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心路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路论文,青年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作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几十年来已经深入肌理地汇注于当代中国的文化身脉，影响着数代人的价值意识、道德取向、思维范型、审美情趣、语言习惯、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因此，“毛泽东现象”在本质上不是一种个人现象，而是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身。在学术界，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之“起点”问题，至今鲜有人问津，因而我们难以觅得“毛泽东现象”自身展开的内在底蕴。有鉴于此，本文欲填补这方面的缺憾。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应当把“起点”看作是文化生命的种子——整体思维的胚胎，其特点是涵括思想展开的诸方面的胚芽。“起点”本身是不完备的，但正因为如此，它才“赋有引自身向前的冲动”[1] (P535)——力求自身完备的内在动力。真正的起点就是中介点。它是前一个逻辑行程的终点，又是后一个逻辑行程的起点。因而，起点就不能被理解为站在逻辑链条之外的一个初始的“原因”，相反，它是一种向内的进展和深入，它不是产生一系列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而是逐步展示出它的深度和潜藏的真理。我们据此解喻毛泽东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之源，可见其乃是中国现代化事业从“西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其顶峰)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中，隐藏着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潜势，当然也含纳毛泽东晚年失误的主观元素。“起点”的思想资料源于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人类前途之展望——追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大本大源”
青年毛泽东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时期，是传统专制制度及其文化价值认同系统全面崩溃，而由辛亥革命创设的“共和”新政体屡遭挫折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感受着强烈的疏离感、失败感而陷于迷茫和迫切的寻觅之中。这种如焚炽情和理智追求交织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主旋律。国人围绕“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展开见仁见智的空前探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学说，既来自“先进的”西方，又适应了“五四”爱国主义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怀疑；而且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价值意趣，也使得那些对于狭隘的“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启蒙学者倍感亲切。于是，“五四”新青年主体顺理成章地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寻求救国新径。毛泽东作为“五四”新青年的一员，是本着根本解决人类问题的抱负去追索“大本大源”——宇宙与人类发展的根本规律，从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中国数十年的近代化历程：“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才而以之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岂有不动者乎？”[2] (P85)从中可见：
其一，青年毛泽东相信，在整个现象世界背后，存在着一个终极本源，它代表着“宇宙之真理”。这个“真理”乃绝对独立并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精神本体，因而它是冥冥中控引宇宙、社会、人生千汇万状的“大本大源”；人间一切事功俗务，成败祸患，强弱美丑皆取决于它。而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之所以成效甚微，就是因为未抓住“大本大源”而只在“枝节”上下功夫。对此，国人应该充分警醒，今后要在抓“大本大源”上下功夫。
其二，人类能体悟“大本大源”的质底在于：“大本大源”禀有既超凌于人心而又存具于人心的二重品质，因而它必然通过人类意识来发显。毛泽东说：“发显即本体，本体即是发显，合无量数发显为一大本体，由一大本体分为无量数发显。人类者与本体有直接关系，而为其一部分，人类之意识，亦即与本体之意识相贯通，本体或名之曰神。”[2] (PP229-230)此处“本体之意识”即指“大本大源”；而“人类之意识”，是指本源的发显，也即其表现形式；而二者接榫，就能“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
其三，人类中之圣人只要感通“大本大源”，就能获得发显普遍真理的心力，据此改造社会则无往而不胜。青年毛泽东认为，圣人乃人中之杰，所以能先于小人领略“大本大源”；而圣人据此发挥心力，就能动天下之心——民心，得民心者自然得天下。这种思想虽在未脱“圣人救小人”的儒家传统，但它却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着眼于下层民众，认为唯有动“天下之心”才能动社会，这就承认了(虽然更我从负面)民众之社会变革的主体地位；二是承认民众(小人)心中也具有“宇宙真理”，因而在于小人也具有转为圣人的可能性，只要圣人能够成功教化小人，社会就可泯“圣凡之界”而达“天下皆为圣贤”的圣域。
青年毛泽东沿循这一心路而走向社会主义：他求索人类社会的“大本大源”，终于在唯物史观中合逻辑地找到了答案；毛泽东欲动“心下之心”，必须设置民众能够接受的奋斗目标，而社会主义恰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价值观的。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求索“大本大源”以彻底解决人类问题的思趣贯彻始终，只不过在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追循历史必然性”成了这种思趣的另一种表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社会与思维演进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因此，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宇宙运动的“大本大源”；“对立统一规律”具体化为历史必然性，表现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展现的社会发展“五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贯穿于阶级社会(后四阶段)的发展动力始终是阶级斗争(它是社会基本矛盾社会的现实体现)；因此，“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由此可见，在毛泽东追求人类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大本大源”的理性中，潜藏着一个“心”、“民”、“动”统一的逻辑结构：“心”处激发动员“民”的社会关怀和热情，通过“动”的变革实践而改造中国社会。这种思维模式构成了毛泽东的“群众运动”路线的基本思想要素。
毛泽东的信念确实触及中国历史的本根，因此具有很大的真理性。毛泽东为此奋斗而取得的成就，也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他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战略思路，鞭辟入里地部析了旧中国实行着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制度，而且缺失现代社会所需的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问题的民主机制，因而选择阶级斗争为新民主主义开拓通途，成为他成功实践的得意之作。然而，毋庸讳言，毛泽东对人类社会的“大本大源”——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也存在不足之处：“从本根上的客观性”把握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辩证决定论。它确认人是历史的主体，承认经济必然性也会在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的反作用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并且认为，历史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才能实现，“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被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3] (P393)。依据这种视角，历史必然性只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趋势只有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才能实现；但历史必然性本身不能选择这些条件，它遇到什么条件只能是一种机遇，即偶然性。所以确定的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们社会实践的非确定的偶然性才能实现出来。偶然性因此成为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形式并使同一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带上不同特征的烙印。据此，观照毛泽东在建国之后的实践，尽管也有颇多建树，同时却存在不容忽视的历史性失误。其中最大者莫过于不顾历史境遇与中国国情的变迁，继续沿用群众运动的阶级斗争方式来强行自己认定的社会主义终极目标(“大本大源”)——“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圣域”，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二、个体生命之意义——“精神个人主义”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既然人类的前途在于追求宇宙的“大本大源”，那么个体生命只有融入这一追求，才能获得终极关怀的意义。这就是说，寻觅终极本体——以根本解决人类问题的思维，是宇宙问题的实质，而个人在这种寻觅中所获得的生存价值，是人生观问题的核心；前者乃后者的根基。由此，决定了个人以“大本大源”应负的责任与实践主体地位。据此，毛泽东将“大本大源说”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结合，锻铸出自己的“精神个人主义”。按照青年毛泽东的思路：
首先，“精神个人主义”的落脚点是“主我的个人”。西方的“个人主义”指称，个人作为构成国家和社会的最终实体，是社会与国家的基本目的，而不是达到他律目的的手段。因此，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个人有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其负责，借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毛泽东将这种“作为社会与国家基本目的的个人”提升到“宇宙本体”的地位，强调“我即宇宙”，“己即神”，以张扬个性解放和呼唤主体意识，反对儒家传统之“无个人”的伦理专制主义。这样，毛泽东就将个人求索“大本大源”的活动归结为“自利”行为，据此逻辑延伸，在利己利他的关系上，利己乃逻辑上占先：“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故谓不可不利他可也。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决然与我无关而贸然利之者也。果如其说，则‘个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诸义亦说不去。”[2] (P141)
其次，“精神个人主义”专注的层面是“精神”——道德。青年毛泽东认为，“我即宇宙”的真涵乃“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2] (P590)。所以，个人求索宇宙“大本大源”的“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价值”[2] (P147)。“唯圣人不喜欢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乐利)；而喜欢精神之乐利”[2] (P591)。据此，圣人禀有不被小人同化的精神特质：“圣人之所为，人不知之，曲弥高和弥寡也，人恒毁之，不合乎众也。然而圣人之道，不求人知，……并不怕人毁，故曰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毁之也愈甚，则其守也愈益笃，所谓死守善道是也。”[2] (P593)那么，为什么圣人能坚执“精神个人主义”呢？毛泽东指出：这是因为圣人把信仰建立在理性之上，因而得道，人往往要先得道才能守道。由此可见，精神的本质也即道德。
最后，“精神个人”的终极关怀在于建立“道德理想国”。圣人君子得道的目的，不是超凡出世，而是积极入世以救小人。青年毛泽东说：“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之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11] (P89)由此可见，“精神个人主义”的逻辑从实现自我始，又从小我走向大我，服务于大我终，其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人人皆为道德君子的“圣域”。
毛泽东的“精神个人主义”同样是他走向社会主义的诱因。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是“以个人与社会相统一为本位”，这就要求社会成为保障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真正的集体”，而这种“真正的集体”存在的前提即是所有个人都能以主体身份参与公共事务。这就与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个性的“忘我”价值观背道而驰。“忘我”价值观认为：普通个人是社会的工具，因此没有自我生存的理由，而专制统治者乃国家的主人，所以理所当然成为社会集体的代表；在这种意境中，个人维护社会利益必须服从专制统治为前提，即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彻底“忘我”——为统治者而自我牺牲是最高的道德义务和价值。相反，毛泽东的“精神个人主义”却认为：人之所以拥有做人的权利，其正当性源于“我”的正当性，个人的生命“权利”是一种道德原则，用来确定和准许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自由——意味着个人有权做自我生存和自我创造的行为并自我负责；不仅如此，个人还应将责任扩延至社会与他人，尽自己所能服务于社会与他人。这样，“精神个人主义”的逻辑顺理成章地导向“以个人与社会相统一为本位”的价值取向。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毛泽东这种从“精神个人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理念，由于过度地肯定了首先价值因而轻忽物质幸福层面，所以无可规避地带有某种乌托邦情结。这种情结特别反映在毛泽东的晚年实践中，无论是他对于人民公社运动的赞美，还是对张鲁式的共产主义作风的称道，共产主义在他的心目中，最重要的内涵已不是马克思所肯定的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人的整个身心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是它所象征的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这决定了毛泽东晚年的实践带有悲剧的色彩。
三、实践理性之真谛——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态度
在青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致中，尽管包含着实现“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情节，但他对求索“大本大源”的实践保有清醒的头脑。在他的眼底，尽管赋有“精神个人主义”的圣贤人物，能为“大本大源”的实现作出巨大贡献；但即使“真理在手”的人，如果不顾客观情势而直奔理想目标，也只能在历史的曲折路径中四处碰壁而一事无成。特别是在小农经济与专制政治已渗透民族文化血脉的近代华夏，其古训积演与保守惰性成正比，而“文明早熟”则与适应“世界历史”的能力成反比；这样，历经数十年的落后挨打才有与救国志士的反复呐喊，然而，仍沉沦于故有文明而不能自拔。据此，圣贤人物在中国追求“大本大源”，不能执迷于学理教条，而应根据具体国情采用可行性的现实主义态度。毛泽东指出，现实“乃指吾之一生所团聚之精神、肉体在宇宙中之经历”[2] (PP203-204)。以此审度未来理想，一方面，由于“未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2] (P205)，因此它不是行动的出发；但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又不能放弃未来理想；因为“理想者事实之由也”，没有理想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就没有行动的目的性、自觉性。
毛泽东的现实主义理性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发展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4] (P801)正是依据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难题。在毛泽东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时代，源于西欧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后现代”的理论；而马克思所预设的社会主义，是以扬弃“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前提。《共产党宣言》曾根据“五形态”的社会演进论，把现代化规定为东方农业社会的当下任务，而将社会主义革命设定为西方工业社会的历史使命。因此，根据经典理论，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并不处于同一的时间和空间序列。这样，当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时，就难免产生某种理论与实践的错位。毛泽东正是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完成了东方古国向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从而达到了理论与实践双重超越。这具体表现为：
首先，毛泽东依据世界历史的新格局，慧眼独具地创建了“古今中外法”。“古今中外法”中的古今是从时间的角度把握文化及其传统的沿革过程，中外是从空间的角度正确察验与处理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把这两方面对照起来研究，在全方位上实现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融会创新，这就是“古今中外法”。毛泽东明确界定“古今中外法”的价值取向是：借鉴历史经验要求现实实践服务，吸取中外文化要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把这两方面结合为，就是“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5] (P752)。其次，毛泽东按照“古今中外法”将新民主主义设定为社会主义的前站。毛泽东深知，在农业文明根深蒂固的近代中国，要径直过渡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以的。因此，他运用“古今中外法”创设了新民主主义论，借助新民主主义这一近期目标的实践来为社会主义的远景催生。新民主主义论立足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性，在鉴古辨今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自由(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繁荣(工业化)、文化先进(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三位一体的现代纲领。它不仅是对近代维新运动、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改革运动的价值整合，而且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前景(新民主主义目标只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最后，毛泽东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开拓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独特路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性质上迥异于苏俄十月革命，中国国情也不同于苏联。而在毛泽东执掌中共的领导权之前，中国革命曾一度将苏联经验教条化而大受其害。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中国革命局促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民族实际之间的巨大时空距离而无所适从时，他匠心独运地超越了教条主义的理论范式(劳资阶级斗争)，在东方农业大国中发现了触目皆是的农民大军，据此，他规约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农民)和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毋庸讳言，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并非全然合拍。在马克思的笔下，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农民则被归结为落后生产关系的残余阶级。而毛泽东却从中国农民那里找到了变革社会的回天之力，提出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创造性思维。由此，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理论禀有原创性意义；它昭示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农业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可行性途径。
然而，毋庸讳言，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在他的晚年实践中有所削弱。毛泽东晚年，当其权威人格达到顶点时，他陷入了运用权力来实现社会主义终极目标——大同理想——的迷误，因而早年的乌托邦情结又一次凸显出来。此时，他已不能务实地反思：自己认定的大同理想是否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事实上，毛泽东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目标存在着明显的歧异：尽管双方的“人类解放”思趣都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但马克思的慧识意在人的本质力量和创造性潜质的自由发展，而毛泽东的旨趣却在于人的职业综合，身份均等的人际平等，由此决定了他们对消灭私有制的本根——消灭“分工”问题的诸多异趣。马克思立基于经济学之人学主题认为，人类解放的质底——实现自由个性全面发展，有待于消灭分工所造成的异化劳动对人的发展的职业限定；然而，这需要一个合历史规律的沿革过程。因为人的演进形态植基于社会生产力水准，所以与生产力的发展进程相适应，人类劳动形态必须经历从自然经济的自足性的综合劳动，到商品经济之专业化的分工，复向时间经济之自主性的自由劳动过渡的历史过程。在这种视界中，分工作为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基础，既是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又是束缚和奴役人的异化力量。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分工的意义并非全是负面的，其积极层面在于：由分工造成的发达的生产力与无产阶级恰是人类消灭“分工”和实现“自由劳动”的前提条件。而毛泽东对现代分工的消极看法主要基于伦理学的人道尺度(平等)，他未见及分工对于现代社会的历史进步意义。这样，毛泽东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发展以分工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和实现现代化，而不是借助阶级斗争消灭分工和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历史证明，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人类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中国，离开了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公社新人”，还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五七新人”，都只能是向自然经济的简单综合劳动形态的回归。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所谓的“消灭分工”、抹平差别的人的综合性和完整性，与马克思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而毛泽东晚年实践的失误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综观全文，青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起点由三股理论源泉汇聚而成。它们是：人类前途之展望——追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大本大源”；个体生命之意义——“精神个人主义”；实践理性之真谛——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态度。毛泽东据此构成了原初的社会主义心路：立基于社会主义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前提，肯定个人投身这一运动的终极关怀意义，然而又揭示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曲折性，要求对实践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思维结构中，既隐藏着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潜势，也含纳了毛泽东晚年失误的主观元素。据此，我们不能用绝对真理的标准来要求毛泽东：只允许他无往而不胜，不允许出现负面效应。事实上，毛泽东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开拓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已经建立了光照后人的丰功伟绩，至于他的失误，乃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付出的代价。在质底上，代价是发展的内在必然环节；发展正是通过付出代价并扬弃代价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所以，社会演进的总趋势既非单线进化，也不是一味倒退，而是根据不同的历史境遇交织着进步于倒退的复杂格局，由此构成一个充满历史感的发展序列。而这一序列的实质内容即是进步与代价关系所形成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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