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特点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经济合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亚太经合组织经西雅图会议和茂物会议确立了在亚太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去年，大阪会议上又初步明确了自由化的进程和机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表现了与一般区域经济集团不相同的特点，即合作范围和进程的多层次性以及合作形式的松散性和开放性，这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两个基本特点。
（一）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在地理范围和进程上表现了多层次性。多层次性，即在亚洲太平洋这片广阔的区域内，存在着形式各样、水平各异的多个地区合作组织。从其覆盖的地理范围和组织水平来看，可以把它们分为四个层次：一是亚太地区级的经济合作组织或会议。这类泛区域的多边合作进展缓慢，长期停留在一种制度化水平很低的状态，其作用和影响有限，但是亚太经合组织在经过了1993年西雅图非正式首脑会议和1994年茂物会议，确立了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后，其重要性无论在地区还是在全球凸显，成为推动本地区经济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二是区域范围内的合作组织，如已经实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设想中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前者就其制度化程度、作用和影响而言，是本地区唯一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符合地区经济集团一般标准的区域经济组织。后者基本上是对前者的一种防御性反应，其设想在酝酿过程中虽不断有所调整和改进，但在亚太经合组织确立了自由化目标后能否实现，成为一件不确定的事情。三是次区域范围的经济合作组织，如东盟和澳新自由贸易区，之所以将其称为次区域经济组织，是因为它们的经济规模不大且对外部世界依赖很深，这些经济组织的成员都没有把已有的地区合作组织看作是最终的形式，而都在积极谋求参与组建一个更大范围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四是所谓的“成长三角”的地区经济合作模式。这种相邻国家的部分地区之间的一种经济合作形式。合作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以及产业分工和协调等方面，它们有些是在国际组织的协调下开展的，有些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出面组织的，而有些则是单方面行动的结果。这种合作形式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它虽然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和补充作用，但它与一般所言的地区国际经济合作还不是一回事。
（二）亚太经合组织在现阶段仍是一个松散的和开放的地区经济组织。松散性，首先表现在，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政府间的协商合作组织，而不是一个谈判机构。这是它不同于欧美区域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美国试图使之成为一个谈判场所，但遭到了大多数成员国的反对。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是建立在“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任何方案和决议都必须经过各成员的一致同意，并对成员和地区不具有强制性。其次，《茂物宣言》为亚太经合组织提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是指在该组织成员国之间逐步减少和消除贸易障碍的过程，而不是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现实地看，在亚太地区完全的自由贸易是一个长期目标。第三，尽管参加茂物会议的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领导人对实现“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作出了承诺，但是时间表是各成员的一种义务承诺，本身不具有约束性。马来西亚和泰国对《茂物宣言》的保留意见都明确申明了这一点，而且落实时间表的步骤和措施是靠各成员根据承诺和自身的具体情况“主动地、自愿地”提出来。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是以承认多样性为前提。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筹委会提出的“亚太经合组织的一般原则草案”中，就包括了一条要尊重“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和地区经济的多样性”的原则，认为考虑到各成员国和地区经济领域的独特性，在实现自由化的进程中，将允许各个领域采取不同的方法，发挥灵活性。亚太经合组织内部的讨论迄今已形成了一个被称为“一致的单边行动”的概念，即每个成员将在具体的时间内拟定本国经济自由化的计划，然后通过平衡和审议进程协调各个成员的计划，以确保各个成员大体上按同样的速度前进并使这些计划产生最大的影响。这种方针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成员之间相互施加压力。第四，从组织功能方面来看，亚太经合组织本身只设有一个秘书处，除财务管理外，主要是对各方面的活动进行联系和协调。关于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的活动规模和范围的争论，也是目前亚太经合组织实施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美国等发达国家希望使秘书处制度化以提高亚太经合组织决策权威的水平和帮助实施自由化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则更愿意秘书处成为一个比较非正式的结构。尽管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小”机构，但它所设立的贸易投资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常设委员会、专家小组等不仅在对形势进行研究分析、信息收集整理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提出建议方案等方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亚太经合组织的运转靠发挥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是组织本身的规划、组织和推动作用；二是成员的主动发起和倡议，使其在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促进经济联系和交往以及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亚太经合组织的这种组织结构和运转方式也体现了其独特性。
开放性。亚太经合组织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原则。亚太经合组织专家会议的方案，以及在西雅图会议和茂物会议上业已取得的大框架协议中都体现了这一开放的原则。亚太经合组织的目标不是要成为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样的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而是要像在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协议时那样，对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化行动和措施的落实予以全面的支持。亚太经合组织将不仅对关贸总协定未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对具有世界意义而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南北问题），都准备以本地区协议这种框架形式来推进，对接受本地区协议和承担条约义务的所有关贸总协定成员都将开放。“因此，亚太经合组织正在摸索引入一个有关地区经济合作的全新模式，即围绕贸易自由化使地区性与世界性联动起来的那种确实能实现的‘开放性地区主义’模式〔1〕”。这种新模式不仅对亚太地区有利， 而且还将促进世界范围的贸易自由化的实现。
二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是有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原因。
首先，亚太地区多层次的、松散的、开放的经济合作的特点，既是由亚太地区的广袤性和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所决定的，也是由亚太各国经济的互补性、相互依赖性决定的。亚太地区各国和地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是形成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客观基础，这已成为亚太各国和地区的共识，并且已体现在亚太经合组织的目标、进程和机制的形成过程中。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基础上实现多层的、松散的、渐进的和开放的地区经济合作，不仅符合亚太地区的实际，而且有利于亚太经济的继续发展。众所周知，从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70年代亚洲“四小”的崛起，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东盟各国和中国经济的起飞，东亚地区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东亚经济高速发展是在没有任何地区性的制度性联合的情况下实现的，而主要是得益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长期以来，由于东亚各国在自然条件、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多样性、差异性的特点，冷战时期这一地区又长期被分裂成两大阵营相互对立，所以与欧美相比，不要说制度性的经济圈，就连自然性经济圈形成的条件也不具备，区域内经济联合更无从谈起。直到80年代，亚洲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关税壁垒高筑。
尽管如此，但由于亚洲各国充分发挥了其经济多样性、差异性的特点，采取了出口主导型的正确战略，通过采取单边的或双边的行动以及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等，不仅形成了优势互补的区域内国际分工体系，而且还普遍发展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欧美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无疑是促进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尚不具备自由贸易条件的情况下，过早、过急地实行制度性联合，这不仅不符合亚太地区的实际，而且会妨碍该地区各国，尤其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引发经济冲突，威胁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稳定。只有采取渐进的办法，随着亚太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差距的缩小，逐渐加强区域内松散的、开放的经济联合，才有助于继续保持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
1995年7月在日本札晃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高级官员会议， 讨论和拟定了亚太经合组织贸易自由化行动纲领草案。最初的行动纲领草案，主张采取一种“自主的、单边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模式”，这种模式将允许一些国家在今后25年内自主地确定自由化的时间安排以及部门选择，但要使它们的自由化步骤与亚太经合组织其他国家协调起来。美国主张采取“集体行动”的做法，该做法是通过制订一些指导性原则和建立一个磋商进程来使该组织集中做出努力。这是美国出于担心自由行事的成员会在不做出对等努力的情况下获利。改进后的行动纲领草案试图将两种做法结合起来。该草案选择的这种经济合作模式既照顾了亚太地区国际经济关系多样性的特点，又充分体现了亚太经合组织的松散和开放的特征。
其次，亚太经合组织在多层次基础上实现松散和开放的经济联合，反映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根本分歧。这种松散和开放的经济联合是这些分歧相互妥协和协调的产物。
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出现了多种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比亚太经合组织低一级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有北美、东盟和澳新3 个自由贸易协定。尤其是作为对北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反应，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了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倡议，该倡议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些不同层面上展开的地区经济合作进程，实际上是冷战后本地区国际关系的一些相互矛盾的趋势的反映，这些趋势的发展甚至导致了在1993年西雅图会议以前，太平洋两岸出现了地区经济联合分头发展的趋向。正是为了避免太平洋形成一条分界线，北美和亚洲国家开始了加强亚太经合组织的努力。
在西雅图会议以前，美国积极调整了亚太战略。为了防止东亚出现将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合作进程，确保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和领导权，提出了“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作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的主要环节，就是要使亚太经合组织从一个协商讨论场所发展成一个“实质性的国际性机构”。亚太经合组织虽然成立多年，但正式开始运作也只是在西雅图会议之后。正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亚太经合组织才确定了贸易自由化目标。
对大多数东亚国家来说，一方面担心世界贸易体系进一步形成地区性封闭状态，使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因此都赞同推行一种开放的地区主义，以推动世界和本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另一方面，由于发展水平的限制，它们在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因此它们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意图怀有戒心，对贸易自由化采取谨慎态度。它们反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将亚太经合组织制度化的企图，主张亚太地区自由化采取一种开放的、渐进的和自愿的方式。
亚太经合组织内的这一地区经济合作进程所包含的矛盾和问题，在外交上，实质是反映了美、日、中和东盟这四种力量关于地区主导权之争。由于地区国际关系的不均衡结构，本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几支主要政治力量由于不能同等地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因此，难以就这一进程做出一致的努力。亚太经合组织要想取得成功，就只能采取一种渐进的、松散的和多层次、多进程的方式，对自由化目标加以推进。在这四种力量取得某种均衡以前，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这种多层次、松散和开放的基本特点就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三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北美和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出现分头发展趋向的情况下，关于冷战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向三极化（北美、欧洲和东亚）方向发展的议论开始出现。亚太经合组织茂物会议在确定了亚太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后，又出现了美洲经济圈必将和亚洲经济圈合并，世界经济朝两极化（亚太、 欧洲）方向发展的观点〔2〕。在亚太经合组织开始自由化进程以后，它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成了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问题关键在于北美和东亚的区域合作进程会不会消融于亚太经合组织的自由化进程中。可以说，如果亚太经合组织所具有的多层次的、松散的和开放的特点不发生根本的改变，世界经济政治出现两极化格局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首先，尽管亚太经合组织就自由化目标达成了一致，但就落实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上，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例如，对次区域（北美、东盟和澳新自由贸易区）的内部优惠规定和管理，如何推行共享原则，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多数成员主张亚太地区的区域内自由化成果应无差别地适用于区域外国家，美国则主张不能“白搭车”，应该在互惠的基础上适用于区域外国家，即实行所谓“暂时的、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伯格斯腾提出，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在今后几年中将有可能对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开放门户，为了不使亚洲国家担心美国让西半球地区优先，北美自由贸易区向西半球地区扩展的进程有必要同亚太地区实现贸易自由化同步进行。如果亚洲方面有这样的担忧，东亚地区就有形成把北美各国排除在外的地区性协议的危险。假如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么亚太地区就不是走向联合而是走向分裂”〔3〕。 但这种做法又会引起“把北美模式强加给亚洲”的指责。让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北美自由贸易区适应松散开放的亚太经合组织，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亚太经合组织要改变其松散开放的特点，提高其制度化水平，又难以在各成员中达成一致。所以亚太地区自由化进程的多层次性将会继续发展。
另外，在如何实施亚太经合组织自由化目标方面，一种为大多数成员所能接受的模式是：亚太经合组织在鼓励和推动成员采取“单边自由化的措施”的同时，支持所有或部分成员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某些产品或领域采取联合行动〔4〕。 由于亚洲大多数国家（中国和东盟等）在许多问题和领域有共同点，因此可能采取一些联合行动，这样就可能在亚太经合组织内开始东亚的联合进程。这样做还可以消除发达国家会在自由化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担忧。同时采取“自主的单边的”模式，也会导致亚太经合组织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多种进程，并使亚太地区内经济合作继续在多层次上展开。
其次，从各主要国家外交政策的演变进程，也可得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多层次的特点将继续发展的结论。
实际上，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只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意味着美国改变了它对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将这一协定推广到整个美洲的政策。1994年12月，美国召集美洲34国领导人在迈阿密开会，确定了在2005年前完成实现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目标，这一目标还高于亚太经合组织的目标。1995年6月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马德里发表重要对外政策讲话，提出建立包括北美和欧盟在内的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由此，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显得十分清楚了：它是想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和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坐镇美洲，面向两洋，建立能确立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结构。
世界当然难以按美国单方面的意图发展，美国的构想将会使亚洲和欧洲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必然引起欧洲和亚洲国家的警戒。东盟国家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重点方面与美国存在根本的分歧。美国强调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推动自由化方面的作用，而亚洲国家则更重视它在推动多国技术和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它们要求在实行市场自由化以前应当在亚太经合组织内建立一个多国技术和经济合作框架。这种要求是出于对美国可能在迅速实现自由化进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担心。作为这种担心的另一种反应，就是东盟在1995年再次做出了推动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努力。在1995年4月份的东盟非正式经济部长会议时， 东盟曾计划召开东盟7国和中日韩3国经济部长参加的“7+3”会议，但由于其成员都是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成员，因而日本主张让澳新参加，致使会议最终没开成。在7月的东盟文莱会议上，东盟又提出这个计划， 并表示不管日本态度如何，都要设法推进这一计划的实现。
欧盟近些年来摆出了重视亚洲的姿态，加强了与东亚国家的经贸往来。欧盟委员会在1994年提出了对亚洲的新战略，确定了在亚太地区增加欧洲的商业和外交影响的明确框架。1994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出席在德国举行的东盟和欧盟外长会议时提出了召开亚欧首脑会议的设想，得到了欧亚各国的支持。亚欧会议已于1996年3月在泰国举行。 这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又一重大事件，对欧亚美三边关系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演变为国际关系的发展勾画了一个新的框架：以欧洲、北美、东亚为中心，亚太经合组织、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和亚欧会议作为组织纽带，形成一种三边互动的国际关系结构。这种发展前景在目前看来是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多层次展开的特点相适应。
注释：
〔1〕伯格斯腾（APEC 专家小组负责人）：《世界经济自由化与亚太经合组织》，《世界经济译丛》1994年第9期。
〔2〕佟福全：《从美国经济圈与亚洲经济圈的合并趋势看世界经济的两极化趋势》，《世界经济》1995年第6期。
〔3〕伯格斯腾（APEC 专家小组负责人）：《世界经济自由化与亚太经合组织》，《世界经济译丛》1994年第9期。
〔4〕张蕴岭：《亚太经合组织发展趋势及特点》， 《世界经济》199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