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化存在的后人类社会取向论文

技术化存在的后人类社会取向

唐代兴

内容提要 正在形成的后人类社会,敞开为技术构造存在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人的自然进化正在被人工进化所取代,技术制造人的方式将替换肉身化的自然生育方式。由此形成不同于人类社会的形态学呈现和存在取向:仅前者观,后人类社会既是人满为患的社会,也是人被技术解构并使人沦为生存荒废者的社会,更是人的存在底线面临立体挑战的社会;就后者论,物本主义、后技术主义、后身体主义、后环境化和后政治化,构成后人类社会的根本存在取向。在欲望本能和技术扩张本性的推动下,从人机互为嵌含向技术构造非生物、非肉身的物质人方向发展,机器主导社会和技术统治人,是后人类的最终结局。能够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根本前提,是人类自己的重新觉醒,以生存理性智慧控制会聚技术、人工智能、基因工程,使其有限度地发展,这取决于人类政治的作为。

关键词 技术构造存在 后技术主义 技术生育技术 技术任性的力量 后人类政治

“后人类”一语,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文学、影视、绘画等领域散布开来,是为了警示一种可能性,所以人们并未把它当真。然而今天,从克隆羊Dolly到AlphaGo血洗围棋界顶尖高手后不屑向人类学习而开始左右互搏,再到女性机器人Sophia被授予沙特阿拉伯国籍以及快速开发的会聚技术(NBIC),富士康引进机器人生产线裁员十余万,新闻传媒等领域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准入……尤其是日前引发国际社会震荡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的诞生,“后人类”已经不是一个想象的话题,而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化进程,推动这个进程加速展开的是技术,具体地讲是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它所带来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将人类是否可能继续保持生物特质和生育本性以及人类能否继续成为自己的主人等问题正面凸显出来,正视和思考后人类问题,成为越发沉重的根本存在问题。

从后人类语境到后人类社会

后人类语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人类语境的原创者可归于这个时代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尤其是福柯,60年代出版的《疯癫与文明》(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和《知识考古学》(1969),这些著作不仅成为后人类思想的源头活水,而且还从不同角度切入鲜明地表达了后人类思想:“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观念和思想的产生,始终先于表述其观念和思想的概念。到了80年代,表述其观念和思想的“后人类”(Posthuman)概念才逐渐诞生:1988年,布拉瓦兹基(H.P.Blavatsky)在《秘密教义》中提出“后人类”一语;其后,史蒂夫·妮可思(Steve Michols)发表《后人类宣言》(1988),“后人类”概念正式诞生,标志后人类观念和思想获得了形态学呈现,开启了后人类问题的正面思考。第一个成果是佩普勒尔(Pobert Pepperell)的《后人类状况》(1995),该著明确定义“后人类”是人类“存在为延展的技术世界的一种形态”。其后,卡里·沃尔夫(Cary Wolf)在《什么是后人类主义?》(2010)中将“后人类”扩展为“后人类主义”,认为“人从来都不是‘自然的’,至少从创造语言开始,我们就在凭借知识、物质和人类技术增强我们的能力”。从“后人类”概念提出到“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主张建构,必然形成认知探讨谱系化的“后人类语境”(Posthuman context)。只有进入这一谱系化的后人类话语情景和语义场态,才可理解人类向后人类社会展开的实际进程,既有理论研究的推动,更是社会发展本身的努力。

首先,有基于人类进程取向的思想判断。2000年,福山在新加坡一场讲学中指出:当今炙手可热的生命科学浪潮,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最后一道界限”,“人类第一次有机会改变人类的自然本性”,即人类已进入后工业时代,并有极大可能开启“后人类社会”(Post-Human Society)。

其次,有形成社会性影响的形态学表现。海尔斯提出后人类主义具有四个方面的特质:一是生命的本质不在身体,而在信息;二是意识对人类进化起次要作用;三是身体并非自然物;四是人工智能机器和科技装置与生物有机体无本质差异。今天,高度发展的虚拟技术、网络世界、赛博时空、机器人、电子人、基因工程以及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克隆技术、变性手术、身体整形术、相异性人工合成、基因编辑等,表明技术已在全方位地改变人的生物性肉身,从心灵到身体、从基因到生命本性等方面重构人及其存在。

其次是技术中心,表征为社会“以文化为基础的联系”变成“以技术为基础的联系”,形成“新的以技术为基础的联系也不再靠局部生态系统来维系,而是最终将可持续发展提上了历史的议程,人越多地改变技术,也就越多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同时也就越多地改变自身赖以促进大脑—思维以及文化的增长的经验的类型”

其三,有根据现有基础及发展速度的进程判断。关于后人类社会进程敞开的时间,库兹韦尔认为,其起点大约在2020年左右,并以此预测后人类进程将自然形成由低到高三个发展阶段:从2020左右至2070年左右,是后人类的最初阶段,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发展到与人脑的水平持平,并逐步超过人脑,机器人开始向人要权利。机器人的“人”权运动,将后人类社会推向第二个阶段,技术和智能以指数模式发展,形成人机在共存中抗衡,在抗衡中失重,具体表现为人与机器之间展开“统治权”之争不可逆取向,就是人类在机器面前沦为从属地位。库兹韦尔认为这一时期可持续到22世纪中叶,其后将迅速进入新型智能实体统治人类的时期,这是机器人智能发展到高于生物人时代。进入这个时代,能够存在的生物人必须做智能升级,否则将丧失存在空间。库兹韦尔认为,高智能机器人时代是生物人种消失的智能技术化时代。库兹韦尔称生物人为“原人”,认为高智能社会将被划分成四个等级,居于最高等级的人类精英,是自己发展高智能实体的“母型”,成为智能实体崇拜的对象;其次是被智能技术升级的“人机”复合体却构成社会大众;居于第三等级的是那些认同人工智能但却拒绝智能技术升级的人,他们因智能低下而沦为乞丐或新型“宠物”;处最低等级的是那些反抗智能技术的“卢德分子”,这类人或归隐森林,或成为新型“类人动物”。但按今天会聚技术开发、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发展的速度看,库兹韦尔所描述的后人类社会进程将会大大提前。

后人类的社会形态学构成

要把握后人类社会的形态学构成,须先定位什么是后人类。

埃德·里吉斯在《科学也疯狂》中把“后人类”称作“后生物人”,即利用技术使人和计算机连体的人,就是后生物人。后生物人将扬弃人的肉体和易变的情绪,使之达到不朽的超人状态,因此,后生物人为了防止被干扰和被消亡,对自己进行备用拷贝以达到永生。尼克·博斯托罗姆认为:“‘后人类’和‘后人类文明’被用来指示某个我们在将来某一天可能达到的、技术上被高度武装的人类社会(这种人具有更高的智力和体力以及更长的生命周期)。”佘正荣提出:“后人类指的则是已经完成了从自然进化到技术的人为进化过渡的人类,他们虽然是人类的后代,但是已经进化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们不再是人。这些后人类的存在物在体能、智能、力量、记忆、健康、幸福和寿命等所有方面,必将远远超过目前的人类。”宋秋水也认为:“后人类被设想成为人体和机器、人脑与电脑的结合体,它可以是机器人,可以是软件,也可以是信息状态。”“所谓‘后人类’,是指人类以当代高新科技为基础,凭借大尺度想象,将纯粹的自然人进行设计、改造、升级后,产生的一种智力高度发达的‘新型人类’。这样的‘新型人类’可以不再需要食物、掩蔽处和性,他们在机器和网络中实现身体的不朽。‘后人类’被认为代表了人类的演变方向。”

综上,后人类获得了三个方面的规定性。首先,人的自然进化被人工进化所取代。人类不再以自然生育作为繁衍的唯一方式,而是如生产商品那样采用技术制造人。用技术制作人,构成后人类的首要特征:“后人类可能完全是人造的。”后人类是会聚人工智能技术、神经科学、纳米技术、基因工程等多学科技术来生产人,所生产出来的人的本体特质,与生物人比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已从物理和机械的本体,到生物的和有机的本体——从被制造的实体,到生长的实体”。其次,无论在身体能力还是精神和智能方面,后人类将全面超越生物人类,人的身体、精神和智能,被技术内构化而丧失自然本性和生物学意义,即通过各种技术将器械或人工生产的物质(比如神经芯片)镶嵌入人的身体或生命之中,使之构成生命的有机部分,比如人造器官、肢体、皮肤、血液以及人造基因,尤其是改变人的心灵、精神、思维结构甚至情感方式的人造心脏、人造大脑、人造记忆、人造思维,在后人类时代,人的大脑、五官将被制造或改装成快速记忆库和大容量的储存装置。其三,被技术武装起来的人类,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将自己推向破坏存在环境和毁灭地球的战争状态。

基于如上规定,所谓后人类,就是反身体、反生育、反环境、反自然、反神性存在的人类。或可说是技术化存在的人类,这一技术构造人类的社会呈现五个方面的形态学取向。

首先,后人类社会必然是人满为患的社会。马尔萨斯认为,人类无限生育激情与有限地力之间所形成的以几何方式增长的矛盾表明,“在人类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苦难与罪恶。苦难是贫困的绝对必然的结果。罪恶也是贫困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对技术的狂热追求构成人类企图解决如上问题的理想方式,然而,人类的这一技术化努力并不能解决人口的自然增长问题,除非技术消灭人的自然生育,否则,自然生育仍然按照自身的法则展开。

自然生育的自身法则,就是马尔萨斯所讲的生育的几何学法则。马西姆·利维巴茨在《繁衍:世界人口简史》中认为,旧石器时代,人类仅100万,新石器时代增长到1000万,进入青铜时代人口达到1亿;进入纪元,世界人口达到2.5亿左右;公元1000年时,世界人口约3亿左右;到16世纪,世界人口达到6亿左右;18世纪中叶突破7.7亿,以后更是加速度增长

19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年份的总人口数 单位:亿人

如上表所示,自1830年以来,世界人口每增长10亿,所用时间分别是100年、30年、15年、12年。联合国人口署预测,到2025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0亿,2083年突破100亿,到2100年将达到110亿。这意味着21世纪人口将净增50亿,这种以几何方式增长的人口,既给有限地球制造出无限承载压力,推动环境向死境方向运动,而且最低生存资源保障、基本人权保障、最大限度避免贫困或者重新沦为贫困,都将成为世界性难题。将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的希望寄托于新技术,全面开发新技术的过程,则是技术统治人甚至技术取代人的过程。

其次,后人类社会将是人被技术解构的社会。人类进入后人类社会的根本标志,是人被技术化存在。人被技术化存在的境况,主要从三个维度形成:一是人的身体被技术化。它始于航天业,机器和技术参与人体形成超越生物限制的新身体,这种被重构的cyborg(赛博格)身体,是“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其后拓展到生活领域和临床医学领域,前者如整形美容,是技术化身体或者身体被技术化的社会化方式;后者如器官移植,从肢体移植到肝肾移植再到心脏移植。人的身体技术化向纵深领域展开的方向,就是芯片更新大脑和大脑移植:2015年意大利都灵高级神经调节组在AANOS年会上宣布换人头计划及准备的具体时间表,根据这一时间表安排,2017年11月17日,该高级神经调节组神经学家塞尔焦·卡纳韦罗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与任晓平教授合作,成功地在遗体上完成世界首例人类换头手术,表明人的身体被完全技术化变得可能。二是人的生命被技术化,安乐死、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基因编辑等等,假借技术窃取了神权,可任意处置生命,更可任意制造生命,使原本神性的生命彻底祛魅,变成了制作物。尤其是基因工程,展开不同生物的基因组合、基因复制、基因编辑,物种交流以及新物种创造等方面的努力,破译人类生命创造机制的真实目的,实现按照如同医药配方的技术方式来生产人。这不仅展示技术创造了“上帝之能”,赋予人类以“上帝之手”,更表明如果允许或需要,技术按照人的意志或者权力意志批量生产人将迅速成为现实。三是技术化生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空调化生活方式,第二是机械化行动方式,第三是手机不离手的生活习惯。技术化生存可简要地表述为:出门是交通工具,进门是空调气候,站坐行卧手机须臾不离手。这种技术化生存方式既消解了人的自然意识和能力,也降解了人的身体能力,更弱化了人的心智和情感能力,为技术统治、奴役人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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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后人类社会将是人被荒废的社会。推动人被日趋荒废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人口膨胀,劳动力过剩,而是技术。首先,以计算机和网络所组构起来的软件技术体系,运用到从生产到消费到生活的所有领域,虽然新领域新行业不断诞生,但就业岗位却以几何方式减少。其次,整合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所形成的“会聚技术”(NBIC),既使技术本身立体化,更使技术功能立体化,这一双重立体化使技术跻身于劳动的中心舞台。这是因为“会聚技术”使“认知科学家能够想到它,纳米科学家就能够制造它,生物科学家就能够使用它,信息科学家就能够监视和控制它”。其三,正向广阔和纵深领域挺进的人工智能不断破译人的大脑工作原理,使之成为机器的工作原理。人工智能的成功,意味着人的尊严与地位将丧失。会聚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整合开发,正在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新硬件技术革命”,制造和生产一切物理上存在的人造事物,比如无人驾驶汽车、多轴无人飞行器、3D打印机、可穿戴设备、智能机器驮驴,机器人厨师以及性爱机器人,等等。过去由人来做的所有事情,都可以被新硬件智能技术替代,今天为人们上手的大多数职业将消失,比如保安、司机、收银员、助理、交易员、客服、翻译、记者以及律师等各行业的从业者面临整体性失业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能做何事”和“有何事可做”的问题,将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存在问题,或者说将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和世界问题。

其四,后人类社会是环境自为开启崩溃运动的社会。环境作为“我们所意识到的存在世界”,原本不存在问题,将环境推上悬崖使之成为世界性难题的是人以及由不断技术化的人组建起来的社会。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有三:一是人口生育按几何方式增长,突破了地球承载容量限度,人与环境之间的生境关系丧失;二是人类为无止境地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展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大竞赛,形成征服自然、改造环境、掠夺地球资源的征伐模式,导致了地球资源的枯竭,自然贫困和环境死境化。三是全球气候失律加剧,地球生命安全和人类可持续生存成为根本的存在问题。

其五,后人类社会是人类和平生存的底线面临立体挑战的社会。人类和平生存由四条底线构成。一是世界人口增长不能突破地球承载容量极限。二是自然环境构筑起地球生命存在安全和人类可持续生存,具体地讲,充足的阳光、清洁的空气、无污染的水体、有机化的土壤和风调雨顺的气候,此五者同时具备。三是地球资源和自然环境能够为人类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支撑。四是从经济到政治的生存竞争真实地趋向于远离战争。然而,由于人口增长已在加速突破地球承载容量极限,地球资源从整体上呈现枯竭态势,地球生命安全存在和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整体环境丧失,竞争进入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一次全球性非理性进程。如上四个方面因素整合,形成强大的力量,推动不断高涨的海洋霸权、空间争夺、新殖民运动、核军备竞赛、武器炫耀常态化、局部战争此起彼伏,整个世界被推向剧烈动荡之中,贫穷、饥饿、战争阴影席卷全球。

后人类社会的实质取向

后人类社会的形态学特征,不过是其根本性质的感性呈现。与人类社会比较,后人类社会的根本性质获得如下五个方面的定位。

祝国寺的“和谐”有不同的层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有寺庙内部人与人的和谐,还有寺庙与周围社区、与相距不到3公里的东川城市的和谐。当然,还有“以大带小”的管理实践成功营造出的东川全区佛教寺院的和谐。

(一)物本主义取向

人类社会,自人产生以来就是以人为本体的社会。人类社会中的人,既是自然的,也是生物的,更是文化的,此三者从自然、技术、身体三个方面得到集中体现。首先,人是自然的主人;其次,人是自己所创造的技术的主人;其三,人是自己身体的主人。

后人类社会却改变着人本中心的世界结构,建立起物本中心的社会,它从物质、技术、器械三个方面得到构建。

《庄子》有篇《不龟手之药》(龟通皲,皮肤皲裂之意),讲了一个故事:宋国有一个善于制造防治皮肤冻裂的药(类似于现在的防冻护手霜)的人,世世代代以在水中漂洗棉絮为业。有一个客人听说了,请求用百金购买这个药方。宋国人把族人召集在一起商量说:“咱家世世代代以在水中漂洗棉絮为业,不过赚几个小钱儿罢了。现在一下子卖掉技术就能得到百金,那就卖给他吧。”客人得到秘方以后,用它来游说吴王。正赶上越国向吴国发难,吴王派客人作大将,冬天与越国人在水中作战,因为客人有制作护手霜的秘方,将士们免受冻伤,吴军大获全胜。论功行赏,吴王赏给这个客人一块封地。

首先是物质中心,它的基本取向有二:一是经济至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是首要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说,社会应当从属于经济,而不是经济从属于社会。在这个新的领域中,道德观被经济观所替代,它‘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们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二是物质决定论,“‘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这种信条与人是经济动物这种大众观点一起使我们作了这样的设想:物质财富与社会的普遍健康和福利之间的确存在着统一性。用最粗浅的话说,国民总产值构成衡量一个社会运行状况的标志”

在后人类社会,由于人类的肉体不再是原先纯粹的自然肉体或生物肉体,它被镶嵌进许多高科技物质、高科技产品,诸如各种人造器官、人造血液、人造皮肤、人造肢体、人造基因、人造软件;精神也不是原先纯粹的肉体精神或社会精神,而是镶嵌进许多后天的人造精神、人造大脑、人造记忆、人造思维,比如后人类的眼睛可以同时是一架照相机、摄像机,后人类的耳朵可以同时是一台收录机,后人类的大脑可以同时是一部快速和大容量的记忆与储存装置。总之,后人类的人将成为一个用后现代的科学技术全副武装了的人,因此后人类社会也必然被镶嵌进许多与人工技术、人造物品相关联的要素和成分

其三是器械中心,人的劳动、休闲以及接收和输出信息甚至站座睡卧需要通过器械来展开。比如出门汽车、进屋空调、手机不离手等等,不仅如此,人将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也交给了各种器械来打理,比如锻炼身体器械化,临床诊断和治疗器械化、整形美肤美容器械化。因为生活器械化,“生命不再设想为一种不可改变的、确定的禀赋。生理不再是命运。生命力现在被理解为……可描述的技术关系……在原理上能够被‘重新设计’”

高中化学实验有很多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进行充分的反应,由于学时紧,教学内容量大的因素不能在课堂教学中展现这些反应过程.但在高中化学实验教学中应用视频技术可以将长时间过程的化学反应快速展示在学生眼前,让其体会到化学反应有时候会发生的非常缓慢的事实,从而更深入了了解化学反应的原理.

(二)后技术主义取向

刘雁衡无聊地看雾的运动变迁,直到它们渐渐不见。就在白雾即将散尽之际,一阵尖利的呼啸,由远及近而来,仿佛要撕裂什么。这种刺耳的声音,刘雁衡一干人并不感到陌生。城市里,这怪物惯于东蹿西跳,将乱糟糟的破城扯得破布一般。但这次,这怪物来得很是古怪,吱的一声,警车居然刹在他们诗社门口。

依赖技术生存的时代,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时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实现,人类社会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这也是技术化存在得以开启的标志。

借助技术生存和依赖技术生存体现出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人与技术完全两分。具体地讲,在借助技术生存和依赖技术生存的时代,技术只是人的生存工具,体现单向度的被使用的功能。技术与身体、技术与生命之间有明确的界线,并且不可逾越,即人是身心一体化的生命,技术却只是物。人与技术之间,除了在工具使用功能的发挥上存在关联外,身体与技术、生命与技术之间没有其他关联性。比如,举起锄头挖地,放下锄头抽烟、休闲、吃饭、睡觉,身体与锄头、生命与锄头,就脱离了关系。再比如,空调生活方式和汽车行动方式,都是如此,当你关闭空调,离开汽车,空调和汽车就与你、与你的身体包括生命完全脱离。

与此相反,技术化存在将彻底改变身体与技术、生命与技术的完全两分状况,实现了身体与技术、生命与技术的存在性合一。要理解这种存在性合一,首先需定义技术化存在。所谓技术化存在,在低级水平上,是指技术完整身体、技术完善身体或技术修复身体,具体地讲,就是技术嵌入身体、嵌入生命,伴随身体和生命而存在,或者说人的身体和生命必须凭借技术而存在,技术构成了身体和生命的内容,即通过技术本身使技术与身体、技术与生命实现了结合,这是无机与有机的结合,是非生命与生命的结合。在任何时候、任何生存情景中,比如劳动、休闲、吃饭、睡觉,或者心血来潮的两性活动,技术与身体、技术与生命都不可分离,甚至两性行为本身就是技术的功能发挥方式。比如嵌镶或种植的牙齿、心脏起搏器、器官移植、身体整形、体外受精,以及正在开发的基因交流、身体的人工智能化,比如芯片植入大脑等,都体现了人的技术化存在。在高级水平上,技术化存在是指技术构造身体,比如,机器人就是技术模仿人构造出的完全与人的身体和生命无关的身体,工作机器人只是获得人的劳动功能,学习机器人履行人的学习功能,艺术机器人获得艺术创造的功能,性爱机器人获得人的情感功能、生活功能甚至生育功能。最后通过更为高级的会聚技术,对如上各种功能整合提炼,制造出完全的整合化的高智能机器人,届时技术将奴役人类、机器人将统治生物人。

概括地讲,技术化存在是指技术构造存在。在低级水平上,技术构造了人机“混血”的存在,或者人机互为嵌含的存在。在高级水平上,技术构造了纯机器的人,即具有完全的人的功能和品质,但其身体却是绝对非生物的、非肉身的物质人、机械人。所以,人机合一的技术化存在阶段,社会还是人的社会,是人主导自己和人统治技术、物的社会。但一旦进入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的技术化存在阶段,将是机器或者物的社会,出现机器主导人和技术统治人。

后技术主义时代,是技术武装人类向自然世界和地球环境展开最后征服和掠夺的时代,因而,后技术主义推动后人类社会进入后环境时代。所谓“后环境时代”,是指国家境域内环境无意地遭受持续扩散的破坏,其存在发展从根本上丧失环境的支撑。后环境时代形成的基本标志有三:首先是气候失律极端化,由此形成极端气候;其次是资源枯竭社会化,但为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却采取“竭泽而渔”方式继续发展经济;由此形成第三,环境被推上悬崖并开启自崩溃进程。后环境时代形成一种后环境主义倾向,首先表现为反环境态度,即环境并不重要,也不构成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技术的发展如何满足人的无限度的经济需求和生活需要。其次表现为超环境倾向,即不断向前的技术可以使人类摆脱环境的制约而自由存在。其三表现为人造环境的努力,这是人定胜天的最终成就,即通过技术方式创造一个与自然没有关系的存在环境,比如具体到空调生活方式,就是超越自然气候而人造的气候环境;大到宇宙探险、太空开发,都是在努力于建构人造环境。

其中:X为小车位移、θ为摆杆顺时针与垂直方向的夹角、M为小车质量,m为摆杆质量,l为摆杆质心到两端长度,F为小车受到的力。

技术化存在揭示后人类社会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技术与身体、技术与生命不可分离,如果达到技术与身体、技术与生命分离的状态,那就是技术脱离人类自为存在的到来,这时候,生物主义的或者说肉身化的人类,只能成为机器人的奴隶。二是人之于技术,不再只是功能上的依赖,而是存在的依赖,即只能通过技术而存在。在技术化存在的低级阶段,人通过技术而存在,还具有主体能力;在技术化存在的高级阶段,人通过技术而存在,却丧失主体能力。

比较地看,技术化生存的时代,人对技术的依赖是外在性、功能化的;在技术化存在的时代,人对技术的依赖是内在化、构成性的。从技术本身角度观,人类从技术化生存向技术化存在方向演进的进程,实际上是技术主义向后技术主义实现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后技术主义越发明显地呈现出如下四个基本特征。

人类政治的基本方向是人权主义,由此所形成的核心政治价值观是人道、平等、自由、民主、公正。落实在实践操作上,就是人权制度、法律治国、公民社会。其滋养的土壤是文化,智慧的源泉是思想和信仰,其根本目标是人人生存、自由和幸福。

二是技术的会聚化。要使技术身体化或生命化,必须要求技术自身进化。技术自身进化只能朝着会聚方向展开,开发和运用会聚技术来实现。

三是技术的生育化。这是指会聚技术本质上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个进程。开发和运用会聚技术,亦是会聚技术不断向更高水平会聚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促进技术本身获得生育功能,即技术不再以外在化的组合方式更新自己,而是以内在的生育方式更新自己,这就是技术生育技术。

四是技术智能化和情感化。人脑工作原理的核心内容有两部分,一是认知工作原理;二是情感工作原理。相对地讲,后者比前者更复杂。后技术主义的根本目标,是通过破译人脑的认知工作原理来掌握其情感工作原理。因而,后技术主义是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它首先指技术从单一开发向会聚开发方向革新,建立起会聚技术形态和技术方法。然后以会聚技术为动力方式革新技术,实现技术自我生育。唯有当技术获得自生育功能时,人工智能才能最终掌握人脑工作原理,实现技术的高智能化和情感化。

有的鲜食玉米品种出现分蘖现象,但分蘖对主茎的生长发育影响较小,如稀植时,可保留分蘖,分蘖上能形成结实饱满的果穗。

(三)后身体主义取向

在地球世界上,造物主创造物种和生命,是肉身化的。肉身化的生命的形态学呈示,就是人有自然的身体。

人的自然身体,体现四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是身体的自然主义。人的身体来源于自然,这意味着人是按照造物主的法则创造人、诞生生命,获得生物主义的身体,并且这一生物主义的身体一定具有顺应自然、适应环境的能力,一定是顺应自然并适应环境的。其次是身体的肉体化和器官化。人的自然身体的肉体化和器官化,表明人的自然身体既是内动力的,更是自生长的。其三是身体的心灵主义,人的身体的内在构成必须是心灵,心灵的本体只能是灵魂,原动力必须是自由意志,其所表现出来的感性力量只能是生命激情。所以,因其心灵主义构成,人的自然身体的存在敞开,既体现感觉主义倾向,更体现情感主义特征。其四是自然身体的生命化,凡是生命化的存在始终是有限的,人的自然身体的生命化,揭示人的生命化的身体始终体现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不仅展开为身体功能的有限,更表现为生命存在的有限。因而,人的自然身体必然面临生死,一方面体现生育激情,一方面又承受死亡的制约。

后技术主义使人后身体化。人的生命存在的后身体化,首先表现为身体祛自然化,具体地讲就是身体技术化。人的身体技术化的实质,是人的身体的非自然、超自然、反自然存在,并体现为非环境主义。其次表现为身体的非生育化,这就是人的身体被构造化,或者说,当身体不是生育的杰作,而是构造的产物时,这个身体就丧失了生物主义的生育功能。其三表现为身体的技术器官化。无论人机互为嵌含的身体,还是被构造出来的非肉身化的身体,都是反自然的,因为违反了生物法则和生命原理。其四表现为非心灵主义,也可说是机心主义,是机心化的感觉主义和情感主义,比如心脏移植者,或者哪怕是性爱机器人,虽然有很高的情感商数,也是非心灵的机心主义。其五表现为身体存在的机械功能化,一方面体现身体的非生育主义和非死亡主义,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功能退化或解构主义,以及技术化的身体的材料主义及其报废主义。比如,人工心脏,缺乏内在生长性的新陈代谢功能,它的物理功能始终存在机械性的退化,一旦其物理功能退化达及底线时,此人工心脏就成为报废的材料而必须重新更换。

(四)后环境主义取向

在本原意义上,人类是环境主义者。作为环境主义者,对赖以存在的环境体现三个维度的朴素取向:一是学习自然,以自然为师,也以自然为母;二是适应环境,以环境为存在的土壤和生存的平台;三是维护环境,以环境为存在的源泉,谋生的源泉和创美的源泉,维护环境,就是人与环境协调共生,所达到的存在境界就是“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技术化存在,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向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不可逆标志;并且,技术化存在的必然方向就是从完善人的身体向构造人的身体方向展开,如果没有人为的阻碍——或者说没有人的自我觉醒而终止或抑止会聚技术、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的发展——技术、机械统治人类成为人类的必然命运。

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各行业信息的数量的不断增多使得信息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导致世界已经进入了“大数据信息管理”时代。大数据技术是信息技术、云计算等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随着世界各国大数据技术的关注度的提高以及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应用,其所具备的价值也在不断被科技工作者挖掘和运用。由于大数据技术能够使人们在复杂的信息数据库中准确找出相关信息,因此,有效发展发展大数据技术以及扩大大数据应用规模势在必行。

人类需要技术才能谋求生存。为了生存,技术发展从肉身化向客体化方向展开:在原始社会,技术是肉身化的,因为最初的也是唯一的技术,就是我们的双手;进入农业社会,技术开始缓慢地客体化,并形成人从借助技术生存向依赖技术生存再向技术构造存在方向展开的过程。在借助技术生存的时代,人是完全的主体,身体是力量的源泉,技术只是人谋求生存的辅助方式,它被需要,但不重要,因为人主要是靠身体力量生活,技术可有可无。进入依赖技术生存的时代,人成为不完全的主体,身体只是力量的部分源泉,技术成为重要的力量来源,并且随技术向前发展,这种重要性程度越来越高。技术成为人谋求生存的基本方式,不仅广泛需要,而且重要,因为人主要靠技术力量生活,技术成为不可缺少的工作方式、劳动手段,也成为生活的必须条件。

(五)后政治主义取向

一是技术的身体化或生命化。首先指根据身体的需要将技术嵌含进身体,进而运用技术修复生命或延长生命。其次指根据生命的需要制作身体,进而根据技术的需要创造物种。

后人类社会也是沿着人类社会所确定的政治方向展开,然而在后技术主义时代,联系社会的基础不再是文化,而是技术。技术发展的自身轨迹,就是向会聚技术和生育技术方向展开,其发展的速度越快、程度越高,人掌控技术的能力越弱,技术自身的个性化要求就越强。客观地看,技术自身的个性化要求即是技术任性的力量,技术任性的力量越强,开发、生产、运用以及整体掌控技术的部门、机构、组织包括个人的权力越大,利用技术集权和专制的舞台就越广阔。更有甚者,当技术通过会聚方式实现自生育功能时,它将自为主体、自为主人。一旦这种状况出现,技术对人的奴役将形成。在后技术主义推动后人类社会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进程中,人类何以构筑起阻止因为技术带来的技术奴役人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则成为后人类政治的根本问题。在后人类进程中,能否解决这一可能出现的局面,是考验后人类政治是否成功的试金石。

为确保廉洁谈话工作取得实效,云南电网公司要求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要把开展廉洁谈话作为履行“一岗双责”、落实巡视整改的重要举措抓好抓实,亲自分析问题、亲自确定谈话提纲、亲自开展谈心谈话、亲自关注问题整改,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做好谈话前准备。同时,注重提升谈话质量,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谈话具有针对性,突出重点,紧扣问题,防止千篇一律,防止人人过关、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形式主义。谈话完成后,每个被谈话人均需向组织作出书面承诺。

①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6页。

②肖明文:《身体、机器与后人类: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救人就是救自己〉》,《文学理论前沿》2004年第2期。

尼古拉斯·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尹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8、47页。

1∶250 000比例尺图上面积大于2 mm2(实地面积125 000 m2)的水库依比例尺表示(按面采集)[2]。

④林建光、李育霖:《赛博格与后人类主义》,华艺学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谁知,杨力生不说这话,杨秋香火气还小点,一说这话,杨秋香气得几乎晕倒在地。“你……你……”她缓了一口气,很快眼里似喷火一般,大声嚷起来:“杨力生,你是不是不打算和我过了?要是不打算和我过就早早说话!”

张之沧:《“后人类”进化》,《江海学刊》2004年第6期。

18Cr2Ni4W为高淬透性渗碳钢,无珠光体及铁素体转变区,心部在渗碳空冷后获得贝氏体及局部马氏体组织(见图7),其高淬透性特征可保证大模数行走轮心部完全淬透,轮齿心部以及壁厚中部为完全马氏体组织,马氏体的比体积大于热处理前的贝氏体比体积,淬火后马氏体组织含量越高,行走轮体积膨胀量越大,组织转变产生的淬火应力越大。

⑥雷·库兹韦尔:《灵魂机器的时代:当计算机超过人类智能时》,沈志彦、祁阿红、王晓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曹荣湘选编:《后人类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2、121、137页。

⑧佘正荣:《后人类主义技术价值观探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1期。

⑨宋秋水:《关于“后人类”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⑩陈万求、黄一:《NBIC会聚技术的“后人类”议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4期。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湍、胡企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页。

帕斯卡尔·阿科特:《气候的历史:从宇宙大爆炸到气候灾难》,李孝琴等译,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Donna Haraway,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Nature , London: Routledge,1991, p.14.

(2) 岩棉复合型保温模板体系围护结构的平均传热系数K0为0.355 W/(m2·K),其高效的保温性能,可满足我国现行建筑墙体最高节能率要求。

陈平、张淑平、褚华编:《信息技术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5页。

唐代兴:《气候失律的伦理》,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6、248页。

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9页。

威廉姆·工·凡登伯格:《生活在技术迷宫中》,朱春艳、吕松涛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9页。

戴望:《管子校正》,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2页。

作者简介: 唐代兴,1956年生,四川师范大学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赵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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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化存在的后人类社会取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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