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研究的历史发生与当代发展[*]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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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外哲学家主要是从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人的本质，存在着将人的本质与人的属性相混淆的现象，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从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关键词】 人的本质观 人性论 人的属性

人是什么？古今中外，大多数哲学家都曾为这一问题所困扰。如果有哪位哲学家对此保持缄默，那么，不论其哲学体系如何庞大，都会显得苍白晦暗，没有生命力。

一、中国哲学史中有关人本质的研究

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是从人性开始的，并以此为线索展开。在哲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几乎每个哲学家都涉及到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哲学派别提出了关于人性的不同观点。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东汉初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认为，人性有善有恶，进而提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论衡·率性》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南宋哲学家朱熹在批评各种人性论的基础上，继承了张载和程颢、程颐的思想，提出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相结合的人性论。在朱熹看来，人生来具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所谓天命之性，是仁义礼智的理在人身的体现；所谓气质之性是理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时，要同人所禀受的气相结合。这样，朱熹就把善恶提高到本体论高度。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王夫之，以其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思想为基础来研究人性，提出了一些超过前人的论点。王夫之提出人性与环境的关系的问题，提出离开后天的环境空谈人性，只能是随意猜测。在中国哲学史上，虽然关于人性的认识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但始终没能达到对科学的人本质的认识。在中国哲学史中所涉及的“人性”概念本身，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指人本性，即人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则指人的其他属性。中国古代哲学家在以上两种含义上认识“人性”时，往往局限于对人的一种属性或是本质中一个层面的认识。孟子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这里强调的五种关系包含着家庭关系、政治关系和伦理道德关系。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2]先秦之后的哲学家承袭了诸子的方法，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说明人性。虽然从研究结论上看，局限于“性善”与“性恶”的争执中，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却富有启发性。

二、西方哲学史中有关人本质的研究

在古希腊哲学中，智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3]这一著名命题标志智者派把哲学研究的对象转变为人，以人为中心。亚里斯多德关于人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亚里斯多德提出了人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的重要思想，认为“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所以能不期而进趋于这样高级（政治）的组合。”[4]这表明亚里斯多德已经开始从人的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人，从而为科学地认识人本质提供了线索。中世纪的欧洲虽然为宗教所主宰，但对人的认识仍然通过对神的解释顽强地表现出来。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人本质的认识得到了发展。人文主义者提倡“世俗文化”的人文主义思潮。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把人对神的崇尚，转变为直接的对人自身的崇尚，用“人文学科”代替“神学学科”。人文主义者认为，人兽之别在于人有理性，人的理性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自然与经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进一步批判了神对人的统治与主宰，把人还给自然。德国古典哲学杰出代表黑格尔，从唯心主义世界观出发，把人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同自我意识等同的。”[5]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同时，却颂扬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这位人本主义哲学家，在对人本质的认识过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理论的基础原则。”[6]正是这位获得马克思盛赞的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达到一个临界高度——“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高度。费尔巴哈如是说：“如果旧哲学说：只有理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东西，那么新哲学则说：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有理性的东西，人乃是理性的尺度。”[7]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以“人”为本的哲学。费尔巴哈认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的基础和主体是人，人是其哲学的唯一对象。费尔巴哈坦率地提出：“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8]费尔巴哈继承了以往哲学中关于人本质认识的积极成果，在对人本质的认识上迈出关键一步，把人本质上升到“人与人的统一之中”。费尔巴哈提出：“孤立的，个别的人，不管是作为道德实体或思维实体，都未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9]并进而指出：“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是历史的产物。”[10]到此，这位人本主义哲学家已经非常接近了真理，令人遗憾的是费尔巴哈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步入歧途。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由于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由于费尔巴哈在乡村僻壤中的孤陋，费尔巴哈在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迈过了真理和谬误之间所差的一步，跌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层——“爱”——的深渊。费尔巴哈批判了把人的一种属性——理性——当作人本质的理论，却简单地把人本质理解为“爱”。费尔巴哈在作出不懈的探索之后宣称“新哲学”建立在爱的真理上，感觉的真理上，充满激情地表述了他本人的思想：“爱是存在的标准——真理和现实的标准，客观上如此，主观上也是如此。没有爱，也就没有真理，只有所爱的人，才是存在的，什么都不是和什么都不爱，意思上是相同的。一个人爱得愈多，则愈是存在；愈是存在，则爱的愈多。”[11]在西方哲学史中，费尔巴哈关于人本质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的最高成就。分析其观点的是与非具有多重意义，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其中的积极成果，科学地提示了人本质；而现当代一些哲学家仍然以费尔巴哈的理论误区为基础，借尸还魂，以性爱来阐释人本质，这种倾向不容忽视。

三、国内哲学界有关人本质研究的新动态

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对人本质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且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目前，关于人本质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本质是实践。这种观点的提出是以对实践哲学本身的研究的深入过程为背景的。此观点持有者批判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这一界定，认为人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误解了马克思的本意，将人的社会属性当作人本质。有学者这样认为：“人本质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实践不仅创造了人，使人获得了质的规定性，而且锻造并决定了人的属性，使人性越来越远离动物性。”[12]此论在目前哲学界得到一些研究者的支持。有学者指出：“人的本体论的提问方式是：人是什么？人以什么方式构造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与之相联系，‘实践’的哲学提问便是：‘实践’是什么？实践以什么方式构造人类社会——历史存在？这种提问意味着，‘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存在，是人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本体，即它是哲学的，是全体而不是常识的或科学的，不是部分；它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存在方式，而不是人类存在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特性。”[13]此论持有者进一步展开论证：实践决定人的自然属性；实践决定人的社会属性；实践决定人的精神属性。因此，人的本质是实践，实践的本质是人。人本质是实践的论证过程很难说是严谨的。一方面实践本身含义不够明确，究竟什么是实践并没有被严格界定；另一方面对实践如何决定人的种种属性的说明也不充分，有从结论到结论的色彩。人本质是实践，实践的本质是人，由此可推出：人本质是人。结论明了，却缺少科学性。故此，人本质是实践之说值得商榷。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本质是劳动。此论持有者与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相似，也是从人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诠释中提出论点的。此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并不是给人本质下的定义，而是一种方法上的规定。基于此种理解，第二种观点持有者将人本质作如下界定：“人的本质是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总和中制造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也就是说：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来谈人的本质。”此论持有者进而解释：“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一般的人，而不是某一具体的人，人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东西。”[14]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找到根据：“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5]此论确有其深刻一面，它批判了那种只看到具体单个人的狭隘性，也确实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但是把人和动物区别开就能说明人本质吗？当然不能。马克思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16]劳动确实能将人和动物区别开，黑格尔也曾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他所指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当然抽象劳动也同样能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但是，人本质是劳动并不能全面地科学地说明人，说明人类社会。

第三种观点认为人本质是其社会关系总和。这种观点接受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本质的论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第三种观点持有者一般是从以下三方面论证人本质的：首先，道德，人的自然属性要通过社会属性来体现或证实。其次，人的社会属性制约着人的自然属性能否得到正常发挥和发挥程度。第三，只有人的社会属性才是把人与动物严格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此论被称为传统观点，一些学者对此论提出质疑。赞成人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的学者，对如何理解社会关系总和也存在分歧。这一方面说明问题本身是复杂艰深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研究人的深层本质是理论彻底性的要求，是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国外哲学界有关人本质研究的新动态

人的存在，人的本质在目前的国外哲学研究中仍然是热点之一。不同的哲学流派对人本质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当代西方哲学中有着巨大影响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对20世纪新历史条件下的人进行了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海德格尔认为，人和物有着本质区别。人不是现存的东西，人只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在自己的生存中，人不断地领会着属于人本身的可能性，并不断地筹划自己，充分地实现自己。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萨特则认为，人本质实现于自由选择之中，萨特最著名的论断是存在先于本质。存在主义者对从属性到本质的认识路线不以为然，而其哲学本身却未能摆脱这条线索的纠缠。尽管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们在晦涩中蕴藏着执着的探求精神，但其哲学本身却是在社会海洋上漂浮，没有达到对人本质的认识，而是局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与自由的对立之中，其实质是把人与社会、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对立起来。最近有些学者仍以存在说明人的本质，大有拾存在主义者牙慧之嫌。

哲学人类学的创始者马克斯·舍勒认为，人的本质是精神，精神本身具有五重含义。第一，精神存在于个人之中。第二，精神活动区别于理性活动。第三，精神是个人的各种不同高级情感及意志活动的统一。第四，精神具有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特征。开放性是指：“精神本身不构成对象，精神接受对象。”[18]第五，精神是一种倾向，是一种能，是一种可能性。舍勒的人本质的观点在哲学人类学的标牌之下显示出繁杂和玄虚的特色。其中既有存在主义色彩，又有精神分析味道。严格说来，舍勒并未达到认识“现实的人”的水平，缺少必要的哲学高度。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埃里茨·弗罗姆的新弗洛依德主义颇有影响，弗罗姆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亦有代表意义。弗罗姆是第一个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综合起来的学者，弗罗姆在这一综合过程中发现人本质是“爱”。弗罗姆认为，“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最基础的关系，两性之间的吸引力是一切动力的基础。弗罗姆以“爱”为中心形成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用“母权中心制”来批判当今的“父权中心制”社会。研究弗罗姆浩繁的著作可以发现，这位自称真正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通过弗洛依德皈依到“爱”的宗教教主费尔巴哈的门下，并接受了《母权论》的作者巴霍芬的思想。

苏联哲学界中，一些哲学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关于人本质的观点。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批判了抽象的人。他们认为那种从感觉和理性，存在和本质，存在和目的的相互关系中来研究人并不能发现解决人的问题的正确途径。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彼·尼·费多谢耶夫认为：“人的主要问题是人对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这是社会集团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19]这种观点是从社会关系角度来理解人的，但是事实上，这种观点却剔除了社会关系的丰富性。

还有其它一些哲学流派，如实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等，尽管在某些方面丰富了有关人本质理论，但是在总体上是低于批判水平的。

五、中外古今有关人的本质研究的特点

从人本质研究的历史发生和当代发展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中外古今有关人的本质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研究方法上看，不论是在中国哲学史中，还是在外国哲学史中，哲学家对人本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人。中国的先秦诸子，古希腊诸位先哲大多如此。即使在欧洲中世纪，神学家们所研究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实质也是被异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从认识水平上看，哲学家对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认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对人本质的研究停留在一种或几种浅层次的关系的水平上，并试图发现永恒不变的人本质。

第三，从认识的局限性上看，在哲学史上，乃至现当代哲学界中，存在着人本质——人属性相混淆的现象。本质与属性的关系不明确，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关系不明确，甚至被等量齐观，以致于将生物属性作为哲学人本质的基础。

第四，从关于人本质理论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科学地揭示了人本质——一切社会关系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是对人的社会关系做深入的研究，从人本质的不同层次，尤其是深层次本质来研究人，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论断，才能使科学的人本质理论得以丰富和发展。

[＊]收稿日期：1996年12月20日

注释：

[1]《孟子·滕文公上》。

[2]《商君书·定分》。

[3]《西方哲学著作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4页。

[4]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一卷，第8—9页。

[5][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1、115页。

[7][8][9][10][1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18、184、185、247、169页。

[12]郭大俊：《实践与人本质》，《哲学动态》，1991年第7期，第21页。

[13]《哲学动态》，1992年第2期，第16页。

[14]《北京大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选》（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4页。

[16][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18页。

[18]欧阳光伟：《现代哲学人类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19]《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论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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