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新诗中的苗文化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中论文,因素论文,文新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作家，沈从文并不以诗歌闻名于世，他的诗名常被小说、散文之名掩隐。不过，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单辟一卷收录了沈从文的全部诗作，其数量相当可观。其中，新诗约占该卷的一半篇幅，共计58首（《筸人谣曲》、《筸人谣曲选》两组辑录的民间歌谣除外），有多首是长达数百行的长诗。可以看到，从1920年代中期直至1940年代末，沈从文对新诗创作保持着持续的热情，不同时期屡有新的作品问世。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关注新诗的发展，写有《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新诗的旧帐》、《谈朗诵诗》等专论和《孙大雨》、《〈刘宇诗选〉序》等评介文章，1930年代初在上海中国公学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讲授的也是新诗（讲义中包含《论徐志摩的诗》、《论闻一多的〈死水〉》、《论朱湘的诗》等6篇论文），在与友朋的通讯中更是经常谈论新诗；此外他还在他先后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等报刊上推介新诗人，编发新诗作品，为推动新诗发展不遗余力。
一
沈从文的新诗创作几乎与他的小说创作同时起步，他早年的不少诗作发表在新月派重要阵地《晨报副刊》上，1931年出版的《新月诗选》收录了他的7首诗作（在数量上仅次于徐志摩），他也因此一度被视为“新月诗人”；《新月诗选》编者陈梦家在《序言》中称：“沈从文以各样别名散在各处的诗，极近于法兰西的风趣，朴质无华的词藻写出最动人的情调。我希望读者看过了格律谨严的诗以后，对此另具一风格近于散文句法的诗，细细赏玩它精巧的想像。”①虽是寥寥数语，却十分准确地点出了沈从文新诗的某些特点。稍后不久，苏雪林在论及沈从文的小说时，顺便提到了镶嵌在沈从文小说里的苗族青年男女互相唱和的歌辞，说它们“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可以使我们这些久困于文明重压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一种解放的快乐”②。1940年代，诗人朱英诞在北京大学讲授新诗时对沈从文的新诗推崇备至，他以“沈从文的诗”为专题详细解析了沈从文被选入《新月诗选》中的几首诗，并将之与徐志摩、戴望舒的诗进行了比较，认为“沈从文的六首诗真是句句都好，看着念着都很舒服”，“愈看愈觉得引人入胜”，“这里面诗人的诗感境界（空气），风趣，气候一切已经不成问题了”③。
这些早期的评论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沈从文新诗的别致之处。那么，沈从文何以能够用“朴质无华的词藻写出最动人的情调”，而显出“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呢？朱英诞格外指出：“沈从文是小说家，看了这几首好诗之后我遂很懂得他何以结果作成小说家，而回头来说，我又更加佩服几首这样的诗，似乎非得这位小说家不能写了。”④朱英诞在此谈论的是沈从文作为小说家写诗给人的“新鲜之感”。诚然，沈从文的新诗大多采用了自由体，有着鲜明的小说或散文的笔法——质朴、率性，这是他的新诗在充分发挥了小说或散文的优长后所获得的特点。不过，在笔者看来，要探究沈从文新诗的别致、 “动人”的缘由，离不开对浸润于其作品间的深厚湘西文化（很大程度上即是苗文化）底蕴的考察。
众所周知，沈从文的小说在素材、主题、情调等方面均受到了湘西苗文化的熏染。这种熏染，不仅来自他早年在湘西生活的记忆的发酵，而且缘于他以小说家的眼光，“发现”了蕴含于湘西苗文化中的特殊价值。1930年，沈从文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王际真说：“我将学一点苗文，将来写文章一定还有趣味，因为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地写，秩序上不坏，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多了的。”⑤可以说，沈从文在小说中对苗文化因素的汲取是一种自觉的、有准备的举措，因此，针对1930年代苏雪林在评论中指责他虚构苗族生活的观点，沈从文晚年在访谈中多次予以反驳⑥。没有人否认，那种出自天性、深入骨髓（沈从文本人有苗族血统）的对苗文化的兴趣和运用，正是沈从文能让小说散发独特魅力的重要原因。与此相似，沈从文在新诗创作过程中也有意识地调动了沉淀在他血液之中的苗文化资源，使他的新诗作品不时现出苗文化的印迹。
那么，苗文化因素是如何渗入沈从文的新诗创作的？在其新诗作品中有什么样的体现？这里需要提到沈从文对湘西民间歌谣的收集和整理。1920年代中期，沈从文数次委托表弟代为搜集、抄录家乡镇筸（即凤凰县城）的山歌，并整理后以《筸人谣曲》、《筸人谣曲选》为题，先后连载于《晨报副刊》。这些歌谣发表时，沈从文不仅写了“前文”，详细介绍其对歌谣发生兴趣及搜集歌谣的过程，而且为每首歌谣配置了长短不一的说明文字。沈从文认为，这些歌谣“类乎芹菜萝卜的不值钱的土仪”和“肥壮的”大红薯⑦，包含了丰富的地方风俗和乡民天然质朴的情感。除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外，沈从文甚至计划，“在一两年内能得到一点钱，转身去看看，把我们那地方比歌谣要有趣味的十月间还傩愿时酬神的喜剧介绍到外面来。此外还有苗子有趣的习俗，和有价值的苗人的故事。我并且也应把苗话全都学会，好用音译与直译的方法，把苗歌介绍一点给世人”。⑧
其实，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是新文学的传统之一。早在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就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并出版《歌谣》周刊，刘半农、周作人等是积极的倡导者。刘半农的《瓦釜集》即是一部仿歌谣的诗集，他的《扬鞭集》中的部分诗篇也留有歌谣的痕迹。沈从文显然非常赞赏刘半农等人的倡导和实践，他在一篇专论中高度评价了刘半农的《扬鞭集》：
刘复在诗歌上试验，有另外的成就……他有长处，为中国十年来新文学作了一个最好的试验，是他用江阴方言，写那种方言山歌，用并不普遍的文字，并不普遍的组织，唱那为一切成人所能领会的山歌，他的成就是空前的……用微见忧郁却仍然极其健康的调子，唱出他的爱憎，混和原始民族的单纯与近代人的狡猾，按歌谣平静从容的节拍，歌热情郁怫的心绪，刘半农写的山歌，比他的其余诗歌美丽多了。
借此，沈从文又举出一些湘西民间歌谣的例子后认为：“关于叠字与复韵巧妙的措置，关于眩目的观察与节制的描写，这类山歌，技术方面完成的高点，并不在其他古诗以下。对于新诗有所写作，欲从一切形式中去试验，发现，完成，使诗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标准，这类歌谣可取法处，或较之词曲为多的”⑨。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对民间歌谣的偏好及探求将民间歌谣引入新诗的思路。
沈从文对湘西民间歌谣满怀热情的搜集与整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新诗创作，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湘西民间歌谣中浓郁的苗族风土人情，成为沈从文新诗的题材、主题乃至情趣的重要来源；其二，沈从文因受民间歌谣的耳濡目染，其新诗常常借用或转化歌谣的某些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一种清新、别致的风格和笔法。
二
在初涉写诗之际，沈从文曾有过茫然与犹疑：“做诗是方便极了，但‘夜莺’‘玫瑰’这类字眼我运用时常感到万分的困窘，虽有‘悲哀’，却又与‘天鹅绒’异样，心儿是否当真成了‘零零碎碎的片子’也不能知，也从不弹断过什么‘心的琴弦’，做诗大概是与我无缘了。”⑩显然，沈从文并不认同当时盛行于诗坛的虚浮的低吟浅唱，那些故作高雅、过分“诗意”化的语词令他感到“困窘”。好在很快，他就从湘西民间歌谣中发现了某种可能性：“在赞美裸着样自然的一切时，用朴质的谣曲较之更文雅一点的诗歌是尤其适当”(11)，由此算是找到了自己写诗的依据和一条可靠的路径。
可以看到，沈从文在整理、发表《筸人谣曲》、《筸人谣曲选》的1925～1927年间所写的新诗，受民间歌谣的影响最为明显。其中，《乡间的夏》这一 “与诗约略相似（一律用中国字，一样的用了点韵）的东西”(12)，被沈从文命名为“镇筸土话”；这首诗和稍后的《镇筸的歌》一诗，都完全是用方言对乡村景象和对白的直录（其间还夹杂着镇箪山歌）：
看到太阳落了坡，
看到牵牛的代狗走过河。
看到茅屋顶上白烟起，
这时的蚱蜢，蟋蟀，——绿蛤蟆，
一起（眼屎懵懂）唱歌。
——《乡间的夏》
对于这些“土话”，沈从文给出的“文学解释，是：用笔写出来的比较上新鲜，俏皮，真实的话而已。若因袭而又因袭，文字的生命一天薄弱一天，又那能找出一点起色？因此，我想来做一种新尝试”(13)。同样出于“新尝试”之目的，《春》采用了类于山歌的男女对唱的形式，有些段落即是原汁原味的山歌：“山坡上同一时候原开了千种万种花，／火灶里同一时候原烤了千种万种粑；／用牛肉切成细细丝炒了韭菜吃，／这当看各种味道有各人的爱”；该诗的主体部分，是模拟湘西青年男子的口吻向他钟情的女子表达爱慕之意的话语，热烈而动情。此外，《还愿》系“拟楚辞之一”，《伐檀章今译》是用镇筸“土音”对《诗经·伐檀》的“试译”，《黄昏》则照搬了苗族男女在黄昏“分手时节对唱的歌”——这些，都是沈从文有意对歌谣的模仿或改写之作，诗中有不少是对苗人生活风习和场景的原生态的描绘。
与上述有意识地对歌谣进行仿写或改写相应，沈从文这一时期新诗中的乡村题材十分突出。沈从文一向自称“乡下人”，早年的乡村生活不仅是他小说素材的“仓库”，也成为他诗之思的不竭源泉。例如，《薄暮》以活泼的笔调、富于情趣的画面，写月下的乡野：“一块绸子，灰灰的天！／贴了小的‘亮圆’；——／白纸样剪成的‘亮圆’！／我们据了土堆，／头上草虫乱飞”；《月光下》也是对月下乡村风景的生动刻画：“月儿穿上云的衣裳我便不动了，／大家歇歇你不跑时我也不跑： ／我同蚱蜢愿自来静静的接禾上露水，／老头儿鹭鸶却一翅飞去真是见神见鬼”，诗中的“接禾上露水”、“老头儿鹭鸶”、“见神见鬼”等说法给人奇异之感，押韵的长句式和戏谑的语气无疑沾染了歌谣的味道；《想——乡下的雪前雪后》这样写乡村雪后景象：“长的河坝胖了，／老的碾坊胖了，／水磨学得胖子的脾气，／唱歌也只是懒声懒气的！／／日头从云里出来时节，／喊着叫着的斑鸠，／是坐在我家正屋背脊上”，各种事物如童话般的拙朴情态与全诗的质朴语言相映成趣。这些乡村图景的勾画，与沈从文小说中大量的湘西风物（如吊脚楼、石子船、河街等）的展现保持了一致。这一方面开拓了诗境，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
湘西苗族是一个豁达、开朗的民族，因较少传统宗法礼教的束缚，而仍然保持着淳朴、狂野的特性。《筸人谣曲》、《筸人谣曲选》所录的山歌实际上多为苗族男女相互表达爱意的情歌，其中不乏苗族青年男女对性爱的率真、大胆的表白，其语言粗犷、浑朴，表达方式也随意、自然。这些去除了造作和伪饰的性爱话语深得沈从文的赞赏，他格外喜爱《筸人谣曲》中的第一首，曾在不同场合下多次征引：“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我想用手摩一摩，／心里只是跳跳底。”(14)沈从文认为，“在歌谣中，连用叠字，从叠字上更其能动人，这一首实为最好”(15)；并指出：这首山歌“描写一个欲望的恣肆，以微带矜持的又不无谐趣的神情唱着”(16)。在他看来，这正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7)。
由于受这种自然的性道德观念的引导，沈从文也写了一些热烈地表露爱情的诗篇。如《我欢喜你》：“你的聪明像一只鹿，／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我愿意来同羊温存，／又担心鹿因此受了虚惊”，巧妙地用“鹿”、“羊”比拟心上人的“聪明”和其他“德性”，“又担心”一语传达的是“我”既想靠近、又审慎地保持距离的复杂而微妙的意绪。同样巧妙而大胆的是《X》： “妹子，你的一双眼睛能使人快乐，／我的心依恋在你身边，比羊在看羊的女人身边还要老实。／／白白的脸上流着汗水，我是走路倦了的人：／你是那有绿的枝叶的路槐，可以让我歇憩。／／我如一张离了枝头日晒风吹的叶子；半死，／但是你嘴唇可以使它润泽，还有你颈脖同额”，如此表白既隐晦又直接——隐晦的是倾诉者在表情达意时用了多重比喻性的说法（以“羊”、“路槐”、“叶子”作喻），直接的是这种近距离（“我”与“你”）的挚情表露，点出了“眼睛”、“心”、“脸”甚至“嘴唇”、“颈脖”、“额”这样的字眼。而《颂》堪称此类爱情诗篇中的绝唱：
说是总有那一天，
你的身体成了我极熟的地方，
那转弯抹角，那小阜平冈；
一草一木我全都知道清清楚楚，
虽在黑暗里我也不至于迷途。
如今这一天居然来了。
我嗅惯着了你身上的香味，
如同吃惯了樱桃的竹雀；
辨得出樱桃的香味。
樱桃和桑葚以及地莓味道的不同，
虽然这竹雀并不曾吃过
桑葚与地莓也明白的。
你是一枝柳：
有风时是动，无风时是动；
但在大风摇你撼你一阵过后，
你再也不能动了。
我思量永远是风，是你的风。
这首诗将沈从文对生命中自然、原始、“蛮性”力量的礼赞推向了极致。诗中充满了鲜活的譬喻：首先是借用自然景物对恋人身体的“无遮拦”的展现，给人以亲切而柔和的美感，这对接着那种把身体与自然物象勾联起来的古老隐喻系统；其次，以竹雀对“樱桃的香味”的“辨得出”（对照“桑葚与地莓”），来比拟 “我”对“你身上的香味”的习惯，用语朴质却形象鲜明；再次，将“我”与 “你”的关系比喻为“风”与“柳”的关系，结尾的“我思量永远是风，是你的风”，于直接的告白中透出宛转的韵致。
也是出于对那种自然、原始的情爱的赞赏，沈从文还创作了两首题旨奇特的长诗：《曙》和《絮絮》。这两首均长达数百行的诗作，分别以嫖客和妓女的身份与口吻互诉衷肠，二人惺惺相惜、一唱一和，咏叹的是浊世中一份令人颤栗的真纯情感：“在你身边，我已经找到了我所寻求的东西。／你引我进到一个灵魂陶醉的世界，／我得了不曾经的心灵的润湿， ／发了霉的感情已为你洗刷一通”，“在我心中，你永是完人，／我用我弱小的心，／感触了你人格的伟大”（《曙》）；“过去的生活把我身体毁了，／这灵魂还是好好儿可以容得下／爱情的火来煎它熬它”，“一颗被侮辱揉碎了的心，／在一种爱的亲洽下是修理得好的”（《絮絮》）。这两首诗所表现的以乡村原始野性的张扬，否定城市文明“阉寺性”的态度，在沈从文那里是一贯的（如小说《柏子》、《龙朱》、《丈夫》等）。
二
有必要指出，前引沈从文爱情诗中对譬喻（“你的聪明像一只鹿，／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的妙用，虽然有《圣经·雅歌》影响的因子(18)，但更多的来自他所痴迷的湘西民间歌谣。
用生活中寻常的事物作喻，借以表情达意，是《筸人谣曲》所录歌谣的一个共同的鲜明特征，如“小小麻雀才出窠，／一翅飞到田落角，／只有麻雀胆子小，／看到谷黄不敢剥”（19首），“因为萝卜踹死菜，／因为姐好才起心；／起心不自今日起，／萝卜下种到如今”（27首）等。还有沈从文由歌谣改写而成的《黄昏》也是如此：
我不问鸟巢河有多少长，
我不问萤火虫有多少光：
你要去你莫骑流星去，
你有热你永远是太阳。
在沈从文的诗里，他不仅把这些取自日常事物和自然景物的譬喻转化为一种独特的技法，而且也将之作为结构诗篇的重要方式。
例如，《初恋》一诗中，懵懂的少年将自己设想为一个陀螺，期待年轻尼姑“亮晃晃底眼睛”如“小鞭子”一样在他身上“抽来抽去”，以至于“一个夏天的时光都消磨到阎王殿那片三合土的坪上了”。这种构思十分奇特，将“初恋”的某种微妙心理传达出来了。《觑——瞟》也写到了眼睛，诗中将恋人的善睐明眸比喻为“长的柔软的手臂”、“闪忽不定”的“星儿”、“锋利”的“刀子”，和“尖锐”的“牛茨”，要比“不可捉拿”的“荷面上水珠”“更活更灵”，且“有音乐魔力与柠檬汁鲜味”，极为传神地展现了恋者羞怯而渴慕的情态。至于《想——乡下的雪前雪后》中“像撒盐，像撒面，／山坡全是戴了白帽子”这样的对事物的比喻性铺陈，则常见于沈从文的新诗作品中。
即便在1940年代，沈从文的新诗创作（同其小说、散文一样）因过多的冥思而偏向于抽象的表达，却也没有放弃对具体物象的比喻性运用。典型的如《莲花》和《看虹》这两首对生命进行沉思的诗：前者虽然重在哲理性玄想，但有多处是富于象征的具体景物（莲花）的描绘，正如诗中所说，“我爱抽象，／一片猪耳莲所能引起我的妄念和幻想”——正是那些可感的物象凝定了“抽象的抒情”；后者的情境色彩更浓些，全诗没有分节，从“瓦沟中白了头的狗尾草／在风里轻轻摇。雨止住了”写起，至末句“有一片平芜在眼中青”止，诗中间有大段的对话（也可看作絮语），对话之中及各段对话的衔接部分都有细致的景物描写，其间渗透着关于生命的幽思。
另一方面，从诗歌形式来说，沈从文新诗在形体上所受到的湘西民间歌谣的熏染也十分明显：一则，湘西歌谣中不管是“单歌”还是“对歌”，其鲜明的对话特征似乎可用来解释沈从文新诗中对话（倾诉）语气、对话样式或对话段落经常出现的原因，如前面提到的一些爱情诗，以及《对话》、《看虹》等诗篇。再则，渗透在歌谣中苗族人的自由不拘的天性，使被目为新月诗派之一员的沈从文“背叛”了这个诗群的规训，其绝大多数新诗采用的是句式参差不齐的自由体（仅有极少的几首留有新月诗派“格律谨严”的外形，如《爱》、《梦》等）——遍布着散漫的口语化句子，并不讲求字句的洗练。
不过，倘若细细琢磨沈从文新诗中看似随意的口语句式，不难悟察到其中某些显得别致的情调，并发现它正是陈梦家所说的“另具一风格近于散文句法”的核心。沈从文在其新诗中探索着一种基于口语的小说化、散文化笔法，这与他的人生观念和写作观念是分不开的。沈从文向来将一切写作视为“情绪的体操”，认为“诗应当是一种情绪和思想的综合，一种出于思想情绪重铸重范原则的表现”(19)；“真正现代诗人得博大一些，才有机会从一个思想家出发，用有韵和无韵作品，成为一种压缩于片言只语中的人生观照，工作成就慢慢堆积，创造组织出一种新的情绪哲学系统”(20)。“情绪的体操”最终抵达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境界——这既是理想的“人生形式”，也是文字所应遵循的样式，即某种未经雕琢、接近生命本真状态的口语化表达。
值得一提的是，颇能够体现湘西歌谣之浓郁地域风味的方言，也带动了沈从文诗中诸多方言词汇的羼入（如“亮圆”、“不有”、“横顺”、“当到”、“希奇”等），更有像《乡间的夏》、《镇筸的歌》这样的全然方言之作。这令人想到同时期新月诗派其他诗人的某些相似做法，如徐志摩的著名的硖石方言诗系列、蹇先艾早期的带着较重贵州方言的诗作、闻一多的掺杂着鄂东方言的部分诗作。这些“尝试”从一个侧面（特别是诗歌的语调），补充了当时新月诸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于新诗格律的讨论和实践，并开启了其后如卞之琳诗歌中的“戏拟”(parody)等技法。从新诗的历史来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方言”入诗算是一个小小的传统，而沈从文的新诗堪称其间值得珍视的一部分。
注释：
①见《新月诗选·序言》，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29～30页。
②苏雪林：《沈从文论》，载《文学》1934年第3卷第3期。
③④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陈均编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页。
⑤见《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
⑥沈从文：《答凌宇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⑦⑧⑩(11)沈从文：《筸人谣曲·前文》，见《沈从文全集》第1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9～20、20、19、17页。
⑨(16)沈从文：《论刘半农〈扬鞭集〉》，载《文艺月刊》1931年2月第2卷第2号。
(12)沈从文：《话后之话》（这是附于《乡间的夏》一诗后用以说明的短文），载《京报·国语周刊》1925年第5期。
(13)沈从文：《话后之话》，载《京报·国语周刊》1925年第5期。
(14)如前面提到的《乡间的夏》中就照录了此歌。需要提及的是，《筸人谣曲》里的一些歌谣也常见于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中，如《萧萧》里征引了“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上埋坟坟重坟；妹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长河》里征引了“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等等。这自然是其小说、散文的一个特色。
(15)见《沈从文全集》第1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1页。
(17)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载《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1期。
(18)参阅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19)沈从文：《新废邮存底·十七》，见《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51页。
(20)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二十六》，见《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