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丽萍:实际利率不应继续为零或负_cpi论文

何丽萍:实际利率不应继续为零或负_cpi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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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双重压力之下泛滥的流动性正在被视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洪水猛兽,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不同解读。面对不断增强的通胀趋势,人们的担忧和疑虑也日趋加重。在此背景下的中国货币政策是否将进入转换期?与此同时,人们首先必须要弄清的一些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流动性过剩?中国的货币发行总量到底超出多少,应该如何控制?又将如何治理流动性风险,以避免国家经济陷入长期滞胀?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贺力平,11月17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就上述问题较为全面和深刻地阐述了他的观点。

CPI超过3%就可能自我加速

《华夏时报》:目前人们对货币总量高速增长可能导致的通胀压力非常担忧。在您看来,中国当前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贺力平:我个人认为,中国广义货币即M2的快速增长,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其中伴随着一些程序性、结构性因素。这种趋势,被不少中国学者称之为中国经济中的货币化趋势。所谓货币化,是指中国经济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传统经济体制下那些不使用货币的交易,就要转换成使用货币的交易,这就会增加对于货币的需求。

最明显的例子是10年之前中国存在的福利房分配制度,其当时基本不采用或很少采用货币交易形式,而是采用实物形式分配。但现在,城市的住房已经货币化了,那么,这很明显,相关的货币需求必然增加。在农村地区,农民过去自产自销的农产品所涉及的货币比较少,农民自用房所涉及的货币也比较少,但现在,这些方面也很明显地都在转换成市场交易,所涉及的货币需求,也必然增加。还有,中国经济多年来的出口高速增长所伴随的创汇量巨额增长,在现行的汇率体制下,所有这些贸易盈余,最终都会向央行转换为人民币资金的形式,这也必然增加对人民币资金的需求。

总之,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和对外贸易顺差的持续生成,这两大因素,导致了广义货币增长快于名义GDP增长的趋势。但M2与名义GDP之比并非每年保持稳定。长期来看,其的确有上升的趋势,但又并非每年都会上升,而是跟物价水平的波动密切相关。在出现通缩的时候,比如在2000年和2001年,M2与名义GDP之比就相对较低;在出现通胀的时候,M2与名义GDP之比就相对较高一点,但这种相对较高也不稳定。当物价水平大幅上涨的时候,其比率实际上又会有所降低。

现在,我们所谈论的2010年中国经济,主要是针对2009年的状况来说。那么,2009年中国M2的增长速度相对较高,超过了27%,而当年的名义GDP的增长,却不到15%。

今年,M2与名义GDP之比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M2的增长速度,肯定要比2009年有所降低,我认为至少会降低10个百分点左右。而今年的通胀率,很明显会高于2009年;名义GDP的增长水平,也会高于2009年。所以,2010年M2与名义GDP之比很可能会比2009年略低或不会显著升高。

《华夏时报》:央行数据说,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统计局表示,截至9月底广义货币超过GDP两倍。这些数据是否意味着通胀必然发生?

贺力平:由上述的分析来观察M2的快速增长是否必然导致通胀的问题,我的回答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第二,不是。

所谓是,就是从长远来看,货币总量与GDP总量应该保持基本协调。但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和对外贸易顺差的持续生成这两大因素,也许我们还应加上中国资本市场相对不发达这第三个因素,使得广义货币增长快于名义GDP增长。这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但也可能有的时候还包含其他复杂的因素。

比如2009年,这是一个特殊的被称为国际金融危机之年,中国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大幅度增长。但当年的M2的快速增长,没有形成物价上涨的压力,是因为当时整体的需求相对还比较微弱。也就是说,所发行的货币,被人们储存起来了,并没有立刻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这部分多余出来的购买力,有可能在未来的时期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一旦其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就会形成通胀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是,即,多发的货币可能会是形成未来通胀的一个因素。

所谓不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即,虽然多发的货币有可能转化为现实购买需求或现实的通胀压力,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大部分的货币持有者要形成通胀预期,这样,他们在银行里的存款就会被提取出来购买物品和服务,从而构成追逐商品和物价的需求。所以,转化条件的关键就在于通胀预期。而通胀预期并非单纯的基于对货币总量过多的认识和判断。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看当前的通胀?很明显,10月份CPI已超过4%的水平,我个人认为,CPI这样的上升,主要并不反映通胀预期的恶化,而主要是由一些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所引起的,主要反映了中国当前农副产品供求的不协调和紧张状态。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暂时性或周期性的因素。换句话说,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未来通胀水平会持续走高、通胀预期会持续恶化。

但这也并不是说,面对当前状况,央行就可以无所作为,货币政策就可以不做任何调整。因为当一些农副产品出现涨价势头的时候,会对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产生带动的作用,也会带动社会工资水平的上升,从而带动CPI水平的进一步上升。所以,我认为,一旦CPI上涨超过3%,实际上会产生自我推动和自我加速的倾向,尽管其并不会形成一个压倒一切的趋势,却包含着CPI进一步上升的危险性。这时候,货币政策应该及时做出有效的调整,以遏制CPI自动上涨的势头。

前不久央行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些措施,都是非常必要的,但却未必是完全充分的,我们可能还要看近一两个月的数据,看形势是否有根本的好转。如果情况并不乐观,或许货币政策还要进一步加大调整的力度。

汇率机制可做应对通胀手段

《华夏时报》:很多学者强调美国因素所导致输入型通胀是中国物价上涨的根本动力。但我们看到,虽然中国和美国都采取了增发货币的政策以强行推动经济增长,为何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在其国内造成通胀,而中国却通胀压力不断增强?还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正是通过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不至于影响国内物价波动,另一方面非常轻松地“勾销了”中国的外汇储备。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贺力平:我很愿意回答你这个问题。从媒体报道的新闻标题上看,美国在实行货币扩张的政策,美国去年也实行了货币扩张政策。但实际上,中美两国的经济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性。

美联储扩大了基础货币的发行,但美国2008年、2009年和2010年都没有能做到广义货币的增长,而中国广义货币却是两位数的增长,这是一种巨大的差别。所以直到今天,直到2010年10月,美国继续面临的是通货紧缩的形势。美国的通缩形势并非物价水平的负增长,其CPI只有0.8%,这被很多人认为实际上是零增长,甚至是负的0.2%的增长,也就是在通货紧缩的边缘上。

而中国CPI在四个月以前已经超过3%,基本上没有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中美两国在最近两年,在宏观经济形势上,可以说有根本性的差别。美国到目前为止或者说在近期,是不存在通胀的。换句话说,美国既然不存在通胀,那么以美元形式持有的中国外汇储备在美国的购买力的价值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并没有因为美联储到目前为止的货币扩张政策而受到影响。如果有观点说受到影响了,那应该是对有关数据的不准确的解读而导致的误会。

至于未来美国是否会发生通胀,目前人们还不能打包票。但我相信当美国的通胀率出现像中国这样超过2%到3%的时候,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肯定会进行及时的调整,一定会从现在刺激扩张的政策导向转为遏制通胀的政策导向。只是在此时此刻,美国经济复苏非常的微弱,同时还面临通货紧缩的危险,所以美国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但这个扩张性政策还没有表现为广义货币的扩张。而中国是广义货币在扩张,即使央行已经采取了适度的收缩性措施,但到目前为止,广义货币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8%,尽管今年比去年已经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却还是很高。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中国大量的廉价出口消耗了国内的资源,推高了国内的物价。当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又有利于促进出口,不利于支持进口,这使得中国难以通过大量进口来平抑国内的物价。是这样的吗?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当前的经济关系形态是否必须加以改变?

贺力平:人民币汇率确实涉及到中国国内调节通胀的作用问题。如果人民币贬值,将会使得一些进口物品的国内标价升高,就会表现为我们在输入通胀;但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一些进口物品的人民币标价就会相应降低。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可以发挥降低国内通胀的作用。由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基本保持不变,也就使得人民币汇率在防范通胀方面的作用是中性的。但前一段时间,美元汇率在国际市场上走低,则人民币对欧元、日元也就相应贬值,因此以欧元或日元标价的一些进口物品的人民币标价,也就相应升高。这也就是说,因为人民币的相对贬值,中国从国外又输入了一部分通胀。

现在国内有部分学者包括我自己,也同意人民币对美元多升值一点,可以使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保持大致稳定的汇率,这样我们就不会从国外输入通胀。

所以我认为汇率体制上的一定的灵活性,也是一种用来应对国内通胀的手段,并且在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手段,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就是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较高,所以汇率的作用也就相应比较大。

实际利率不应继续为零或负数

《华夏时报》:央行最近在《201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继续引导货币政策条件逐步回归常态水平”,那么,在当前背景下,您认为货币政策目标、取向,包括汇率政策等,都需要进行怎样的调整才是真正有效的?

贺力平:货币政策的调整,主要是指几个方面。其中包括货币总量的增长速度,也包括货币的市场利率水平,还包括短期资金也就是流动性充足的程度,以及对外的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状况。关于利率水平,可以这样说,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通常人们是把利率水平和物价走势相关联,也就是说使用一个实际的利率水平。

所谓实际的利率水平,以最简单的例子来分析,比如银行存款与CPI变动率,如果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是2.5%,CPI一年内的上涨率是3.5%,一年下来,实际上是负的1%收益率,也就是说实际利率对于消费者而言是负1个百分点。很明显,这是不正常的。

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正常的或理想的状态,是实际利率为一个正数,而不应是负数。另外,对于生产厂家来说,其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利率如果是5.5%,如果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率是5.5%,则该厂家不需做任何努力,其生产的产品价格在第二年就会上涨5.5%,换句话说,对于这个生产厂家而言,其实际贷款利率为零。既然如此,其对贷款的需求就会很大,因为是相当于无成本的获得银行贷款。很明显,这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状况。

央行说,要使货币政策条件逐步回到常态,这里至少包含一个意思,即我们的实际利率不应该是零,更不应该是负数。还有汇率,很明显,不能偏离过去水平太多,我们货币供给量增长的速度,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广义货币有的时候也包括狭义货币,不能总是超过20%的增长率,否则就很不正常。所以就要使这些指标回归,所以就要调节,比如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操作、利率的操作以及汇率本身的操作,都包含着一些综合性的因素。

经济适度减速应是好事情

《华夏时报》:能否请您预测一下,今年年底之前,或者包括明年上半年,即短期内,国内外因素所造成的通胀,还有国内的货币总量状况等,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国内的货币政策,会有怎样的调整?

贺力平:从国际上来看,比如美国,当前其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通货紧缩,在未来,美国可能会转向通货膨胀,但什么时候转向,这是非常不明确的,因为这与整个美国经济的复苏程度很有关系。

我个人估计,在半年之内,我们是看不见美国经济有通胀的明显威胁。欧洲以及日本的经济都比较低迷,所以在他们那里,通胀的威胁,也非常不突出。但国际层面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领域,比如石油价格,其在最近一两个月内有很明显的上涨势头,但我认为这个上涨势头对于整个世界经济而言,还相对比较疲软,还不是反映基础层面的上涨,其与我们在2008年上半年之前所看到的油价的高涨,还不太一样。

从国内层面来看,通胀已处于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经济正面临相当突出的通胀压力,要求我们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做出有效的和比较大力度的应对,而且要密切关注近几个月的经济形势。因为近几个月的经济形势在中国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是自然年底,到了12月底,将是一年的结束;明年一、二月份,刚好是中国农历春节时期,都是传统的消费旺季,所以,控制通胀的压力比较大。从这个意义上看,为了比较有效地遏制通胀压力,很可能需要央行做比较积极的应对。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经济学界也有分析说,美国经济可能会在2011年到2012年间,出现二次探底,而中国经济也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到2013年可能会出现内外需双碰头的状况,因此国内的货币政策可能需要随时进行调整,您怎么看这个分析?

贺力平:我认为,美国经济的二次探底实际上现在差不多已经出现了,在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出现中止迹象,因为其国内经济又遭受到新的问题,包括其次贷危机的延续,后续的所谓不良资产处置遇到障碍,还有一些州等地方政府的财政出现赤字危机,可以说,美国经济已经面临二次探底或者说已经处在二次探底的边缘上。以后会否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暴露,现在很难肯定。我们还看到,欧洲经济也遇到主权债务方面的新的困扰。而日本经济也比较低迷。因此,我们说,欧美经济在2010年下半年已经与上半年有很大不同,我们假定二次探底已经在发生了,只是这次探底的程度不如第一次那么严重。美联储的二次数量宽松,所针对的,正是美国经济的二次探底。

在中国国内,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正是对前期偏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回调。这种回调的原因实际上有好几个。包括中央政府要控制投资增速,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力度在4万亿的基础上没有再加码,4万亿尾期,增速将有所降低;还有地方政府财政扩张也在减速,很多地方政府都要面临清理整顿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所以其支出也就相应要减少;在一些传统的投资高增长的部门或领域,比如房地产业,现在不再继续加快增长,以后其增长速度可能还要有所回落。这样一来,国内投资的增长速度近期会有一个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下调。这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好的趋势。我认为,现在并不需要中央政府再出台一些刺激经济的计划。

另一方面,目前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形势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居民购房购车以及出游旅行等方面的消费增长都很正常,没有任何明显的问题,这个势头对于中国经济保持较高速度即超过8%的增长率,有很好的支持作用。再从出口来看,其增长速度也仍然乐观。所以,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程度下降,不是很大幅度的下降,有合理的成分,需要政策加以特别的调整和应对,反而是个好事情。近半年内,宏观经济政策如果更加突出地重视和控制通胀,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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