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到“认知”：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吴玉锋，雷晓康，聂建亮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多维的社会融合指标，实证分析了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结构性社会资本有限，认知性社会资本水平较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总体水平不高，文化、经济、心理和身份融合呈现先急后缓的递减走势；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的影响具有独立性；结构性社会资本有助于经济、文化和身份融合，认知性社会资本则提升了心理和身份融合，两者的影响机制具有差异性；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在社会融合中具有替代性。
关键词： 结构性社会资本；认知性社会资本；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劳动力动态调查
1 引言
在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常态化的背景下，实现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推进我国“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2019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在于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积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实现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是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也是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尽管我国政府在户籍制度改革及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方面对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仍面临不少障碍。宏观情境性障碍表现为导致流动人口群体利益缺失的政策性排斥和文化失调；微观主体性障碍则体现为流动人口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匮乏。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关注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制约因素：一方面是二元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带来的制度排斥(张展新，2007；刘传江等，2008)，以及文化歧视(郭星华等，2005；刘林平，2008)；另一方面是流动人口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禀赋不足所导致的主体障碍(风笑天，2008；谢桂华，2012)。
社会资本作为社会融合研究的重要视角，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资本是一个极为流行却又存在争议的概念。社会科学界通常把社会资本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微观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在个人行动背后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个体可以从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以实现自己的情感性或工具性目标；宏观社会资本则是一种以规范、信任和网络联系为标志的集体特征，有助于集体行动的达成(Adler P et al.，2002)。微观和宏观社会资本概念的差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资本经验研究的混乱和分歧。阿普霍夫对社会资本概念及维度给出了一个权威和流行的划分，对后来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指导。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层面，社会资本都可以分为结构性和认知性两个维度，结构性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等结构性资源，认知性社会资本是社会信任、共享规范和价值观等道德性资源(诺曼·厄普霍夫，2005)。国外研究发现结构性社会资本在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和社会融合方面有重要作用(Portes A，1995；Amuedo D C et al.，2007)。国内研究继承了从结构性维度界定社会资本概念的传统，以社会网络作为测量工具，检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的影响，发现嵌入在社会资本中的资源有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悦中山等，2011；刘传江等，2004；孔祥利等，2016)。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结构性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两面性，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能力，但无助于公共事务治理能力；血缘和地缘关系构成的原始社会资本和业缘关系构成的新型社会资本有不同的影响；跨越型社会网络促进了城市融合，但整合型社会网络还会阻碍城市融合(刘红岩，2015；辜毅，2016；刘传江等，2018)。
有关社会融合的研究较多关注了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作用，相对忽略了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影响，缺乏深入分析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缺乏在统一的框架下研究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更缺乏探究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在促进社会融合中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性和认知性维度，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多维度的社会融合指标，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全面分析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及其特点，有助于解决已有研究模型中遗漏认知性社会资本变量带来的有偏估计问题，还有助于理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中社会资本不同维度的作用，明晰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在促进社会融合中的关系。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西方经典的社会融合概念内涵注重文化融合，社会融合是个体或群体之间在情感和态度方面的相互渗透而整合在共同文化生活中的过程(Park R E et al.，1969)。之后的理论进展逐渐弱化了文化融合的唯一性，出现了多维社会融合的观点(Portes A et al.，1993)。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结构性和文化性“二维度”融合(Gordon M M，1964)、结构、社会文化和政治合法性“三维度”融合说(Junger-Tas J，2001)、社会经济性、文化性、政治性和主体社会对移民接纳程度的“四维度”融合说(Entzinger H，2006)。与西方学者多以国际移民为对象来研究社会融合不同，我国学者更为重视研究城乡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就社会融合概念而言，提出了再社会化说(田凯，1995)、二元社区说(童星等，2008)、融合递进说(杨菊华，2009)、社会互动说(任远，2010)等观点。学者对社会融合维度划分更为多样，包括情感融合和行为融合两维度(李树茁，2008)，文化、经济和心理融合三维度(悦中山等，2009)，经济、制度、社会关系和心理融合四个维度(张新等，2018)。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把社会融合划分为经济、文化、心理与身份融合四个维度(张文宏等，2008)，社会融合各维度既有共同的表现特征和共享的影响因素，也各有特点和不同的作用机制(杨菊华，2015)。本文认为经济融合是流动人口在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融入情况，就业和收入是流入者立足流入城市的基础，是经济融合的首要问题。文化融合是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的熟悉与遵循程度，会讲普通话或当地方言有助于对当地文化风俗的理解和遵循。心理融合是流动人口对自身经济和生活状况的感知程度，是对城市生活满意程度和幸福程度的心理判断。身份融合是与本地人及老家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以及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的认知。经济和文化融合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外在基础条件，心理和身份融合则是社会融合的内在心理认同，心理融合是从经济和文化融合向身份融合的过渡阶段，身份融合是最高程度的融合，背后有不同的逻辑机理。
结构性社会资本有助于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结构性社会资本主要指流动人口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正式的社会组织网络，是流动人口通过社会网络或社会组织中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流动人口可以利用成员身份获取工作及贷款资助。美国学者最早发现了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于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社会网络能够帮助移民获取稀缺资源，影响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的机会和类型，提升工资水平(Lin N，2001；Flap H D et al.，2001；Mouw T.，2003)。在中国注重“社会关系”的现实环境中，社会资本发挥了比人力资本更为重要的作用(李培林等，2012)。对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都缺乏的非精英群体来说，流动人口的求职更加依靠社会关系网络(周敏等，2004)。社会关系网络在流动人口的求职和经济地位获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力资本也要依靠社会资本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赵延东等，2002)。大部分流动人口通过亲友介绍才找到工作，社会资本是流动人口求职的最主要途径(刘传江等，2004)。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既有直接也有间接影响，社会网络提升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降低失业可能性从而增加工作经验，对职位提升带来直接影响，还通过配给工作间接地影响工资水平(章元等，2009)。流动人口在交往对象和求助人数方面的社会关系提高了其在土地退出补偿、城市就业和城市融入方面的市民化能力(李练军，2015)。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常规治疗组患者接受常规治疗，让患者口服护肝片、辅酶Q10，给予患者静脉注射40～800 mg速尿，每天1～2次，并给予患者静脉滴注30 ml甘利欣+500 ml葡萄糖盐水，每天1次。如果患者有黄疸，则给予其静脉滴注硫酸镁及茵栀黄等；血液透析组患者在接受常规治疗基础上，血液透析治疗，采用空心纤维血液透析透过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膜）对患者进行血液透析，每次4～5 h，每2天1次，共治疗2～3次。同时，依据腹水输入量及速度对超滤速度进行调节，透析过程中对患者出血情况、血压进行观测，透析后给予患者静脉滴注适量鱼精蛋白，并给予患者静脉输注500 ml支链氨基酸+200 ml新血浆，每天1次。
假设1：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有正向影响。
结构性社会资本促进了流动人口的文化和身份融合。接受和适应当地的文化习俗及生活方式是实现社会融合的必要过程。结构性社会资本提供了流动人口参与文化活动、适应城市新型生活方式和获得身份感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正式网络关系，社团参与是流动人口在其所在的社会组织中所能动用资源的能力。社团以其特定性质的正式组织联系向成员提供服务和便利，流动人口处于社团的类型及位置不同，可以获得的资源不同(曹飞等，2011)。工会和老乡会等社团组织提供了流动人口获取信息和资源的载体，提高了流动人口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刘红斌等，2016)。社会网络和社团参与增强了流动人口与城市市民之间的交往，这种社会联系能够帮助其适应居住地的生活方式，接受当地文化环境和风俗习惯，促进与当地市民之间的相互理解，获得城市认同感和身份归属感。社会网络和社团参与还为流动人口提供各类信息的获取路径，将他们微弱的声音集中起来向政府及社会表达利益诉求，这对于增强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弱化当地市民对他们的排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延珍，2014)。社会网络和社团参与有助于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产生积极正向的社会联系，促进流动人口对当地城市活动的参与，推动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任远等，2012)。社会网络还对城市流动人口的民主性融合和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能够实现政府和社会的良好共生关系，减少冲突，提升城市治理绩效，增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孙秀林，2010)。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和社团参与是其社会融合的结构性背景，流动人口通过平时与社会网络和社团成员的长期互动，会形成一种对资源可得性和资源获取方式的固定心理感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和身份感。而社团式或志愿性社会资本的不足阻碍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李爱芹，2010)。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2：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合有正向影响。
砼支撑相对于钢管支撑具有变形小，水平受压能力较强的特点，而深基坑两侧土压力较大，第一道支撑需要承受的水平压力也相对较大，故本站选用800×1000mm砼支撑作为支撑体系的第一道防线。基坑下部支撑承受的土压力一般较小，因此选用Φ609，t=16mm钢管支撑作为第二、三道支撑。钢材作为一种理想的弹塑性材料，与混凝土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施加预应力，因此钢支撑可以通过施加预加轴力来减小钢支撑与围护桩连接节点之间不可避免的施工间隙,消除支护系统的松弛。同时，施加预加轴力还可以有效地减少围护桩的位移量，减小支护结构的变形，提高基坑内支护系统的稳定性。[5]故分别对第二、三道钢支撑施加预加轴力。
假设3：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融合有正向影响。
三种滤料的缠结程度：PPS含基布滤料＞PPS无基布滤料B＞PPS无基布滤料A，选择纤维长度偏大的可以提高滤料整体的缠结程度，且数据显示PPS无基布滤料B的缠结程度接近PPS含基布滤料。
认知性社会资本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心理和身份融合。相对于结构性社会资本而言，认知性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的研究起步较晚。认知性社会资本反映的是流动人口对所居住社区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任、共享规范、价值观及态度。作为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的场所，社区是流动人口重构主体意识和身份意识的重要依托。社区是流动人口城市生活的落脚点和融入的载体，社区居民的文化排斥与歧视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首要障碍，流动人口因乡土文化特征容易受到当地社区居民的排斥(刘建娥，2010a)。社区融合是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合的关键步骤，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与当地社区居民结合成为共同体(任远，2012)。社区认知性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流动人口与当地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及互惠互利，有助于消除流动人口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敌对状态，营造良好的宽容与合作氛围。流动人口对所居住社区环境的良好感知能够帮助其建立主体意识，以平和、平等心态和当地人相处，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环境，提升自我身份认同(刘建娥，2010b)。认知性社会资本与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关系密切，可以为流动人口提供情感支持及道德资源获取机制，强化流动人口的身份感和归属感(王培刚，2015)。亲密关系和互惠关系所构建的认知性社会资本给流动人口带来了表意性行为回报，有助于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林南，2005)。作为认知性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社会信任是社会中重要的综合力量，流动人口的信任范围过窄，群体内的团结就会削弱其与市民进行合作的能力。流动人口的普遍信任有利于互惠互利、互相认同、共享共建理念的形成，有助于实现心理和身份融合。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4：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有正向影响。
假设5：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融合有正向影响。
认知性社会资本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心理和身份融合水平。认知性社会资本指标中，社区认知性社会资本对于心理和身份融合都有正向影响，社区认知性社会资本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心理和身份融合水平；社会信任对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有正向影响。认知性社会资本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心理和身份融合，假设4、5得到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社区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文化融合有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流动人口聚集区形成了亚文化圈，反而不利于流动人口对于流入地文化习俗的认同和接受。
假设6：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正向影响。
假设7：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正向影响。
假设8：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在促进社会融合中具有替代关系。
3数据来源与变量分析
3.1 数据来源
6月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发起，沙千里与各界知名人士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鉴、罗叔章、许广平、周建人、林汉达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
巷道矿压显现特征为空间尺度上顶板离层变化大、变化快且各层位离层均较大，表面煤岩快速碎胀并向深部扩展。时间尺度为在开挖的过程及开挖后段时间内变形最快，变形剧烈阶段为开挖开始至距离掘进工作面30～50 m；后期出现持续的蠕变和不连续变形，表现为整体位移持续增大、顶板离层继续增加、表面碎胀逐渐发展等。
表1 样本基本构成
3.2 变量测量
3.2.1 因变量
2.2.4 不同处理下整个生长季的草地总载畜量 整个生长季的草地总载畜量DM总载畜量最高，其次为ME总载畜量，DCP总载畜量最低。施肥和补播处理下草地DM总载畜量(246.81和239.80羊单位/hm2)分别比CK增长33%和30%，DCP总载畜量(133.50和124.89羊单位/hm2)分别比CK提高20%和12%，ME总载畜量(210.83和213.22羊单位/hm2)仅比CK高0.2%和1%。说明施肥和补播对DM载畜量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对DCP载畜量次之，对ME载畜量无明显促进作用。
本研究中社会融合包括经济、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合四个维度。经济融合维度的测量指标包括职业收入、参保数量2个客观指标和工作整体满意度1个主观指标。职业收入指标为“不扣除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您2013 年的工资性收入确定有多少元？”对职业收入取对数构成“职业收入”变量。社会保险参保数量指标询问了流动人口是否参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商业医疗保险、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军民基本养老保险、新农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共17种保险，简单加总合成“参保数量”变量。采用“请您对您目前或最后一份的工作状况进行整体满意度评价”测量了“工作满意度”变量，答案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赋值1至5分。
通过“现代性”和“对当地语言或普通话的掌握”来测度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合。本研究中文化融合的测量指标包括语言使用能力和现代化能力共7个指标。问卷调查询问了流动人口问题，即“您的本地方言水平掌握程度？”分为“根本不会”、“掌握一点点”、“掌握部分”、“掌握大部分”、“完全掌握”，分别赋值1至5分。问卷调查由访问员自填问题“被访者的普通话熟练程度怎样？”分为“听不懂也不会说”、“听得懂不会说”、“不太流利”、“比较流利带地方口音”、“非常流利”，分别赋值1至5分。问卷调查测量了流动人口在“阅读报刊、手机发短信、使用网上银行、网上购票、使用ATM取款”5个方面的现代化能力，分为“完全不行”、“不太行”、“还可以”、“完全没问题”，分别赋值1至4分。
心理融合的测量指标包括家庭经济满意程度、生活满意程度和生活幸福程度3个主观指标。问卷调查询问了流动人口问题“您认为您的生活过得是否幸福？”答案分为“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非常幸福”，“您对您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吗？”“您对您的家庭经济状况感到满意吗？”2个问题的答案都分为“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测量心理融合的3个问题的答案赋值皆为1至5分。
身份融合维度的测量采用了“定居本地可能性”和“获得本地户口意愿程度”2个指标。问卷调查询问了问题“您未来可能会在本地定居吗？”分为“非常不可能”、“比较不可能”、“确定”、“比较可能”、“非常可能”，分别赋值1至5分。“您是否愿意放弃原来的户口，换取目前工作地的户口？”分为“不愿意”、“无所谓”、“愿意”，分别赋值1至3分。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简化测量社会融合概念的15个指标，KMO测度显示KMO值为0.76，Bartlett球形检验达到了0.01的显著水平，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进行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了4个公因子，一共解释了58.81%的方差。除“工作满意度”和“获得本地户口意愿程度”指标之外，其他指标的负载系数均大于0.5。测量社会融合的所有指标不存在交叉负荷的情况，所反映的潜概念较为清晰。需要指出的是，“方言使用能力”指标没有附注于文化融合，而是附注于身份融合。这说明相比“普通话使用能力”而言，“方言使用能力”可能不再是文化融合的符号，而是一种身份融合的标志。“工作满意度”指标没有附注于经济融合维度，而是附注于心理融合维度，更多反映了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情况。因子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为了方便分析，分别以经济、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合因子贡献的方差比例为权重乘以各自因子得分相加后获得社会融合指标，将社会融合及其维度都转化为1-100分之间的指数(1) 指数=(因子值+B)*A ，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 [(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最小值。下同。 ，得分越高，融合水平越高。
将调整后的15个测量指标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两方面检验社会融合的测量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经济、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合的标准负载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标准因子负载值大多在0.51～0.94之间，4个变量的测量指标具有收敛效度。4个变量平均抽取方差的平方根基本在0.41～0.78之间，大于该变量与其他3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变量的测量指标具有区分效度。
欧阳橘红把玩具汽车和洋娃娃，默默地递给雷钢和雷红，明知叫他们不会答应，就没把小钢，小红几个字叫出口了，但她内心里，在痛苦地嘶喊着，小钢，小红，仿佛声声都沾着血丝，带着痛苦。她弯下腰，一手将雷钢和雷红揽进怀里，眼泪无声地往下掉。
表2 社会融合指标及其因子分析
表5构建了4个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模型1是基准模型，反映了控制变量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模型2和模型3分别加入了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指标，模型4是完全模型。
本文将社会资本区分为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结构性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网络和社团参与两个方面，利用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2个指标测量社会网络，利用参与数量指标测量社团参与。针对“网络规模”指标，问卷设计了1个填空式问题，“在本地，您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得到他们支持和帮助的朋友/熟人？” 针对“网络构成”指标，问卷中有1个填空式问题，“在本地这些关系密切的人中，您可以向他/她诉说心事的有几个？”诉说心事的朋友或熟人是流动人口的强关系，以强关系的数量在网络规模中的比例作为网络构成的指标。针对“社团参与数量”指标，问卷调查了流动人口1个问题，“您是否是居委会、社工机构、业主委员会、休闲/娱乐/体育俱乐部/沙龙组织、学习/培训机构、同乡会、宗亲组织、公益/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宗教组织的会员？”简单加总后获得社团参与数量指标。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简称：CLDS)。CLDS是以我国劳动力为调查对象的综合性数据库，每两年一次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家户进行追踪调查，建立了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追踪调查数据。CLDS在国内率先采用轮换样本的追踪方式，样本覆盖中国29个省市401个村居，具有全国代表性。本文采用2014年调查数据，以县内流动和跨县流动为标准筛选样本，并剔除存在重要变量缺失的个案，最终得到我国流动人口样本1690个，样本基本构成如下表1。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总体水平不高，文化、经济、心理和身份融合呈现先急后缓的递减走势。表3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不高(Mean=63.85，S.D.=16.70)，其中，文化、经济、心理和身份融合程度分别为67.39(S.D.=21.56)、58.95(S.D.=13.94)、58.20(S.D.=16.99)和56.97(S.D.=21.59)。流动人口文化融合水平较高，经济和心理融合水平次之，身份融合水平最低，经济、心理和身份融合明显滞后于文化融合。文化、经济、心理和身份融合呈现递减走势，社会融合始于文化融合，经过经济和心理融合，最后达到身份融合。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流动人口结构性社会资本有限，认知性社会资本水平较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规模不大，均值为10.37人，15.51%的流动人口在本地没有任何关系密切的朋友或熟人。网络构成的均值为0.48，强关系在网络规模中所占的比例较高。社团参与数量不多，平均0.80个，75.22%的流动人口只参与了1个社团，22.99%没有参与任何社团。流动人口的认知性社会资本水平偏低，均值仅为52.05。具体而言，邻居熟悉程度(Mean=3.03)和信任程度(Mean=3.17)处于“一般”水平，邻居互助程度(Mean=2.79)处于“比较少”和“一般”之间，社区安全程度(Mean=2.92)接近“较安全”水平。流动人口对“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表述的同意程度(Mean=2.75)处于“不同意”和“同意”之间。
根据传统的解释，选择性别、年龄、婚姻、学历、培训经历、流动类型、单位类型和地区作为控制变量。性别、婚姻、培训经历、流动类型、单位类型和地区皆采用虚拟方法建构变量。性别变量中，男为1，女为0；婚姻变量中，已婚为1，其他为0；培训经历中，参加过培训为1，没有为0；流动类型中，跨县流动为1，县内流动为0；单位类型分为公有制单位、民营私营单位、合资外资单位、个体工商户和无固定单位5种类型，分别构造了公有制单位、民营私营单位、合资外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4个虚拟变量；地区变量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类型，构造了东部和中部2个虚拟变量。学历为定序变量，分“未上过学”、“小学/私塾”、“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校/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6种类型，分别赋值1至6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3。
4实证分析
4.1 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基本状况
3.2.3 控制变量
认知性社会资本从社区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两个方面进行测量。针对“社会信任”指标，问卷设计了1个问题，“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看法？”答案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至4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往往是和社区相联系的，信任、互惠关系以及邻里的熟知程度反映了社区认知性社会资本。问卷设计了4个问题测量“社区认知性社会资本”：“您对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信任吗？”答案从“非常不信任”到“非常信任”；“您与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互相之间有互助吗？”答案从“非常少”到“非常多”；“您觉得您所在的社区安全吗？”答案从“很安全”到“很不安全”；“您和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答案从“非常不熟悉”到“非常熟悉”。4个问题的答案皆采用五点或四点李克特量表法进行赋值。信度分析发现，Alpha=0.73，采用因子分析法构造社区认知性社会资本变量，并转化为1-100分之间的数值。
4.2 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的影响
经济、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合皆为连续性定距变量，采用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4分别以经济、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合为因变量，以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为自变量构建了4个线性回归模型，具体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
表4 社会融合各维度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结构性社会资本有助于流动人口的经济、文化和身份融合。具体而言，结构性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中，网络规模对经济、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合的影响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网络构成对经济、文化和身份融合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团参与数量显著促进了流动人口的文化和身份融合。总的来说，结构性社会资本有助于流动人口的经济、文化和身份融合，假设1、2、3得到验证。
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中的关系具有替代性。作为一种有形的物质资源获取渠道，结构性社会资本有助于流动人口就业和增加收入等工具性目标的实现，也提供了融入当地文化生活的机会和途径，有助于经济融合和文化融合，进而提升社会融合水平。作为一种无形的道德资源获取渠道，认知性社会资本有助于营造一种开放与宽松的社会氛围，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并获得城市归属感和身份感，有助于表意性目标的实现，提升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进而推进社会融合。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提升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对社会融合有不同的作用机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结构性社会资本与经济和文化融合的关系更为密切，而认知性社会资本与心理和身份融合关系更紧密。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在促进社会融合中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在结构性社会资本充足的条件下，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的促进作用会被削弱；在认知性社会资本不足的条件下，结构性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的促进作用会更强。综合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控制变量中，男性流动人口的经济和文化融合水平明显高于女性，但身份融合水平低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水平越来越高，文化融合水平越来越低，心理和身份融合水平没有明显变化。已婚流动人口心理融合水平较其他更高。人力资本提升了流动人口的经济、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合水平，学历和是否参加培训变量对经济、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合都有正向影响。跨县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水平较高，但心理和身份融合水平较低。相比无固定单位的流动人口而言，有正式工作单位的文化和身份融合水平较高，在公有制单位、民营私营单位和合资外资单位工作的经济融合水平较高，在公有制单位、民营私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流动人口心理融合水平较高。
表5 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3.2.2 自变量
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模型2结果显示，加入结构性社会资本指标后，网络规模、网络构成与社团参与数量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有正向促进作用。模型3加入认知性社会资本指标后，社区认知性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模型4结果发现，除了网络规模指标外，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都有助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的提升。作为社会资本的两个重要维度，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具有独立性，这排除了已有文献因遗漏认知性社会资本变量而造成结构性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虚假因果关系的可能，假设6、7得到数据分析结果的支持。
控制变量中，与18至30岁的流动人口相比，41至50岁、51至65岁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显著降低。已婚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显著高于其他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中的学历和是否参加培训变量对社会融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县内流动人口，跨县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较差。在公有制单位、民营私营单位、合资外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有正式工作单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高于没有固定工作单位的流动人口。此外，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没有显著的性别、党员或非党员，以及地区差异。
对OGFC—13而言，同一轮胎花纹下，不同性质集料的摩擦系数差别较大。闪长岩在四种轮胎花纹下摩擦系数均为最小，说明闪长岩不适合OGFC—13这种级配类型；玄武岩-1和玄武岩-2的总体抗滑性能较好，以玄武岩-1抗滑性能更为突出。这主要是由于玄武岩-1的力学性质最优。对骨架-空隙型沥青混合料而言，粗集料的力学性质显著影响沥青混合料抗滑性能。
对于金融业而言，大量的用户、长期的运营产生了海量的数据，包括存款贷款、客户信息、理财投资等。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可以更有效地勾勒用户画像，制订个性化、智能化的客户方案，提供友好的智能客服助手，从而达到提升用户粘性和吸引新的优质客户的目标。在互联网+金融的背景下，金融服务会更多依赖信用机制，以降低呆账、坏账的概率，实现风险控制。例如蚂蚁金服将人工智能应用到互联网小贷、保险、征信、理财、客户服务等多个领域，将虚假交易率降低了近10倍。芝麻信用通过分析用户在阿里巴巴业务体系内的行为得出不同芝麻分，并放以不同金额的消费贷款。
4.3 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的交互影响
为了便于分析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的交互影响，采用因子分析法将两维度的认知性社会资本降为单一维度的认知性社会资本。根据获取一个因子的原则进行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的公因子解释了63.01%的方差。单一维度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取值范围为-3.56至2.98，以中位值(0.14)为界并将其转化为虚拟变量，若取值大于中位值，则认知性社会资本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表6构建了经济、文化、心理、身份和社会融合5个回归模型。除了网络规模、网络构成和社团参与数量3个指标和认知性社会资本虚拟变量外，分别加入了网络规模、网络构成、社团参与数量和认知性社会资本的3个交互项。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略。
2.3 A组与B组分娩结局对比 A组除剖宫产、产褥期感染率外，其余不良结局发生率均低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3。
在社会融合中，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是替代关系。模型5回归结果发现，在考虑了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交互影响之后，网络规模、网络构成和认知性社会资本都显著推动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而社团参与数量不再显著。网络规模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显著为正，网络规模与认知性社会资本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网络规模的主效应说明，在认知性社会资本水平较低的流动人口中，网络规模显著促进了社会融合；认知性社会资本的主效应表明，在网络规模较低的流动人口中，认知性社会资本显著提升了社会融合水平。网络规模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网络规模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在社会融合中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模型4回归结果有类似的发现，加入认知性和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后，网络规模、网络构成、社团参与数量和认知性社会资本都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身份融合水平。网络规模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网络规模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在身份融合中也具有替代关系。此外，经济和文化融合模型中没有发现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替代关系。
在本次协议中，紫金矿业还同意在项目交割之日起6年内投入约12.6亿美元(含上述3.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旗下4个矿山和1个冶炼厂的技改扩建或新建等。一期项目完成后预计矿山年产铜精矿含铜8.2万t，冶炼厂年生产阴极铜8万t。二期项目完成后(含一期)预计矿山年产铜精矿含铜12万t，冶炼厂年生产阴极铜约15万t。
表6 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的交互影响
5结论与政策含义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的动态过程，更是一个多因、多机制形塑的结果。运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基于经济、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合构建了多维度的社会融合指标，全面分析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及其特点，揭示了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的独立性、差异性和替代性。本文的研究弥补了已有文献相对忽略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的不足，解决了已有文献遗漏认知性社会资本变量造成的模型估计偏误问题，深化了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在社会融合中关系的认识。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
(1)流动人口结构性社会资本水平有限，认知性社会资本水平较低。从网络规模、网络构成和社团参与数量来看，流动人口网络规模不大，网络构成中强关系的比例较高，社团参与数量较小，面临结构性社会资本不足的困境。从社区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来看，流动人口认知性社会资本总体水平较低。
(2)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总体水平不高，文化、经济、心理和身份融合呈现先急后缓的递减走势。流动人口文化融合水平较高，经济和心理融合水平次之，身份融合水平最低，经济、心理和身份融合明显滞后于文化融合。社会融合始于文化融合，经过经济和心理融合，最后达到身份融合。
(3)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具有独立性。结构性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具有正向影响，认知性社会资本也提升了社会融合水平。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过程中提供了不同的资源获取机制。基于本地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等后致性关系形成的结构性社会资本提供了物质资源获取机制，基于社区认知性观念和更大范围信任关系的认知性社会资本提供了道德资源获取机制。作为物质性资源和道德性资源的获取机制，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独立发挥影响作用。
(4)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和替代性。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具有差异性。作为一种物质资源获取渠道，结构性社会资本有助于社会融合中工具性目标的实现，提高了经济、文化和身份融合水平；作为一种道德资源获取渠道，认知性社会资本有助于社会融合中表意性目标的实现，提升了心理和身份融合，两者的影响机制具有差异性。这两种资源机制都有助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目标的达成，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中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一种资源机制的匮乏，可以由另一种资源机制来弥补。在结构性社会资本充足的条件下，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的促进作用会被削弱；在认知性社会资本不足的情况下，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会更强。
水库管理范围较大，确权划界的封闭隔离长度过长，征地难度较大，而水库工程区主要位于水库主要建筑物周边，是保证水库安全运行的关键所在，同时涉及范围较小，需封闭长度较短，容易顺利实现封闭。因此，率先对水库工程区进行确权划界，再循序渐进式实现水库的确权划界，不失为水库确权划界的一种新思路。
本文的研究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措施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供了政策启示。一方面，政府应继续强化户籍、社会保障、就业市场等正式制度方面的改革，为实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清除制度壁垒；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意识到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是万能的，从结构性与认知性两个维度提高流动人口社会资本含量是必要补充措施。基于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影响的独立性，政府措施不仅要培育结构性社会资本这种物质资源获取机制，也要投资认知性社会资本这种道德资源获取机制。基于结构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影响的差异性和替代性，有关部门需要在评估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各维度现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以需求为导向，有针对和有选择地进行社会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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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tructure to Cognition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CLDS Survey Data in 2014
WU Yu-feng,LEI Xiao-kang，NIE Jian-li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 ’an 710127,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CLDS survey data in 2014,this paper constructed multidimensional indicators of social integration by using factor analysis,and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and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as empirically analyzed.Research findings: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s limited,the level of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is low;The overall level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s not high,and the cultural,economic,psychological and identity integration is decreasing step by step;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and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on social integration is independent；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improves the leve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integration,while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influences psychological and identity integration,the mechanism is different;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and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on social integration is substitution.
Key words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Cognitive Social Capital;Floating Population;Social Integration;CLDS Survey
收稿日期： 2018-11-20；修订日期： 2019-04-16
基金项目 ：感谢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社会网络的西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研究”(17CSHO58)
作者简介： 吴玉锋(1979—)，男，河南叶县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经济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F035，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668(2019)05-0111-12
标签：结构性社会资本论文; 认知性社会资本论文; 流动人口论文; 社会融合论文; 劳动力动态调查论文;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