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国民政府派兵入越计划及其搁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0年6月间法国败降德国，日本乘机迫使法国停止滇越铁路运输，并试图在越南谋求更大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国民政府为保障西南国际交通和西南根据地的安全，曾考虑一旦日军侵入越南，即出兵越南援法抗日。派兵入越计划是国民政府西南防务筹划的重要环节，亦是其争取国际军事合作的关键步骤，但现有研究却甚少论及。①有鉴于此，本文拟对1940年间国民政府派兵入越计划的酝酿、筹备、调整及搁置等情况加以梳理和分析。
一、日本侵越图谋对云南防务的压力
从1940年4月起，德国对北欧、西欧发起军事攻势。日本乘德国军事进展顺利之机，试图染指欧战中失利的国家在远东地区的属地，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荷属东印度。此时，中国仍处于对日孤军奋战之中，国民政府期待国际局势的转变给中国外交和抗战带来转机，蒋介石认为，“倭对荷属东印度欲加染指，美国坚决表示反对，英、法心存警戒，此倭寇于外交上又失败矣，而其刺激美国扩充海军更予以致命打击”。②
随着法国在欧洲的战事日趋失利，日本又将觊觎目标伸向法属越南。此举无疑加剧了日本与法、英、美诸国的矛盾，也对中国西南国际交通乃至西南根据地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应对此种态势，国民政府希望与法国就共同防卫越南展开合作。
5月30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要求顾维钧和法国当局联系，“了解他们是否已做好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日本南进扩张行动”，并提出法方“如果愿意合作，中国现在就应做必要的准备，这在中国方面不太困难”。6月4日，顾维钧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精神，在拜会法国政府殖民部长罗兰时提及了中法合作保卫越南以及中国政府愿意在合作中提供人力和物资的问题。罗兰表示在越南受到日本入侵的情况下，中、法自有必要进行合作，但合作协议只应在所要防止的可能情况临近出现的时刻才能签订，并担心签订合作协议可能刺激日本发动进攻，同时表示缔结合作协议属于政策上的问题，超出其职权范围，建议顾维钧向国务会议主席或外交部提出这个问题。③
6月10日，顾维钧拜访法国外交副国务秘书保尔·博杜安时，再度提及中法军事合作问题。博杜安认为如果日本进攻越南，那它就成为中、法的共同敌人，两国即应以最大的合作来加以应付，但目前日本尚无对越南采取行动的迹象，因此用一个反对它的联合行动协议来刺激它是不明智的。顾维钧则表示合作计划应在事先安排好，到发生不测就为时已晚。博杜安答应尽早让顾维钧知道法国总理雷诺的答复。④14日，顾维钧会见了法国外交部秘书长夏尔－鲁，希望了解法方对合作问题的决定。夏尔－鲁表示雷诺还没来得及考虑此事，而其本人愿表示法国政府感谢蒋介石建议的精神。
在法国政府以敷衍的态度对待中方提出的合作要求时，中方就越南防卫问题与法越当局进行了初步的接触。6月8日，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拜访越南总督府秘书长时，根据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所嘱，以表达“个人见解”的方式提出：“倘使越南方面遇有何种困难，欲我相助者，我无不竭力相助，设或人力方面有所不足，亦不无可以商量，未知越南政府，曾有此种考虑否？”秘书长称此事越出其权力范围，并担心合作交涉消息可能走漏而多生枝节，望其向越督直接交涉此事。11日，许念曾将其与秘书长的谈话情形呈报外交部，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关于人力助越问题，以目下意大利业已声明参战情形论，此时益增重要，因越南苟或不利，我西南屏障即失，且我倘能先允此项援助而屯大军于华越交界处，则越南政府助我运输心理即可稍为坚定，故此事虽非念曾范围所应进行之事，但探其语气，只须严密进行，法方亦所欢迎，深愿我当局勿加忽视”。⑤
6月17日，法国雷诺内阁辞职，贝当继任总理，并宣布对德投降。日本乘法国战败之机，对其提出封锁滇越边界并允许日方向越南派使团对封锁加以监督的要求。法越当局在向英、美两国寻求军事援助未果的情况下，屈从了日本的要求。⑥29日，以西原为机关长的日本监视团到达河内。
对于越南停止滇越铁路运输问题，蒋介石认为，“应先设法使倭不用武力进占安南，然后再徐图恢复交通为要”。⑦他希望从国际外交方面获得突破，于6月21日分别致电驻美大使胡适、驻苏大使邵力子、驻德大使陈介，要求其推动驻在国政府设法遏止日本对越南的侵略企图。⑧为配合外交努力，他还决定发表对越问题宣言。22日，他拟定“宣言大旨”，认为“应说明倭寇侵略之目的，彼无论进占亚洲何地，其目的全为灭亡我中国，故倭军无论进至亚洲何地，我华军亦必随至何地，与在中国同一抗战；且安南尤为我中国接壤之地，为国际通华惟一之路。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以及现行之条约上，我国皆有运输交通之权利，若倭果进占安南，不论其名义与行动方式如何，而其为假道安南以侵略我中国显而易见，故我必随倭军之进占安南而亦进军安南，对倭抗战，以保障应有之权利。但除倭寇外，对第三国决以友谊出之，而不敌视”。⑨23日午后，王宠惠与王世杰撰定此宣言，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⑩宣言称：“日本如侵占越南，其目的将不仅夺取法国属地，势必更取道越南以攻华，故日本在越南等地有武力侵犯行为，中国政府为维持其生存独立与遂行其一贯之反侵略主义计，不能不因日本之逼迫而采取此种局势下之一切必要之自卫措施。”(11)
为避免法越当局在涉华问题上进一步屈从于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加紧了中越间军事合作的交涉。6月23日，蒋介石致电驻河内西南运输处宋子良，希望其探明越南总督对抵抗日本侵略和维持中越运输的态度，并就与越南当局进行军事合作交涉问题作出指示，“中国极愿与越南政府军事合作，密商具体办法，但不必用文字明定，只要双方口头密商及预订一切之部署，一俟日军侵越以后，乃可有效履行。如其同意，中当密派负责专员来越面商，或由越督派员来渝面商亦可”。(12)25日，贝当政府召开的国务会议决定撤换越督卡特鲁，代之以法国驻远东海军总司令德古。蒋介石得知此消息后，于29日致电许念曾并转宋子良称，“最近越督更迭，新越督于我必更不利，未知原越督之意志如何，请间接密探，无论如何，我必援助其到底也”。(13)但是，越南方面对中方提出的军事援助并不领情，“多数竟认为中国想借援助越南题目引起法日冲突”。(14)
西南边境的严峻局势使得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务力量。5月30日，蒋介石手谕何应钦、徐永昌、陈诚，告以越南局势日趋严重，应再抽调十师以上兵力集结于贵州附近，作为应急之准备。(15)6月5日，蒋介石考虑，“敌如进占安南，直趋昆明，则我应准备：甲、集中兵力；乙、破坏铁道；丙、问法国，如我派员到安南协商，是否接受”。(16)
但在加强西南尤其是云南的防务问题上，国民政府受到诸多因素的牵制。其一，忧虑中共在北方的发展。蒋介石5月26日日记载：“如巴黎失陷，倭必侵略安南，我应早为之所［防］，集中大军于昆明如何，然共党方图作乱于华北，以缓急轻重论之，应重内而轻外，先北而后南；况倭如南进，则彼已介入欧战，必与英、美冲突，于我政略，乃有利也。”(17)其二，担心重庆的安全。日本在企图染指越南的同时，还对鄂西重镇宜昌发起攻势，并于6月12日将之占领。宜昌的失守使日本“可以驱逐机掩护其轰炸机袭炸重庆”，且妨害中国“南北联络与战略重点”。(18)面对日本从越南和鄂西两方面夹击西南根据地的态势，蒋介石把四川防务置于优先地位，认为“应防倭积极攻川”，“候宜昌战事结束，即布置越南边境军事”。(19)其三，顾忌龙云的态度。面对日军对云南的威胁，龙云希望加强自身控制的防卫力量，而非中央政府在云南的军事力量，接连电请中央：一、调第一集团军(即卢汉部)返滇；二、派炮、工兵各一团赴滇；三、将滇省几旅共编为六师。徐永昌认为龙云这些“备倭犯滇越”之要求“意在要挟”，并担心日本利用龙云与中央不合之弱点将对华封锁链条进一步及于昆明。(20)其四，受到交通、后勤困难的牵制。6月22日，蒋介石与王宠惠、张群商讨越南问题，“拟调兵三军驻滇桂边境”，以作对日军占领越南之准备。但由于交通困难，调兵赴滇、桂边地大需时日。(21)徐永昌认为此时向滇越边境派三个军“尚嫌早”，鉴于粮食正缺、气候正坏，认为“似可派一军，其两军应留后”。蒋介石、白崇禧、刘斐则反对徐的意见。(22)28日，张发奎奉命派第五十四军与第六军去靖西、德保。(23)7月26日午后军委会会报中，后勤部报告了“天保、靖西缺粮，病疫之紧急情形(军心惶惶)，以为仅五十四军三个师亦须亟改汽车送粮”，“并请第六军停止前进(第六军在宾阳一带，五十二军方抵柳州)”，遂“决定五十四军留一师在前方，其两师略向后移就食”。(24)
二、国民政府派兵入越计划与筹备
日本继6月间迫使法国停止滇越铁路运输后，又于7月间促使英国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并伺机向法国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即希望越南能够担负日军补给、允许日军通过及使用机场等。当日本胁迫法国关闭滇越铁路之时，国民政府只是就派兵入越问题与法方进行了初步的交涉，在滇越边境兵力部署不到位的情况下，还未就进兵越南展开具体的筹划。而到日本要求法国允许日军假道越南侵华之时，国民政府为应对现实的威胁不得不为派兵入越作战展开具体的筹划和准备。
8月4日，蒋介石约集军事干部“研讨敌假道安南入昆明事”。白崇禧、刘斐“颇主至时派一军入越”，认为此举有利之处在于“一、扰敌后方，二、助越人扰敌，三、国际的有利”。徐永昌则认为派兵入越有诸多不利和不便之处，“一、敌之纪律能特佳，二、经济能裕于当地，三、特务工作较我强，四、妨害法、越人自动的防敌，五、越境不如滇境险要，我兵有限，不如集用于滇境”。(25)12日午后会报中，“吴铁城亦来参加讲，一为我协助法人拒日，一为领导越人拒法日”，后者的施行当在“法日妥协、法允日假道侵我”之时。白崇禧积极支持对越“派谍报、派特务队”，“认为法日必仍走入妥协，假道公算甚大，我之入越必争取主动，并防暹罗、缅甸助日”。徐永昌颇不认同策动越南人抗拒日本的策略，认为“我之策动安南人似尚不如日之策动有力。敌策动安南人，法助我，我策动安南人，法助日”，“我之策动效能在国内既已见之，再演之国外，徒增一幕丑剧，何如顺人情以困倭者”。(26)
对于越南问题的处理方针，蒋介石倾向于尽力促成中法军事合作，并对派兵入越计划持积极态度。8月7日，他令驻越参谋齐清儒等速与越督进行合作交涉，并决定派何应钦赴滇布置一切。(27)何应钦到云南与龙云商谈后，于13日致电蒋介石汇报商办情况。关于军事计划中对外派兵的部分，龙云认为，“敌如以武力侵占越南，我以一军入越，兵力亦嫌单薄”。何应钦称，“在国境外作战，顾虑颇多：(甲)语言不同，须要翻译人员甚多。(乙)法币不能通用，补给运输均极困难。因此只计划使用一军，必要时再加派”。(28)
8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日本向法国要求假道越南攻华问题发表声明：“日本武装队伍果侵入越南时，不论其用何种借口，并不论其在何种情形之下，中国政府认为此举系对中国领土安全直接与急迫的威胁，当立即同样派遣武装队伍进入越南，俾得采取自卫措施，以应付此种局势。所有因采取此种必要措置而发生之结果，中国政府自不负任何责任。”(29)这一声明显然比6月下旬发表的对越问题宣言在措辞上更为直接和尖锐。国民政府多次对外严正表明于必要时将入越抵抗日本侵略的立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图：其一，与日本侵越企图针锋相对，使其对扩大侵略行动有所顾忌；其二，对法国方面抗拒日本形成动力和压力同在的态势，避免其轻易以损害中国利益为代价而屈从于日本的胁迫；其三，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希望赢得外界对华的广泛同情和切实支持；其四，避免给日本方面进行反华宣传以口实，向外界表明中国对外派兵是为自卫而非侵略。
法国维希政府面对日本的武力胁迫，确实希望得到外界的军事援助，但其所期待的是海、空军援助，能做到这一点的是美、英而非中国，所以其对国民政府提出的援助计划并不热心。不仅如此，法方还指责中国在8月11日有小股部队进入越南，认为这种情况重复出现会给日本进兵越南以借口，因而要求中国政府严令部队禁止再度越境。(30)
针对从法国方面传来的不利消息，蒋介石在8月20日的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日本在越如无军事行动，华军亦不入越。”(31)蒋介石担心日军轻易占领广州事件在昆明重演，遂加强了与云南和广西方面将领的沟通。8月21日，他致电在昆明的何应钦并转龙云，鉴于“敌必于最近期间由越南攻滇”，请其“切实准备，以期有备无患”。他还致电在桂林的林蔚、关麟征，要其“务令前方各部切实准备，但我军行动必须待军委会作战命令方可开始，否则切勿擅入越境，并应对士兵严加约束为要”。他在去电中还提及法方所抗议的11日“华军小部队闯入越境”事件，称“中央已正式声明，否认其事，未知前方实情如何，其所谓第四十九号标记处，我军是否果有此事，该标记处现驻何团，希查报”。(32)
8月23日，关麟征在复蒋电中申明了“对越作战意见”，认为“就各种利害比较观察，我军将来如以大兵团入越境与敌作战，似觉不宜”，因此“拟请饬派往工作人员速加强越境内活动，准备联络越人中能为我用之首脑人员，将来敌如假道以侵我，可与之配合我游击部队，袭其境内后方，谅可收益。”(33)
8月24日，林蔚在复蒋电中就法国指责的华军越境事件作了说明：“法方所说我方士兵越过第四十九号标记一节，此间未接部队报告。惟前据龙州督办报告，有越当局请我方禁止士兵越界，以免敌方借口之说，并未指示越界事实，乃泛言之也。”他还提出对入越作战计划的顾虑：“我军入越计划，若在倭越相持敌对之下，诚属有利。顾在今日倭越方密谋合作，而高平、谅山各口增兵筑垒，果我入越，则与战者，必非敌军，乃越军也。法越之兵力虽非强大，然严阵据险以拒止我孤军之深入，则似可能。夫我冒艰险而进，又不得与敌战，而徒有犯边树敌之不利”，“且征诸往昔，凡策应部队与主力军间相距略近为宜，过远则力分而效寡。今以一军之众，乃欲由桂省转战越南，而策应滇省之作战，其不易奏功也亦明甚”。为此，他建议，“越果假道于敌，则与其驱我军深入而牵制，不如待敌军深入而邀击之较为得计”。蒋介石“甚善其意”。(34)
此间在派兵入越问题上，国民政府内部仍难以达成一致意见。8月24日午后军委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越南之外交、党务、特务、军事等之配合。白崇禧、刘斐“坚持日如假道，我必同时入越，其外交、党务、特务、宣传等皆以此为目的”。徐永昌视白、刘的主张为“蛮干”，认为华军“临时入越与否，今日无理由预定，而外交自有国际惯法，特务、情报已有纲要可遵，何以一定要勉强作不必要之配合方针”。(35)25日，蒋介石约集高级将领研讨对越问题。徐永昌重述过去之判断及理由，表示不认同前一日军委会联席会议之决议，“以为在今日看纵使日军入越即行攻滇，我亦无入越寻敌之必要。一、我军入越必不能站住(越中交通太便)；二、弱国须求多助；三、妨害法越反日”。蒋介石肯定了徐的主张。(36)
法国虽消极对待中国派兵入越计划，却也希望利用中国陈兵边境的态势软化日本对法方的强硬立场。8月23日，博杜安在与顾维钧会面时提出希望国民政府发表一个声明，大意为“如果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登陆，中国将认为这是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因此中国军队将立即进入印度支那，以便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顾维钧称中国外交部长8月上旬的声明已提到此点。博杜安认为中国以前的声明措词含糊，只有明确的声明才可能对日本政府发生影响，并要求在上述声明中不要提及法国政府，也不要提法国是否同意日军假道通过越南的要求。(37)国民政府很快就满足了法方的要求，于28日再度发表对越问题声明。(38)
在加紧边境备战和对法交涉之际，国民政府迫切希望英、美能实质性地介入越南问题，但英、美方面都没能给以积极回应。13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拜访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问其如果越南抵抗日本的侵略行动，英国会否干涉法国的海、陆军行动，会否对法国予以帮助。哈利法克斯答以英国正考虑这一问题，其决定主要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和法、美的态度，现在还不能确切地表示英国的态度。(39)22日，外交部致电驻美大使胡适，望其推动美国在法日协议签订前“一面阻日向法作无理要求，一面向法表示愿为后盾，劝其坚拒日方要求”。(40)23日，胡适回电称法、越若不战而屈，则美与英均无法救急，中国必须“准备用自力在安南境内毁坏铁路，抗拒敌兵，务使敌之闪电战无法收效”，并指出“美国友人亦均如此观察”。(41)
8月30日，日本外相松冈与法国驻日大使安里在东京互换照会。双方各取所需，日本保证尊重越南的领土完整和法国对越南的主权，法国则承认日本在远东经济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并在达成日军在越军事行动仅系临时性质谅解的基础上，法国同意命令越南当局在河内与日军司令官商讨日本在越南军事特权的细节问题。此间在河内，西原就日本的军事要求向总督德古发出最后通牒，要求9月2日午夜前得到答复。德古拒绝了日方的最后通牒，并意图寻求中方的合作。(42)在得知越日交涉破裂的消息后，蒋介石认为日本“必进兵越南，作最大之冒险，亦即为其最后失败之起点也”。(43)
就在国民政府准备推进中法合作之时，西原缓和了对法越当局的态度，并于9月4日与越南陆军总司令马丁签订了一份初步协定，规定驻扎在越南应允使用的基地上的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的日军人数，不得超过日本要求假道越南的25000人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并要求在达成最终的协议前日军不得开入越南。在日本恫吓与妥协手段交相运用的策略下，越南当局又不欲与中方“续商军事合作”。(44)越方态度的突然变化使蒋介石甚为不满，认为“无论为倭为法，皆无信义可言，而法人之无信义更甚于倭，即使其愿意与我在军事上合作，我亦不能深信其为可靠也”。(45)
9月6日，越南局势再度发生变化，有一个大队的华南日军闯入越南境内。在这种情况下，越方又表现出“抗日助华”之态度，表示法大使、武官将来重庆“商军事合作方法”。(46)法国殖民军参谋处也向顾维钧表示，盼中方一俟日军登陆，即派兵由桂、滇两方开进高平险要地带，以抄袭敌军，“法军决不抗阻”。(47)
9月8日，蒋介石约集重要干部商讨对越方针。程潜、王宠惠、唐生智、何应钦等人主张“压迫越方，以免其屈就日本”，蒋介石则“决以协助与友谊出之，而对其毫不有所要求，使其能自择敌友，并不愿有所约定，使我可以不受拘束”。徐永昌极赞成蒋的决定。(48)
鉴于法方传来的默许华军于必要时入越的消息，蒋介石仍在推进出兵越南的准备工作。9月9日，他到军委会“讨论派五十四军入越诸问题”。(49)10日，他致电在柳州的关麟征并转陈烈、张耀明，强调“我军此次入越入滇，实为我实行主义惟一之良机，与完成革命最后之阶段”，望其“特别注意军风纪，凡所到之地，对当地居民，不惟不许加以扰害，而且必赐以恩惠与救济，并实行不入民房、不拉佚、不派粮等革命军信条，彻底执行。严令各营、连、排长，兼负政治工作之责与作主义宣传，而以耐饥、耐暑、耐苦为惟一之天职。至对越南法军应以友谊之态度处之，勿先怀敌意，然亦应处处严防，勿可疏忽”。(50)他还致电在桂林的李济深、林蔚并转张发奎、黄旭初，称“第五十四军向越前进时，其给养经费以及越币，请在桂先行设法垫付，尽量供给，容后汇还”。(51)
在预防日军侵越的军事筹备过程中，国民政府仍面临着两个方面的老问题。一是龙云的态度问题。龙云在9月6日致蒋介石电中，鉴于“准备入越之师，不见充分，而在滇防守之师，亦嫌单薄”的情况，再次要求“第一集团军全部抽调回黔桂边境驻扎”。蒋介石批复之曰：已电令薛岳“从速抽调一军，集中柳州候令，其余一时无法抽调”。(52)一是后勤补给的问题。8月20日，张发奎在日记中说，由于财政匮乏及桂西缺粮，要完成第四战区的进军越南计划是困难的。(53)9月9日的军委会会报，根据“五十四军入越诸准备之难周，尤其是给养无把握”的情况，“令该军由靖西天保先向富州广南出动，再转向哈江前进”。(54)
鉴于境外作战的困难，并出于加剧法日矛盾的考虑，蒋介石决定暂缓派兵入越，其9月10日日记载：“我军进入越南之利害：(甲)法仍允倭利用铁路及其以东三十公里地区。(乙)法暗许我军入高平与合江。(丙)如我不先入高平、合江，则倭或照其约定不能进入该两地。即使倭进入该地，则倭为违约，而于我无害而有利也。故我军暂不入越，以观倭越之变化。”(55)当日，他致电关麒征并转陈烈称：“第五十四军决先经富州入滇，暂不入越，将来如有进入越南必要时，须先向中正请示，切勿任意擅入越南境内为要。”(56)为加强云南防守，蒋介石还决定破坏滇越铁路，希望以此“暴露倭非攻滇，实为侵越之阴谋，而使倭法冲突”。(57)
三、国民政府派兵入越计划之调整与搁置
蒋介石虽暂缓了派一个军入越的计划，但又不得不防备日军由越入滇。为此，他在9月13日致龙云、张发奎电中重行颁布了滇越国境作战计划。该计划以“拒止敌人入滇”为目的，决定于敌人侵越之同时，一方面由昆明行营和第四战区各以一部向老山、河江以南沿铁路、公路远方进出破坏道路、袭击阻敌，一方面于滇越边境中国一方山地险要地带节节抵抗、侧击敌人。21日，蒋介石在致龙云、张发奎电中又指示了该作战计划的指导要领。关于华军入越作战的要领为，“昆明行营及第四战区应组织便衣别动队潜入安南，俟敌侵越开始，即对滇越铁路桥梁及谅山、河内道路，发动破坏游击，对于道路公路各点，应先事预定，并切实指定人员及部队秘密侦察，准备一切”。由新颁作战计划可见，国民政府改变了派大兵团入越配合云南防务的作战计划，决定派小规模部队入越作战术层面的游击战。
9月22日，德古在日军的威胁下与日方签订协定，日本获准使用东京省的三个机场，有权在这些地方驻扎6000名以内的日军，并可取道东京省送25000名以内的日军进攻云南的中国军队。此间，日本华南派遣军蓄意自由进驻越南，以致在谅山同登地区同法军发生冲突。法越当局鉴于华军尚未驱逐龙州、南宁少数之敌，对华军赴越助战的前景甚为悲观，但在紧急情况下又不得不向中国寻求援助。(58)23日凌晨，总督府以急电相召许念曾往晤，“告以同登方面越倭两方发生前哨战，华方屡次表示合作，现宜攻倭后路，以示华方力量，倘情事扩大，则华越前后夹击”。许念曾向国内电告此事时提出，“我方极愿彼等能成战争，使越不得不与我合作，督府今晚之请求，我方允宜即时用大军力攻南关敌之后路，一则表示我方实力，坚其联我之心理；一则逼敌向越境退遁，促成越倭由冲突而成战事，惟动作宜迅捷俾收实效”。(59)但是，法越当局对日抵抗与对华合作的态度并不坚决。24日，齐清儒电告国内称，法方已派定委员于25日同其往渝接洽合作事宜，请速派飞机来河内。但由于越督态度游移，齐旋即电请飞机缓来。(60)
蒋介石将日越冲突视为日本“侵略行动由华转向其它国家之始，亦即对英美挑战之实现”，认为“应特别慎重研究，勿失时机”。(61)9月24日，他致电白崇禧，告知日越两军发生严重冲突和维希政府不愿华军入越的情况，认为“倭越已有冲突，不论其以后变化如何，倭侵越第一步和平进驻阴谋已告失败，其对犯滇计划又多一层阻碍，不能速达其任务”，“望其事毕后最好能于本月杪回渝襄决一切”。(62)
在国民政府就日越冲突的讨论中，部分官员对新颁作战计划中派游击队入越的方案提出质疑。9月23日军委会会报中，张治中“提议派三个军入越，以为对国际表暴我抗战精神，留将来收复越南之张本”，对军令部“策定之环境许可及必要时派两个游击队入越之方案极不谓然”。徐永昌则坚持其一贯的看法，认为“我能抽调于滇省之兵最多不能过四个军。(63)24日晚，贺耀组“提一案，即放弃平汉铁路、粤汉以东战场，只在铁路以西游击战，而以精锐扼潼关、三峡各隘口，同时厚集兵力由桂边深入越南，另以精锐加入昆明，阻敌截我滇缅路，以待英美武力在马来半岛之结合”。此案得到张治中的赞许。(64)25日午后会报中，张治中“仍主派大兵入越”。(65)
为适应日越军事冲突的新情况，徐永昌于9月24日对滇越国境作战计划作了调整，即“先加强滇南边境防御力量，并作入越准备。同时对法、越及敌人情况，密切注视，待机入越”。其中，入越部队的任务为，“占领越边境县城，组织游击队，破坏交通”。准备入越的部队为，(1)龙云所部，以一部(约各一营兵力)由河口及麻栗坡方面，进入越境；(2)陈烈部以一部(约一团兵力)由富州进入河江附近地区，其一九八师以一部(约一团以内兵力)由靖西进入高平以西地区。徐永昌在该计划的附记中称，“查派队进入越境，为我实践迭次声明‘敌入安南，我亦即进入安南’之表示。至我部队进入北圻偏僻地区，与敌无正面接触，并易完成任务。但为观察国际间，尤其英、美态度起见，目前仍以速行准备，待机进入为宜”。蒋介石对入越计划的批示为，“各部进入越南境以前，必须待命，不得擅入，但可照所拟办法准备一切”。(66)
从徐永昌对新颁计划的说明和蒋介石的批示可见，英、美的态度对国民政府的派兵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国民政府为得到英、美的军事协助，积极同两国沟通了有关中法防卫越南交涉的情况。9月24日，王宠惠在拜会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时，表示中国政府已作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越南的局势，希望了解美国和英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以便采取可能的联合行动。詹森表示：美国政府已在口头上表达了对日本军队进入越南计划的不满，而他本人认为设想派遣美国军队到越南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不能预见任何意义上的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尽管其推测中国方面在考虑采取军事措施。(67)美国的态度如此，观望美国态度的英国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国民政府告知中国正在就越南问题作军事准备、询问英国是否会与中国和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时，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表示在英国集中全力于本土作战的情况下，期待其政府采取有效行动是徒劳的。(68)
英、美不配合中方的军事计划，维希政府则直言反对中方对越派兵。外交部长博杜安向顾维钧表示，“已将日方要求减至最低限度，不使日军用为攻华之出发点，人数有限亦不至为害中国，现日已允放弃攻滇之意”。希望国民政府“勿派兵入越，致使越成为中日战场”。(69)陆军总长更是对中国驻法武官唐豸宣称，“切望中国军队在未得法政府同意前勿入境，以免越南成为战场，否则法政府迫于联日以拒中国”。(70)
对越派兵计划的国际环境不良，国内环境也不佳。9月24日，内政部次长张维翰在行政院会议上出示了一份龙云对香港报界的谈话稿，“内言：日军假道攻我有二说，一谓专心攻滇，一谓声东击西，实则重在取渝。中国各区军队约能独立作战，重庆附近中央有重兵，决可无虞。云南将士保卫乡土，无用外援”。蒋介石认为龙云在谈话中“暗示拒绝中央军入滇”，决定将计就计，对龙云不加斥责，“使敌疑龙之谈话，为中央之授意，或亦可使倭不即进攻与轰炸云南”。(71)
在国民政府就应否派兵入越观望之际，法军于9月25日放弃了对日军的抵抗。26日，日本海军在海防港强行登陆。蒋介石“以法越军不堪一击，为之太息不止”，决定“对越南之方针应仍取协助态度”。(72)为加强西南防务并避免中法冲突，他于30日致电在柳州的张发奎并转夏威，认为日军窜入越境造成其后方空虚，应由夏威集团军迅速指派得力部队袭击龙州敌人后方，“但不得进入越境为要”。(73)
法日妥协对国民政府是一大打击，增加了其防守西南的压力。但此间也有有利的消息传来，那就是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蒋介石因之又看到了争取国际军事合作的希望，其当日日记载：“自九一八以来，时刻计谋引导太平洋问题总解决之时期，能早日到来，计自东北以至内蒙华北二年，自华北至华中四年，自华中至华南一年余，自华南至琼州半年，而自南宁引敌入越南只十个月，自越南而至彼三国同盟未及旬日，于是太平洋总解决之时期得进一步开展矣。”(74)此后，蒋介石为推动国际反侵略合作，把交涉之重点转向英、美。10月6日，他致电宋子文，嘱速进行中美军事合作，并在日记中称：“英美只有海、空军，断不足制倭，必配以中国陆军，方能得最后胜利，未知彼能悟否？”(75)
国民政府在加强对英、美合作交涉的过程中，力图维持中、法间的正常关系，避免法越当局为日本所胁迫而侵犯中国。法国方面也希望争取国民政府对其对日妥协的谅解，避免中国军队入越进而造成越南成为中日战场。10月26日，蒋介石接见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询及日军在河内以北地区的部署情况，并表示理解法方处境的困难、中法友谊继续不变的态度。戈思默在答复中尽量淡化日本在越南北部的军事部署对中国造成的威胁，表示“日本现在并未超出协定范围，外间所传，均不可信。依据法方军事专家与日方谈判后所得之印象，日方似不致再有进一步之要求。万一日方再有其它企图，自当先行奉达”。(76)鉴于稍后法方向国民政府提出的滇越边境两国军队发生冲突的事件，蒋介石于12月21日在接见戈思默时向其担保，“如法越军队不侵犯中国国境，中国军队决不致进入越南境界，大使所述两国边境已发生之冲突，必系法越军队侵入中国境界所生之结果，此种事实，务请予以确认”，并希望达成两国在滇越边境上关于军事的种种谅解，“不仅军事，即其它一切事件，如法越政府能有诚意愿与中国和好，中国政府未有不愿予以善意考虑者”。(77)这样，中法双方达成默契，中越边境驻军当局“为避免第三者离间起见”，“以勤于会晤之方法，互相联络，俾得交换便利双方职务之情报”。(78)
四、结语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急于打破中国对日孤军作战的不利局面，希望赢得法、英、美、苏等强国的支持和援助。但这一对外求援的努力颇为不顺，各强国均不愿因大规模援华得罪日本而过早地卷入战争。国民政府不得不改变单方面求援的思路，希望利用中国的人力优势加强对外平等互助合作，即通过向法、英等国的欧洲本土和远东属地提供劳工、兵力支持，换取其对华物资援助乃至军事合作。1940年6月间法国败降德国给日本染指法属越南以可乘之机，也给国民政府通过派兵援越来实现中、法、英、美军事合作以契机。
在进兵越南的讨论和筹备过程中，国民政府内部在派兵的规模、时机、方式等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从军事角度观察，主张派大兵团入越的一方认为，一旦日军侵入越南，中国即应派兵并辅之以外交、宣传、特务等手段在越南打击日军，从而配合滇、桂方面的作战；反对的一方则认为，中国应充分运用本土作战的便利加强边境防卫工作，而不应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大规模越境作战，至多可派游击部队入越牵制日军。从外交角度观察，主张派大兵团入越的一方认为，可以此促使法国方面不轻易屈从于日本的胁迫，在法日妥协的情况下亦可策动越南人抗拒法、日，并借此向外界展示中国反侵略的决心和能力，争取英、美等国的同情乃至协同行动；反对的一方则认为，在日本侵越必然会激化其与法、英、美诸国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可待远东局势进一步明朗后再作适当的反应，急于冒险派大军入越徒遭法国的嫉恨且影响其拒日行动。
关于对越问题的处置方针，蒋介石倾向于尽力促成中法在越南的军事合作，并争取国际社会的联合参与。他同意派一个军入越援法抗日的计划，并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和协调工作。法方对华军事合作态度的消极搪塞和反复无常使蒋介石对派兵计划极为谨慎，严令前方将领只有在得到其命令后方可出兵越南。鉴于法日妥协的发展态势和境外作战的实际困难，蒋介石于9月中旬改变了派大兵团入越作战的计划，决定派小规模部队入越作游击战。他力图以协助而非压迫的方式对待维希政府和法越当局，希望借此推动法日矛盾激化以获得中国可以利用的机会。当9月下旬日、法在越南发生军事冲突时蒋介石又生起对法军事合作之念，可旋即发生的法军放弃抵抗、日军进驻越北的情况打破了他的希望。随着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蒋介石把军事合作的重点转向英、美，暂时搁置了派兵入越计划。
境外作战的谋划和筹备反映了国民政府前瞻性的战略思路，但也暴露出其军事上的诸多弱点，如陆军作战缺乏海、空军配合，军队后勤、动员能力薄弱，地方军与中央军未能有效协作等等。国民政府陷于对日长期苦战及其军队建设存在严重不足的情况使其所提军事协防计划难以取信于维希政府和法越当局，也无法转变英、美将军事重点置于欧洲的战略并整合其在亚太地区的防务计划。
注释：
①关于相关研究成果，参见蒋永敬：《抗战期间中法在越南的关系》，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一辑，1982年版，第159－185页。
②萧李居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3)，(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426页。
③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四分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7－272页。
④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四分册，第282－289页。
⑤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5年版，第102－104页。
⑥John E.Dreifort:Japan's Advance into Indochina,1940:The French Response.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2:Vol.13,No.2,p.280-281.
⑦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724页。
⑧萧李居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3)，第669－670页。
⑨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724页。
⑩《王世杰日记》第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96页。
(11)祖国社编：《抗战以来中国外交重要文献》，祖国社编1943年，第43－44页。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33页。
(12)萧李居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3)，第674－675页。
(13)萧李居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3)，第694页。
(14)《徐永昌日记》第五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61页。
(15)萧李居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3)，第560－565页。
(16)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720页。
(17)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716－717页。
(18)萧李居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3)，第624页。
(19)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723页；《王世杰日记》第二册，第293页。
(20)《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345、371－372页。
(21)《王世杰日记》第二册，第295页。
(22)《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355页。
(23)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
(24)《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375页。
(25)《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380页。
(26)《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387页。
(27)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146页。
(28)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159－160页。
(29)祖国社编：《抗战以来中国外交重要文献》，第44页。另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633页。
(30)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四分册，第374页。
(31)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12页。
(32)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182－183页。
(33)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183－184页。
(34)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182－187页。
(35)《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397页。
(36)《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398页。
(37)《顾维钧回忆录》第四分册，第397页。
(38)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208－210页。
(39)Nicholas Tarling:The British and the First Japanese Move into Indo-China,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0:Vol.21,No.1,pp.45-46.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3页。
(41)《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63页。
(42)《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401－402页。
(43)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235页。
(44)《王世杰日记》第二册，第336页。
(45)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252页。
(46)《翁文灏日记》，第524页。
(47)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261页。
(48)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263页；《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408页。
(49)《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409页。
(50)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265－266页。
(51)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266－267页。
(52)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254－255页。
(53)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第247、249页。
(54)《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409页。
(55)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269－270页。
(56)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271页。
(57)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270页。
(58)《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421页。
(59)《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424－425页。
(60)《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425页。
(61)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312页。
(62)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314页。
(63)《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423－424页。
(64)《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427页。
(65)《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427页。
(6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280页。
(67)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0:Vol.IV.The Far East,p.149.
(68)Nicholas Tarling:The British and the First Japanese Move into Indo-China,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0:Vol.21,No.1,p.64.
(69)《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422页。
(70)《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423－424页。
(71)《翁文灏日记》，第535页；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317－318页。
(72)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327、355－356页。
(7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280－281页。此后，张发奎领导的第四战区仍试图推动进兵越南计划，但未得到军委会的积极回应。1941年3月3日张发奎日记中说：“当前四战区的唯一任务就是决定有关越南的军事计划。可是，最高统帅部尚未下达具体指示，四战区的建议还未被批准。”《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第251页。
(74)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740－741页。
(75)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743页。
(76)薛月顺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第497－502页。
(77)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八，(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36－137页。
(78)蔡盛琦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稿本》(45)，(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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