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诗社研究_杭世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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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 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275(2007)02-0010-03

文人结社,自古有之。而杭州作为风流文士会聚之所,更是早在宋代便有了结社之记载。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社会”条云:“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缙绅之士及四方寓流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它社集之比。”[1](P181)可见文社的结集自兴起之初便被视作风雅之举。自明清以来,更是蔚然成风。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杭州诸诗社”条云:

吾杭自明季张右民与龙门诸子创登楼社,而西湖八社、西泠十子继之。其后有孤山五老会,则汪然明、李太虚、冯云将、张卿子、顾林调也;北门四子,则陆荩思、王仲昭、陆升黉、王丹麓也;鹫山盟十六子,则徐元文、毛驰黄诸人也。南屏吟社,则杭、厉诸人也;湖南诗社,会者凡二十人,兹为最盛。[2](P97)

这里的“登楼社”、“西湖八社”、“西泠十子”、“孤山五老会”、“北门四子”、“鹫山盟”均为明末清初的诗社。此外,清代前期还有闺阁才女所创的“蕉园诗社”、地处余杭的“皆兰社”等,不胜枚举。这些诗社规模都不大,然而遍地开花,使得杭郡文事逐渐呈现出一派兴盛气象。

至于所说南屏诗社(又名“南屏吟社”、“湖南诗社”),则出现于丁敬、厉鹗等所生活的雍乾之际。此时清廷统治已渐趋稳定,社会文化更是一片繁荣,对此著名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第六十四则中曾作详细描述:

乾隆初,杭州诗酒之会最盛。名士杭、厉之外,则有朱鹿田樟、吴瓯亭城、汪抱朴台、金江声志章、张鹭洲湄、施竹田安、周穆门京,每到西湖堤上,掎裳联襼,若屏风然。有明中、让山两诗僧留宿古寺,诗成传抄,纸价为贵。[3](P93)

这里的“诗酒之会”云云,显然带有浓厚的诗社色彩;而所述情景,亦可与吴庆坻“会者凡二十人,兹为最盛”之语互为印证。可见,以南屏诗社为代表的雍乾之际的杭郡诗社,已经表现出一种人数众多、规模庞大的整体性态势,并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杭郡文坛的核心。这与之前各社小巧分散、各自为政的格局是有很大不同的。

按“南屏诗社”之名,在清人文献中曾屡被提及。李富孙《鹤征后录》云:“(杭世骏)归田后仍嗜学不倦,自号秦亭老民,与里中耆旧及方外之侣结南屏诗社,日以吟咏著述为娱。”[4](卷一)《道古堂全集》汪沅序则云:“(杭世骏)暇则携里中耆旧、襟契及方外之侣结南屏诗社,歌咏太平。”[5](卷首)杭世骏自己亦曾在《程柯坪爽籁山房诗集序》一文中提及:“自余癸亥归耕,家江三数诗老皆无恙,牵率山游,遂有南屏雅集。高僧真隐,翩联入社;空亭画舫,笔墨淋漓。”[5](卷十二)由此可见,南屏诗社始于乾隆八年癸亥(1743)。是年秋,杭世骏因直言进谏触怒乾隆皇帝,罢归还乡,遂与里中好友结社。关于此事,他在为吴震生所作的《朝议大夫刑部贵州司主事吴君墓表》一文中说得更为详细:

武林自西湖八社而后,风雅衰息几二百年。余被放归田,于南屏开设坛坫。金江声观察,丁钝丁隐君,周辛老、厉樊榭两征士,牵连入社,与君为文章性命之友。[5](卷四十五)

从上述资料看来,此社似为杭世骏所立。然而汪沆《吴太学家传》一文曾云:“顾月田明府归田后,招里中襟契,结南屏诗社,驾扁舟,策藤杖,春秋佳日,游于湖山幽邃之地,会必有诗。”[6](第6册,p492)这里汪沆显然以顾之珽(月田其号)为诗社之首创,与其《道古堂全集》序中所说略有出入。事实上,连杭世骏本人也有类似的矛盾说法,其《远村吟稿序》一文云:

忆岁壬戌、癸亥间,顾丈月田以词场宿老号召同里诗人为社于西湖,月必五、六会,蒸然发动,转相招引,振采胜华,于时最盛。造月田下世,西湖坛埠稍就衰歇矣。[5](卷十二)

这里不仅奉顾之珽为诗社之首,连诗社创立的时间也提早到了“壬戌、癸亥间”。从这些略显出入的说法中可以看出,南屏诗社的发起比较随意,并无明确创社时间;且其组织亦比较松散,凡有号召之功者便目为创社之人——由此不免产生含糊混乱的表述。

关于南屏诗社的成员,就上述材料来看,至少有杭世骏、厉鹗、吴震生、金志章(江声其号)、丁敬(钝丁其号)、周京(辛老其号)六人。此外,从其它文献中尚可钩辑出若干社友:

戴廷熺,字纶掌,号珠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杭世骏《戴珠渊墓碣》一文云:“珠渊……与诸老联吟,招入南屏之社。”[5](卷四十七)

释明中,字大恒,号虚,曾主杭州圣因、净慈二寺。杭世骏《虚上人诗序》一文云:“与诸老角力……阑入南屏诗社。”[5](卷十四)

释篆玉,字让山,号岭云,曾主净慈寺。杭世骏《岭云上人话堕集题辞》云:“岁在阏逢困顿,里中诸宿老闲适无事,扇西湖之芳风,追八社之逸轨,吟兴聿新,佛香时接。牵率入社者,北山则恒公,南屏则让师也。”[5](卷二十八)

又丁敬《砚林诗集》梁同书序曾云:

乾隆庚申……越三年,金冬心先生自扬归杭……先生尝相过从。……会其时,乡耆宿或致仕归田,或倦游还里,如顾月田、沈峙公、郑玑尺、金江声、吴东壁、周穆门、鲁秋塍、厉樊榭、杭堇浦、施竹田诸先生,一时并集;而方外则有虚、让山;高人则先生与金先生两人。诗社为最盛焉。[13](卷首序)

由“乾隆庚申”(五年,1740)而“越三年”,则这里的“会其时”正当乾隆八年癸亥(1743)前后,故所谓“诗社”应该就是南屏诗社。由此则可补充得顾之珽、沈埁(峙公其字)、郑江(玑尺其字)、吴廷华(东壁其号)、鲁曾煜(秋塍其号)、施安(竹田其字)、金农(冬心其号)七人。

此外,杭世骏《岭南集》(一)有《春日怀吟社诸公,却寄八首》组诗[5](卷十六)其后自注依次提及社友二十三人,除去前文已经提及的,尚有朱樟、梁启心、吴城、汪台、汪沅、王曾祥、沈甲、张熷、殳闻望、舒瞻、施谦、傅王露等十二人。这些社友多为厉鹗、杭世骏同辈好友,因此这里的“吟社”当为南屏诗社无疑。

另外关于前及“湖南诗社”这一别名,尚可一说。“南屏”指南屏山,位于西湖南岸,因此又有“湖南”之称。只是这一别名的使用率不高,目前仅见两处记载——除前引吴庆坻《蕉廊脞录》外,其先人吴颢、吴振棫所辑《国朝杭郡诗辑》卷八“顾之珽”条亦曾提及:

顾之珽,……与里中周京穆门、朱樟鹿田、许大纶初观、郑江筠谷、金志章江声、吴廷华东壁、戴廷熺鹂亭、厉鹗樊榭、汪台复园、梁启心蔎林、杭世骏堇浦、丁敬龙泓、张湄柳渔、江源敬斋、陈兆仑勾山、施安竹田、汪沆西颢、顾之麟寸田为湖南诗社,掎裳联襼,若屏风然。西泠十子后,此为极盛矣。[8](卷八)

这里明确记载了十九位社友,其中十三人与前文重复,另有许大纶、张湄、江源、陈兆仑、汪沆、顾之麟六人之名未见。至此,已得南屏诗社成员三十四人,人数之多,正可当“此为极盛”的赞叹!只是这个数字与吴庆坻《蕉廊脞录》所说的“凡二十人”出入较大,然而考虑到南屏诗社松散的组织与成员构成,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需要注意的是,早在明代,西湖边就有“南屏社”的创立;而雍乾之际的“南屏诗社”,正是对前辈风雅的一脉相承。关于明代“南屏社”,《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存目之二《西湖八社诗帖》条有相关记载:

明嘉靖壬戌,闽人祝时泰游于杭州,与其友结诗社西湖上,凡会吟者八:曰“紫阳社”,曰“湖心社”,曰“玉岑社”,曰“飞来社”,曰“月岩社”,曰“南屏社”,曰“紫云社”,曰“洞霄社”。时泰与光州知州仁和高应冕,承天知府钱塘方九叙,江西副使钱塘童汉臣,诸生徽州王寅、仁和刘子伯,布衣仁和沈仕等分主之,以所作唱和诗,集为此编,分“春社”、“秋社”二目。明之季年,讲学者聚徒,朋党分而门戸立;吟诗者结社,声气盛而文章衰,当其中叶,兆巳先见矣。[9](卷一百九十二)

可见,所谓“南屏社”实际上是明代著名的“西湖八社”中某次会集的名称。八社名称都依地名而定,因此“南屏社”之址应当与后来的“南屏诗社”一样,也在南屏山附近。有趣的是,“南屏社”也以“湖南”为别称,清人张炳辑《南屏百咏》中有徐梅《湖南吟社,西湖八社之一,即南屏诗社,沈仕号青门为南屏诗社之主》一诗[10](卷四十五),可为一证。只是两社在名称上如此相似,难免造成混淆,对此应当注意。

诗社之名虽然难下定论,诗社之盛却是确凿无疑——后人所谓狭义“浙派”,正是围绕着南屏诗社诸人而展开的。例如清人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三在论及“浙派”时云:“浙派诗喜用新僻小典,妆点极工致,其贻讥饾订即在此……此杭州南屏诗社一脉也。”[11](p316)且不论陈衍对“浙派”的评价如何,其以南屏诗社成员为“浙派”主体的看法却是可以肯定的。今人张仲谋先生《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一书则说得更为明确:“第三阶段是浙派的繁荣期,主要创作活动在雍正朝与乾隆前期。此期诗人以厉鹗为职志,以南屏诗社成员为主体。”[12](p4)由此看来,南屏诗社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团体了,其社员共同的艺术追求和旨趣爱好,无形中固化为一种独特的审美风格,并被后世冠以狭义“浙派”之名而流传千古。这也确实是很多所谓流派的产生模式,即有着相同或相近旨趣爱好的文人彼此吸引彼此结交,在形成一个并不严格的交游圈的同时,又互相影响彼此的诗文风格,最后形成某种能被总结的规律性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厉鹗本人并不赞成刻意的立派之举,这就更加明确了所谓“浙派”实为后人所界定的概念。而这种非刻意性,又使得南屏诗社所引领的诗会多了些许闲散随意的气质,即表现为“诗社”中“社”的比重超越了“诗”——社集宴饮必不可少,吟诗作对反而变成无关紧要的风雅点缀了。例如丁敬《砚林诗集》卷三有《南屏让山开士作山舫于精庐之左,芗林相国为书额,开士集社友赋诗》[7](卷三)等作品,应景酬作实为主要内容,对艺术价值的追求反而成为其次的东西。然而在客观上,这种频繁的诗社集会也带动了整个雍乾之际的杭州诗坛,使其呈现出如袁枚所说的“诗酒之会最盛”的繁荣局面——不仅出现了几次大型的文人社集活动,还产生了数种诗歌总集,例如《复园红板桥诗》[13]、《寒山旧庐诗》[14] 等,均可成为其人其社活动的见证。由此可见,此类文化现象,还是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并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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