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女性之隐喻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生态论文,自然论文,女性主义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2-0071-04
当今世界十分流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对女性的社会存在以及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视角。它对女性与自然之隐喻关系的透视对于我们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以及困扰当代人类的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自然与女性之隐喻关系溯源
乔治·拉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重要的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作者在该书中一反隐喻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的文化中是一个系统的、一致的概念体系。作为人们思维、认知、语言甚至行为的基础，隐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参照他们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感知那些无形的和难以定义的概念，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与其他感知方式一样，隐喻式的思维方式已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1] 3-6。拉考夫和约翰逊特别强调经验在语言理解中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经验源于人的身体、情感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隐喻思维的产生是客观世界和人的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人们的隐喻思维方式使人们看到了概念之间的联系，从而产生从具体到抽象的投射；因此，隐喻的基础不是绝对客观的，而是相对于人们的经验而言的。
语言中的隐喻是人类认识活动的结果和工具。在蒙昧混沌之初，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人类的祖先原始人“体认”世界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他们的典型思维活动是“身体化活动”，即把人的身体作为衡量周围事物的标准，如山有山头、山腰、山脚；树有树冠、树身等等。“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原始人的语言中很少有表达他们身体以外的概念的词汇，因此他们对世界的描述不可避免地要借用描写人本身及其活动的词语[2] 30-31。
自然与女性的隐喻关系可以追溯到古代神话中的母亲原型，大地女神是其形象表现。这个原始意象把原始生态的自然比喻成人类的母亲。大地的子宫孕育万物类似于人类的母亲孕育生命：两者都重复着宇宙创生的行为。地球是活生生的和仁慈的，能容纳和养育万物，这是一个赋予生命的过程。
早在英国的诗歌之父乔叟的笔下，自然就被描写成一位仁慈的母亲形象。这种文学形象是一种道德化身——它要求人类抑制自身的行为，以保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秩序的协调一致。每一个生命体都有责任坚守它在大自然中的位置，并在此位置上表现自己的特性。虽然每一个个体都不是自然整体本身，但是它们都是自然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中，国王的女儿柯黛丽亚既象征乌托邦的自然，也象征作为对立面的理想的自然。她集温柔与坚强、秩序与激情、幼稚与成熟于一身，体现了社会与自然的完美统一。莎士比亚所塑造的这个女性形象是人类将女性形象理想化的表现。
在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小说《去吧，摩西》中，主人公艾克把森林当成他的“母亲”。艾克出生于密西西比地区，父母早丧。在他的记忆中，“荒野”就是他的母亲：“大自然母亲那些不会死亡的古老得无法追忆的阶段，她使他几乎变为一个成年人，如果真的有谁使他成长的话。”[3] 307在该小说中，自然和母亲互为隐喻：“在这片土地上，分解本身就是一个射精、膨胀、受孕、分娩的过程，而死亡竟然是根本不存在的。”[3] 308大自然的神秘和神奇使艾克觉得“自己长大到十岁时竟亲眼目睹了自己的诞生”[3] 179。他将大自然比喻为“母亲”，加以尊敬和赞美——从这种比喻中延伸出来的是人类热爱、尊敬和保护自然的思想观念。
自16世纪初就开始在西方流行的有机论认为，宇宙万物充满生命活力，人体的各个部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个体依赖社会和自然而存在。有机论用“有机体”这一概念来联系自我、社会和宇宙，其核心在于强调：自然(通常以“地球”的名义出现)是哺育生命的母亲形象——对于人类和其他生物来说，自然是友善的、仁慈的、善良的，它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向人类和其他生命提供其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在有机论支撑的文化观念中，矿物被看作是在地球母亲的子宫里孕育成熟的，因此采矿者往往必须对采矿的行为持相当谨慎的态度——随意采矿被当成一种违背地球神圣性的行为。正因为这样，许多地方的矿工在开始采矿之前一定要举行严格的祭祀仪式。
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人类用机械论取代有机论，自然作为人类征服对象的观念变得日益突出。自然不得不在人类物质文明的“机器”面前“退隐”，而她作为人类母亲的形象也因此变得模糊。整个人类社会就像一部威力无比的机器，人类驾驶着它，对大自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控制——征服和统治自然成为现代世界的核心观念，自然作为女性的神圣性、高尚性渐渐被机器粉碎。人们逐渐把自然看成是“机械的”而非“有机的”的状态。直到最后，自然完全被看成僵死的东西，成为现代技术理性奴役的对象。科学逐渐变成一种世界观，自然环境成为科学和技术理性操纵和利用的对象。
机械论以及与之相应的征服、占有自然的行为使大自然在文学中沦为从属的、被动的形象，即类似于被男性征服和占有的女性形象。“对地球的一切形式的强奸，已成为一种隐喻，就像以种种借口强奸妇女一样。”[4] 1-8
“自然”和“女性”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概念。在认识和理解自然与女性之隐喻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人类社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进行综合、全面的考察——正是人类文化观念及与之相应的行为导致了女性成为“第二性”，导致了自然的“退隐”、乃至“死亡”。
在人类与自然的漫长联系中，如何看待自然的形象始终处于人类观念世界的核心地位，因为它能够对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观念往往是人类对待自我的态度和观念向外部世界延伸的结果，它直接折射出人类内部关系所构成的复杂性。
人们的隐喻思维方式使人们看到了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将自然比喻为女性，这对于自然来说与其说是福音，还不如说是悲剧。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女性长久以来都是被男性压迫和征服的对象。关于这一点，基督教早在《圣经》里就做了明确规定，人类的女性祖先夏娃只不过是上帝从人类的男性祖先亚当的身体上抽出的一根肋骨做成的——女性从属于男性，这是神意的安排。
在男权文化的压制下，女性和自然界都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女性和自然是男权文化樊篱中的一对难友，男性中心主义者对女性的憎恶和对大自然的憎恶具有内在的联系，而且相互强化，他们贬低“自然化的女人”，同时也贬低“女人化的自然”。这一点从文学艺术中女性和自然界之间象征性关系的语言与话语分析中可以得到表征。例如，人们常用与女性性别相关的词汇和话语来形容对荒野的开垦、矿藏的挖掘和河流的利用。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中有很多这种关于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隐喻：诸如自然被强暴，秘密被揭穿，“处女林”被砍倒了等等。那些把自然女性化和把女性自然化的语言，不仅反映出对妇女和自然的统治和贬低，也表明了妇女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密不可分。一定社会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一定的隐喻认知结构，而这种隐喻认知结构决定了人们认识周围事物的视角和与“他者”联系的方式。语言作为思想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反过来又影响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因为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也是接受其文化思维方式的过程[5] 56-58。
二、妇女解放与环境保护的内在关联
妇女与自然的联系自古就存在，这种联系在人类社会文化、语言和社会历史中得到延续。20世纪出现的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环境保护运动进一步将这种联系戏剧化。
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与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在20世纪中期以后逐渐结合的产物，是兴起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女性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于，它除了致力于社会变革之外，还把追求社会变革的政治努力延伸至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试图用新的视角分析和探讨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对歧视女性、压迫女性和掠夺、征服自然的人类行为进行全面、深入的揭露和批判。
生态女性主义者既是妇女解放理论的坚定倡导者，也是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们不仅要将妇女从人类社会的传统文化思想和经济观念中解放出来，而且要把大自然从受人类盲目支配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生态女性主义者拥有男女平等的政治观念，同时持有现代环境伦理学所倡导的价值观。他们抨击和摈弃了支配妇女和大自然的陈腐观念，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社会结构，试图在男女之间建立平等、互尊、互爱的关系，同时呼吁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同生共荣。
生态女性主义的广泛影响也可以在文学中找到踪迹，其主要表现是许多作家在审视和展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采取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自然是人类算计、盘剥和掠夺的对象——人类自古以来就一直想征服和占有自然，这和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有诸多相似性——在父权制度出现之后，妇女地位空前下降，她们长期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去吧，摩西》这部小说中，老麦卡斯林曾经用650美元从新奥尔良买了一个叫尤妮丝的女奴，并蹂躏了她。尤妮丝生下的女儿托梅在20年后还遭到了她的亲生父亲的奸污。尤妮丝知道这一事实后溺水自杀。作家福克纳为此对赤裸裸地践踏黑人妇女人性的社会制度表示了强烈的谴责：“那个邪恶而死不悔改的老头子能把一个女人召到自己鳏夫的屋子里来，因为她是自己的财产，因为她已经够大了而且是个女的，他让她怀了孕又把她遣走。”[3] 276
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往往是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投射至自然之故。现代人把自然当成可以随意征服、控制和统治的对象，这和人类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传统密切相关——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就像男人对待女人的态度那样，是征服性的、占有性的、暴力性的，因而也是不平等的、自私的、缺乏远见的。在《去吧，摩西》中，罗斯在森林中狩猎时不尊重自然法则：他竟然枪杀母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母鹿的射杀是对女人侵犯的一个“隐喻”，因为在罗斯和他的打猎同伙眼里，女人是“用两条腿走路的母鹿”[3] 317。由此可见，在男权社会里，对女人的压迫和对自然的征服错误地交织在一起。在现代人类的思想观念中，自然就和女性一样，理应被利用和征服。对地球的一切形式的“强奸”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隐喻，就像男人以种种借口强奸妇女一样[10] 8。对土地的占有与对女人身体的侵犯常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女性之所以要积极投身于保护地球生态平衡运动中，一方面是因为环境污染对妇女的损害比男性更大。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当环境灾难侵害人类时，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弱势群体因抵御能力的单薄而更易受到威胁。上面提到的德波拉·丝莱瑟非常关注女性受到环境污染的危害：女性更容易成为环境污染的牺牲品，而用于和癌症作斗争的资金大都用于治疗技术和化学药品的开发上，却很少用于可以根本减少癌症发生的环境保护上，其后果之一就是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在美国，乳腺癌的发病率有增无减。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事实：当代环境运动的先驱，也就是《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逊就是因为乳腺癌而逝世的，而研究证明乳腺癌这种病与有毒化学药品的使用密切相关。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寂静的春天》的前言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逊确确实实是在为她的生命而写作。”[6] 序言另外，女性积极投身于环境保护运动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女性的本性和环境、生态有着特殊的联系。女性的温柔、慈爱和无私更加接近大自然养育人类的特性。如果人们能够更多地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将有助于深化认识和走出困境。女性遭到男人的奴役而沦为“第二性”的过程与大自然因为受到人类的无情掠夺而“祛魅”的过程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一直以来，在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的驱动下，人类在构建将自然等同于女性的比喻的同时表现出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结果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大自然在人类社会文明的车轮下变得面目全非、伤痕累累。当今困扰整个人类的环境问题与妇女问题非常相似，因而有些女性主义者开始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分析女性在缓解环境问题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于是，生态女性主义便应运而生。
生态女性主义将妇女在社会上受压迫、征服和占有的地位与当今的环境问题联系起来，从而为解放妇女、提高妇女地位找到了新的更有力的依据。生态女性主义还进一步指出，压迫、征服和占有妇女的错误观念被人类延伸到了他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上，从而引发了当前困扰整个人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致使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历程受到了空前未有的威胁，因此人类需要在女性和男性、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这种生态女性主义立场不仅为当代人类追求男女平等的理想提供了最有力的辩护，而且为当代人类的环境保护理念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理据。
三、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野
生态女性主义者深入挖掘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环境保护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并积极倡导从各个方面彻底解放妇女，保护自然环境，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生态女性主义的自然观体现了一种审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新视野，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崭新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把追求女性与自然的共同解放看成一致的行动，致力于寻求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融。
由于看到了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融的重要性，生态女性主义者坚决主张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并认为妇女应该为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而并肩作战。1974年，法国学者奥波尼在《女性主义的毁灭》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概念。她提出这一术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人们关注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作用和潜力，呼唤所有女性起来领导一场生态革命，并预言这场革命将形成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以及男女之间的新关系[7] 213-252。王宁先生在2000年出版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一书抓住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策略，指出它“把建构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同一，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确立非二元思维方式和非等级观念”[8] 49。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生态女性主义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当前，生态女性主义在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中影响十分巨大，在文学、哲学、伦理学中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在这样的批评和理论研究背景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也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前面提到过的环境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逊在西方被广泛视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家中的楷模，因为她“对征服自然的道义批判出自长期强调合作与培育而不是征服与财富的女性文化”[9] 405。
生态女性主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就是通过坚持女性原则和反对父权制来分析和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一致认为，造成当前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镇压女性的原则既破坏了男女之间的整合与和谐，干扰了男女之间的合作与统一，又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和尖锐冲突。一般说来，与男性不同，妇女往往较少追求地位和权利的确认，而是基于对自然的特殊理解更多地关心环境，对自然界具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同时，她们还坚持把给予自然万物以生命的大地比喻为具有生养和抚育孩子能力的母亲，要求人们尊重这一能够赋予生命的神圣力量。她们坚信，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环境，更适合于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具有创造和养育生命的能力(像大自然那样)，女性历来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灵更适合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10] 230
大多数环境主义者认为环境危机的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而生态女性主义对此不能完全认同。在她们看来，“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人类”主要是指男人，作为人类的妇女却主要是环境危机的受害者。因此，导致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男性中心主义”，而不是笼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更明确地说，“当代的全球环境危机是父权文化的必然结果。”[10] 224
生态女性主义主张重新建构女性主义理论，批判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和一切反自然的行为，反对性别歧视和人对自然的压迫，主张重新建构男性和女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把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联系在一起，主张把妇女解放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把女性主义与环境运动结合起来。在当今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是由一种共同的观念结构决定的。一般说来，价值二元论和价值等级制度被它看作是对自然和妇女进行双重统治的观念基础。男人统治妇女与人类控制大自然之间存在着非常明确的历史性联系。这种联系植根于以统治的逻辑为特征的家长制的框架中。生态女性主义者抨击和摒弃了支配妇女和大自然的陈腐观念，试图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社会结构。
劳伦斯·布依尔在《新文学史》里把置疑以人为标准的做法作为生态批评的重点之一，并指出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性别问题。苏伦·坎贝尔在论证后结构主义和深层生态学的共识时认为，二者批评的起点都是反对包括“雄性中心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的主流结构。后现代话语正是以解构主义为旗帜，将非边缘化和非中心化的波澜一步步地推向传统文化的核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的结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朝着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共同的抨击对象进发，自然汇合成一股争取性别与物种平等的进步洪流。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立场显然与深层生态学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肯定人与自然系统的所有部分都有一定的价值，各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利益整体，宇宙中的各种有机体、个人、社会都在同一个生态关系网上生存。由此可见，生态女性主义本身表现出极强的多元文化视角。这种多元性更为具体地表现在对妇女和自然关系的分析中，涉及了种族主义、等级制度、殖民主义、性别歧视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注意到了不同地域和国家的社会历史、经济状况和文化观念，从根本上反对和拒绝任何普遍的概括和一切形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使生态女性主义成为一种多样性的、开放性的、张扬差异的理论。正像生态女性主义者在《相互依存的宣言》的序言开头所写的那样：“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地球上的人们需要建立新的同盟，使彼此连接，并按照自然规律平等地承担责任，对人类以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福祉的共同关注使我们宣布，我们是相互依存的。”[11] 286
生态女性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在于：主张男女无等级和文化多样性；主张自然界的所有生命体都具有价值，都应当得到尊重；主张人类不应当支配和控制自然，而应当尊重和爱护自然。显而易见，从性别的角度切入自然环境问题的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全面的视阈，令人耳目一新。这种新视阈不仅可以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人感知自然界并将其概念化的方法和策略，而且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自然和女性关系的认识，从而促使人们摒弃支配妇女和大自然的陈腐观念，构建女性与自然之隐喻关系的新范式，为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社会结构奠定合理而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