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意识哲学——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交往理论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理论论文,哲学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贝马斯在本世纪80年代初转向交往理论，意味着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同意识哲学的彻底决裂。促使哈贝马斯从意识哲学转向交往理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下面三方面的因素却是不容忽视的：其一，本世纪以来的西方语言哲学转向的影响；其二，韦伯合理性理论的启示；其三，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深刻教训。本文仅就前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转向
在许多哲学家看来，西方哲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意识哲学”阶段，哈贝马斯语）和语言哲学阶段。在古希腊，哲学家侧重于研究本体论，探讨世界由以构成的最终成分，他们试图找出现实存在的本源或者某种形而上学的本体，因此本体论成为他们的哲学研究的中心。到近代，从笛卡尔开始，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转向研究认识的起源，也就是研究认识来自经验还是来自理性，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研究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法等等。到了现代，哲学的发展又从认识论阶段转向语言哲学阶段，对语言的研究已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著名的哈贝马斯的诠释者W.R.舍费尔（Wacter Reese—schafer）在其所著《尤尔根·哈贝马斯》〔1〕中以图表的形式形象地再现了这种发展：
范式 本 体 论 的 意 识 论 的语言论的
范围 存 在 意识语 言
内容 实 体 主体命 题
起始问题 什么是（存在） 我能知什么我能理解什么
主要代表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维特根斯坦
大多数的现代西方哲学家赞同把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发生的这种从认识论到语言哲学的转变，称为“语言哲学转向”，并把这种转向看作哲学中的一次重大变革。出现这种转向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数理逻辑自上世纪末以来的蓬勃发展为语言分析提供了一种精确严密的手段。许多语言哲学家同时又是作出重大贡献的数理逻辑学家。例如，弗雷格是现代数理逻辑的主要创始人，他所创立的数理逻辑系统成为后来分析哲学家用以进行语言分析的主要工具；其次，语言哲学的产生适应了当时追求精确知识的倾向。本世纪初，自然科学理论中发生了一次重大影响的变革，这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对经典物理学提出严重挑战，这自然引起许多自然科学家的震动，同时也引起那些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感兴趣的哲学家的深切关注。他们日益重视科学知识的精确性问题，认为基本科学概念的混乱往往产生于科学语言表达式的混乱，通过对语言表达式的分析有助于防止和排除科学概念的混乱。再次，语言哲学的产生也与当时的“反形而上学”倾向相适应。在19世纪，黑格尔哲学与新黑格尔主义先后在西方哲学中居于重要地位，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思辨哲学越来越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于是许多哲学流派以不同方式树起“反形而上学”的大旗，对传统的思辨哲学提出挑战。首先树起这面大旗的是实证主义者孔德、斯宾塞等人，新实证主义继承了这个传统，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罗素和摩尔都是新黑格尔主义的反对者。在欧洲大陆哲学流派中，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表现出反形而上学的倾向，尤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反形而上学色彩最为鲜明。可以说，语言哲学的兴起也是反形而上学运动的一个产物。
西方哲学从近代的认识论向现代的语言哲学的转向，标志着哲学主题的转变和哲学研究方式的变革。“语言转向”表明，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近代哲学那样从主体客体关系出发，而是通过意义辨别和语言表达的分析来解决认识问题，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需要首先弄清楚哲学语言的意义。当代西方“语言转向”可以说既表现在英美分析哲学中，同时也在欧洲大陆哲学流派中体现出来。
英美分析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认为语言是哲学的首要的、甚至唯一的研究对象，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语言分析弄清楚科学语言、哲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语言分析是哲学研究最重要的方式，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的活动。例如，罗素强调哲学的任务主要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逻辑研究应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则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语言分析，认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即对思想进行逻辑阐明。石里克也认为，哲学不是一种认识体系，而是一种显示或者确定命题的意义的活动。
与英美分析哲学不同，欧洲大陆各个哲学流派从另一角度强调了语言研究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例如，胡塞尔试图创立一种纯粹的逻辑语法，这种语法以语言符号和语言表达为研究对象。在早期，胡塞尔从意识活动的角度研究语言，强调意识活动与语言表达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把语言使用建立在意向活动之上。在晚期，胡塞尔转向生活世界，转向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从人们共同的世界来考察语言的意义，把语言视为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并由此出发解决意识问题。而海德格尔从他的基础本体论出发，把语言问题看作哲学问题本身，认为语言并非仅仅是一种用以交流思想的工具，而是存在的家。在他看来，“哪里有语言，哪里才有世界”；世界的存在表现在语言之中，由于有了语言，才使对世界及其存在的理解成为可能；不仅如此，语言也就是存在本身，因为语言构成人的历史的此在的基础，语言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存在的家。因此，哲学应把语言作为自己的首要研究对象。伽达默尔也强调语言的本体论意义，提出“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在他看来，语言不只是人在世界上的一种拥有物，而且人只有通过语言才拥有世界。此外，他还把语言看作理解的普遍媒介，对语言的理解是哲学解释学的基础。在他看来，解释学现象本身就是语言现象，文化传统和历史主要表现为语言，语言是理解必不可少的媒介。
应该说，无论是在英美分析哲学中还是在欧洲大陆哲学流派中所实现的“语言转向”，都对哈贝马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相比之下，欧洲大陆哲学流派所实现的“语言转向”对哈贝马斯的影响更为直接些。众所周知，英美分析哲学最终只注重对语言作形式上的静态的逻辑分析和烦琐的技术论证，甚至维也纳学派主张在现代逻辑基础上构建一种理想的人工语言，哈贝马斯并不赞同这种做法。相反，他很赞同欧洲大陆诸流派哲学家对语言的理解，即把语言视为理解的媒介，视为存在之家。这种把语言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下加以理解的思路，正是哈贝马斯要着力发扬的。因此，哈贝马斯本人也认为，在向语言哲学的转向中，实用主义与解释学等流派极其深刻地批判了意识哲学的错误，为其交往理论提供了更为深刻的启示。在他看来实用主义和解释学的主要贡献是批判意识哲学关于对象知觉与表象的基本认识论观点，从而打破了传统哲学在意识及其对象的范围内寻找自身立足点的奢望。实用主义者，特别是皮尔士，以及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派把认识看作是用于行动、并以语言为中介的过程。同时，他们还把本来就包含着互至体性的、在协作中实现的认识过程，放在实际行为和日常的交往行为网络中去研究和分析。不管他们把这些交往网络称为“生活形式”、“生存世界”、“由语言中介化的互动”等等，这些具有共同体一致承认性的因素都同时对具有认识论价值和超越认识论范畴的更加深远的意义。行为和言语的作用远远地超出意识哲学所探讨的范围，他们把认识、言语、理性、社会、行为、道德及批判联系成一个总体。在哈贝马斯看来，通过实用主义和解释学的研究，一切意识活动都只有在言语行为的分析的基础上才获得其生命力并获得理解，这样一来，对意识的研究成为了行为与言语的客观化的分析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哈贝马斯说：“在吸收解释学和语言分析的同时，我得到了这样的信念：即社会批判理论必须与由康德和黑格尔奠定基本概念的意识哲学相决裂。”〔2〕
二、韦伯合理性理论的启示
韦伯无疑是古典社会学家中首先、 也是唯一把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作为一把犀利的解剖刀， 以洞悉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及其本质，即将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理性化视作同一历史过程的理论家。这表现出韦伯从理性出发探讨欧洲社会现代化、解决一般性社会问题的宏大抱负，这给了哈贝马斯以深深的正面启迪，而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所暴露的局限性从反面使哈贝马斯认识到，要真正把握到欧洲现代化的真谛，就必须超出韦伯合理性理论。
1.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韦伯首先是在社会行为的层面上研究理性的不同行为取向。在他区分的四种主要行为类型（目的—工具合理性行为、价值合理性行为、传统行为、情感行为）中，有两种是理性的行为类型，即目的—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
“目的—工具合理性”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它合理地选择采用最有效的达到目的的手段、工具；二是它同时也合理地权衡确立行为的目的。在受目的—工具合理性支配的行为中，行动者在考虑选择方法手段时，倾向于把他人或相关的事物视为达到目的的“条件”或“手段”，而以对实现目的的有效程度来选择利用“条件”或“手段”。价值合理性在韦伯那儿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受价值合理性支配的社会行为，只表现出一种共同的显著特征，即行为者在采取行动或进行选择时，不以成败得失和功用效益为取舍准则，只关注如何履行某种道德上或宗教上、政治上的义务责任，服从道德良心的感召。不同于目的合理性支配下的行为，则不计成败利害，唯以某种绝对的目的（如道德命令、政治信念、人生理想等）为准则。
在韦伯看来，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中。他说，“从目的合理性的立场上看，价值合理性始终是不合理的。的确，价值合理性越是把自身价值推崇到绝对价值的地步，与之相应的行为就越是‘不合理的’。因为行为者越是无条件的善行、对义务的献身，他就越不考虑其行动的后果”。〔3〕
2.意义丧失与自由丧失。韦伯合理性理论所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理性对现代社会与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韦伯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合理化、理智化的过程，理性对现代社会的意义首先就表现为理性的觉醒和伸张，导致了一个世界“解除魔咒”的历史性转折，即社会开始摆脱传统的控制，转向运用理性的方法来理解和征服世界。然而，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主要表现为“目的—工具”合理性行为形成和扩大的过程，现代化西方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一切行为都单纯以目的—工具合理性为取向。西方文明的全部成就皆源于目的合理性的追求。只有在目的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实验检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科学体系的法学理论、制定法的制式化和通过受过教育、法学训练的专职人员进行的法律判决，才会产生具有合理的官员组织的国家行政、可计算的民事关系和以利润为取向的劳动，以及以家计和企业分离、合理的薄记、有效地投入形式上自由的劳动力、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特征的资本主义企业活动、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即合理的生活方式等等。总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个性，无不浸透着目的合理性的精神。这无疑是理性在现代社会的辉煌胜利。
理性对现代社会的另一层意义，表现为理性化的现代社会陷于价值和道德冲突的分裂之中。换言之，目的合理性的理性原则在现代社会的越来越广泛的发展，最终引发非理性的结果。这就是：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
（1）意义丧失。在韦伯看来， 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世界解除魔咒的时代”。现代社会的合理化发展把人们从传统宗教世界观的“绝对价值”和“最崇高价值”的魔咒中解放出来。随着宗教世界观的崩溃，理性的诸价值领域不断分化、独立化、并各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性。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各个个别价值领域各自拥有其抽象的价值标准，如真理、真诚性和正当性等，使得代表这些价值标准的各门科学取得长足的进步，这无疑是西方“解除魔咒”在文化领域所带来的良性结果；另一方面，这种状况破坏了宗教世界观形成的意义统一性（真善美在宗教世界观中是紧密地统一在一起的），由此出现各自独立的诸价值领域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冲突。因为当人们从真理、财富、权力、法律、虔诚等组成的价值团中选择出适合自己的一些价值，然后将其当作“上帝”，作为目的合理性行为的出发点，这时人们实际是将自己置于不可消解的冲突中。韦伯因此得出结论说，随着西方社会的合理化，世界由“一神论”变成了“新的多神论”，理性本身裂变为一个价值多元状态并破坏了其自身的普遍性，合理化的世界因此变得没有意义。这种状况必然造成现代人的精神迷失，因为当宗教世界崩溃又没有新的引发意义统一性的整合原则来替代它时，人们往往求助于各门科学体系。然而，各门科学体系都没有能力承担起解释世界的任务，因为它们虽然能够说明世界，却并不能回答自古以来人们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之为何的问题。
（2）自由丧失。随着西方社会的现代化， 人的行动超出了传统的窠臼，冲破了情感的藩篱，深深地植根于目的合理性的取向中。目的理性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行政管理的运作，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控制自然与社会的能力，如现代世界被管理得如机器一样有条不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各种效率普遍提高、物质财富也不断增加等。
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目的—工具合理性的行为模式却极大地压制了人按照自己的信仰、理性的价值而行动的自由，把人们变成了“没有精神的专家”，不懂感情的享乐者，变成了功效、金钱、商品、机器的奴隶。韦伯以现代西方政治官僚制度和经济制度加以具体说明。在韦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行政组织是高度“目的合理性”的组织机构。在这种行政管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形式化的、非个人性的、普遍主义的精神，一切皆建立在功效关系上。这种行政组织对于社会的管理和经济的发展，从效率、功效上看，远胜于历史上其它任何组织形式，“精确性、速度、清晰性、持续性、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降低物力和人力消耗等等。在严密的官僚制的行政管理中，这些都被提高到最适宜的程度”〔4〕。然而，西方行政管理中的目的合理性越增大， 就越是对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构成威胁：因为在官僚制度，人的一切行为都要听命于官僚制中，人的一切行为都要听命于官僚机器的指令，人的情感、内心精神需求、本能、愿望和创造力都要受到压抑，使人逐渐失去个性，变成“这架不停运转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并按照机器指定的路线行动”。
在经济活动中，目的合理性的表现方式，韦伯称之为“形式合理性”，即以金钱来计算，成为在资本主义市场和经济制度中决定经济活动的形式上最理想的方式。另一方面，这种以金钱计算形式运作经济的理性活动，必须以人与人之间的市场上的争斗为存在的基本条件。这就是目的合理性在经济活动中引起的一个道德、价值的矛盾：一种形式上最具理性的人的活动，却要以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为前提条件。在目的理性支配的经济活动中，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利润积累，人成为实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这就引起一个道德上的问题：从理想上讲，理性应把人的生活提升到自由、尊严和自主的境地，而在现实中，人反倒在理性的活动中，变成了追求与此目的背道而驰的工具，一切都变成了赢利的工具。
总之，目的合理性支配的行为，尤其是经济管理和社会行政管理机构中，逐渐产生出一种控制人的异己力量，个人在这股强大的异己力量面前，感到他的自由受到威胁，遭到剥夺。韦伯由此引出这样的结论：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目的—工具合理性的行为模式对人的本性、人的自由不啻是一座“铁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