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培育及其整合效应
——以浙江省绍兴地区为例
应小丽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摘 要： 市场逻辑严重动摇了内生于乡村组织的身份系统及其整合机制。> 新乡贤的培育建基于乡土社会的内在需要，但又具有相当程度的建构性，是政府自觉、文化自觉与个体自觉共同推动的产物。> 新乡贤正在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力量，在实践价值和秩序生产层面推动了乡土社会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和文化的创造性整合。> 区别于传统乡贤，从主体结构来看，新乡贤扬弃了血缘，扩展了地缘和业缘，类型更加多样化。> 从权威来源来看，新乡贤立足内源性生产，追加了外源性授予，贤能是关键。> 从功能生产来看，新乡贤扬弃了控制，拓展了服务，发展性功能更加突出。>
关键词： 乡村振兴；新乡贤；整合；吸纳
1 研究缘起与个案概况
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社会将以什么方式挖掘内部动能推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乡村振兴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伴随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基于人与人依赖关系之上的乡土社会逐渐被基于人与物的依赖关系的现代社会所取代，新的适应多元性、流动性和差异性社会的中坚力量若未能有效生产，将严重制约乡村振兴的进程。于是，值得追问的命题有：其一，乡贤作为数千年支撑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能否与现代化兼容并发挥作用，如果不能，那应如何再造适应乡土发展的主体力量和整合力量。其二，当国家从战略高度赋予乡村振兴强大的外源性动能时，内生性动能从何而来，突破口在哪里，何以可能与外源性动能构成互进互促的关系。对这些问题，有许多的解释机制，但乡土建设的主体力量和内生性动能缺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有鉴于此，培育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激活内源性动能成为刻不容缓的实践和理论问题。
进入20 世纪，伴随外来冲击与乡村颓废，社会各界围绕乡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展开了多维度的认识。一是基于变迁的视角研究传统乡土精英的角色与功能。在杜赞奇笔下，正是因为乡土精英的外流破坏了传统乡土文化网络，导致了国家政权内卷化[1]25。二是关于传统绅士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当属张仲礼与费孝通的研究。前者基于史书对传统绅士的涵义、构成、社会属性、职责、地位和流动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2]，后者基于社会学视野分析绅士、皇权和绅权，进而得出“乡土重建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3]。三是关于新乡贤基本属性和职责的研究，认为新乡贤是新时期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主体，其核心作用在于重塑文明乡风、凝聚乡邻等[4]。四是基于文化与传承视角探讨乡村建设。针对20 世纪出现的乡土衰败情况，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特别强调以文化重建农村，但受制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以文兴乡”的主张在实践中成效式微。进入21 世纪，“以文兴乡”再次受到政界和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软实力。例如鲁可荣提出以乡村教育为载体，活态传承乡村文化[5]。有的从治理的角度探讨乡贤文化的适应性。例如黄海提出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6]。在这个命题上，徐勇敏锐地注意到了“以文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特点，但同时也指出，在今天推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以文治理”的过程中，传统乡贤已不复存在，但乡贤精神则可继承，这就是对社会公益精神的弘扬，塑造新乡贤文化[7]。
无疑，上述理论成果为我们更好地从主体力量认识乡村振兴提供了许多相关性结论与启迪。但值得注意的是，置于个体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高度市场化和流动性的农村区域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再造乡村振兴主体力量和激活功能，相关的研究较为有限。本文以浙江省绍兴地区为例考察新乡贤生产与功能发挥，其原因便在于此。本文所提供的经验素材来自笔者长期的实地调研，特别是2015 年以来对浙江省绍兴地区不定期的实地调研。期间，笔者重点考察了绍兴市上虞区及其乡贤文化研究会、枫桥镇及其乡贤联合会、柯桥区及其漓渚镇乡贤联谊会和柯桥区九板桥村乡贤参事会，并以外来新乡贤身份参与了金华市傅村镇乡贤联谊会的系列活动。
绍兴地区是一个拥有乡贤文化、师爷文化、鲁氏批判风骨、商业精英儒家情怀等诸多深厚历史文化的江南古城，是著名的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名士之乡，以此为考察对象较具典型性。
作为拥有7 000 年文明史的浙江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市上虞区是浙江省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是中国古代大舜的出生地，是梁祝传说中的英台故里，也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虞舜“孝感动天”和曹娥“投江寻父”构成了孝文化的源生地。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mpeting financial interests.
绍兴市柯桥区安昌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师爷文化之乡”。全镇面积18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65 万人，外来人口6.5 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20 063 元，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浙东著名的水乡古镇。安昌镇重点探索建立镇级乡贤联谊会和村级乡贤参事会，已成立镇级乡贤联谊会和12个村级乡贤参事会，吸纳乡贤会员757 名。
40年来的改革开放，提升了我国农药工业国际化水平，中国农药不断走向世界。国家的开放政策促进了农药出口，形成了出口贸易的良好氛围。
2 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发掘与吸纳
新乡贤作为一种当下的民间权威，其身份的获得非天然继承，需要一系列制度、权威资源、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态的支持与发掘，其功能的激活需要以吸纳为前提。
2.1 制定标准，界定并推选乡贤
就公共参与效能而言，较之一般乡民，新乡贤更能利用自身阅历、能力和财力，充分发挥参事议事的作用。在漓渚镇开展“我为家乡发展献一策”活动中，收到《关于总结提炼“棠棣精神”、强化“美丽乡村”建设文化内涵的建议》等69 条；有的乡贤利用自身特长在基础设施建设、村级发展、基层治理、重点工作推进、矛盾纠纷等方面献计献策。外来乡贤作为区人大代表，更是积极为群众代言，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在职党员乡贤纷纷开展各种服务。上虞乡贤研究会主动提供文化智囊服务，助力上虞水利局建成了十八里景观带，助力政府成功申报国家级“中国英台之乡”和“中国孝德文化之乡”。
2.2 多渠道发掘，联谊乡贤
受制于绝大多数乡贤离土离乡、分布在不同领域的客观制约，乡贤发掘与身份建构需要地方政府给予撬动的支点。地方行政组织主要借助以下方式构建常态性联络机制，发掘并联谊乡贤。第一，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在绍兴地区主要以天南地北绍兴人为载体，广泛收集外出经商乡贤信息。漓渚镇以“民间人才”千人计划为载体，引导星级民间人才加入乡贤，以“五类先进模范”评选挖掘乡贤新力量。其中，从2013 年9 月开始，漓渚镇通过摸底统计发掘100 多名乡贤，并建立外出乡贤数据库。安昌镇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专门工作小组，向分散在全国各地的91 位乡贤发出诚挚邀请，从回执中了解乡贤信息和家乡情怀。目前，安昌镇9 个村已有乡贤参事会会员600 余名，已全部建立了乡贤数据库。第二，利用春节等重大节假日回乡时节开展联谊活动，广泛邀请乡贤参加重点工作和年度工作通报会，现场参观重点工作与重大工程进展情况。第三，以家乡重大活动为契机，联谊乡贤。在漓渚镇，每年利用兰花节邀请乡贤出席并参加村企组织的联谊活动和文艺活动。在安昌镇，免费为乡贤发放古镇景区门票，邀请乡贤回乡参加古镇腊月风情节等文化节会。第四，定期寄送家乡宣传资料。从调研来看，镇级乡贤联谊会均编辑专刊。如《枫桥乡贤》《漓水渚水》《村落文化》《漓渚动态》等宣传资料定期寄送乡贤，让乡贤全方位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第五，充分运用网络、微信、手机等各种载体，建立QQ 群、微信朋友圈等日常联系平台，通过“向乡贤寄一封家书”“征集乡贤微心愿”等倡议活动，凝聚乡音，增进乡情。
2.3 成立各类乡贤组织，规范化吸纳乡贤
“农村社会组织功能重构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的秩序失衡，在现代市场和政治体制双重路径引领重塑的过程中，推进了农村建设各系统的良性互动与均衡发展。”[8]在绍兴地区，最早注意建构组织吸纳乡贤的当属2001 年1 月成立的上虞区乡贤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家以“挖掘历史、传承文化”为己任的民间研究机构。从调研来看，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组建各级乡贤组织的做法较为普遍。在绍兴地区明确镇级成立乡贤联谊会、村级成立乡贤参事会的组织架构。2014年底，绍兴市柯桥区由区政法委牵头，以漓渚、安昌两个乡镇作为试点率先开展，相继建立乡贤联谊会、乡贤参事会等，制定规范的乡贤参事会章程，明确组织程序和组织职能，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确保乡贤组织在地方治理中到位不越位、有位更有为、规范不乱为。在安昌镇，2014 年12 月5 日成立乡贤联谊会，2015 年3 月成立安昌镇首个村级乡贤参事会，至今全镇已有12 个村组建了乡贤参事会，共有会员近700 名。在漓渚镇，2014 年12 月27 日成立了乡贤联谊会，共有77 名乡贤加入。2015 年2 月28 日，九板桥村利用春节期间乡贤聚集的时机，成立柯桥区首个乡贤参事会，共吸纳村级乡贤24 人。
实验2 仿真中设置Tw=1.5Ts和Twc=1.5Tsc，盲检测算法对接收信号的处理输出如图4(a)、4(c)、4(e)所示.再考虑Tw=4Ts和Twc=2Tsc(满足前文提出的周期参数设计方案)，盲检测算法对接收信号的处理输出如图4(b)、4(d)、4(f)所示.
2.4 建构乡贤功能发挥机制，明确公共责任
实践表明，作为一种民间权威，乡贤地位的正当性需要在参与公共事务中获得。现阶段新乡贤参与地方治理的作用主要有四个方面，即组织联谊，增进乡情；加强联络，听取乡音；聚财聚智，服务乡亲；组织乡贤，参与乡事。从形式上看，主要以会议参事和服务参事两种方式开展活动。会议参事即镇村两级定期向乡贤组织通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也会定期邀请乡贤代表列席重要会议，主动征求意见建议；服务参事即建立乡贤组织成员履职承诺制度，乡贤分别认领服务岗位，并向当地村民(居民)做出服务承诺。例如，柯桥区根据乡贤自身能力和特点，分类组建决策咨询、乡风督导、纠纷调解、志愿服务等团队，先后组建花卉协会、“和老师”民间调解团、戏迷联谊会等7 个民间社团组织，引导乡贤做好村级决策“智囊团”、矛盾调解“老娘舅”、公益事业“热心肠”、乡风文明的“引领者”。
2.5 弘扬与关爱乡贤，强化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功能和角色发挥的前提。在乡贤与乡土社会弱关联的情形下，新乡贤的公共情怀、使命感和责任感仅仅依赖情感驱动和自身的软约束将很难持续，更需要对这种公共身份、公共情怀给予呵护而非仅留住记忆，强化他者和自我的身份认同，进而有助于形成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生态。在绍兴地区，这种呵护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活化乡贤正能量的记忆场。在醒目的公共空间、村庄文化礼堂开辟名仕长廊，设立乡贤榜和乡贤风采展示。其二，宣传乡贤楷模，赋予村落共同体的认可。例如，有的村以村志编写为契机，将乡贤参与家乡建设、热心公益事业的先进事迹编入村志，寄送至乡贤。其三，宣传乡贤文化。除了上虞区乡贤文化研究会本着“挖掘故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的宗旨、积极宣传乡贤人物事迹及其精神以外，地方行政组织也积极开展乡贤精神“进学校、进家庭、进社区、进景区”等活动，利用村文化礼堂定期举办乡贤文化讲座。其四，关爱乡贤。这主要表现为当乡贤遇到困难时，地方政府和村落共同体及时给予解忧排难。
作为越国古都、西施故里，诸暨具有2 000 多年的建城史，孕育了14 位两院院士和130 多位将军。作为浙江省的历史文化名镇和诸暨市的经济重镇，枫桥不仅历史上商贸发达，在今天，以依靠群众、预防和调解为主化解基层矛盾的“枫桥经验”更是享誉全国。枫桥文化底蕴深厚，史书上曾称其有“中州之风”和“枫桥三贤”。2016 年4 月来自全国各地的70 多名乡贤相聚家乡，以“乡亲乡愁汇聚乡贤，见贤思齐共谋发展”为主题召开“2016 年枫桥乡贤大会”。
3 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整合效应
在一定意义上，乡愁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源自于市场经济理性瓦解了基于自然、习俗、血缘的生产结构和整合秩序引发的发展性焦虑。因此，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愁问题同样需要在市场化进程中加以解决。一方面需要持续不断地通过外源力量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需要从乡土底色和村落内部汲取营养，再生产主体力量和内聚力。上述分析可见，新乡贤的生产是政府自觉、文化自觉与个体自觉共同推动的产物。从发展逻辑上看，政府自觉主要表现为再生产乡土权威的标准和支持基础，旨在从外部强化乡贤身份及其公共责任，助推乡土内部整合秩序。从村落公共性再生产逻辑上看，文化自觉关注的是村落自身对过度逐利文化生态的一种自我矫治，是一种“社会治理中的伦理‘返魅’”[9]56。个体自觉关注的是新乡贤对公共责任自我身份的认同及其自我强化。与传统乡贤生产相比，绍兴地区新乡贤的生产与整合呈现了扬弃式的创造性供给。
3.1 建言献策，智力整合，助力地方发展的重点工作
适应流动性、异质性、多元性与离散性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地方行政组织不仅对乡贤进行了定义而且制定了标准。从调研来看，乡贤被定义为各村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有影响的贤达，包括本地精英、外出精英和流入精英等三大类型。其中，加入村级乡贤参事会的村级乡贤标准主要有：第一，担任一定职务且热心村级事务的党政干部；第二，区级及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第三，热心公益慈善事业，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家；第四，有道德声望、受到当地群众认可的老同志和村(居)民；第五，有道德声望、在相关领域有影响的社会名人。加入镇乡贤联谊会的乡贤标准除了上述要求外，还包括党政干部要求担任正科级及以上职务，企业家要求年销售额3 亿元以上，道德要求基本一致。确立标准后，各村(居)乡贤按推荐和自荐相结合的方式推选。村(居)“两委会”在征求本人意见的基础上，推荐、自荐产生的乡贤人选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同意，并报镇政府复核。从漓渚镇乡贤榜来看，共有各类乡贤100 余名，其中教育类10 人、医疗卫生类7 人、工程类专家8 人、书画艺术4 人、经济管理21 人、各级政府部门现职与退职领导50 多人。总体而言，新时代优秀领导干部、成功企业家、学有所成的医生教师文人、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
3.2 引资聚财，财力整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作为一种公共身份，维护与增进地方经济发展是乡贤生产和拥有权威的基础。一是积极发挥乡贤信息、人缘、业缘等优势为家乡引进好项目、大项目牵线搭桥。枫桥镇乡贤联合会自成立以来，由乡贤参与引进的项目资金达20 亿元，单在2016 年召开的乡贤大会上，就引进项目6 亿元。二是回乡投资。例如，乡贤徐某、刘某等花木商选择在漓渚或周边乡镇投资过亿元。三是乡贤众筹，市场化运营。为方便项目的引进和资金管理，枫桥镇乡贤联合会根据经济能人较多的主要特点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众筹乡贤人力、物力和财力，集零为整，以公司化经营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3.3 反哺桑梓，物力整合，助力地方公益发展
从调研来看，在当地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新乡贤通过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济贫帮困等反哺桑梓。首先，以众筹方式设立各类公益基金。在安昌镇，国际村乡贤参事会成立爱心教育基金，各位乡贤每年筹资10 万元，用于奖励优秀学生、资助困难学生。针对村内公益设施落后，九鼎村参事会成立的第二天就筹资200 万元以建设一个村文化礼堂和家宴服务中心；棠一村31 名乡贤捐款18.4 万元支持《村志》编撰工作；棠二村乡贤参事会27 名乡贤捐资100 多万元，并划出50 万元作为文化礼堂公益基金，用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在漓渚镇九板桥村，在乡贤参事会成立当天，24 位乡贤捐资66.1 万元，建立公益基金，用于村里开展困难帮扶、大病救助、升学奖励等；乡贤钱某在道路建设、扶贫帮困等方面捐资超500 万元。
其次，创造性地运用市场化方式增殖公益基金。乡贤们积极发挥各自的经商优势，努力做到既“钱生钱”又能助力公益。其中，九板桥村公益基金的运营较为典型。九板桥村参事会将捐赠基金分成60 万元本金和6 万元突发事件应急资金。其一，坚持本金不变利息扶贫。60 万元本金分为3 等分，每年从24 名乡贤中轮流产生3 名乡贤，每名乡贤负责让20 万元本金“鸡生蛋”，年底一次性归还本金及利息23 万元，并由其他乡贤担保签署协议。年底9 万元利息用于帮扶困难村民和奖励本村优秀大学生。其二，设立突发事件应急资金。剩余6 万元用作突发事件应急资金，主要用于帮助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或恶性疾病致贫的村民，缓解燃眉之急，发生突发事件则使用该笔资金，若金额不够，乡贤们再另筹资金。其三，共筹村组建设资金。在确保66 万元乡贤基金专款专用、本金不变的情况下，村里若有重大建设计划，乡贤们也将积极参与，另筹资金，共同推动九板桥村的健康发展。譬如，为鼓励适龄青年应征入伍和被批准入伍的青年安心服役，2015 年征兵时九板桥乡贤参事会特拿出一定资金，奖励2 名新入伍人员每人1 000 元。
3.4 调解纠纷，秩序整合，助力解决地方发展的重难点问题
在环境治理、征迁工作、产业转型升级等重大公共事务推进过程中，如何有效平衡个人、集体与国家等多元利益，愈益成为乡村振兴和地方治理的重难点问题。较之普通乡民，新乡贤凭借德行、技能、声望等影响力拥有更多话语权，尤其是在处理“合情不合法，合法不合情”等难点问题上具有“在乡”优势。一是征迁工作中的带动、沟通与说服。例如，在乡贤张某等带动下，短短一周就完成了棠二、棠棣村美丽乡村连接线道路的征地赔偿工作；在大步村拆迁中，大步村乡贤倪某利用回乡省亲时机，帮助村里做好2 户亲友的工作，促进旧村改造。二是环境整治中的倡议与带动。在乡贤王某、朱某等印染企业负责人的倡议带动下，全镇12 家印染企业105 台定型机全部安装了废气收集处理装置。又如，在漓渚村乡贤的积极帮助协调下，较好解决了一些信访遗留、农贸市场征地等难题。三是帮助解决经济纠纷。例如，在乡贤张某的协调、帮助下，较好解决了30 多位花农在云南昆明经营中的租地、花木偷盗等问题。另外，从调研来看，除上述以乡贤个体的方式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之外，在镇级层面成立了以乡贤为主体的“和老师”民间调解团，充分发挥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老军人、老代表等“五老”优势，不仅积极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而且定期“坐诊”，听取上访人员诉求，摸排和调解本镇辖区内的矛盾纠纷，从源头和善后安抚方面助力地方社会和谐。
3.5 志愿服务，特长整合，助力地方社会建设
基于公共情怀和志愿精神，乡贤充分发挥自身的特长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一是文化服务与政策宣传。例如戏迷、舞蹈联谊会的乡贤指导群众学唱地方剧，教群众跳广场舞、排舞；利用“一村一戏”巡演、“一月一唱”晚会等形式，广泛宣传平安创建、五水共治、环境整治等政策法规，积极配合党委、政府中心任务的开展。二是技术传授和市场信息服务。例如，针织、花卉协会乡贤为花木户、针织户开展技术指导；社会服务类乡贤通过互联网收集、发布花木针织市场信息，指导农民生产经营，经营能力强的乡贤还积极为当地家庭工业壮大拓宽销售渠道。三是挖掘与传承乡贤精神。绍兴上虞乡贤文化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奔走于田野，抢救了大量本地濒危文化遗产，整理完成乡贤史料1 000 余篇，出版多本文化专著。在漓渚镇，从事文化相关工作的乡贤通过微信群等方式挖掘漓渚乡贤文化，深挖花乡历史，传承花农背着“钿篓”闯出大产业的吃苦精神，弘扬外出乡贤创业拼搏、回报乡亲的精神等。
4.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做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工作。自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环境保护税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税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热烈期盼。税务机关要狠抓落实，确保环境保护税在广西顺利有序开征。
各级政府及农业科技部门继续加强农民科技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科技种植意识，切实掌握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加强马铃薯的产前、产中、产后科技服务，从育种、选种、病害防治到储藏诸环节给予指导，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多措施、多渠道帮助农民解决生产销售中出现的问题，提高马铃薯生产中的科技含量，大力推广马铃薯丰产保优栽培技术。
3.6 乡风涵育，潜性整合，助力地方乡风文明建设
愈益渗透乡土的资本和市场逻辑严重地挑战着内生于乡村组织的身份系统及其整合机制。在此背景下，作为最重要的乡贤文化形态和乡土主流价值观的引路人，新乡贤的力量不仅仅表现为有形的物质财富、信息供给和技术资源，更体现为公共素养和乡风涵育等软实力的提升。区别于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新乡贤呈现的是一种公共取向的相互交往与行动，这种取向有助于集体行动和公共精神的推进。从秩序整合层面而言，新乡贤作为身边的榜样更富有感染力，这对广大村民尤其是年轻人，将会起到一种无形的文明和道德的感染，见贤思齐、修身齐家的滋润在无形中以其软约束引导与规范人们的行为与角色，成为村庄共同体的惯习，使每个成员成为合规的个体，为村庄的整体性与有序性提供重要基础，进而构成乡土整合的隐蔽机制。
4 经验与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新乡贤的产生具有强烈的建构性。但是，地方政府认可是公共权威与身份产生的必要条件，乡贤权威的真正来源仍在于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公共责任的担当、地方共同体利益的维护。换言之，新乡贤的产生在实践中更具有实在性，其生产和维续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推动乡土的有机团结、助力地方治理的社会性整合过程。
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素有“百年老镇”“千年兰乡”之美称，明设漓渚关，清称漓渚市。总人口3.53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2.22 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24 012 元。其中，花卉苗木、针织家庭工业是该镇的两大特色经济，先后被命名为“中国花木之乡”“中国针织名镇”。目前，漓渚养兰户有500家，上规模的养兰户百余家，从事花木产销村民占全镇人口的27%，经营人员足迹遍及全国除西藏、新疆之外的所有省份。其中，笔者又重点调研了该镇的九板桥村。九板桥村是个百“姓”村，在全村245 户890 人中有姓氏25 种，平均1 种姓氏不到10 户，另有迁入姓氏44 种，约2 公里千年商道贯穿村庄。据说村妇为纪念亡夫，也为让全村人不再受摆渡不便之苦，倾尽家产修建由九块石板铺成的桥，村名由此而得。全村集经商、花木、针织于一体，农民人均收入23 350 元，其中花木经营大户85户。九板桥村文化积淀深厚，现今还保存有大小两个墨池，相传为“书圣”王羲之修禊之处，村民传承王羲之勤奋练笔的精神，信奉“一勤天下无难事”。近年来，村里先后组建了篮球队、戏曲队、排舞队等文体队伍，并在相关赛事上获得荣誉。2015 年2 月28 日，九板桥村成立柯桥区第一个村级乡贤参事会，会员24 名。
从主体结构来看，扬弃了血缘，扩展了地缘和业缘，更加多样与开放。传统乡贤除了科举应试、入仕为官外，基本上都在乡村安身立命。新乡贤主体结构更加广泛与多样，包括德高望重的返乡官员、老党员老干部、创业成功人士、老教师老专家、优秀民间人才、优秀道德模范，遍布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超越了血缘，扩展了地缘，并更多地从业缘及其影响力来建构和吸纳乡贤，因此呈现出外来创业成功人士、外来媳妇被吸纳为乡贤的开放特质。
从权威来源来看，立足内源性生产，追加了外源性授予，贤能成为关键。区别于农耕社会内部授权的传统乡贤，新乡贤的权威身份呈现出政府与民间双重授予特征，绝大多数新乡贤脱离农耕日常生活，有的离土离乡，与乡土社会的依赖和关联逐渐弱化。在这种情况下，乡贤标准的界定，乡贤组织载体和工作定位的建构总体上依赖政府亲力亲为。在此意义上，乡贤资格与身份首先来自于地方行政组织的授予，但有了资格与身份的外在表述并不等于有了权威。总体来看，在公共伦理、经济理性和发展主义多重支配下，“贤”和“能”仍然是根本性的权威来源。这就需要乡贤通过参与乡事、反哺桑梓、扶助乡民和照顾贫弱等责任义务的履行，以“贤”获认可，以财富创造之“能”助权威的获得与提升。
从功能生产来看，扬弃了控制，拓展了公共服务，发展性功能更加突出。从历史上看，适应静止的传统农耕社会，传统乡贤的功能生产遵循的是一种特殊主义原则，主要局限在为族人、族产等提供庇护，以实现对乡民和村落的控制。适应农村大流动、大变革、大市场的现实需要，新乡贤的权利义务已不再局限于村落共同体自身，渐已扩展抑或被赋予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引资聚财等发展性功能，包括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在行事规则方面，作为一种现代公共身份，新乡贤在立足村落的同时也不断超越，遵循普遍主义和合作主义逻辑，向业已存在的公共治理及其规则负责，建构与村民、与国家的正向关联。
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改革难度大，压力大，矛盾也比较多，许多问题并没有现成答案，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学校体制改革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关键内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总体而言，新乡贤之“新”除了继承公益性、权威性与民间性等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标识外，还在于它更广泛的公共性、发展性、标杆性和授予性。绍兴地区新乡贤的生产及其整合效应对当前乡村振兴提供了若干启示。
通过对人类原始先民们在生存劳动活动模式和社会生活活动中思维状态的考察，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观察到，原始人类先民们力图能够对生活其中的外部自然界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通过不断地试探和摸索、不断地试错，不管是采取“物活感”“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原始法术”“巫术”“神话”“传说”“禁忌”等思维方式(即“本悟”“体悟”“感悟”“领悟”等思维形式)，还是运用直观、猜测、暗示、情感、隐喻、移情、联想、想象、理想、“观照”乃至幻想等思维方法，甚至采用“假象取藕，以相譬喻”，“引譬连类”，举一反三，连类不穷的滚动思维进行运化熔冶整合的手法，尝试认识自己和解释自己与周边客观现实对象性世界的关系。
启示一：作为乡村振兴的宝贵资源，乡贤及其精神不能缺少，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个没有公序良俗和公益为追求的村落共同体，必定是一个离散的、无希望的村庄。在乡民利益与村落共同体弱关联的情况下，乡土公共精神将是乡村振兴的坚强堡垒。只是随着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日渐多样多元，在物质决定意识的逻辑下，更需要在秉承公共、公益、秩序和规则等乡贤精神基础上，推进乡土的有机团结，更好发挥新乡贤的能动性和发展性功能，这不仅可以使乡愁拥有安放之地，更重要的是赋予新乡贤获得感和受尊重感，让年轻人在对新乡贤这种公共身份的期待、接受和认同中赋予建构自我公共身份的方向感。
启示二：新乡贤的生产与整合功能有赖内外培育与激活。历史上，乡土情怀与公共责任的萌发根植于与乡土社会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紧密联结，源自于生于斯、长于斯共同体的长期熏陶而自然成长。然而，伴随乡村市场化愈益渗透，传统乡贤及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日益消解，尤其是当下乡村社会经济、社会关系不再是乡贤必需依赖时，新乡贤成为了不在场的“陌生的知己”。在此情况下，若没有外力的积极影响，不在场的乡村主体对村落的认同及自我身份的认同极易弱化，直至逃离。在实施乡村振兴中，为了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一方面乡土社会需要在身份系统和整合系统方面作出适应性转型，以情感认同、身份认同和利益互促广泛建构与吸纳不在场的乡村振兴主体力量，同时积极培育在场的乡村振兴主体力量，共同整合乡智、乡情、乡资，构筑村庄发展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曾先生在车上要求警察将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当地时间凌晨2点半左右，曾先生三人被带到“林地公墓”附近。曾先生向环环形容称，“当时周围一片漆黑，打开地图一看是片墓地。我认为这对于中国老人而言是一种侮辱，是警察在捉弄我们。”
启示三：政社合力是一种务实的理性选择，但必须明确各自边界和功能定位。为避免社会失灵，大流动、大剧变的乡土社会需要地方政府在主体培育、机制整合和规制等方面更好发挥主动性，唤醒新乡贤公共情怀与使命担当。绍兴实践表明，地方政府不仅重新定义了新乡贤的身份标准，而且释放了新乡贤的整合功能。地方政府的定义与释放在一定意义上是在用新规则重构乡村整合机制，这样做不仅能够减少乡村的离散倾向，而且能够强化国家与乡土精英的正关联，使得地方治理能够在更大范围获得乡土支持。当然，政府作用的发挥必须以尊重乡土、服务乡土和释放乡土社会活力为前提。因此，需要建立这样的理念：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新乡贤生产及其整合功能的释放不能止步于建构，根本之处在于规则供给和搭建实践平台、建立长效机制，使这种身份建构与整合渐成惯习和生活方式。对于新乡贤主体而言，身份的界定和赋予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责任与担当，但需警惕把这一身份当作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避免“金钱侵蚀公益性”[10]；对于乡土社会而言，在借力发展的同时亟待强化新乡贤的自主生产机制，增强村庄有机团结，赋予可持续的内源性发展动能，这既是乡土社会成长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乡村振兴的迫切要求。
参考文献：
[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谢俊贵.中国绅士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2(7)：13-21.
[3]费孝通.中国绅士[M].惠海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石珍.“新乡贤”对乡村发展的价值[J].党政论坛，2017(4)：54-56.
[5]鲁可荣，胡凤娇.乡村教育复兴与文化传承路径探析——以浙江四村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117-123.
[6]黄海.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5-09-30.
[7]徐勇.两种依赖关系视角下中国的“以文治理”——“以文化人”的乡村治理的阶段性特征[J]. 学习与探索，2017(11)：59-63.
[8]李志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组织功能演化特征、路径及趋势[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20-125+160.
[9]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10]张俊.NGO 视角下的乡贤理事会初探[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90-95.
The New Rural Elite Production and Its Integration Effect Du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Taking Shaoxing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Ying Xiaoli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
Abstract：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increasingly challenges the identity system and its integr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inherent in rural organizations.The new rural elite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internal needs of rural society，meanwhile，it also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constructiveness. As the outcome of the joint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s consciousness，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the group of new rural elite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It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manpower，material，financial，intellectual，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local society in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production of practical value and order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ounty sages，modern county sag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in structure，abandon the consanguineous relationship in their work，but extend the geopolitical and karmic relationship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horitative source，standing on inherence，modern county sages was also support by governmental grant which depend on personal virtue and abil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e function，modern county sages give up controlling but develop the range and quality of service.They stress more on their development func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new rural elite；integration；inclusiveness
中图分类号： D6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19)02-0118-08
收稿日期： 2018-11-19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发展新常态下简政放权的浙江实践与回应式政治研究”(17NDJC274YB)，项目负责人：应小丽。
作者简介： 应小丽(1970—)，女，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午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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