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学中的“气”_韩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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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关于“气”的论述极繁,“气”的含义也极丰富,它是化成天地万物的元素。如《礼记·乐记》就明确指出:

地气上,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兴焉。

同时,气又是推动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无穷的力量:

《三大篇》之不能不汉魏也,汉魏之不能不六朝也,六朝之不能不三唐也,三唐不能不宋元也。……故气也者,默行于宇宙之间,虽慧人才子极其力而不能。(袁中道《读外余言》卷1)

正因为如此,气也就成了宇宙及所含万物的生命力: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

而且,气还是人类思想、知识之来源:

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管子》)

正因为气是如此重要,万物都是气所化和,所以中国文学中也就非常重视“气”的问题了。最早提出以“气”字来论文学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

文以气为主,气之轻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而“气之清浊有体”。清指才知之清,浊也指才知之浊。但由于他不作才与气的区别,所以也可以说清是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而气的刚柔,是性情所铄;气便是情性,通常称为气禀,有时亦称才气;而在文学上,称为个性。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说:“然才有庸,气有刚柔,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故辞理庸,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称“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当是对曹丕论点的发挥。而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又进一步加以说明:

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

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有弗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也曾有类似的分析: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道劲之气,得之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之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

这都强调了“气”是作家的气质、个性。曹丕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会形成各自的独特的风格。因此,各有所长,难可兼得。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徐干时有齐气”;在《与吴质书》中又说:“公干有逸气”。在这里,“气”又主要指风格而言。《文心雕龙·才略》也阐发了这样的观点:

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枚乘之七发,邹阳之上书,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至,附声测貌,泠然可观。子云属意,辞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

同样的认识,也体现在《体性篇》:

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

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惰性。

不同的精神气质透过作品表现为不同的风格,而这种风格之形成又与作者所使用的文字语气等有相当重要的关系,所以“气”又发展成为“气势”之说。其实在上引刘勰的《才略》篇中,推重枚乘、邹阳“膏润于笔,气形于言”,这个“气形于言”的气势,就发展了曹丕的理论。刘勰提到“孔融气盛于为笔”,讲建安文学提到“梗概而多气”,又说“阮籍使气以命诗”,这也是指气势。讲文章的气势同人的情绪有关,情绪激昂的文气昂扬,气势旺盛。对这一点,韩愈阐述得最为明了,他在《答李翊书》中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我们知道,单音节的中国文学,以音节为特别重视的技巧。骈文的音节,平衡而比较一定;散文的音节,错落而自然和谐。这错落而自然和谐的音节,是随着作者感情的波动而变化。

如果声调音节能与作品中所欲表现之感情相称,它的顿挫淋漓或铿锵宛转,便“如擂鼓者轻重疾徐,得之心而应之手”(清黄子鸿论七古歌行语。见所著《野鸿诗话》)所以,骈文家重音律,散文家重文气。气出于人,发为文,作家的感情充沛,才能写出气势充沛的文章,“气盛言宜”,正是讲的这个道理。李德裕《文章论》说:

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辞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为全璞之宝矣。(《李文饶文集外集》卷三)

强调写文章应一气贯通,中间不能脱节断气。曾国藩在《辛亥七月日记》中亦说:

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

强调作家“为文全在气盛”,只有饱含充沛的感情,一气贯通,文章各段落之间才能具有“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的有机联系,诵读起来才能具有振动人心的语言声响。关于这一点,《朱子语类卷八》中也表达了朱熹的同样的认识:

韩退之、苏明允作文,毕一生之精力,皆从古人声响处学。

韩愈在创作论上有著名的“不平则鸣”说。不平之气,也就是不平之情;而鸣则为声,可见文学创作的完成,至少要包括情感和声调这两个要素,这实际上是文气的核心。

考之于古典文学的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均具有情感和声调相统一这一基本特征。如《史记》所载的项羽的《垓下歌》与刘邦的《大风歌》,同属雄伟之作,但由于内在情感之差异,也自呈现出哀乐不同的韵味。对这两首诗,王世贞批评道:“大风三言,气笼宇宙,张千古帝王赤帜。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为嫌,悲壮呜咽,与大风各自描画帝王兴衰气象!”邓以赞也批评说:“语气悲壮,足与事相发。”(并见《史记评林》引)所谓“与事相发”,即是“声情谐合”的意思。一样是帝王,一样是慷慨伤怀,却随着情事的兴衰哀乐,诗中形成了不同的气势与气象。在用韵上,《大风歌》以“扬”“乡”“方”为韵脚,十分高亮;《垓下歌》则句中有韵,“山”“世”“利”“逝”“何”音并相近。汉初的诗,平仄通叶,虽没有四声的严格区分,却早有长言短言的不一。《垓下歌》因渗入“短言”的仄声,远不如《大风歌》宏亮。《大风歌》用“长言”(平声),音节长,有抑扬,每七字一押韵;《垓下歌》每三字一押韵,音节短,韵迫促。至末句连呼虞名,七字一句,但因用“呼告”的句法,情绪仍然极为激动。这种韵脚的不同,正自然流露出当时的情怀不同。王德晖说得好:“声音之道,感发性天,纯乎天籁。”(《顾误录》)刘项的歌声,完全是自然纯真的流露,宏亮的歌写出汉室的兴起,迫促的歌写出楚兵散败,英雄末路;音响与感情完全一致。韩愈所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在这里也得到了完全的证明。

既然“气”在文学创作中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那么就不能不重视对“气”的培养了,所以在中国文学中又形成了一整套养“气”的理论。这种理论的雏形,当推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孟子·公孙丑上》: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之心,则馁矣。

可见,孟子所谓气指体气,也指气势。志气是体气的统帅,气势又是指正义的感情。而“气”是“集义所生”、需要“配义与道”,这样才能培养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集义”,就是所做的事,事事都是正义的,这才能理直气壮,气势旺盛;要是做了不义的事,就气馁了,这里虽然没有讲文章,但实际上已经说明了气跟文的关系。而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很明显就是对孟子知言养气说的发展。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强调达到“气盛”的途径是“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行仁义就是集义,集义才能养气。而对《诗》、《书》这些儒家经典的学习,又是提高道德修养、成为“仁义之人”的重要途径。在韩愈看来,养气即是养心,作家应“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因此,文章写得自由活泼,是作者心中的“气”即道德人格的修养达到了“浩乎其沛然”之境界的必然结果,作家具有了浑然而充沛的人格力量,不论写什么、怎么写,皆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可见,韩愈的所谓养气功夫,主要在书本知识,道德修养。

宋代的苏辙,又把养气的理论加以扩大。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有下面的论述:

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流,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

苏辙讲养气,见解与韩愈有所不同。韩愈所谓养气,主要指道德修养;而苏辙的养气,却是指作家对自己才性的砥砺。所以他在信中说司马迁以周游养气后,“其文疏荡,颇有奇气”,“疏荡”与“奇”的文风,是作家才性的表现。韩愈所主张的养气是读书,而且主要是读儒家的经典;而苏辙则不然,他认为“百氏之书”不过是“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而主张以外向的阅历来养气,通过对自然界的观览和现实人际的交游来充实和陶冶自己。这就把养气的涵义扩大到阅历上去了,进一步完善了“养气”的理论。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学中关于“气”和“养气”的论述,内容极繁,含义极丰。本文只是综合其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来加以分析考察,力求梳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找出其内在的联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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