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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剑桥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认为产生滞胀的主要原因分别是：劳工市场结构出现失衡；初级产品部门与制造业部门之间比例失调；货币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和有效供给不足。并提出了治理滞胀的相应对策主张。借鉴西方滞胀理论的精华，今天我们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必须做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施稳定货币政策；建立和开放劳动力市场；消除瓶颈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减轻企业负担，增加有效供给。
一、
进入7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的停滞、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对此，西方一些主要经济学流派从不同角度对产生滞胀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主张。
（一）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滞胀的原因之一在于劳工市场结构出现失衡
劳工市场上的均衡，应该是既无失业又无空位，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常见的是失衡。这种失衡表现为失业与空位并存。这是因为在劳工市场上，由于工人工种不同，技术水平不一样，又居住在不同地区，他们之间缺乏自由替代的可能，所以失业与空位是并存的，即存在着结构性失业。比如劳工市场上缺乏技术人员，但失业的却是瓦工，瓦工是无法替代技术人员的。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也不会因西部地区缺乏劳工愿去填补空位，造成失业与空位并存，即“人找工作”与“工作找人”并存。
由于失业与空位并存，又存在着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这样，虽然有失业存在，工资并不下降；有空位，工资就上升，出现了失业与工资上升并存的滞胀局面。对此，必须制定收入政策和劳工市场政策，对工资和物价进行管制，使工资增长不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避免通货膨胀；并对劳动力进行再训练，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实现劳动力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
（二）新剑桥学派认为滞胀的根源在于初级产品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
新剑桥学派认为，应从区分不同类别的经济部门入手来解释滞胀问题。他们把世界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初级产品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初级产品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之间的生产比例失调。他们认为，如果这两个部门产品的价格都由市场决定，那么市场机制可以调节两部门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使两者比例协调。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初级产品市场上，对个别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市场价格是既定的，这种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而在制造品市场上，由于大部分生产集中在大公司手中，因而价格是被操纵的，即由生产者自己决定，而不由市场决定。这样初级产品与制造业产品之间增长的比例失调所引起的后果就落在初级产品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会对工业活动起抑制作用。当初级产品价格下降时，虽然有可能刺激工业部门吸收更多初级产品，但因为贸易条件对初级产品生产者极为不利，所以投资会减少，从而会抑制加工工业发展。当初级产品价格上升，虽然一开始贸易条件有利于初级产品生产者，但这种有利条件并不会持续长久，原因是制造业部门将通过由成本上升引起的产品价格上涨来对付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这样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它在工业品成本方面便具有强有力的通货膨胀的影响。
（三）货币主义认为滞胀的原因在于货币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
货币主义在解释滞胀问题时引入了预期的因素。他们所用的预期概念是适应性预期，即人们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形成并调整对未来的预期。当发生通货膨胀时，工人必然要求增加名义工资。但是，在短期中工人来不及调整通货膨胀预期，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低于以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这样工人所得到的实际工资可能小于先前预期的实际工资，从而使实际利润增加，刺激了投资，就业增加，失业率下降。但是，在长期中工人将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不断调整自己的预期。工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迟早会一致，这时，工人会要求增加名义工资，使实际工资不变，从而通货膨胀就不会起到减少失业的作用。而且，在长期中，经济能实现充分就业，失业率是自然失业率。这时，无论通货膨胀率如何变动，失业率总是固定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正是因为存在着自然失业率，所以凯恩斯主义以充分就业为目的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就无法完全消灭失业。这些扩张性政策的实施只能使投放的货币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需要，引起了通货膨胀，而又无法消灭失业，这样就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局面。
要走出滞胀局面，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放弃执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选择一个与经济增长率大体相一致的货币增长率。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把货币变成经济波动的根源。
（四）供给学派从供给不足的角度来解释滞胀问题
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把需求看作经济生活中的首要因素，供给是派生的次要因素，因果关系被颠倒了。正是由于面向需求的政策，使政府总是设法改变各阶层收入悬殊的状况，以提高低收入者的需求水平，如扩大社会福利、向高收入者大量征税等。这些政策的实行，一方面打击了人们的储蓄、投资和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降低了失业成本，使很多人宁愿失业。这正是导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原因。他们认为，美国经济中的根本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解决滞胀的唯一办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增加供给。为此，必须加强个人刺激，提高人们储蓄、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
在供应学派看来，大幅度降低税率是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因为人们从事劳动和进行投资并不是为了纳税而是企望得到丰厚的税后净收入。这种净收入越高，劳动或投资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降低税率虽然在短期内政府税收会减少，但由于降低税率刺激了企业和个人生产的积极性，因而课税面会扩大，长期内税收会增加。因此，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特别是削减边际税率，是增加供给的重要手段。
供给学派还非常重视“企业家精神”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把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让企业自由地进行经营，生产能够收到最佳效果。政府给予过多的、不适当的管制，则会阻碍企业经营的创造性，影响生产增长。
二、
在我国每逢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因而要抑制通货膨胀，就不得不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今天研究西方滞胀理论，无疑对于我国抑制通货膨胀，促使经济高速增长，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转换经济增长模式，实施稳定货币的政策
货币主义认为，西方经济出现滞胀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因此，要走出滞胀必须降低货币增长率，使之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由于我们过去一直实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增长战略使企业的经营原则往往不是效益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而是产量最大化。实现产量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是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导致企业内在的投资扩张冲动，从而对银行信贷依赖程度明显提高。为保高速度而进行的高投入，往往迫使银行信贷规模超常增长，造成货币的非经济发行。1993年，银行贷款余额比上年末增长了22.4%。随着投资审批权限的下放，对投资的行政性控制减少，出现了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各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利益，往往以各种方式支持本地区的高投入，造成资金的投入极不合理。这从近几年的资金需求弹性居高不下可以得到证实。从历史上看，1953—1978年的资金需求弹性为1.35左右。改革开放后经济运行环境有较大改变，经济增长加快，资金投放多一些也是合理的，但近年来我国资金需求弹性却高达2.6左右。持续的高弹性说明资金投放存在一些不合理部分。由此可见，在历次周期性波动中，数量型扩张冲动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避免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就必须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换，尽快地将我国目前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转变是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反通货膨胀政策的一个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实施稳定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投入与经济增长相适应，以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高速增长。
（二）实行重点补短和充实提高相结合的投资增量对策，以消除“瓶颈”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新剑桥学派认为，滞胀的原因在于初级产品部门与制造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这种情况在我国更为突出。在我国近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一方面表现为大量不代表技术进步要求不反映规模经济效益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急剧扩张，以及加工工业的过度发展。另一方面，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则严重滞后，供给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按照GNP年平均增长7%计算，如果不降低消耗，到2000年，约需原煤16—17亿吨，钢1.04亿吨，铁路货运量19—20亿吨公里。而按照“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到2000年，原煤只能达到14亿吨，钢8000万吨以上，铁路货运量19亿吨。这就是说，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业这种供给状况不可能支持GNP7%的增长速度，更何况目前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了。这是我国经济中的高速增长和高通胀率同时并存的一个客观因素。
鉴于此，必须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将有限的资金优先用于补短，促进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超常规发展，以便集中力量尽快缓解和消除这方面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不如此，在中近期内，很难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很难克服由结构失调所形成的“通胀”压力。
必须强调指出，依靠投资倾斜补充短线是一种传统的结构调整办法。多年的实践证明，单纯加强基础产业的投资效果并不好。1981～1991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运输邮电业投资年均增长22.1%，能源工业投资年均增长21.1%，均高于同期全民投资总额增长18.5%的水平，但能源原材料的供需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显然，单纯加强基础产业的投资充其量只能暂时满足结构中的数量平衡，如不同时从产业结构质态进步的角度出发，着力解决高能耗、高物耗、高成本和低质量、低效益、低竞争力的深层次问题，基础产业的重点加强政策就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目前，我国每亿元GNP消耗能源6万吨标准煤，是发达国家的6倍，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我国能源利用率只有30%，比工业发达国家低一半。如果每亿元GNP的能耗降代20%，到2000年就可以14亿吨左右的标准煤总量的增长，支持年平均GNP增长10%的速度。与其说能源紧缺是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不如说能耗过高是经济发展的致命问题。一方面资源短缺，另一方面浪费严重。所以，再也不能对落后的粗放式发展的工业结构一味迁就。在补充短线的同时，加强对现有工业结构的技术改造，推进加工工业的技术升级、规模效益升级、专业化协作水平升级，降低物耗。
（三）尽快建立和开放劳动力市场，以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产生滞胀的原因之一在于劳工市场的结构失衡，对此，必须要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以抑制工资的过快增长。在我国由于劳动力不能实现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这样企业便无法根据劳动力供求关系来调整工资水平，工资独立于劳动力供求，只取决于企业的赢利水平，这又会使对工资的控制仅仅局限在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同等劳动获得同等收入的要求不能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和竞争来实现，工资攀比的压力无法通过劳动力流动而释放，导致工资水平超常上升。进入90年代以来，银行工资性支出以更大幅度增长，1993年和1994年均达到了30%以上，为改革以来所仅见。消费基金增长速度达到30%以上，这在任何国家都会形成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要从根本上抑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必须尽快地建立和开放劳动力市场，落实企业用工自主权。开放劳动力市场，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不但不会引起工资上涨（因为劳动不是稀缺要素而是过剩要素），而且还会由于劳动力供给的竞争促使工资维持在一个均衡状态。同时，企业有权招收和辞退劳动者，又会使在业职工对工资增长掌握一个必要尺寸，从而形成工资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抑制机制，不致因企业间竞相攀比造成工资总水平的超常上升。另外，在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劳动者必然要根据自身的兴趣和爱好选择自己特长的职业，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得到自我实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社会学研究证明，个人素质符合职业要求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比不符合要求的劳动者平均要高20—40%，所以要允许劳动者流向自己有兴趣、有专长的单位，或在企业内部进行调整，让他们在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四）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加有效供给
供给学派认为，滞胀的原因在于企业的税收负担过重，使有效供给不足。这种观点很能说明我国目前国有企业缺乏活力，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我们认为，企业要面向市场，必须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前提，是企业具有自我发展和负亏能力。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和负亏能力的大小，除了取决于企业本身的经济效益状况外，还取决于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与企业作为商业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关系，是通过政府税收的形式实现的。从多数国家来看，政府通过各种税收形式参与企业纯收入分配的比例在40%左右，我国国有企业的留利比例普遍很低。据统计，近几年国有企业留利不到其实现利税的20%，这种留利水平使企业根本无力进行重大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企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更多地依赖银行贷款，致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断上升。目前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75%以上。这种竭泽而渔的作法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这是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必须要进行税制改革，以减轻企业的负担。税制改革的原则是：既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与增长，又要保证让企业有足够的发展后劲；既要保证企业有正当的投资热情，又要保证企业有足够的还贷能力。只有如此，企业供给才能大幅度增长，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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