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PPP发展环境成熟度差异研究
王洪强 1 李思茹 1 张英婕 2
(1.上海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2.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基于2017年PPP发展相关数据,文章选取了多种评价方法对各省份PPP发展状况依次进行了评价和聚类分析,对聚类结果进行指标分析,结果表明:同一省域在不同指标方面呈现差异较大;在同一指标方面各省域层次分明。此外,进一步分析了四大经济板块PPP发展环境成熟度差异,结果表明成熟度高水平地区仅分布在东部、西部两个地区。文章为相关部门和学者了解本地区PPP发展状况提供导向,有利于改善现存问题,逐步做规范PPP项目。
[关键词] PPP;发展环境成熟度;省域差异;聚类分析
一、引 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水平在快速提升,在追求美好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加大对公共服务或基础设施质与量的要求。但是。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与公众基础设施需求之间存在不对等的供需关系。近几年,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我国兴起,主要针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各个领域的实践越来越多。目前,PPP项目已经涉及19个行业领域,开发项目多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服务为主[1]。截至2018年9月,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累计项目数8289个、投资额12.3万亿元。示范项目共计990个,投资额2.1万亿元[2]。
10月下旬，第一批10省/区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完成并反馈，10省/区均存在问题，措辞严厉的如：河北表面整改问题“较为突出”、河南敷衍整改问题“比较明显”、宁夏假装整改问题“比较严重”。
从“初步认识”到“逐步推进”。再到“全面发展”,中国逐渐成为PPP规模最大的市场,但是PPP模式在各个行业、各个省份及城市之间的发展程度存在差异。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发现,目前学者们针对PPP的研究主要集中于PPP项目在各行业的应用研究、PPP项目的风险预测与管理、PPP项目的定价或补贴机制研究等方面。与此相较,国内外学者对于各个国家或者各地域PPP发展环境成熟度的研究较少。国际咨询机构EIU[3]、张水波和郑晓丹[4]分别对拉美、亚太地区各国和金砖四国的PPP模式发展环境进行了研究。其中,少有学者对我国各省域PPP发展状况及成熟度差异进行研究。李学乐等[5]通过空间面板模型对PPP项目的建设阻力进行论证分析,并得出地区的发展水平与PPP项目的建设效果成正相关的关系;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从政府治理、财政保障、营商环境和发展需求4个维度构建了中国PPP发展环境评价体系，并以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对象,编制完成了“2017年中国城市PPP发展环境指数。王洪强等[6]运用组合评价的方法，对我国各地区的PPP项目的发展环境进行综合的评价分析,并通过探究PPP的制度、运作、经济、金融、需求5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整理建立了相关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此外,PPP项目在我国不同地区发展的差异尤为明显,主要体现在地区发展需求以及行业发展需求的不均衡性显著[7]。华南和东北地区PPP项目发展缓慢,数量和规模都十分局限,而华东与西南地区则应用较广,发展环境较优[8]。上述研究均表明，我国的东、中、西部各地区PPP模式的发展状况有所差异,我国PPP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前期发展阶段,这与我国PPP发展环境存在密切关系。
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多种评价方法对省域PPP发展环境进行组合评价,主要针对各个省域的PPP发展环境成熟度的差异进行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具体表现为各区域在PPP制度成熟度、PPP金融工具成熟度、PPP运作成熟度、经济环境、PPP发展需求五项指标下的差异,对此进行深度对比分析及客观评价。
二、PPP发展环境成熟度组合评价及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PPP发展成熟度评价指标分析,各指标项数据均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PPP中心、各省市财政部门文件、2017年PPP发展各省年报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等整理所得。其中,PPP发展需求指标的计算数值为与每项指标最大数值的差值,表示各省市在该项指标上与最优值的差距,即缺口。
图1 省域PPP发展环境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 [6]
(二)评价方法
本文的研究借鉴前期研究中王洪强等[6]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见图 1)，在此基础上针对评价方法进行了改善,采用单一评价方法中的均方差法、组合评价法中的模糊Borda法分别取代了前者采用的TOPSIS法、Borda法。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均方差法、AHP三种不同的单一评价方法以及模糊Borda法、算术平均值法、Copland法三种不同的组合评价方法进行数据处理。本文仅对改进的评价方法进行简单介绍。
1. 均方差法
均方差法是指当某个特定指标的标准差越大,表示它的变化程度和信息量就越大,所以其在综合评价起到的作用越大,对应的权重自然也会越大。反之,当某个指标的标准差越小,其相应的作用越小,权重就越小。考虑到实用性及客观合理性,均方差法定义易懂,能客观反映评价对象的信息。因此,本文最终选取均方差法替代TOPSIS法,其与主成分分析法、AHP两种单一评价方法搭配应用,进行评价。
利用上表相关系数计算统计量t ,用t 1、t 2、t 3分别表示算术平均法、Copland法和模糊Borda法的统计量。经计算得:t 1=12.078 3, t 2=t 3=11.794 5。通过查表可知,当取显著水平α =0.01时,临界值t α/2 (29)=2.756,即t 1>t 2=t 3>t α/2 (29)=2.756,即三种组合评价方法与三种单一评价方法的结果均具有明显较强的相关性。因为t max=t 1=12.078 3,所以选择算术平均法结果作为最终结果。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总结分析可知,我国东部省份PPP环境发展成熟度普遍较高,尽管东部总体上在PPP发展需求指标的得分较低,但是凭借优势的地理位置,经济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其在PPP制度、PPP金融工具和地方经济环境得分名列前茅,占据优势。而从图 4(a)中可以明显看到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在PPP制度成熟度、PPP金融工具成熟度、经济环境指标上较弱,但在PPP项目需求很大。西部由于地广人稀,在交通基础设施、污水处理能力、城市用水普及和城市燃气普及方面的缺口很大,加上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历史欠账太多等多种原因[10],导致它在PPP金融工具和经济环境维度的得分较低。
(三)评价结果及检验
表1为本文利用EXCEL和SPSS Statistics 25软件进行计算，并整理得到各省的评价排序结果。在对三种单一评价结果进行组合评价之前,采用Kendall-W协同系数进行事前一致性检验。本研究选取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分别用三种单一评价方法进行计算,即m =3,n =31。根据表1 的单一评价结果汇总计算出χ 2=75.435。通过查表可知,当取显著水平时
显然,
表明在α =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三种单一评价方法具有一致性。同时,借助克伦巴赫阿尔法系数检验法对单一评价结果进行信度分析,利用SPSS分析求得Alpha值为0.903,大于0.900,属于高信度,进一步表明了三种单一评价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可继续进行下一步的组合评价。
表1 各方法评价结果汇总
资料来源:作者汇编。
高水平地区。第一类地区在PPP制度、PPP金融工具、PPP运作成熟度的得分分别为2.9、2.3、2.8,均处于“较成熟”状态。同时,由于沿海城市较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其经济环境指标得分较高(3.4),处于“成熟”状态;而在PPP发展需求方面得分较低,处于“不成熟”状态。由于前4个维度得分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使得该地区得分总体上相对较高。
表2 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表
注:相关性在0.01置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SPSS输出结果。
2. 模糊Borda法
海归新生代企业家受西方教育，深知关注每个个体意愿表达的重要性，他们愿意引导每人去设计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份令人有持续不断工作动力的职业生涯规划。西方企业的组织是对工作有着同样热情的个体的集合，加入到这个群体是因为兴趣所在，此时一份能让人不断提高能力的工作便是有吸引力的，每个人都会乐意去规划自己职业生涯。但处于中国情境下，对工作拥有源源不断的热情的人毕竟是少数，个体的意愿并不是要在工作中取得骄人的成绩，或者虽然想要有好的结果，但看到要为之努力的职业生涯规划时，又失去了恒心与耐力，强制性的职业生涯规划就显得管理模式刻板，给予员工的人文关怀不够，不够了解员工心声。
三、省域PPP发展环境成熟度聚类分析
(一)聚类结果
根据评价结果可以看出，各个地区的PPP发展环境成熟度存在差异,本文根据算术平均法的组合评价结果，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31个省级地区进行聚类,分析各类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差异。通过SPSS Statistics 25软件将其分为五类,如表 3所示。
表3 SPSS聚类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汇编。
(二)省域成熟度划分
考虑到AHP和主成分分析法的评价得分正负数同时存在,后期进行分数转换较复杂,而且均方差的得分结果与最优的组合评价结果的相关系数为0.911,可信度较高。所以为了便于分数转换,研究选取得分均为正的均方差法在PPP制度成熟度、PPP金融工具成熟度、PPP运作成熟度、PPP发展需求和地方经济环境5个维度上对各个地区进行分指标分析。经计算,在PPP制度成熟度、PPP金融工具成熟度、PPP运作成熟度、PPP发展需求和地方经济环境上得分最高的分别是山东(0.241)、北京(0.159)、贵州(0.119)、西藏(0.256)、江苏(0.190)。将各指标的最高得分均记为4分,其他省市得分按比例进行转换,得到31个地区的各指标得分。假设将得分在0～1之间记为“极不成熟”,1～2记为“不成熟”,2～3记为“较成熟”,3～4记为“成熟”(状态划分仅为相对值),将五类地区的PPP发展环境成熟度依次定义如下。
本文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检验组合评价和单一评价的相关程度,即对模糊Borda法、算术平均法和Copland法的结果和单一评价结果进行事后一致性检验。利用SPSS软件，分别对3种组合评价和3种单一评价方法的结果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选取相关性最大的组合评价方法作为最终结果。相关性结果如表2所示。
较高水平地区。第二类地区在ppp制度、PPP金融工具、PPP运作成熟度的得分稍次于第一类,但也达到“较成熟”状态。与前者类似,该地区的经济环境也处于“成熟”状态,而PPP发展需求指标处于“较成熟”状态,原因是在第二类中除了包括经济大省(市),其还含有云南、新疆两个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第二类称为“较高水平地区”。
本文将3—5月、6—8月、9—11月和12—次年2月依次划为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据此对比分析中国大陆IMERG和CGDPA季节平均降水强度。结果表明:各个季节两者的空间分布一致性都比较好,尤其中东部和南部地区;局部地区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北方山地地区;两者在不同季节存在差异的地区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地区在不同季节的差异程度也不同(图3)。
一般水平地区。第三类省份在PPP制度和PPP金融工具成熟度方面整体处于“不成熟”状态,同时,在PPP发展需求和PPP运作方面均处于“较成熟”状态,仅地方经济环境处于“成熟”状态,因此称为“一般水平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水平地区5个维度的得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似,可以更好地反映全国PPP发展环境成熟度的状态。
上述结果显示，我国PPP项目不同类型地区间，以及地区内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十分明显。从整体上看,PPP发展环境成熟度不同水平的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同一指标下的不同省域层次分明,二是同一省份在不同指标下的得分不均衡。组合评价最优排名和聚类结果显示,山东、江苏、浙江、四川等省份排名较靠前,为“高水平地区”;而天津、重庆等地排名相对靠后,为“低水平地区”。即使如此,这并不代表高水平地区在各个方面的得分都呈现优势,同样,也不代表低水平地区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以高水平地区为例,由图3可看出:山东省在PPP发展需求为“不成熟”状态,而在当地经济环境、PPP运作和PPP制度成熟度方面均处于“成熟”状态。
砌筑筒身前，应检查基础轴线尺寸，并通过有关部门的验收确认。同时对基础部分上表面的平整度进行检查，在烟囱基础顶轴线上立好4根皮数杆，根据皮数杆最下面第1皮砖的标高检测水平度偏差。若水平度偏差>20 mm，采用1∶2水泥砂浆找平。找平层厚度>30 mm时，必须用细石混凝土(强度等级比砖强度等级高1级)找平。
该模块可以实现对茶园的环境温湿度、光照强度、土壤含水量及温度的采集，并通过GPRS把采集到的信息实时发送回监控中心。根据茶园信息采集的需求，选择AM2303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检测大气温、湿度，采用数字光强度模块BH1750FVI对光照强度进行检测；选择PH-TW土壤温度传感器采集土壤温度，选择SWR2型土壤水分传感器采集土壤水分含量，以上两个模块都是模拟输出，需要外接一个ADC0832转换成数字信号，输入到单片机进行相应的运算处理。
低水平地区。与前四类地区相比,低水平地区在PPP制度、PPP金融工具和PPP运作方面的得分明显更低,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在PPP制度指标的得分仅为0.6,处于“极不成熟”状态。
(三)省域总体差异分析
本文将各省得分依据成熟度水平进行分类汇总,得出各类地区PPP发展环境成熟度柱状图(见图 2),以研究各类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差异。由于是根据组合评价得分结果进行聚类,导致各个类别的经济环境、PPP发展需求指标得分没有明显的规律性。除去二者,其余指标数值从第一类至第五类依次递减。
3)采动影响系数K值的大小直接决定含应力包裹体瓦斯煤体动力现象发生后形成的孔洞形状，K值越大，孔洞口越小。
图2 各类地区指标评价得分
图3 高水平地区PPP发展状况雷达图
较低水平地区。第四类地区在PPP制度、PPP金融工具、PPP运作、PPP发展需求和地方经济环境的得分偏低,前三者均处于 “不成熟”状态,后两者处于 “较成熟”状态,称为“较低水平地区”。
通过学生调查展示不仅帮助学生掌握生物调查的一般过程，展示中师生适时地评价等满足学生探究、被欣赏、认可需要，而自主构建与调查展示相结合，让学生在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中学习生物多样性，贯彻生物新课改对核心素养的培养。
四、区域PPP发展环境成熟度差异分析 ——以四大经济板块为例
(一)四大区域PPP成熟度特征
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分别包含有10个、12个、6个和3个省份。在指标分析的基础上,从地区PPP发展环境成熟度各指标的平均值来看,东部地区的在PPP制度、PPP金融工具和地方经济环境占较大优势,其得分均高于全国水平;西部和中部在PPP运作方面优势明显,其和东北地区在PPP发展需求的平均值超过全国水平。其次,从PPP发展环境成熟度达到较高水平的省份来看,东部地区60%达到较高及以上水平,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均为33%,东北地区较高及以上水平的占比为0(见表4)。其中,PPP发展环境成熟度高水平的省份仅存在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包含4个、2个。再者,从PPP发展环境成熟度偏低水平的省份来看,中部地区主要集中于一般水平,西部地区大多为较低水平及低水平阶段,而东北三省均属于较低及以下水平阶段。
表4 四大区域PPP成熟度分布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汇编。
图4 四大区域PPP发展状况雷达图
(二)四大区域总体差异分析
在进行组合评价时,模糊Borda法同时考虑了各种单一方法得分的差异和排序的区别[9],而前期研究采用的组合评价方法，是仅仅单方面考虑了单一评价方法得到的排名结果,即仅将三种单一方法得到的排名序列进行组合评价,而忽略了单一评价方法结果得分的差异。所以研究采用模糊Borda法替代前者采用的Borda法,借以弥补Copland法和算术平均值法的局限性,使评价结果更客观、更令人信服。
(三)西部地区差异分析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四大区域各自内部的差异,以西部地区为例。由图 4(b)得出:除去西藏,西部地区各省域的雷达图具有相似点,即在PPP金融工具指标下的得分均较低,在PPP发展需求和经济环境的得分差异不大。然而,西部地区各省域在PPP制度成熟度和运作成熟度的得分却是良莠不齐。在PPP制度方面,四川、贵州、云南、青海、新疆、内蒙古、陕西、广西、甘肃、宁夏、重庆、西藏成熟度依次降低,仅有四川处于“成熟”状态。与之类似,仅有贵州、新疆、四川的PPP运作成熟度处于“成熟状态”,使四川和贵州的PPP发展环境成熟度名列前茅,为高水平地区。
当前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接影响了我国沿线的省份及地区,由于缺乏技术、基础设施,有些项目必然需要采用PPP模式,“一带一路”倡议成为PPP模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而也可以解释了西部地区对PPP发展需求较高的原因。以甘肃省为例,近年来,中央“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推动西部地区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甘肃省要发展、完善辐射全国、沟通“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城市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11],急需PPP模式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但从图 4(b)中可以直观看出，其在PPP制度成熟度指标下的得分最低,所以在实践中欲使甘肃省的PPP均衡发展、成熟度水平提高,需要着重加强政府治理、制度建立方面的工作。采用PPP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是地方政府还需注重完善制度建立工作,完善社会资本和政府风险利益分配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愿意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的福祉”［15］。同时，民族工作及边疆地区发展的思路已有了重要提升，即以交往交流交融为路径、全面展开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此外，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迅速推进，我国与周边及沿线国家在命运共同体建设方面亦取得了重大进展。新时代中国反分裂斗争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融合发展政策与实践体系。
同样,可以分析另外三者PPP发展环境成熟度的具体情况。此外,除了按照我国经济布局情况进行区域划分,还可以分析按照其他因素进行区划所产生的各个区域(如七大地理区域)中各个省份PPP发展的现状,有利于各省正视当地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善,优化PPP项目发展环境。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前期研究的TOPSIS法更换为均方差法,尽管均方差法存在未能考虑综合指标间关系的缺点,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比TOPSIS法更好、更客观地反映了评价对象的信息,结果客观性较强。王洪强等[6]采用的是Borda法、Copland法和算术平均法,这三种组合评价方法均是对评价结果的组合,又因Copland法是在Borda法基础上的改进,所以保留了Copland法而采用模糊Borda法取代了先前的Borda法。其次,在对单一评价一致性检验时增加了克伦巴赫阿尔法系数检验法对单一评价结果进行信度分析,进一步表明了三种单一评价结果可靠性较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有的关于GLONASS L1OC信号捕获方面的文献较少。GLONASS L1OC信号与GPS L2C信号较为类似，都有数据通道和导频通道，并且数据与导频采用时分复用的调制方式，区别在于L1OC的导频信号采用了BOC调制。
本文对于我国省域PPP发展环境成熟度的提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考虑到地理位置的差异,我国PPP发展环境成熟度差异分布明显,东部沿海省市较好,如山东、浙江等地区,西部和东部地区相对较差,而中部地区良莠不齐，对于经济实力较强的东部沿海地区(如上海、北京等),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小及城镇化水平高,基础设施需求相对较小,对PPP模式的运用应更多注重社会资本拥有的先进技术和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需积极探索多元化的PPP项目运作模式、集中力量使原有公共基础设施的服务质量及供给效益得以提高,同时拓展PPP应用领域；对于经济实力较弱的地区,发展PPP模式的目的主要集中于融资,借以弥补当地政府缺乏财政资金的问题,解决当地政府财政压力。
其次,准确把握地区PPP发展的“弱点”,是提升PPP发展环境成熟度的根本。不论是加强自身PPP发展环境,亦或是促进区域PPP发展成熟度,都应该集中力量“补短板”。从指标分析的情况来看,各省份政府治理的情况(包括政策条例、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平台的设立等)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与实际情况相符,我国正处于PPP发展的前期阶段,国内暂时还没有形成成熟的PPP法律法规体系,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相关的政策难以适应提供公共服务的PPP模式[12],PPP制度是我国PPP面临的首要问题。我国PPP模式的发展需要政府制造“公私双赢”的制度保障,各个省域都应加强关于PPP的制度建设,为PPP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从而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来提高中国公共服务的效率[13]。
最后,PPP模式只是可选的一种,要严格按照“适者生存”的原则选择基础建设项目发展PPP模式。从2014年开始,我国的PPP经历了运动式的推广,PPP项目数量激增,但其中真正落地的项目却是有限的。采用PPP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是投资者和金融机构不是慈善家,地方政府还需注重完善风险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公私部门间合作水平[14]。在PPP运作方面,各省份相关部门的严加管控是PPP项目成功的关键。通过物有所值评估,若采用PPP更适合,则可选择发展PPP模式,即符合要求的项目积极推进,不符合要求的要严格摒弃,推动PPP回归本源、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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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9634/j.cnki.11-1403/c.2019.06.015
[中图分类号] F2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154(2019)06-0069-06
[基金项目] ]2017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上海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应用PPP模式研究”(2017-A-04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关键工程项目群组织网络中尺度合作构型,角色模式与演化机理研究”(716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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