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托”困局——上海中小学生“四点半现象”求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局论文,上海论文,中小学生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10月，上海坚持义务教育“一费制”，取消晚托班收费，由此，不少中小学校因无利可图而纷纷关闭“晚托班”。整整两年过去了，四点半以后接孩子放学仍是家长最头疼的问题。为此，很多社会机构与教育界人士都在研究破解“晚托”困局的对策，一些由社会机构承办的新型晚托班也应运而生，这种新形式能否为广大家长所接受？如何化解孩子放学后无处可去、无人照看的现实矛盾？政府又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
记者观察
晚托班的“前世今生”
学校晚托班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加快，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工作压力骤然加大。工作节奏的变化也打乱了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生活节奏：工作比较忙，独生子女的孩子比较小，该怎么办？为了满足家长的需要，学校开发了“晚托”这一面向家长的公益服务项目。
晚托最开始的功能很简单，就是在正常的学校学习活动结束以后，学校帮助家长“托一托，管一管”孩子，主要的内容也就是写写作业，做做游戏。但是，随着升学压力的加大，家长对晚托班的期许也发生了改变：除了简单的托管，总还希望晚托班能够帮助提升一下孩子的学业成绩，希望老师能够教授一些补充性或者是提高性的知识。于是，晚托班开始变味，一部分晚托班演变成了补课班，另一部分则演变成了兴趣辅导班。由于办班牵涉到场地、教师等一系列资源的投入，收费开始在一些学校的晚托班中蔓延开来，公益味淡化。
那段时间，市场经济也给本来宁静的校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曾几何时，学校开出的各类晚托班可谓五花八门：奥数晚托班、作文晚托班、新概念英语晚托班、美术晚托班，有些晚托班开始的时间更是与家长的下班时间相去甚远，下午六点开始，八点结束，不少家长为了能让孩子在学校多接受一点额外教育，产生了先到学校接孩子回家吃饭，再把孩子送回学校学习，晚上再把孩子接回家的现象。同时，家长间的攀比也在晚托班中滋生开来，别家的孩子报的班，自家的孩子一个也不能落下，就这样晚托班不仅增加了家庭的经济压力，更让孩子们苦不堪言，“白天上学，晚上上班”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
晚托班与补课班，满足家长需要与学校办班收费，小范围的托管与大面积的补课，发展学生兴趣与增加学生负担……这些正常与不正常的情况交织在一起，晚托班乱象开始引起社会的讨论，同时也引起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关注。
在媒体报道中，大多说是教育行政部门取缔晚托班，实际这是误解。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的两项政策可以说是推动学校晚托班消亡的直接原因。一是“减负”，从课程、教学时间上对学校的教学进行了相应的规范；二是“一费制”，严格规范了学校的教育收费。学校不得向家长收取任何规定之外的费用，这直接扼制了晚托班的变相态势。
晚托班取消了，矛盾却又转移到了家长的身上，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并非视而不见，但晚托班确实是一个难言之“痒”。上海市教委曾请来一些家委会、街道和学校的代表一起来研究并进行实验，但由于成本较高并未获得广泛认可。据记者了解，晚托班问题还上过市教委主任办公会议讨论，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托管不是教师的本职工作，晚托班会占用教师学习和教研活动的时间，如果教师要用业余时间来补回学习和教研活动时间的话，那么“收费”应该被允许，并要给教师以相应的报酬，但这又与“一费制”相违背。
晚托班何去何从，悬而未决。
晚托班困局亟待破解
在上海，机关、企事业单位下班时间与小学放学时间并不协调，不少机构的下班时间都在下午五点后，甚至是六点，这样的时间差使得大部分的家长难以腾出时间去接送孩子。
放学了，父母还没来接的孩子只能把校园里的长凳当作“小课桌”
面对晚托班的取消，家长只能采取各种方法来应对。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5％的家长选择由家人接孩子回家，而接孩子的任务更多地落到了家里的老人身上；23％的家长选择聘请家庭教师接孩子，并辅导孩子做作业；12％的家长聘请钟点工接孩子回家并对孩子加以监管；只有6％的家长会让孩子自行回家。而近六成的家长表示愿意选择通过社会途径解决晚托班取消所带来的难题。
事实上，传统意义的晚托班即使存在，也已经无法满足目前家长的需求，徐汇区一位刘姓的家长告诉记者，家长其实并不想见到孩子放学后被简单地“关”起来做作业，更希望孩子能在放学后参加有意义的兴趣活动或学些综合技能，晚托应该根据学生的意愿，让他们做一些他们喜欢并且有意义的事，成为他们成长的一部分。
对于学校晚托班的退出所带来的真空，一些社会机构、组织、个人都在尝试通过建立新型的晚托班来填补这个兼具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空白点，可实际的结果却并不乐观。两年前，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曾计划开办面向社会的晚托机构，并期望利用自身在课程开发、资源利用能力、家长信赖度等方面的优势提升晚托班的品质，但最终，由于体制约束，无法在收费问题上实现突破，这一美好的构想最终不了了之。同样，长宁区某街道办在过去几年里每周五开办社区学生辅导班，但由于社区拿不出足够的资金派校车接学生，而且社区也没能力聘请专职教师，如今辅导班早已夭折。一位社区负责人表示，资金的问题严重影响着社区晚托班的开办，以往学校的晚托班都是不收费的，如果社区晚托班收费，家长会有意见，但不收费，又没有充足的资金保证晚托班的安全和质量，家长又不放心，希望能得到更多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帮助。
单靠政府的力量，似乎无法完美地破解晚托班的困局。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这些计划流产的同时，很多人都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共识，举办晚托班的最佳主体应当是社会力量，因为这不仅能很好地解决收费主体的问题，排除学校、政府乱收费的可能性，从长远看，把办晚托班定义为市场行为，可以培育晚托班市场，一旦越来越多的社会机构涉足这个领域，就能利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家长多元的晚托需求，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但市场运作的结果却并没有带给我们惊喜，卢湾某社区晚托班邀请了社会上一家教育咨询培训机构来承接办班，因为需要专门花钱外聘各科辅导教师，购买各种辅导资料，每天租用校车接送学生，所以每位学生每月需缴纳620元的学费及150元的接送费，这个数字将大部分家长拒之门外，目前该班仅仅只有5个学生。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单一的市场化运作无法真正解决家长对于孩子安全问题的担忧。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他孩子所在的晚托班，虽然开办时间已有两年并且从未出现过安全方面的问题，但很多家长对社会机构主办晚托班依然存有疑虑，尽管有专门的教师接送，但他还是经常亲自送孩子前往：“如果晚托班能够直接借用学校的场地，那样安全系数会大大提高。”同时由于相关部门没有制定过针对社会晚托班的收费标准，客观上造成了收费不透明，也让家长无所适从，而更让家长关心的莫过于这些社会晚托班的资质问题，一位祁姓家长不无担忧地说，由于没有政府认可的相关资质，在选择晚托班时，家长始终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境地，无法对晚托班的质量与合法性作出准确的判断，而一旦出现问题，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举办的晚托班遭遇瓶颈的根源恰恰是没有将社会力量、企业、政府放在一个平面进行有机的整合。针对家长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基于价格、内容、安全等各方面考虑，家长最为推崇的晚托班模式是“社会机构主导＋政府支持＋企业捐助”这种三位一体的模式，超过半数的家长希望以这种模式来解决小孩放学后生活出现“真空”时段的问题。而更多的家长则对社区、政府及社会力量三方都寄予了厚望，希望三方能联手化解上海家长的“四点半焦虑症”。
没有晚托班的日子，这样的孩子何去何从
经验借鉴
徐汇区的“四点半小课桌”
平泳佳
平泳佳，本刊记者
下午四点半刚过，17个一年级的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在田林第三小学退休教师陈玲娣的带领下走进了位于徐汇区桂林西街的康健社区运动场，每个孩子都穿了一件亮粉色的交通安全服，一路上显得格外的醒目。“立定！”随着陈玲娣的一声口令，孩子们迅速喊“一二”立定，有一个胖胖的男孩没有站稳踉跄着多走了一步，引来孩子们的一片笑声。此时，一旁的门卫大爷正在清点孩子的人数，迅速关上运动场的铁门，搬了一把木头凳子坐在门口远远地看着孩子们排队。规范却不失宽松，活泼却不失安全，这便就是记者对徐汇区“四点半小课桌”的第一印象。
很快，陈玲娣便组织孩子们在体育场一角的儿童乐园里进行“找朋友”的游戏，由于康建社区运动场有一块专门开辟给低龄孩子进行运动的儿童乐园，所有的运动器材都是不易碰伤孩子的塑料制品，孩子们在草地上愉快地嬉戏打闹着，笑声甚至吸引了围墙外的路人驻足观看。
结束了户外活动，孩子们排队来到二楼的教室，放下书包，按固定的座位坐下来。一个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陈玲娣让每个学生走上讲台，往每个孩子的小手上倒上洗手液，再三嘱咐孩子们要仔细洗手，随后为每位孩子倒一杯纯净水，让大家吃一些自带的点心，然后开始进行辅导。陈玲娣告诉记者，晚托班的教师除了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和安全外，另一个主要的功能便是辅导孩子功课。和一般意义上的补课不同，“小课桌”的教师要根据孩子所在学校的教学进度进行辅导，分担一部分学校的教学任务，每周这里的教师都要和孩子所在学校进行沟通，把讲解试卷、背诵默写乃至思想品德教育放到这里进行，从孩子们与陈玲娣的对话与交流来看，她已俨然成为了这些来自三个不同学校的孩子们的“第二班主任”。
“四点半小课桌”的发起者、某教育咨询机构的负责人邱静告诉记者，为了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2006年12月18日，他们联合知名快餐品牌必胜客在徐汇区康健社区共同推出了“四点半小课桌”的晚托新模式，从学生四点半放学离开校门起就由专门教师接到指定地点，安排一系列的户外活动、学习辅导，一直到六点钟家长前来接回。两年来，周边三所小学的近50位学生走进了这个特殊的课堂。学生覆盖了小学阶段的所有年级，教师也从最初的2名发展到了现在的5名。
事实上，“小课桌”两年来在教学活动在安排上也有了很多的改变，从最初单纯的课业指导发展到目前与学校教学内容保持高度的互动，并充分利用放学后的一个半小时时间，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有计划地对学生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心理、体魄以及人格等进行培养，使“小课桌”从形式到内涵都走出了晚托班、补课班、特长班的老模式，所以被很多家长称为解决“四点半焦虑症”的第一块“试验田”。
尽管“四点半小课桌”开办两年来发展态势良好，得到了社区与企业的支持，也有了一定的社会美誉度，但邱静显然还有着更多的愿望：“晚托班走社会化的道路是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开始关注晚托班社会化的问题，目前‘小课桌’获得了必胜客与昂立教育在经费与资源上的投入，成为了半公益性质的组织，但如果要走得更远、更好，势必需要政府的扶持与鼓励，需要相关政策法规的健全与完善，需要相关公共资源的开放与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越来越多的社会化晚托班长期良性地发展下去。”
“四点半小课桌”能走多远
陈玲娣是孩子们在校外的又一个老师
徐汇区“四点半小课桌”的孩子们有专人去学校接，还需要穿上“安全服”
上海区县“晚托”新模式
虹口区广中路街道在社区内开设了晚上五点至八点的晚托班，据了解，街道开设的晚托班提供接送、晚饭、课业辅导一条龙服务，多数利用社区活动中心的场所，收费比社会开设的晚托班低一半左右。广中路社区晚托班负责人庞女士表示：“我们希望能和学校、社区建立联动机制，学校找出那些确实需要晚托的学生，送到我们这里来。社区的退休教师可以当我们晚托班的老师，为孩子辅导功课，我们则给予他们适当的补贴，也不用再花额外的钱向社会进行招聘。这样可以将成本降到最低，也能发挥我们社区晚托班的功效，给学生家长带来真正的便利。”
事实上，学校、家委会、社区紧密合作已经成为了破解“晚托”困局的一次有益尝试，形成了由家委会作为决策主体，社会第三方机构开办，学校配合，家长自愿参与的一种全新的“晚托”运作模式。
而在静安区，一种新的晚托模式——免费“爱心班”也在新学期悄然兴起。日前，静安区教育局明确规定，政府将出资为学生晚托“买单”，为每位学生投入12元／月的经费。记者发现，与以往晚托班“收费、单纯学科辅导、简单的看管功能”有所不同，现在的“爱心班”不再是“关门做功课”，它更有针对性，内容也更丰富。静安区教院附校校长张人利说：“‘爱心班’不仅可以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发展兴趣特长，还能帮助学有困难的学生‘查漏补缺’，同时解决双职工家庭接孩子难的困扰，可谓一举三得。”
各国如何应对放学难题
德国
在德国，传统的中小学课时安排是下午不上课。因此一般小学到中午一点左右放学，中学生是两点以后才回家。随着妇女就业率上升，孩子放学以后怎么办正在成为困扰德国家长的问题。目前的解决办法是：一是加快开展转变全日制学校的速度。但这是有争议的，因为这无疑要增加教师的工作量，要增加师资，这也就意味着要增加教育经费，一讲到钱，德国的事情就不太好办了。也有反对的声音是来自各种体育、艺术等协会的，因为孩子下午上课就意味着这些协会会员的减少，所以变为全日制学校的进展在德国各州很不平衡。
二是增加课外辅导站。这主要是面对小学生（10岁以下），家长付一定的钱后，学生放学后就可以留在学校里，由专人照顾，从吃午饭到辅导做作业，直到组织一些游戏活动。
德国孩子的课余生活主要还是参加各种协会，仅我居住的小城市诺依斯，人口不过十多万，就有十几个足球协会，其他如乒乓、柔道、网球、体操、游泳等协会更是数不胜数。这个小城市还有自己的音乐学校，所以德国孩子有着健康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按照兴趣，由社会（当然也包括城市政府部门）的各种协会组织安排的，这是德国社会的重要功能之一。顺便说一句，这些组织的主持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在协会工作是无报酬的，正是这些“义工”，为德国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课余生活，让孩子放学后的课余生活过得健康愉快。
（旅德学者 梁晓）
日本
日本小学生一般都在下午三点半放学。孩子家长一般不用接送孩子上下学。一方面是因为小学基本离住宅区比较近，日本的道路及治安相对比较安全。不过为了万全起见，学校一般会把各年级的孩子们合在一起按照住的地方分为几组，由年长的孩子带领低年级的孩子回家。
如果放学时家里没有家长，孩子们会到学校附近的学习中心学习或玩耍，那里仅仅起保护的作用，不提供学习辅导。
这里的学习中心主要指的是日本各区政府设置的儿童馆等设施。这些设施一般都免费向学生开放。从早上九点半到下午六点左右，周末也开放。儿童馆的馆长由政府职员担任，而日常工作则主要由该区域居民担当。这样的设施在日本相当普遍。孩子们可以在那里看书、玩游戏、打球、做手工等。
（旅日学者 丁妍）
英国
英国的中小学生都是早上九点上学，下午三点半到四点放学。他们的课外体育活动都是利用放学后和周末时间进行的。课外体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各校都不一样。比如，有的学生被挑选为本校的传统项目运动队（如足球、橄榄球、游泳等）的队员，有的学生是当地体育中心组建的运动队（如体操）的队员，这些学生是为参加校级或更高一级运动会作准备的。有的学生参加学校或地方组织的培训班；有的学生放学后在本校或校外的操场玩，由看管学生的人带他们做一些包括体育项目在内的活动；还有的学生周末或假期由家长带领到郊外骑自行车或爬山。
（旅英学者 林莉）
各方观点
上海市特级校长顾惠樑——必须以某一方作为责任人
晚托班不仅仅只是在一段时间中帮忙看住孩子，不让他们闯祸就完事了。从学校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学校只负责学生的在校教育，对于放学以后如何安排孩子的时间，无论是从《义务教育法》的履行来说，还是从学校教学计划的实施来说，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另一方面，教师也希望在学生放学后能更多地将精力放在教学准备和教学研究的工作上。而且，在学校之外，晚托班的问题还与其他一些部门和机构相关。比如，物价局就一直不认同晚托班的收费。因此，总体上来说，小学生四点半放学后如何安排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对于“四点半小课桌”的试验，我觉得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个难题。但是，这样的试验还是难以真正推广开来的。我的观点是，不管是哪几方来参与这件事情，必须要以某一方为主，作为责任人来落实。比如，以学校为主，那么责任人就是学校，其他的社会力量可以参与进来，提供相应的力量和资源，如果是以社会力量为主，那么责任人就是相应的社会力量，学校作为参与方，可以提供相应的人力和场地等资源。所以，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基于“办人民满意的义务教育”这个目标，充分考虑目前中小学生家长在学生四点半放学这个问题上面临的实际困难，拿出具体的方案和措施，并且在制度、经费、管理等方面给予配套保障，敦促相关责任方执行和落实。
（采访整理／《上海教育》记者 官芹芳）
上海社科院青少所副所长、上海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抱弘——既要“管好孩子”也应发挥校外教育作用
由第三方、非政府部门来举办晚托班应该是一件好事，政府如果什么事都大包大揽，最终只会是吃力不讨好，“四点半晚托班”的应运而生可以说是教育服务社会化的一个体现。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晚托班应该承载哪些功能以及如何加强对晚托班的管理。在韩国，也有类似晚托班的社会机构，它的名称叫“精英学校”，很受韩国百姓的欢迎。学生们放学后会去“精英学校”，那里是韩国学校教育的有效延伸，与我国许多围绕考试开设的补习班不同，“精英学校”所开设的是极富个性的、满足学生各类素质发展需求的兴趣班。“精英学校”也因此成为了韩国校外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之一。
我认为，加强晚托班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面对的绝大多数是未成年人，这就涉及安全、教育等问题。因而，政府有责任对“晚托班”举办者的资质进行认定，并对收费规范、安全卫生标准等问题进行监管。不同的区县也可以依据不同的区情，制定不同的管理条例。
同时，要使晚托班不仅能起到“管好孩子”的作用，更能发挥校外教育的作用；使家长不仅能放心，更能开心地将孩子放入晚托班，还需要社会、教育部门、社区以及家长共同联手。教育部门可以卸掉举办的责任，但却不能卸掉教育指导的责任；社区不仅可以利用社区教育的资源，也可以承担起监管的责任；而家长参与管理，能使晚托班更贴近需求。
（采访整理／《上海教育》记者 计琳）
现代教学杂志社总经理李泽军——政府需积极应对社会需求
我和妻子都是新上海人，女儿就在我工作单位附近的一所小学读三年级。原本以为学校离单位近，上学放学接送方便，但没想到小学放学这么早，而我们两个人最早都要下午五点才能下班。所以，到目前为止，女儿放学后谁去接，放学后的时间怎么安排利用，这些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现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晚托机构，我们也去实地考察过，但是感觉不是很满意。
一方面是安全问题，不可能让孩子自己去晚托机构，也不可能让家长把孩子从学校送到晚托机构。我认为推广社区晚托服务是个不错的建议，但地点的选择最好是就在学校附近，或者直接就放在学校里，也可以选择几所学校的中心点，由专人负责去学校接送。
另一方面是质量问题，即晚托机构能提供什么服务内容。现在比较多的晚托机构还只是在给孩子提供一个放学后的去处，做做作业，做做游戏，更多的是把时间打发过去。如果要把这段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势必将对晚托机构的举办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工作人员是否具备一定的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经验，能否开设一些兴趣类课程。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资质问题。面对市场的需求，政府部门应积极应对。或将其纳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以不营利为目的向市民提供服条或及时制定相关准入门槛，使社会机构的进入有章可循，也便于对这一市场监管。
（采访整理／《上海教育》记者 赵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