上海各报纸有《大公报》实行每星期轮流休息一天的办法”。他悲哀地谈到，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到了“九月份，《新闻报》记者收入八九十万，《申报》五六十万，《大公报》三四十万，其他的待遇大致为二十万至四十万”。[18](P18)记者陆铭也认为新闻记者历来都是一种清苦的工作。在战前“一般普通的待遇是四十元至五十元，最低也有三十元”。而现在最高的“仅两千元。低的仅有千元左右。一般无家庭之累者。还可以勉强过去，若有五口之家，则连饭食都难以满足”。[19](P3)
二、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捍卫言论自由与文章报国
记者群体的出现也催生了记者职业团体的创立。上海最早的记者团体是1921年创立的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该社团同时也是上海新闻记者公会的前身。继之而后的是上海日报记者公会和上海通讯社记者公会。随后，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在吸收了前上海日报记者公会和上海通讯社记者公会的会员后，于1931年11月6日，通过改组本会为新闻记者公会案。次年即1932年6月24日，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正式成立，到会134余人。[20](P704)至此，上海记者有了自己的社团。
上海新闻记者公会(以下简称记者公会)建立伊始就矢志不渝地捍卫言论自由，并反对国民党实施的倒行逆施的新闻检查法令。在一篇文章中，记者们忆及记者公会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积极抗争，争取新闻自由的历程：“新闻检查制度的存在，到现在已经是九个年头了。”“民国二十三年通过的新闻检查办法一共是十二条。第一条规定新闻检查所由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第五条规定新闻检查限于军事、外交、地方治安及有关的各类消息。”[21](P3)从新闻检查制度可见，国民党粗暴侵犯言论自由，钳制新闻传媒，凡属于军事、外交、地方治安及有关各类消息皆属新闻检查范围之列。记者公会对于这样的威权政府管制，将报刊变为政府的主要宣传工具，表示强烈的愤慨与不满，自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伊始就坚决予以反对。针对国民党钳制新闻自由的政令，记者公会于1935年12月22日，假大雅楼菜馆举行记者公会第四届秋季会员大会。大会最后提案包括：保障正当新闻事业案、争取言论自由以恢复报格、设立失业会员介绍部案，[22]表达了记者们对言论自由的强烈诉求。
可惜“这种制度实行后，新闻界屡次要求改善却没有得到什么效果”。[21](P4)在记者公会看来，新闻检查对记者人格是一种公然看轻和蔑视，对国民知情权和表达权也是公然蔑视与践踏。一位记者就描述在新闻高压政策下，记者已然是宣传工具，毫无独立性可言。记者为“负有重大责任之职业”，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记者的采访可怜不堪，新闻报道的渠道也相当狭隘：第一到市政府情报处新闻股取公报式的新闻；第二到法院抄法院审讯的新闻；第三参观外国通讯社之稿件与当日晚报的新闻；第四到预约的要人门下去索取访谈；第五则留待记者去想像。[23](P483)甚至有人评论记者最怕新闻检查，因为“费尽力气采来，结果关系片面，禁不发表”。[24]无冕之王的尊严于此荡然无存。
在捍卫新闻自由之外，记者们也对民族救亡表达己见。“九·一八”事变后，记者公会发挥了传媒优势，“以暴日横行，而日人复藉其新闻政策之惯技，颠倒黑白，大事宣传，以混淆世界各国之视听。该会特于今日(二十六日)假座沙逊大厦华懋饭店，招待各国驻沪记者”，[25]盼能“主持公道，详实报道”。[26]抗战爆发后，身处孤岛的记者公会亦不顾安危，于1939年1月致电中央表示：“本市新闻记者公会昨电中央拥护抗战建国，原文如下：国难正亟，众愤益深，抗战建国，上下同心……必成必胜、薄海同钦，谨电申祝，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叩敬。”[27]记者公会的政治热情充分表现了出来。尽管“我国的新闻记者在资格上并不像会计师和律师那样有着法定的标准，我国记者的团体组织还幼稚得很。那些已经成立的团体来说，会员资格都是限于日报和通讯社的记者”，[28]但记者毕竟是国民精神食粮的供给者，对于国事而言也是国民的代表之一。因此1936年国大选举前，记者公会向政府递交申请称，“本市新闻记者公会已成立四年”，[29]请求应允该会参加选举。
记者公会也持续关注记者职业权益与社会地位。譬如，1934年国民党取缔了《民生报》，并逮捕了该报社长成舍我，记者公会闻讯后立即召开执行委员临时会议商讨此事。最终议决致电中宣会营救成舍我，并在电文中指出“(逮捕)乃未依法定程序，与训政约法言论出版自由之原旨，似有未符，本会谊属同舟，为特电请将《民生报》社长成舍我依法释放”。[30]最后，在全国舆论的一致压力下，政府被迫将成舍我释放了事。
记者公会也利用会员大会积极鼓励记者们各抒己见，增进记者们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团队精神。如在1936年5月召开的春季会员大会上，就审议了以下几则议案：有会员提案创办新闻记者运动会，以增进会员健康；另有提议组织全国新闻记者协会，充实团结力量；此外也有人主张改革会务。[31]虽然这些提议未必都能付诸实施，然而在议程中所体现的畅所欲言的言论自由与民主意识，却是塑造记者专业精神的利器。
抗战的爆发打断了记者公会的正常发展进程。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社会局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恢复记者公会。当时报载：“本市新闻记者公会，于八·一三后即告停顿，负责人亦均星散……市社会局决定重组记者公会，并指定冯有真为第一次筹备会议召集人。”[32]另据该会呈送给社会局的材料自述，上海新闻记者公会系上海市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集团，在抗战以前原有极完善之组织。设会址在南京路大陆商场之六楼。公会在“抗战期间遭敌人压迫，会所六遭侵入”。因此请求当局必须迅速恢复记者公会，“乃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由原记者公会理监事，如冯有真等为筹备会议召集人”。①冯有真是报界闻人，更是国民党的文胆之一。指定冯有真为第一次筹备会议召集人，预示了国民党决心在战后加强新闻管制的趋向。
记者公会筹委会成立之后，立即着手拟定组织章程草案，规定具有下列资格者均可申请入会：1.本市各报发行人、主笔、编辑、采访、资料员、编译员、经理及发行、广告、印刷、电务、校对各部门之负责人；2.本市各通讯社之发行人；3.本市各电台之新闻广播员；4.各地报馆或通讯社驻上海记者。[33]嗣后将新闻记者入会登记表格分送上海各报各通讯社征求会员。经过3个月的筹备之后，到了1946年3月，记者公会“经积极筹备，已决定于本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时，假浦东同乡会六楼，举行成立大会，该会筹备委员会，对入会会员资格，业已甄审完毕，闻合格会员共有四百余人。成立大会举行时将请市政府市党部社会局派员出席指导”。[34]成立大会当天盛况空前，到会会员计555人，其中上海本地新闻通讯机构7家。②市政府、市党部、社会局也均派员出席指导。大会议程通过大会宣言及筹备委员会提案3起，主要是电蒋主席致敬与定期追悼为抗战牺牲之新闻界同仁。此外成立大会还临时提案3起：1.电请宋院长，迅将敌伪没收房屋中，择其足以容纳本会会员住宿之房屋，作为记者公寓；2.请教育部及本市教育局，对抗战宣传有功之记者遗属子女，在各公立学校内读书享有免费之权利；3.以本大会名义，请宋院长对于缺乏房屋之抗战有功报社通讯社，迅速分拨其需要之房屋，现在已住用之办公处，不得藉各科名义迫令迁让。[35]从议程中可知，此时的记者公会可谓无立锥之地，房屋匮乏至极，所以才急盼政府施以援手。
重建之初的记者公会仍然期望多方开展活动，恢复团体活力。记者节的举行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记者公会精心筹划1946年的“九一记者节”，并为记者庆祝起见“特于是日上午十时，假市商会召集本市各报社新闻记者会员举行大会，并于晚间假南海花园举行游园大会，有游艺、舞会、聚餐赠品等各项节目”。[36]在记者节庆祝前日，还特意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广告提示次日为记者节，殷望各报社同仁均热烈参加，以志祝贺。并声明摸彩赠品，均系由各大厂商赠送。[37]到了记者节活动当天，据报云，参加者相当踊跃，计各报社参加者约500人左右。吴市长应邀参加，并发表简短演说。除了记者公会举办的活动外，上海另有一外勤记者联谊会，在节日前夜假华之友社预祝“九一记者节”，此活动参与者为150余人。[38]记者节庆祝活动，记者公会亦于1947年再度举办了一回。节日当天的盛况据称也异常热烈。[39]另据报载：庆祝仪式的议程则是由大会主席即席报告记者公会一年来的工作，并商量议题如纪念新闻界殉难烈士、申援各地同业、筹备参加竞选、会员福利等。最后的讨论提案则是：1.电呈蒋主席拥护戡乱建国国策；2.电请行政院令各省市军政当局切实保障新闻业务及新闻从业人员安全。[40]记者公会对于记者节这样的庆典活动特别关注，并视之为加强记者社团凝聚力和职业共同体意识的最佳契机和良好形式。
记者公会也与其他组织一道密切合作，配合政府协和友邦的外事接待工作。1946年10月，记者公会曾会同市商会等十余团体，假丽都花园举行游园会，欢迎新近来华之美军眷属。[41]此外，记者终日埋首于书堆中，因而对于休闲娱乐也有着自身的需求。为了满足会员们的需求，记者公会在春意盎然之际，顺应大势，“各团体组旅行团者不少，本市记者公会，也将组队往游杭州”。[42]1948年9月，记者公会更向政府建言筹建新闻馆一所，作为记者研讨进修，增进智能与精神团结之场所。并为新闻馆早日建筑起见，特函请市参议会从速办理。[43]遗憾的是，正忙于内战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推诿搪塞，最后不了了之。
除上述活动外，记者公会的其他活动尤其是事关记者职业权益的利益诉求则乏善可陈。一位记者就指出，“上海有一个记者公会，理事长是中央社分社主任冯有真。然而该会成立后，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活动”。[18](P19)以至于1946年5月24日上海著名的新闻记者曹聚仁等特联名发表宣言，要求政府彻底执行四项诺言，并函记者公会严正表示。[44]这无疑是个讽刺。记者公会除了无法维护记者权益外，还积极配合社会管理，仰人鼻息。如在记者职业甄别过程中，记者公会曾向社会部问询新闻记者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伪政府就职者可否计算从业年资？在得到附逆记者“其从业年资不得计算”的批复后，记者公会没有任何为会员伸张权益的举动，反倒是俯首帖耳。③
记者公会在战后对政府的俯首帖耳、碌碌无为，激起了诸多老记者的一致声讨谴责。一位资深记者就认为记者公会虽然成立了，却无法代表会员利益，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名为中华民国，实则迄今为止，尚不是人民的而是属于官阶级的。官阶级可以代表老百姓讲话，而老百姓却不能代表自己说的”。“中国的新闻记者毕竟生活在中国社会里。中国的现社会，既然是蔓延传统的官僚风俗，新闻记者自然也受这种风习的压制与影响”。接着他就举例说，“比如这次上海新闻记者公会的十六个筹备大员，却是由社会局的一道命令指派的”。随后他又列举公会不能代表记者权益。[45](P635～637)这位老记者目光如炬，看得很透彻，其对记者公会义务本位、(政府)管制先行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记者公会也与其他职业团体一道，积极参与国大等宪政运动。1946年上海参议员候选人推选过程中，记者公会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昂。[46]正式选举过程亦庄重肃穆，开选当日公会假贵州路湖社大礼堂举行市参议员初选代表选举大会，到会会员280余人，社会局派代表方濂出席监选。大会嗣后准时开始，由投票事务所主任冯有真任主席。主席报告缺席人数，选举规则及投票人应行注意规则，旋即开始选举。依据选举规则，分三次投票，在整个推选过程中，出席会员踊跃，情绪热烈，选举大会仅历一小时即圆满完成。[47]选举结果如下：第一次冯有真当选，第二次赵敏恒当选，第三次赵君豪当选。总体而言，这还是一次成功的推选，显示了记者们较成熟的参政议政水平。
到1947年国大选举之时，情形则大相径庭。由于在国选代表名额初定时，新闻记者团体之名额总数尚较1930年代首次国大推选为少，记者公会便呈文呼吁增补名额，提出的理由是“民主宪政之施行，有赖于言论之辅助甚巨。宪政实施后，新闻记者所处地位，亦应较第一次国大为多”，“请予以补增，以示政府重视新闻职业言论自由之意旨”。[48]遗憾的是，当局对记者的诉求置若罔闻，这进一步验证了记者公会影响力之式微。
总之，上海记者公会自成立后逐渐凝聚会员的职业认同感，建构了一个坚强的职业社群。在此过程中，记者公会也竭力在体制内捍卫言论自由，直抒胸臆，维护记者的职业荣誉和声誉。然而与其他职业社团一样，记者公会在抗战后逐渐被国民政府控制、架空，渐渐丧失了其自主性和自组织能力。记者公会在保障记者执业、维护权益等方面鲜有作为。诚如一位老记者所言，记者公会也官僚化了，这说明，与号称“第四种权力”的西方媒体不同，近代中国的舆论并非是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第二类权力，即社会权力。相反，近代媒体的发展却渐渐为国家权力以官僚化的方式所控制、驯服，或者被社会强势集团的权力所操纵，逐渐趋向于保持舆论一致与政治和利益的偏向性，使得异议以及要求表达的自发形式不具有合法性。
民国时期的上海新闻记者是中产阶级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这一群体迅速壮大。然而到了抗战爆发后，记者与其他自由职业一道日趋“无产化”。国民党通过对记者公会的重建，试图用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大政府去管理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由此创制了一种国家管理(控制)社会的模式。社会管理“干预”了近代中国一个不断前行的重要进程，即市民社会的发展。尽管如此，在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下，不少记者坚持新闻专业理念，努力在黑夜中寻找星星，相信媒体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以强烈的使命感、正义感和理想，坚持正确地报道事实真相，坚信媒体和记者既是稳定、更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
①②《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组织经过及业务概况》，上海档案馆Q431-1-315-1，第4页。
③《社会部关于新闻记者在抗战期间领得伪组织证照者不得计算其从业年资事与上海市社会局的往来文书》，上海档案馆Q6-12-223-2，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