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日本政府的农业和农村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日本政府论文,对策论文,时期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479（2000）02—0068—06
经过战后一段时期的恢复，日本的农业和农村得到了复苏。但接着到来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又给刚刚复苏的农业和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其走上了一条并不平坦的现代化道路。本文继“日本农业现代化特征概说”、“日本农村现代化概说”、“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日本的农业和农村问题”等文之后，撰稿对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日本农业和农村的分化变动与政府所施对策的情况作一分析介绍。
1 高速经济增长前农业和农村的概况
从日本战败，二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是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前的战后恢复期。
战败后的日本经济凋敝，粮食短缺，社会恐慌，国民生计惨淡，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为了安定社会，对日本顺利地进行民主化改革，美占领军总部直接指令日本农林省开展确保粮食基本供给和对农村实行民主化改革两项主要工作。在确保食粮方面，一面由美国援助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另一面实施旨在增产粮食、减租减息、增加雇用机会的紧急开垦计划。同时，国家对粮食和农用生产物资实行统一管制。农村民主化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土地改革，它是作为占领军在经济方面对日本实施民主化改造，即“财阀解体”、“农地改革”、“劳动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农村土改是由国家强制收买超过1 公顷以上的那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将其分别让卖给广大的贫雇农。土改后，81%的佃耕地变为自耕地，地主制度被解体，以新生自耕农为代表的广大农民获得了自由，成为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农村面貌的主要推动力。稍后，日本政府沿着振兴农业生产和巩固扩大农村民主化成果两个方向陆续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在推动农业生产方面：1948年制定了《农业改良助长法》，以改良农业技术、改善农户生活为目的，国家同地方的合作走上了正轨；1949年制定了《土地改良法》，由国家资助进行农田改造，作为增产粮食、稳定生产的有力手段；1952年制定了“粮食增产五年计划”，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强度增加；1953年设立“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有了完整的为农业服务的金融体制和专门机构；此外，在农产品价格上实施刺激政策等；这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巩固和扩大农村民主化改革的成果方面：1947年制定了《农业灾害补偿法》，以防止由于灾害造成的自耕农破产；同年还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倡导农户间的互助和推行农村政治民主；1952年制定了《农地法》，以保护土改成果，防止土地垄断；1954年组建全国“农协中央委员会”，同时解散了带有强烈的国家支配与运营色彩的原“农业会”。这一系列的农村民主化改造，为日本农业战后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日本农村从封建地主制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自立经营自耕农体制。
在上述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一系列改革和复兴政策的推动下，1949年粮食增产，食粮紧张得到基本缓解，1950年农业生产已大致恢复到战前水平，1953年超过战前（1933年～1935年）水平约三成，1955年农业大丰收，取得了这以前历史上的最好收成。农业生产结构也开始由战前米、蚕为主的农业向以米和畜产为主的农业转换。在农村，获得土地与自由的广大农民，焕发出了极大的生产与生活的创造热情，农业技术的普及和提高单产的精耕细作飞跃地向前发展，各种传统的乡村节日庆典、村镇演艺会、青年团活动、妇女会组织等生机勃勃、热闹非凡，到处呈现一派纯朴、真炽的乡村景色。可以说在跨入高速经济增长之前的日本农村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都处于最自由、最活跃、最有生气的黄金般的时代。
2 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农业和农村
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是被称之为“奇迹般增长”的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展，日本基本上完成了赶超西方工业先进国的历史任务，由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工业国家，挤进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宏观地看这一时期的日本主要有两大方面的飞速进展：一方面是国内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如以钢铁、机械、金属加工和石油化工为支柱的重化工业迅速发展，使日本成为世界重化工业的中心之一；日本太平洋沿岸经济地带的形成，成为世界四个巨大经济带之一；1962年第一座国产原子能发电站建成，1964年东海道新干线通车，1965年阪神高速公路开通，1968年超高层建筑霞关大厦峻工；1969年国民生产总值列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二号经济发达国，等等。另一方面是走向世界的国际化进展迅速，国际地位不断增强。1955年日本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1956年同苏联复交并加入联合国，1957年签署欧洲经济共同市场条约，1959年开始实施外贸自由化，1963年向关贸协定11国条约过渡，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向世界货币基金8国条约过渡、□加入世界经合组织（OECD），1970 年举办世界博览会，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等等。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日本国内发展不平衡，剧烈变动的时期，日本的农业和农村在这一时期经受了巨大的冲击和激烈的分化变动过程。
从1955年至1975年以日本高速经济增长为背景的日本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农业的转折、实施农业基本法、综合农政与制定过疏对策三个阶段。
2.1 农业的转折（1956～1960年）
1955年以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尽管农业在整个50年代的增长率为年均4.7%，相当可观， □但与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飞速增长的工业相比，相形见拙。在50年代前半期本已缩小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在1955年以后又迅速扩大，1951年农户家庭平均收入超过工薪家庭约三成，农民人均收入约为职工人均的九成，到1956年农户家庭收入只及工薪家庭的九成，人均收入约只相当于职工的2／3。这般变化使农民开始对前途感到不安。在非农产业高收入的吸引下，大量的农村人口开始外流，□1956□年～1960年，年均农户人口净减38.7万，农业劳动力净减20万人。此外，由于农业复兴后农产品供给已大为缓和，农产品价格趋于疲软，而农业生产结构还比较单一，所以，农业收入增长也比较缓慢。同50年代前半期相比，农业与农村的处境愈来愈趋于不利，农业出现了转折。
2.2 农业基本法时期（1961～1970年）
面对50年代后期农业和农村出现的转折，在各政党和社会各界的呼吁以及1955年西德制定《农业法》的影响下，日本政府1960年开始着手制定并于次年公布了《农业基本法》。制定该法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农业收入、缩小农工差别，使农民同非农劳动者享有同等的生活水平，使农户经营的农业成为能够自立的产业。《农基法》主要包括了两大内容，或者说是从下述两个方面来保证实现其目的：第一方面是调整生产结构，扩大经营范围。主要是扶持畜牧业、果蔬业等产品需要量不断增加的行业生产，适当压缩已有过剩趋势的稻米生产，彻底改变日本农业传统的稻、蚕单一结构，同时对农产品物价的上涨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从而增加农业收入的弹性。第二方面是农地的规划与改造。以土地的规模经营、导入机械化和农业生产基本设施配套为目的，进行农田规划建设，推进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其成为农户足以自立经营的产业。为了使《农基法》顺利实施，随后还制定了《农业现代化资金扶持法》、《农地法修正》等。后者是在1952年制定的防止土地垄断的《农地法》基础上，放宽了对取得土地的限制，认可农业法人获取土地的合法性，有助于土地兼并实现规模经营。《农基法》的实施，在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上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畜牧业和果蔬业比重增大，由1960年时的17.2%、13.0%增加为1970年时的22.6%、22.7%；稻米的比重在同期内由49.9%下降为38.5%；1970年在1960年基础上，畜牧业增加了3.69倍，果树业增加了5.22倍，蔬菜业增加了4.74倍，而稻米只增加了2.15倍，农业生产的多样性结构形成。只是由于过于担心稻米不足，仍对新开垦地实行奖励稻作，结果造成1967年大米过剩危机。
在农地规划与改造方面，由于遇到农民的强烈抵制，农田规模改造与导入大型机械化的一揽子计划搁浅，整个工作被迫从原来的计划上后退，土地的小规模零细经营依然存在。但在其它方面也有进展，在60年代后期实现了中型机械化，农业劳动时间投入大为减少，农业基础设施的整顿与建设也为农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在农业收入方面，1970年在1960年基础上增加了2.32倍，但农业经营费却增加了3.57倍；农户经济中，农业收入对农户家庭的支持率由1960年61.1%下降为1974年的41.4%，农业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例同期从54.9%下降到36.4%。总的来说《农基法》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作为培育自立经营农户的基本目的并没有达到。相反在整个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农户兼业化进一步深化，农村的过疏化甚至废村现象的出现等使农业和农村社会受到巨大的冲击。60年代10年间，平均每年农户人口减少81.3万人，递减率2.66%，农业劳动力每年减少42.9万人，递减率3.44□%，□农户兼业率由1960年的69%，上升为1970年的84%，土地分散经营状况继续存在的同时，农户经济的主要支撑来自于农外的兼业收入，如此状况已经到了不得不引起严重注视的地步。从另一方面看，尽管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培育以农业自立的农户这一基本目的没有达到，同时农业和农村又受到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强烈冲击而危机四起，但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脱农，为迅猛进行的重化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必须的劳动力，加上在农地改造事业中为工业发展提供的用地、用水等基础条件，都成为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度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
2.3 综合农政与制定过疏对策时期（1970年以后）
根据60年代末“基本法农政”的实施情况、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及面对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主要采取了两大方面的对策。首先，“基本法”农政的农田规划改造事业受阻，60年代后期土地流动明显减慢，农业劳动力的农外流出速度也从60年代前期每年60.6万人，下降至后期每年25.2万人，显然这样的发展既不利于需要不断地从农业吸收劳动力和扩展用地的全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也不利于农业本身的现代化改造。基于如此状况，1970年政府出台了《综合农政的基本方针》，该方针的着重点强调培育现代化农业，主要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在《农基法》的基础上，再次推进农地的规划与改造事业，进一步促进农地的流动和集中的规模经营；二是面对大量兼业农户生产经营的实际状况，推行兼业农户农业经营的协作化，使农业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合理配置，提高农业生产质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既解决兼业农户农业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又进一步促进农业劳动力的溢出；三是针对60年代后期大米过剩危机，实行大米减产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与60年代相比，政府对农业的调控和投入重点从偏重于生产调控与投入的措施转向70年代的偏重农产品价格、流通及增加农民收入的调控措施。国家的农业予算投入，在生产对策方面的比重由1960年的60.9%，到1970年的42.5%，1975年的39.7%；在价格流通及收入政策方面的比重同期由26.1%，到47.1%，49.0%。在“综合农政”出台前的1969年曾制定了《农业振兴地域整备法》，其基调也同“综合农政”一样，主要是在农地转用、流动的限制上放宽，税收上实行优惠，同时为确保优良农地而制止它的无序化流动和转用。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环，1970年实行了农业劳动者养老金制度；在农产品流通和加工方面，整顿和建设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批发市场，制定了向市场关系者融资的制度，加强了对中小企业的技术与经营指导，建立和实行了全日本统一农产品规格制和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质量标志制度等。其次，针对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要和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乡村过疏化等问题，1970年制定了《过疏地域对策紧急措置法》，1971年又出台了《农村地域工业导入促进法》。前者主要争对60年代以来，乡村地区人口急剧减少，以致不能维持乡村的正常社会生活和经济运行而采取的对策，即由政府资助对全国1093个过疏农山村的交通通讯、教育文化设施、生活环境设施及地域产业进行建设和扶持，其中交通通讯的建设与改善是重点，投入经费约占予算费用的一半。后者是为了提高农村的收入和解决工业劳动力不足，而实行的工业向地方分散的政策，以进一步促使农村劳动力的溢出，同时又减缓农村的过疏化和大城市的过密化，增加农村地区的收入，改善农村地区的社会生活水平。前后两项措施是相互策应的。通过这一时期的调整，70年代中期农户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基本等同或超过了城市工薪家庭，农村流出的人口有所减少，比60年代年均减少20万人左右；农村地区的现代化生活条件与设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如交通通讯网络与各种公共基础设施等的建设使乡村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城乡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农产品的流通与加工体系趋于完善化。
但另一方面，农地的集中仍然十分缓慢，农户拥有土地的规模逐渐向2.54公顷以上和0.3□公顷以下两极分化；□同时， □兼业化进一步扩大，1975年农户兼业率接近90%，非农收入超过农业收入的第二类兼业农户占全部兼业农户的比重高达70%以上；农业劳动力方面，1970年～1975年每年平均减少46.9万人，较60年代后期有大幅度增加，劳动力的高龄化和女性化引起劳动力质量的下降，农业后继乏人等问题进一步深层化；农业生产方面谷物自给率下降很快，1975年仅及40%，而稻米生产仍然趋于过剩，反应了农产品输入的自由化给日本本土农业造成的巨大压力，日本农民不得不向日本农业的一贯优势——稻米生产集中，同时，国民食物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是稻米过剩的原因之一。
3 结语
综上，在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背景下，农业处于一个被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出现的问题仍然很多。究其主要原因可以说：一是日本农业不是处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位置；二是政府的某些对策措施存在认识的历史局限。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部门，农业和农村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改革与国家发展中有关全局的战略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腾飞既发动于农村的改革，同时国民经济全面高速的增长又给农业和农村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继续与深化在很大程度上仍将依赖于农村的发展。旁观日本的情况，尽管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各异，但就目前中国的农村改革来看，农村的民主化、土地的经营方式、从偏重生产调节转变为偏重农产品价格和流通的调节（即市场和农业产业化问题）、重视农民收入（包含农村扶贫）等这些问题显然也是至关重要的，而政府在这些方面是如何考虑的，已经或将要采取怎样的对策，对中国农村与农业发展的影响将是关键而深远的。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农业及农村的发展关系及其问题对策在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下将会怎样？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无疑有助于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
收稿日期：1999—07—5；修订日期：2000—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