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哲[1]2003年在《冷战后朝鲜半岛周边大国的政策调整与朝鲜半岛和平统一》文中研究说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不仅是七千万半岛人民的宿怨，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心愿。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不仅有利于朝鲜半岛南北人民的繁荣发展，也有利于东北亚的稳定与发展。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朝鲜半岛早已纳入了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合力”之中。历史和现实表明，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不仅依赖于半岛南北双方的共同努力，也依赖于周边大国的积极协助和促进。以此为依据，本文着重分析了朝鲜半岛周边大国对半岛的政策调整与其对半岛和平统一的影响，以及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前景。目前来看，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是相互严重的，但是，只有朝鲜半岛南北人民都从全局出发，相互信任，加强合作，不断地解决彼此间的矛盾、纠纷，积极争取周边大国的协助和同情，那么，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必将会实现的。
刘派[2]2017年在《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更加关注新兴大国的挑战和热点问题的威胁,朝鲜核问题开始被纳入美国的视野。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以核问题为核心的朝鲜事务也成为美国推进亚太战略的重要支点。在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一度以为朝鲜将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崩溃,对朝执行了被称作“警惕等待”的政策,并没有改善美朝关系的强烈愿望。美朝双方的敌视并没有因冷战的终结而减弱,反而因核危机的出现而加深。克林顿政府开始调整对朝政策,在不放松对朝遏制的情况下加强了对朝接触,《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仅缓和了第一次朝鲜核危机,也使得美朝关系取得了积极进展。此后,克林顿政府对朝接触逐渐变得更加积极,并最终提出了对朝“一揽子接触”政策,美朝关系得以改善,朝鲜的核问题也按照《框架协议》的路线图逐步推进。克林顿的对朝政策也因此被称作“鸽式接触”。随着克林顿任期的结束,小布什政府对朝鲜更加强硬,其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和先发制人打击对象的做法导致朝核问题对话进程中断和第二次核危机的爆发。对此,小布什政府采取了军事威慑施压和多边对话开展同时推进的“鹰式接触”政策。小布什政府虽然并没有放弃对朝鲜的接触,但敌意明显上升,执行相关决议也叁心二意,导致美朝互信逐渐削弱。与克林顿政府不同的是,小布什政府将接触政策安排在多边框架下。尽管其本意是想在多边框架下对朝鲜施加更多的压力和让更多的参与方明确对朝接触政策的无效性,但在其他各方的斡旋下,朝核问题还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开始执行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寻求危机的管控而非解决。在实施路径上,试图走一条接触与施压并举的双轨道路。但美国遏制中俄的企图更加明显,中美矛盾、俄美矛盾都被激化,其试图通过多边合作向朝鲜同时施压与接触的路径也越走越窄,逐渐变成了美日韩同盟关系的巩固,对朝鲜的施压和接触政策也逐渐变成了施压与“忽视”。“战略忍耐”愈发消极,美朝关系、朝鲜核问题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回顾美国的对朝政策历程可以发现,美国的朝鲜政策具有多重目标,既包含了解决朝鲜核问题、也具有借助朝鲜核问题困住朝鲜、拉住日韩和规制中俄的内涵。经过20多年的实践,美国对朝政策并没有达到解决核危机的目标,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基本失败。但美国却明显巩固了一度松散的地区同盟体系,加强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慑力量,并对东北亚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了干扰效应。从政策效果上看,多重目标的追求导致美国对朝政策存在着逻辑上矛盾,美国无法实现既要解决朝鲜核问题又要利用核问题的双重目标。而且美国在战略思维上越来越僵化,与朝鲜形成了强硬对强硬的僵局。这一僵局还会随着美国战略能力的下滑,而出现只能进行危机管控而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困境。在当前朝鲜已经实质性“拥核”的情况下,决定美国对朝政策的要素包括了朝鲜核问题本身的紧迫性、美国是如何看待已经“拥核”的朝鲜以及美国想如何“利用”朝鲜这叁个方面。随着朝鲜核技术与导弹技术的持续发展,其对美国的实际威慑力量在逐渐增强,这必然会增加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迫切性。美国未来对朝政策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其政策的走向则取决于其能否突破既有的政策惯性和逻辑矛盾。
李雪威[3]2005年在《冷战后韩国对朝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一超叁强战略格局的出现和韩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为韩国制定与推行新的对朝政策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与强大实力依托。韩国政府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真研判朝鲜局势和缜密分析美中日俄的对韩朝政策,适时调整对朝政策,推出了对朝政治和解、军事缓和和经济合作政策,对朝政策的基调从反共、敌视、武力统一逐渐转变为对话、共存和共荣。经过金泳叁、金大中和卢武铉叁届政府的持续努力,加强韩朝经济交流与军事安保已成为韩国对朝政策的两大支柱,韩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主导性作用日益凸现,逐步实现以安全促和平、以和平谋发展、以发展促统一、以统一谋强大的长远战略意图。 韩国地处东北亚的核心地带,周边大国林立,对朝外交不仅受制于美韩同盟关系的制约,也受到周边大国中日俄的影响。韩国通过在美朝之间积极斡旋,设法促成美朝对话;通过加强与美日协调,保持对朝的战略优势;通过坚持与朝鲜的和解合作政策,实现共存共荣,图谋国家强大;通过发展与中俄的关系,挤压朝鲜的战略活动空间。认真研究韩国的对朝政策,对于我们把握朝鲜半岛局势发展的脉搏,掌握东北亚安全局势的发展动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于丛[4]2011年在《论冷战后影响朝鲜半岛局势的大国因素》文中研究指明2010年朝鲜与韩国在延坪岛争议海域相互炮击,使得近几年来原本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再起波澜。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与否,不仅关系到朝鲜与韩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未来,也关系到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四大国的利益与博弈。朝鲜半岛是四大国利益交汇地带,对美、日、俄、中都极具战略意义,各方都希望通过半岛政策实现对半岛事务的参与。因此,研究冷战后四大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调整及影响就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六部分进行了探讨:第一部分概述了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核心——朝核问题,对朝核危机的缘起及几次危机的爆发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从朝鲜、美国及国际力量的对比方面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并分析了由此对东北亚地区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带来的影响。同时,这一部分也对旨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六方会谈进行了概述,并指出了目前这一机制面临的困境。第二部分阐述了地理位置上并不属于东北亚国家的美国冷战后对朝鲜半岛的关键影响。从冷战后美国与朝鲜、韩国关系的发展入手,详细分析美朝关系的曲折与美韩同盟的发展,从而说明美国采取此种半岛政策的利益与战略意图及它在半岛问题上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即美国希望通过自身的实力与美日韩军事同盟,将朝鲜半岛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进而遏制中俄,形成美国在东北亚的主导。第叁部分论述了冷战后日朝、日韩关系的发展,揭示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与意图,即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和建设政治大国构建日本主导下的东北亚体系。日本凭借其经济实力与日美军事同盟,虽然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重要影响,但由于历史问题与政治地位的制约,也限制着日本对半岛作用的发挥。第四部分分析了冷战后俄罗斯对朝鲜和韩国政策的调整。从开始的“对韩一边倒”转变为“南北等距离”。这也是俄罗斯逐渐认识到朝鲜半岛重要的战略地位后对半岛政策的依势调整。俄罗斯此举不仅能获取政治、经济利益,防止美国将俄罗斯排挤出半岛事务,同时也能为重塑俄罗斯大国地位提供平台。而鉴于俄罗斯对半岛的传统影响与依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俄罗斯对半岛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第五部分探讨了冷战后中国同半岛双方的交往过程以及中国在推动半岛和平进程中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中国同朝鲜半岛不管是地理上还是政治、经济、安全上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半岛永久的和平稳定才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战略选择。因此,中国积极促成六方会谈,尽最大努力为半岛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第六部分主要对美、日、俄、中四国合力下的朝鲜半岛局势进行了展望。不仅分别指出了四国在半岛的战略意图与实力博弈,同时也论述了四国出于自身与整个东北亚安全的考量,对稳定半岛局势所做出的贡献。既包括四方对六方会谈的积极态度,也包括各国在半岛问题上做出的外交努力。因此,本文从以上六个方面分别论述了朝鲜半岛问题的演变,冷战后美、日、俄、中同半岛双方的关系,四国在半岛的战略意图以及对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影响,对于研究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
李华[5]2005年在《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研究》文中指出朝鲜战争结束后,基于1953年7月签署的停战协定而建立起来的半岛停战机制阻止了战争的再度爆发,维持了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从而为朝鲜半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但停战机制本质上是一种缺乏内在稳定性的机制。首先,签署停战协定只是当时的冲突双方一种临时的安全安排。由于没有签署最后的和平条约,意味着停战双方在法律上并没有真正结束交战状态。其次,作为全球性冷战体系的一部分,停战机制本质上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全球均势对抗体制在东北亚地区的体现,一方面,它受制于冷战安全格局,另一方面,它又必然会随着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化而演变。 半个多世纪以来,停战机制遭遇过严峻挑战。朝鲜方面曾多次要求驻韩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由美朝双方签署和平条约,以新的安全机制来取代停战机制。联合国大会也曾通过决议要求解散“联合国军”。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朝核危机本质上是半岛原有安全机制失衡的表现,并由此导致了诸多安全困境。1953年7月签订的《朝鲜半岛停战协定》虽然作为维持这一地区战略稳定的机制仍继续存在着,然而,50年前基于均势政治理念建立的这一半岛战略稳定机制的作用现在已经发挥到尽头。因为作为这一战略稳定基础的大国关系早已改变,停战机制的监督和保障功能也已经基本丧失殆尽。由中美朝韩参加的四方会谈和现在的六方会谈都未能就将朝鲜半岛停战机制转变为和平机制做出适时的安排。因此,冷战后的半岛冷战格局依旧,朝鲜半岛安全前景仍在未定之天。如何建立新的朝鲜半岛安全机制以保障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的和平与战略稳定已成为国际社会一项紧迫的课题。 朝鲜半岛的现有格局实际上是一个地区性多边战略框架,但因为该地区并没有完全脱离冷战格局,所以还远不是一个稳定的安全架构。未来半岛新的战略稳定机制的构建除了朝韩两个当事国之外,仍然离不开美、中、俄、日等半岛周边各大国的参与。现在的情形是,各周边大国在保持半岛稳定方面有共同利益,但在未来朝鲜半岛按照谁的意图、沿着什么途径、以什么步骤建立新的安全机制、最终引领半岛走出冷战的问题上,各大国之间尚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分歧、竞争和摩擦。因此,在朝鲜半岛维护现有的停战机制、同时以新的思维寻求建立持久和平的半岛安全机制,仍是有关各方的长期任务。 后冷战时代的朝鲜半岛为什么要建立新的安全机制?未来的半岛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安全机制以及如何去建构一个合理有效的半岛安全机制?这正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本文从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两个方面,从叁个层次对此问题
陈亮[6]2006年在《后冷战时期朝鲜半岛和平统一进程中的大国因素》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朝鲜半岛的统一有利于南北双方的稳定与繁荣,也有利于整个东北亚区域的安全与发展,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共同心愿。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朝鲜半岛纳入了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合力之中,半岛的和平统一不仅依赖于南北双方的共同努力,也依赖于周边大国的协作和推动。历史与现实表明,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大国因素贯穿于半岛统一进程之中。南北双方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同时积极协调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促使大国在统一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正面的作用,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进程就会早日实现。 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问题的缘起与大国因素间的关系是什么;冷战后,美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的大国因素在半岛和平统一进程中是怎样体现的;四大国的合力对于统一进程起到了何种影响以及朝鲜半岛在大国因素作用下的统一前景如何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本文主体部分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介绍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问题的产生是大国因素作用的结果。第二章阐述美日俄中四大国在冷战结束后对朝鲜半岛各自的利益、政策取向以及各自在和平统一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第叁章分析四大国共同作用下的合力对半岛统一进程所产生的影响。第四章指出大国因素作用下半岛统一的前景。
蔡钟贤[7]2012年在《朝鲜半岛地缘政治地位演变与中国战略选择》文中提出本论文以地缘政治为视角,结合不同历史时期国家间行为模式的变化来比较分析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地位前后变化。近代史上,因独特的战略位置使朝鲜半岛曾一度彰显其作为海陆边缘地带的重要地缘政治意义,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所倡导对生存空间的争夺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利用空间优势开展大规模地缘经济合作,这体现了国家间竞争的“零和”局面逐步转向相互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显示出现代地缘政治的时代特性。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同样开启了合作的大门,区域内在等各大领域形成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然而因朝鲜半岛问题而引发的周边国家战略指向的冲突又一次提升了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地位,成为了影响东北亚地区实现全方位合作的重要阻碍因素,导致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难以发挥其最大的潜力。本文认为冷战后围绕朝鲜半岛问题而展开的周边国家间的战略冲突从地缘政治视角上分析可以被理解为存在于朝鲜半岛地区的地缘政治因素与地缘经济因素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其不论哪种因素在朝鲜半岛地区占据主导地位都将对整个东北亚地区形成重要的影响。而冷战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决定了中国需要相对安稳的周边环境,半岛局势的变化引发的周边安全问题不得不让中国进一步认识到朝鲜半岛对中国安全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调对中国在未来朝鲜半岛地区问题的解决上提出一点建设性意见。
裴宰焄[8]2013年在《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内外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朝鲜半岛分裂为南北时起，南北关系就成为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因此，研究朝鲜半岛问题首先要从南北关系入手。另一方面，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结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南北关系的现状，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南北关系的性质和各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鉴于以上认识，本学位论文拟从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内外因素入手，探讨韩国历届政府对朝鲜政策的逻辑起点和政策设计，力求找出各因素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逻辑和方式。倘有可能，进一步探讨韩国各政府不同的对朝鲜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南北关系发展方面可遵循的规律性认知，以便于从理论上更深入地认识在南北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等方面韩国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在绪论中，本学位论文首先就研究的背景和目的展开论述，并提出分析框架和理论，就本论文借鉴和应用的相关理论作一概述。在理论框架和具体分析方法上，鉴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是两个同族异质政权间的民族内部问题，其关系演变受制于南北内部形势的同时，还受到周边大国的重大影响”，本学位论文采用民族理论，尤其是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阶级关系的分析视角和框架，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及非均势核威慑理论等分析视角和框架，分析和探讨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内外因素。在第一章，本学位论文分析了南北分裂及敌对关系形成和演变的国际和朝鲜半岛内部背景，就二战后期反法西斯同盟对战后朝鲜半岛的处理构想和实际运作，以及美苏联合委员会、联合国“朝鲜复兴委员会”在朝鲜半岛的活动展开叙述，以期形成如下认识，即在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及敌对关系的形成上，大国起着关键性的设计作用，成为朝鲜半岛问题形成及发展的主要外部影响因素。在第二章，本学位论文关注朝鲜半岛光复后李承晚政权和张勉政权时期朝鲜半岛内部局势的发展。李承晚时期，全球性冷战和朝鲜半岛南北敌对政权的建立，最终导致了演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关系的朝鲜战争，从而使南北分裂和南北敌对关系长期化。这一时期，南北关系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在全球冷战和朝鲜半岛内部敌对之下，南北之间很难进行直接的对话。在对朝鲜政策上，李承晚政府始终坚持“武力统一”，成为引发朝鲜战争的内部因素之一。李承晚政府后期，韩国国内政治民主化风潮开始兴起。这对韩国政府的对朝鲜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南北关系从完全对立时期转入松动时期创造了条件。在第叁、四章，本学位论文分别论述南北关系的“松动时期”和“缓和时期”，即朴正熙政府和全斗焕政府、卢泰愚政府和金泳叁政府。在“松动时期”，中苏、中美、中日关系的重大调整，为南北关系从完全对立转入有所松动创造了外部条件。在“缓和时期”，美苏关系的缓和，冷战趋于终结，为南北关系从有所松动进一步缓和提供了大前提。第五、六章讨论的是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对朝鲜政策，可称为“和解合作时期”。因本学位论文以冷战后为重点，更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关系的历史性积极变化，本学位论文将“和解合作时期”分为两章，分别讨论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在第七章，本学位论文探讨李明博政府对朝鲜关系“逆行时期”的政策。在这里，本学位论文认为，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时期的韩国对朝鲜政策在达至朝鲜半岛“事实上统一”方面贡献良多，其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理论成为对朝鲜政策的逻辑起点，并确定了对朝鲜政策相对有效的大框架。在分析评述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对朝鲜“和解合作政策”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基础上，本学位论文指出了对“和解合作政策”进行必要性调整的方向。而作为对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反动，李明博政府推行的“无核·开放·3000”政策非但未能达到该届政府试图达到的“压朝弃核”目的，反而在南北关系恶化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概括的讲，第叁、四、五、六、七章分析评述了半个多世纪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制定、实施、调整及其影响因素，以便达到前述研究目的。即通过探讨韩国各届政府对朝鲜政策的逻辑起点和政策设计，找出各因素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逻辑和方式，以便从规律性认识上理解和把握韩国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在此基础上，本学位论文的结论部分关注现任朴槿惠政府的对朝鲜政策，尝试性地对朴槿惠政府的对朝鲜政策进行预设，并就韩国新政府可能的对朝鲜政策制定和实施下南北关系走向、朝鲜半岛局势和东北亚局势进行展望。在本学位论文的观点创新方面：第一，本学位论文有一个前提假设，即朝鲜半岛问题、局势是有章可循的，或者说其存在一种内在的规律性。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理论性研究太少，许多学者采用观察家的方式观察半岛问题，过于关注一时的形势。本学位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坚持这样的理念，即应当把朝鲜半岛问题、韩国对朝政策研究纳入理论研究的范畴中，从而使本学位论文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第二，朝鲜半岛问题可以分成若干个方面。其中，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是核心。但是，学术界对这一观点存在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朴键一研究员主张南北关系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也有不少学者主张朝美关系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包括朝鲜学界也持这种观点。虽然将朝美关系看做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有其合理性，但是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上讲，朝鲜半岛问题包含着非常复杂的矛盾内容，而影响其变化的内因和外因、主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并非一成不变的，其根据具体条件的变化发生着转移。本学位论文的第二个创新点即是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韩国对朝鲜政策进行具体分析评判。第叁，在分析视角和框架方面，本学位论文不拘泥于或者套用现成的理论，而是从思想方法上活用民族理论和国际关系相关理论的基本观点。问题在于，在运用民族理论看待朝鲜半岛问题时，并没有现成的民族理论可参考。中国的民族理论分析的问题是多民族在同一个国家相处的问题，但不涉及同一个民族不同国家间的相处。可能达到分析目的的两个路径是，以民族理论的方法和韩国的民族主义相关研究共同作为本学位论文的指导。限于时间和作者语言、能力方面的问题，相关内容在本学术论文中并没有得到很多阐述，但是本论文是在这种方法和视角下完成的。第四，与学界目前对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的对朝鲜政策评价有所差异，本学位论文关注其逻辑起点和政策大框架，认为两届政府在这两方面为朝鲜半岛的统一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需要明确的事情是，两届政府在应对朝鲜不适当行为方面表现出政策不适性，韩国政府对朝鲜政策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调整的能力不足。韩国政府采取的对朝鲜政策应当是在补充完善对朝鲜“和解合作政策”的基础上继承其大的政策框架，而不应该全盘否定。但是，本论文第七章论述到的李明博政府对朝鲜政策则是对之前政策的全面否定，结果在相对有效的对朝鲜政策制定、实施逻辑缺失下，李明博政府在南北关系进展和统一方面起到了非常负面的作用。但是，本论文认为，在韩国政党派别的两极政治主张下，因为没有中间派作为缓冲，所以非常容易造成继任政府全盘否定前任政府的政策。本论文主张，应该充分理解韩国的政治现实，一分为二地看待李明博政府对朝鲜政策的缺点和合理性，这对正确看待现任朴槿惠政府的对朝鲜政策是有意义的。最后，作为留学生，限于语言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方面的限制，本学位论文在很多方面做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大国关系分析还不够理想。个人计划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继续花大量的时间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苏俊燮[9]2004年在《冷战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与驻韩美军的未来》文中指出朝鲜半岛是美日中俄的利益和影响最密集的交汇点,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受大国的影响可与之相比。朝鲜半岛的近代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本文的研究反对将朝鲜半岛看作因变量,作者认为朝鲜半岛局势是一个影响地区和国际结构动态的自变量。基于冷战对立而造成的韩美同盟,使得两国关系在整个冷战时期都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之下。以“驻韩美军”为主要象征的韩美两国之间的非对称关系正确地反映了朝鲜战争后的朝鲜半岛局势以及韩美两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客观情况。但目前客观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南北之间的缓和,特别是南北首脑会议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作为驻韩美军驻军的直接原因的“朝鲜的战争威胁论”已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大部分韩国民众不再把朝鲜看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其次,随着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增加,军事安全因素的价值日渐减少。此外,韩国综合国力不断发展。过去的“非对称性”韩美关系丧失了内部动力。韩美两国应摆脱非对称性的关系而走向对称性的两国关系。驻韩美军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意义的战略性问题,是美国对于未来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一种总体规划。决定驻韩美军未来走向的因素有朝鲜半岛统一的过程、美国的世界战略、周边大国对驻韩美军的态度、韩国民众的反美情绪以及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安全合作机制的过程等。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驻韩美军未来走向进行探讨。本文在承认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的前提下,认为韩国的安全与防务是可以自主的。但是本文试图克服以民族主义为主的主观主义观点。本文作者也不是主张美军不现实地立即从韩国撤退,而是从统一后韩国如何实现自主外交的长远目标的角度来力求利用新的思维,寻求一种新的方案。本文认为:在解决驻韩美军问题时,韩国应该努力寻求多边合作安全模式作为替代。在朝鲜半岛实现统一或者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后,驻韩美军应该撤离。但如果统一韩国与美国通过协商承认该地区的美军的作用,那么其驻军的形式应为美军获准使用韩国的军事基地。
李成亚[10]2004年在《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半岛安全政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目标在现实中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针对一些较为突出的大国，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目的是阻止这些潜在的竞争对手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战；第二层面是针对一些被它称为“无赖”的国家，比如朝鲜、伊朗、伊拉克等，目的是消除这些国家有损其霸权利益的“非对称”威胁，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其霸权地位。 伴随着冷战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地全面上升，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逐渐成为其全球战略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总体上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基于突出的战略地位和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朝鲜半岛“责无旁贷”地成为了美实施亚太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从遏制大国层面来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集中了目前亚太地区几乎所有最具影响力的大国，控制了朝鲜半岛，美国就无疑获得了制衡亚太地区大国的有利武器。从消除“非对称”威胁层面来看，“9·11”事件后美将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了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而所谓“朝鲜扩散威胁”的存在，使得朝鲜半岛成为美在“9·11”事件后更须掌控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能否在朝鲜半岛占据主导地位将对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顺利实施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安全政策不仅是美亚太安全战略的关键一环，也构成了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冷战后美国朝鲜半岛安全政策已经形成为一个体系，这一体系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适应，在形式上则表现为既彼此联系又相互作用的两个基本层面：一是针对朝鲜的层面，目的是“遏制朝鲜”，消除“朝鲜威胁”，这是美国半岛安全政策显性目标；二是针对周边大国的层面，目的是防范、遏制相关大国的崛起，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这是这一政策的隐性目标。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冷战后美国的半岛安全政策经历了一个动态调整过程，虽然各个时期该政策的具体特点有所不同，但就整体而言，对朝“遏制+接触”与加强美韩协调是冷战后美国半岛安全政策的两条最基本脉络。凭借对朝鲜采取“遏制+接触”的两手交替策略以及美韩军事同盟的继续存在，美国逐渐成为了冷战后主导半岛局势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从客观结果来看，冷战后美国的朝鲜半岛安全政策在促进其全球战略目标方面是成功的，一方面，在“遏制”朝鲜的同时，又成功地牵制了南北双方的和解进程，避免了半岛形势发展过快而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另一方面，在充分利用大国在半岛事务中积极建设性作用的同时，也借助其超强实力和军事同盟限制大国作用的发挥，伴随着“利用”和“限制”这两手策略的交替运用，美国已在事实上确立了它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并为建立以它为核心的东北亚安全新秩序奠定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冷战后美国的朝鲜半岛安全政策虽然使美国获得了相当大的“收益”，但由于这一政策在本质上仍属于“冷战思维”的范畴，在实践中并不适应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战略环境和地缘政治现实，这一政策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陷入了困境之中，既要面对外部的挑战，也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从长远来看，美国的半岛政策必然会对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进程产生消极的影响，它并不能真正解决朝鲜问题，也不能给朝鲜半岛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稳定，但短期内这一政策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对中国来说，由于它在半岛问题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半岛政策的战略选择应该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巩固与增进中朝传统友谊的同时继续发展中韩友好关系，并积极推动南北方自主解决半岛问题;二是针对美国对大国采取的“利用”与“限制”两手策略，中国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反利用”与“反限制”的两手策略，抵制美国在东北亚的霸权图谋。只有这样才能切实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真正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冷战后朝鲜半岛周边大国的政策调整与朝鲜半岛和平统一[D]. 李文哲. 延边大学. 2003
[2]. 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D]. 刘派. 吉林大学. 2017
[3]. 冷战后韩国对朝政策研究[D]. 李雪威. 吉林大学. 2005
[4]. 论冷战后影响朝鲜半岛局势的大国因素[D]. 于丛.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5]. 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研究[D]. 李华. 复旦大学. 2005
[6]. 后冷战时期朝鲜半岛和平统一进程中的大国因素[D]. 陈亮. 青岛大学. 2006
[7]. 朝鲜半岛地缘政治地位演变与中国战略选择[D]. 蔡钟贤. 延边大学. 2012
[8]. 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内外因素研究[D]. 裴宰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
[9]. 冷战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与驻韩美军的未来[D]. 苏俊燮. 复旦大学. 2004
[10]. 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半岛安全政策分析[D]. 李成亚. 武汉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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