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城乡联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关于转换苏南城乡联系发展模式的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城乡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体制约束与城乡联系
城乡联系可以从许多方面——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人口的、技术的、服务的、物质的——来定义。但是，所有这些联系内容都存在着基本的特征，即经济社会资源在城乡空间的流转和配置。用经济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城乡是一个功能互换的资源交易系统。由于体制或行政管理上的原因，城乡往往被认为是二个相互独立或自我循环的系统，但这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城乡之间无论在什么体制下都存在着不同方式的联系。所以，本文把城乡联系定义为：在特定的体制条件下，依据一定的方式使稀缺的经济社会资源在不同区位得以配置和流转的过程。
城乡联系要受特定的体制约束。在计划体制下，城乡资源的流转和配置主要受计划和行政的支配。在中国由于受特定的城乡工业化战略的影响，城乡资源“交易”采取了一种非均衡和非公平的做法，即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同时又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将农民的剩余劳动强制性地转化为工业积累。这种强制农民提供工业化积累，又排斥农民于工业化进程之外的隔离方式，直接造成了城乡利益的冲突，也使生产要素无法在更为广泛的城乡空间中进行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区域和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低下。与行政型城乡联系相对应的是市场型城乡联系。这种方式的最大特征是利用市场机制配置城乡资源，即主要通过要素的市场价格引导要素自由流转；从而使城乡产业形成最优的空间配置。二战以后的日本及“四小龙”的经验表明，建立城乡一体的市场机制，特别是建立统一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并通过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促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同时减缓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冲突。
我国正处于由行政型城乡联系向市场型城乡联系过渡的阶段。提出发展城乡联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比探讨任何单项发展问题更为重要。在本文，我将力图对苏南农村工业化在城乡联系发展中的意义和限制作出评价，在此基础上，对苏南如何不失时机地转换城乡联系的发展道路提出自己的构想。
二、农村工业化：一种过渡模式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宏观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改革和过渡，苏南人民也在区域范围内创造了一种过渡性的城乡联系模式：农村工业化模式。即：“以人不向城市集中，而把工业拉进农村，使农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向自办的工业转移。通过农村工业化来改善农村经济状况，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1）〕
农村工业化模式的选择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70年代末期苏南人愈来愈感到人口增长对土地的压力，为解决人地矛盾，必须在土地之外寻求生存的机会，由于户籍制度严格控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因此，农民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寻找出路。这条出路就是引进城市要素（特别是工业技术和人才），以便在自己的土地上配置起工业企业，使本村或本乡的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
农村工业化是“中国农民逼上梁山，自己闯出的一条生路。”然而却有力地实现了城乡联系的发展，从而极大地促进苏南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首先，意义最显著的是引进工业，绕开了城市对农村产业活动和劳动力流动的壁垒，使城乡要素得以在农村区域内进行配置，从而在农村区域范围内实现了迄今为止最紧密的城乡产业联系。其次，采用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办法，避免了在特定城乡联系制度下可能增加的社会和个人心理成本，同时，由于所引进工业的资本技术密集性程度较低，有利于大规模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工业利用廉价劳动力也有利于形成其产品的比较成本优势。最后，农村工业的发展由于其与农业的天然联系和产业关联有利于农业分享到工业化的好处。农村工业大多都属乡、村集体所有，这些社区组织都负有农业发展的任务，因而在工业发展以后能用“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方式反哺农业，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另外，农村工业与农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通过产业联带效应，可以在工业补偿农业以及劳动力转移进程中不断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业就业份额而不降低农业的产业地位。
实践证明，苏南农村工业化模式是在不完全均衡的城乡联系制度的约束下的一种较刘易斯模型为优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刘易斯模型将清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希望寄托在“城市工业化”发展上，农业对于经济发展不能做出贡献，充其量只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如果将刘易斯的模型付诸实践，一方面会因忽视农业的基础作用而导致农业衰落，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农村隐蔽失业人口的大规模流入城市而导致所谓的“过度城市化”。与刘易斯模型不同，农村工业化模型采用工业下乡，“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方法发展农村工业，因而避免了对农业的牺牲，也避免了大规模人口迁移对城市的压力。这正是农村工业化模式对区域发展的意义所在。
农村工业化具有绕开城乡制度壁垒发展城乡联系的显著功效，但不能就此认定它是一种理想的不变的城乡联系发展模式。事实上，随着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城乡联系的制度壁垒日渐消减。农村工业化模式已呈现出不利于城乡联系发展的种种迹象。首先，“工业下乡”、“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做法，已反过来制约经济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例如，城市资金、技术向农村的单向流转已影响到中心城市自身的投资和发展的加速。劳动力就地转移，不仅缩小了劳动力转移的空间，也使城市第二、三产业失去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机会。其次，简单的工业转移直接导致了城乡工业同构，使城乡难以产生应有的分工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同时也使农村工业在与城市工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城乡产业同构，大多数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产业关联低，从而影响农村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产业连带效应。更存隐患的是，尽管苏南农村普遍建立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但是这种力量是外在的，农业本身仍然缺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机制。最后，农村工业的发展由于未能突破按照行政地域范围进行布局的旧框框，而导致了工业的分散化，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外部不经济。工业（特别是村级工业）分散，使单个企业失去了分享聚集经济效应的机会，也使广大农村居民难以分享城市化的好处；工业分散还造成了土地资源及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巨大浪费。由外部不经济造成的环境污染则直接削弱了农村工业对农业的贡献。
确实已到正视农村工业化之限制的时候了。假如我们肯定农村工业化是体制过渡时期的一种成本较小的发展模式选择，那么，随着宏观体制的演进，这一发展模式运作的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将愈来愈大，这意味着农村工业化模式的过渡性，即它应当为另一种更具区域发展效应的城乡联系发展模式所取代。
三、产业集中与产业整合：建立市场型城乡联系发展模式
更具区域发展效应的城乡联系发展模式只能是市场型的城乡联系。市场型城乡联系的最大优势在于利用市场机制配置城乡资源，即主要通过要素的市场价格引导要素自由流转，从而使城乡产业形成最优的空间配置，并通过产业组织的创新使三次产业之间形成密集的市场联系，从而保证区域各产业的协调发展。苏南要能够在全国率先建立区域性市场型城乡联系发展模式，需要宏观城乡联系制度的改革，但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城乡产业进行集中和整合的改革。
产业集中改革
产业集中改革主要包括工业集中和农业集中两个方面。就苏南来说，如何促使农村工业由分散状态向集中状态过渡，从而达到适度的工业集中，已成为一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工业集中所带来的“聚集经济效应”正在城市经济学中得到有力的证明。更重要的是，工业和非工业部门的集中会带动人口的集聚，而人口的集聚、市场潜力的扩大，又吸引着工商企业的靠拢和投资。因此，工业和非工业企业的集中过程同时又是城市化发展进程。对照之下，苏南表现出一种非常态的发展模式，即所谓“高度工业化与低度城市化并存”。80年代末苏南三市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的94.40%，人口城市化水平却仅达25.35%，〔（2）〕，这表明，在经济总量和结构上苏南已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可城市化水平却处在低收入国家状态。造成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工业的分散化。工业分散化导致了小城镇的分散化和功能弱化；小城镇功能弱化反过来又鼓励和加剧了工业的分散化。
要打破这一不良的循环，必须从工业集中化改革入手。工业集中化改革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农村工业向何处集中？第二，如何给予工业集中以必要的诱导和刺激。第一个问题涉及到企业的选址行为。从理论上说，企业总是想使选定的位置能够提供最高利润或者符合其它商业目标。因此，它的投资和选址应当不受行政区域的限制。为适应城乡要素流转和配置的市场化、自由化，苏南必须在有关城乡联系制度方面进行率先改革。当然，现实中企业会考虑选址成本，因此，大多数企业特别是村一级的企业不会集中到中心城市或更远的中心城市去，而是倾向于集中到投资环境逐步改善的小城镇。小城镇特别是城关镇应当是农村工业的集中所在。第二个问题关系到社区政府制订怎样的政策措施以鼓励农村工业向小城镇集中。首先，社区政府应当做好对小城镇的规划工作。在规划出工业小区之后应加强对该工业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其形成优良的投资环境以吸引乡村工业向小城乡集中。此外，还可以通过用地、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及必需的行政管理手段来鼓励、促进乡村工业的适当集中。
产业集中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业集中。苏南农业要建立真正自我发展的机制，必须从土地分户经营的分散化状态向土地规模经营的集中状态过渡。80年代以来苏南农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具有一定的虚假性，即它是在“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的刺激下获得和维持的。农业生产本身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利润率来刺激人们对农业的要素投入和经营。农业不能获利或获利较少有其外在原因：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特别是农用生产资料价高质次，导致农业生产成本有所提高。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内在的，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不仅造成农业缺少赢利，而且使农业成为一个缺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依附性产业。
解决工农业产品的比价问题需要借助于宏观价格体制和流通体制改革，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则主要依靠建立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据对24个发展中国家在1953/57——1960/64年期间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耕地之间的关系分析，两者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高达0.92）〔（3）〕。苏南地区推行规模经营的试验也表明，规模农业有利于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据无锡县的资料，村办农村的稻麦生产每亩活劳动投入比分散经营节省了58%。〔（4）〕对于耕地稀缺的苏南地区来讲，土地经营的适当集中，不仅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也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口城市化的基本条件。
推行土地规模经营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土地如何集中？二是农业经营如何实现企业化？土地集中首先需要有经济可行。一般来说，当经济发展进入较高阶段，资本供给丰富从而替代劳动成为经济上合理的时候，农业机械化就会对土地经营规模提出新的要求。就苏南地区的工业收入增加，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土地“抛荒”造成了土地转租费用下降的情况看，已基本具备了土地集中的经济条件。应该不失时机地推进这一改革。当然，要使这一改革获得成功，还必须越过两个“门槛”，一是使大多数农民自愿自动放弃“口粮田”、“责任田”。鉴于土地对大多数兼业农民来说具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功能，必须建立和完善新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替代原有的土地保障制度，才能使农民在基本无风险的情况下乐于接受土地集中改革。二是建立土地流转机制。目前较具效果的土地流转机制是土地有偿转包和土地租赁。这两种机制都依据市场化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和配置，并使土地经营的权、责，利获得法律保证，因而有助于扩展土地配置的空间范围。但是，由于受土地经营风险大的影响，转包或租赁的期限一般都较短，因而难以达到鼓励农户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效果。因此，土地制度改革及土地集中机制建设仍需深入。
土地规模经营在组织形式上可以多样化，如家庭农场（种田大户）、联户农场、村级企业中设立农业车间、专业队承包土地经营等等，但其经营的共同特点却是企业化。农业企业化经营意味着农场完全为市场进行农业生产。他们需要十分重视投资效益，他们象工业企业一样必须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做出合理的决策。总之，土地集中以及土地经营的企业化、市场化将极大地提高苏南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产业整合改革
产业集中改革，是为了促进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离，即使农村工业成为与城市工业无差别的现代化工业，使农业成为有内在发展动力的现代化农业。与此相应的产业整合改革，则是为了促使工农业之间建立起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产业联系。产业整合改革的重要途径是建立和发展“中间性整合产业”。
首先应建立和发展的中间性整合产业是农用工业和农用服务业。农用工业状况直接决定着农用生产资料的质量和价格，从而决定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农民的收益状况。中国农业的一个老问题是农用生产资料短缺和质次价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除理顺流通体制外，更重要的是增加对农用工业的投入和产出。苏南地区要率先实现工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在区域范围内加强对这一中间性整合产业的政府投资。投资来源可多样化（主要还是来源于以工补农基金），但企业应根据市场原则和生产集中原则布局在基础设施较好的小城市或小城镇，其投资项目要依据市场进行规划，形成规模生产，以便向农民提供与经营规模和要素价格结构相适应的价格便宜的农用产品。农业生产要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还需要一系列的外部服务来支持。这类服务包括：交通、通讯、电力设施；农业灌溉系统；农业技术推广系统；金融信贷机构；农民购买和销售所需要的集散地和市场；等等。这些服务设施和机构的建设规模大、投资周期长，且具有外部效应的特点，因而难以为单个农户所承担。因此，社区政府有必要通过多种途径鼓励和扶持多种农用服务业的发展。
另一中间性整合产业是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对于发展城乡贸易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工业集中和城市化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居民消费也随收入增加而向高加工化转变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仅有较大的需求收入弹性，而且市场潜力也非常大。由于农产品加工业一般是具有较高后向连带度的产业，因此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对于农业规模经营和企业化经营也是一个有利的支持。可以预见，各种农场为降低市场风险，会倾向于与农产品加工企业签订合同进行生产。而农产品加工企业也可能逐步发展为在供应——生产——销售链上进行多环节控制和协调的农业综合性企业。这类企业在贸易上覆盖整个城乡空间，但在生产的选址上更适宜布局在小城镇。作为初级产品的农产品，通常具有低值易耗的特点，农产品加工业布局在城市，需要支出较高的原料采购费用和运输费用，同时也不利于其发挥资本相对充裕的优势，而布局在城乡结合部的小城镇则具有最大限度节约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的效应。应该说，农产品加工业从城市工业结构中退出来聚集到小城镇工业区去，对城乡产业的发展有利而无害。
注释：
（1）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2）引自叶南客等：《协调发展：苏南现代化的成功之路与战略导向》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期。
（3）贝罗赫：《1900年以来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上海泽文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53页。
（4）转引自邹农俭：《还向现代化的苏南农村》，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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