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理性思考_斯大林论文

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理性思考_斯大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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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伟大事件和重要特征。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从世纪之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开始的;世纪中期发展到欧亚大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世纪之末,最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放弃了社会主义,重建议会制共和国,东欧八国也更换了国旗。这不是历史老人返回原地,而是深沉地向前迈进了。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诞生

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20世纪的意义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以民族国家的规模,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固然伟大,但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创造业绩,并为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素材。

社会主义作为反映工人阶级的思想、愿望、要求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是从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开始的。1516年莫尔出版《乌托邦》;1623年,康帕内拉的拉丁文本《太阳城》出版;1753年,摩莱里的长诗《巴齐里阿达》发表;稍后,马布利发表《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一系列论述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著作。但是,直到19世纪初,社会主义在哪里呢?在先进思想家的头脑和他们著述的文字里。

最先尝社会主义禁果的是19世纪初期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尤以欧文为最。1824年,欧文在北美洲建立称作“纽哈蒙尼”的和谐公社,进行有近千人参加的社会主义实验。1832年,欧文又在伦敦设立“国民劳动公平交换商场”,进行消灭剥削、实现等价交换的实验。欧文等人的实验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正在于把工人阶级憧憬的理性和永恒正义王国,从天外移到了现实世界,身体力行地在现实社会中构筑理想社会之巢。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堪称社会主义实践的先驱!在此之前,社会主义始终是浮动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太虚幻景,而欧文等人以自己的实践,使现实的人可以体验社会主义生活。

欧文等人的实验室社会主义的失败,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启示。可以大胆地说,没有欧文等人的实践,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发展到马克思主义阶段的。自此,社会主义作为工人阶级谋求解放的理论,注入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精髓;作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运运动,工人阶级明白了肩负的历史使命,走上政治斗争舞台,开始组建政党进行夺取政权的准备。社会主义运动也从世界一隅的西欧,扩展到全球。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始终是有待实践检验的理论。

全面实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是20世纪。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兼有深湛的理论修养,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精神和宽宏的政治气度,可惜英年早逝,使他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论述和决策,都成为永难弥补的遗憾和不尽的问号。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变成现实,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是斯大林,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习惯上被称作“斯大林模式”。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颁布了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同时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当法西斯主义施虐,威协全人类安全的时候,尽管经历了曲折,苏联终究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社会主义制度创造过可以写进史册的业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胜利的余威,进军东欧,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向苏联以外的世界。世界惊回首,昔日西方列国中的懦弱伙伴,已一跃为世界两极新格局中的一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大陆的12个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氛围、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民族的国家和地域,开始了更为广泛、多层的实践。当今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种种反思,都是在这种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得来的。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称得上波澜壮阔,远非19世纪的实验室试验所能比拟,它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今天是难以估计的。可以肯定的是,历史是公正的,它始终默默地对千百万人的辛勤创造作出相应的回报。

在苏联历史划上句号,在回首往事、事后思事的时候,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甚至也违背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试想:巴黎公社为什么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哥达合并大会所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草案,为什么又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应当排除感情因素,历史地、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欧社会付诸实践的可能程度持天真想法。

再说,理论都是排除(抛开)一切具体地域、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差别等等之后的抽象概括。当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时,自然是将抽象概括的原则,还原于具体的种种差别。一切抽象都隐去了具体;各种具体都渗透着抽象。如果对号入座,那末既找不到和抽象相同的具体,也找不到和具体相同的抽象。

社会靠改革才能发展

社会主义作为工人阶级到达理想境界的社会制度,必然要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逐步发展和不断完善。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存在过程,都是一个多次改革的过程。我国历史上存在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秦统一六国到清王朝覆亡,其间光是震动朝野、牵涉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全局性改革,就有秦朝初年的商鞅变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戊戌变法等。至于局部的变革,那就更多、更濒繁了。每次变革,哪怕只是收到局部的成效,也多少缓解社会矛盾,推进历史的发展。戊戌变法失败了,维新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街头。假如戊戌变法中维新派胜利了,中国历史是否有另一种选择?当然这只能是一种悬念,因为它不是事实。人们已习惯于接受这种理论:历史不能假设。其实,准确地说应当是:历史是可以假设的;但是假设不是历史。说历史是可以假设的,是指历史的发展也如人的一生那样,有许多十字路口,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华山一条道”;假设不是历史是指成为历史的只是其中的一条道路。这就是:“可能”不是事实;但是也不能因为不是事实就否认多种“可能”的存在。改革就是历史发展到十字路口的选择;选择是由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人作出的。这样理解历史,就可能掂出改革、掂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改革的历史。英国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后,经过多次变革,到18世纪前半期才形成了内阁制和议会制。但是在全国700万人口中,只有15万人有选举权, 占全国人口的2.1%。1832年国会改革,使一般资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1867 年第二次国会改革,选举权扩大到熟练工人。1884年第三次国会改革,农村中的小农和有固定收入的农业工人也得到选举权。英国的内阁制和议会制是通过一连串的改革才完备起来的。本世纪30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新政,更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政治、经济体制的一次大改革,它不仅改变了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而且全面开创了当代资本主义福利社会,导致社会意识观念的大变革,推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社会的改革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显得比较平和,没有封建社会的神秘色彩和刀光剑影,实效性也更加显著。改革是资本主义社会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是20世纪新生的社会制度。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所处的独特的国内外环境,通过独特的党内斗争方式建立起来的。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沙皇俄国留给苏联的落后遗产,使苏联产生强烈的非常感和跳跃发展的愿望,加上革命高潮时期所激起的冲击波还没有平静下来,这是斯大林模式产生的时空条件。

列宁逝世以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的俄国过渡,苏联党内的领导层经历了长达5年的大争论。 布哈林主张在立足于苏联经济落后的现实基础上,遵循经济法则,以渐进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争论的最后是,斯大林依靠行政权力,不仅全盘否定了布哈林意见中的合理因素,而且把布哈林的主张诬为“富农路线”,是“复辟资本主义”。现在,人们已习惯于把布哈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称作“布哈林模式”。其实,确切些说只能称之为“隐性模式”,因为它只是布哈林的一种设计,并没有成为现实的模式。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20年代的苏联虽然选择了斯大林模式,并不是说苏联没有别的发展道路的可能;20年代苏联所处的特独环境,以及斯大林所采取的党内斗争方式,迫使苏联历史不能作出最佳选择。

事实也表明斯大林模式在构建的过程中,已暴露出很多问题:不顾一切地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造成经济运转失灵,一切靠行政命令办事;行政机构越设越多,机构越来越庞大,官僚主义越反越严重;等级平均主义被法律化。尤其严重的是农业问题。强制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人为制造农村的非常感,国家固然依靠行政手段征得所需要的农副产品,但是造成了长期存在的农业隐性危机。1953年的粮食产量比沙皇统治时期的1913 年还低3亿普特。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国民经济结构,形成一种现代化工业生产时代的半产品、半自然经济稳固实体。这也是斯大林模式封闭性的社会经济基础。

可以数出斯大林的种种错误,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最不幸的错误是斯大林把不完善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斯大林模式,当作唯一的、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体制,不仅不允许有任何批评,还把稍有改革思想和意图的人当作“人民敌人”,斩尽杀绝。斯大林的这一错误,使不少有思想、有进取心的精英干部,都成为屈死的冤魂,抱憾地下;同时也促使苏联社会上下形成报喜不报忧,歌功颂德,弄虚作假,唯上是从的庸俗风尚。为了把斯大林模式加以理想化,还创造出一些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道义上一致”;“旧的民族界限泯灭,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新民族”;“苏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无危机”等等。

造成这种不幸的局面,除了斯大林个人因素之外,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社会化大生产建立以后的社会矛盾,都归罪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认为一旦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所有,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于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都看作是因为“旧社会灭亡后,它的尸体还在腐烂、发臭”,以及外部资本主义的影响。这是阻碍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根源和认识根源。

苏联在斯大林死后的近40年里,虽然有过几次改革,却始终在斯大林模式的圈子里打转。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严重僵化,社会剧烈震荡,终于解体。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讲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内在联系,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发展;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不仅是对20世纪实践社会主义的总结,也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在中国创新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又一大事件。中国从1840年被西方列强砸开闭关自守的大门以后,丧失了国家主权独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饱受极深重的苦难。中国是典型意义上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思想观念上保持儒家文化传统,经济上保持稳固的小生产方式。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一扫过去的旧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构建国际新格局的一方。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前进道路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飞跃前进,它应当和第三次科技革命一样,载入20世纪的文明史册。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飞跃,它一方面使得物质文明越来越高,整个世界联成了“地球村”;另一方面是贫富差别悬殊,社会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既表现为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更表现在“地球村”社会的两极分化:亚、非、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沦为更加贫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世界贫困的一极。这种两极分化是亚非拉地区为第一批实现现代化国家所付出的代价,也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所付的代价。

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30年代通过“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非常型”的现代化。苏联社会为此也付出沉重的代价。前苏联承认,仅仅在强迫实行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中,仅农村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就在二百万以上,暂且不说给社会正常发展所造成的其他消极后果。但是,无论怎样,苏联没有像第一批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那样,进行奴隶贩卖、殖民战争、勒索战争赔款来滋养自己,没有让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苏联的现代化支付代价,没有嫁祸于人。就人类社会文明历史的总进程而言,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也是人类社会的福音。

如果说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需要的话,那么不幸就在于国家工业化基本实现之后,未能根据客观社会的变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体制,反而进一步提出“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把自我封闭的体制加以理论化、凝固化。结果,本来是特殊环境下建立起来的特殊社会经济体制,变成了正常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斯大林模式的悲剧在于不能自我否定,不能进行自身的新陈代谢,因而无法解决国家工业化基本实现以后的社会继续发展问题。这就给世人留下一个问号: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将后发的国家引向高度文明?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最终处决于“地球村”上更大一部分陆地、更多人口的亚洲的发展。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面积, 在世界上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第三位;中国有12亿多人口,差不多是全世界人口的1/4。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建立以后,诚如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告的,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物质上仍然相当贫困,物质文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几次机遇都失之交臂,经济不能起飞。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民国家,中国各种重大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从陈胜、吴广开始,历朝新政权的建立几乎都通过农民战争。即使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也同李自成起义和大顺政权的昙花一现分不开。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孙中山的家庭出身、成长氛围、接受的教育,都远离中国农村和农民;辛亥革命是依靠城市贫民和热血青年,采取西方式的城镇暴动、起义,推翻清王朝。辛亥革命的悲剧在于孙中山不了解中国农民,脱离了中国农民。取代清王朝的中华民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注定不能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从而也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新中国建立后到70年代末的30年里,农村经过了土地改革,在合作化之后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消灭了封建剥削。但是从根本上说,农村仍然没有从自然经济中走出来,没有从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传统中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一样,关键在于农村的变化。

中国农村脱胎换骨的变化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开始的。

中国农村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改革,这一改革使农民的生产从以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转向以市场为目标;农民的劳动成果,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产品,变成了商品。接着,乡镇企业势不可挡地涌起。农村摆脱了几千年来的自然经济状态和封闭,进入了现代经济生活圈(参见《学术月刊》1992年第5 期上的拙作)。历史上各国、各地区向现代化转变往往是农民普遍丧失生产资料;中国改革开放农民的变化恰恰相反,不是丧失生产资料,而是真正成了生产和经营的主人。人类社会第一批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不仅剥夺了本国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还用枪炮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付出代价,承担痛苦。30年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虽然没有以邻为壑,但是本国农民却经历了强迫集体化之苦,承担“义务交售制”的沉重负担。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实行开放,加入国际大循环,利在全世界;又使八亿中国农民首先得利,让农民笑着和自然经济告别,使走出传统的过程同时也是日益走向富裕的过程。

中国从明代后期开始,几乎和西欧同步,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历了差不多五百年的曲折和磨难,终于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挣脱种种束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造福人类,也福荫自己,走上现代文明的坦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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