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六——人学研究（笔谈）——21世纪的中国人学发展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人学论文,笔谈论文,世纪末论文,我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中国人学研究从总体上看仍然是最近20年来中国哲学界沿着人道主义、主体性、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路向，以及尤其在90年代明确地以“人学”为口号所展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经过长达近20年的积累和酝酿，结合中国在新世纪的社会发展状况及问题，中国人学研究可望在新世纪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一、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风格与气派，实现当代语境下的中西方人学的建设性对话
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来讲即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亦即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人的历史实践活动理解人，并且同时通过人的感性来揭示历史及实践的本质，乃马克思人学的实质所在。马克思人学是内在地超越了西方传统思想范式并指向于人类性范式的人学思想，如何由西方传统范式走向人类性范式，仅仅通过西方文化的自身努力是无法做到的，非西方的积极主动的参与至关重要。非西方的人学研究必须首先根植于自身的现代化背景与现状，决定着中国人现代化成败关键的21世纪中国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以及21世纪中国人所置身于其间的全球化时代，构成了21世纪中国人学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生活基础，因此，中国人学研究的目的仍然在于展开符合走向现代化道路与要求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这一状况从客观上也决定着21世纪中国人学研究必须要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互涵摄，真正开显和拓展马克思人学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
21世纪的中国人学研究有理由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展示中华文化传统积极进取、兼收并蓄的精神气质。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既要求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时代性解读从而揭示和敞开马克思人学思想中的非西方关怀与立场，也要求通过马克思人学实现自身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但上述两项工作必然同时是置于世界范围内的人文主义运动中的，是全球性的人文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表现。可见，对发生于当下西方思想文化界的人学思潮或人学运动的积极的消化、批判与回应，积极主动地参与与西方人学思想的建设性对话，本身就是展开21世纪中国人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有效地吸取和消化西方哲学、尤其是当代西方哲学的思想，也是提高中国人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我们衷心希望有相当一批熟悉西方哲学路数与问题、并且对马克思人学思想以及中国传统人学思想有着内在理解的人士加盟人学研究；目前这种仅仅局限于原理层面研究人学的局面亟待打破。
就当下西方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衰落到后现代哲学的兴起的总体走势看，基本上是非人学思想占上风。“主体之死”、“人之死”、“历史之终结”，是当下西方思想界的流行话语。但人类、尤其是非西方人的实际的生存状况究竟是怎么样的？享受并遭遇着高度文明生活的西方人及其西方文化的危机是否可以直接放大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危机？进一步说，非西方文化是否以足够的信心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人类精神文化的修复和再创造？都是值得未来中国人学深入考量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后现代所谓“人之死”，既是认识论中心主义的“主体人”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主体人”之终结。但是，真正的人的历史，即建立在马克思所谓世界历史时代意义上的人的历史尚未开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学研究绝不是要重复当代西方人学研究的历程及其覆辙，最终走向所谓“人的终结”，中国人学研究的思想意义在于伸张一个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乃至众多处于后发状态的国家、地区及民族的地域性、民族性及现代性，确证中国人在人类群体中的生存价值、正当性与应尽义务，包括中国人在走向市场经济中的个性独立性。当然，这种努力是理性的，而不仅仅只是情感性的和姿态性的。当中国人学研究在确立起理性的民族性立场的同时，同时也就蕴示着一种成熟的人类性立场。由此可见，切入中国现实思考人的状况不仅具有典型的非西方意义，而且直接具有人类性意义。
二、21世纪中国人学研究应当克服和摆脱某种纯学术的研究路数，在发挥其积极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政治功能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科学”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提法，至于是否能够弄出一个关于人的科学体系，恐怕本身并不符合人的实践本性。人学研究当然是以人为研究对象，但这种对象并不只是像科学研究那样的外在的对象，也不是像传统哲学那样的抽象对象，而是与研究者自身的人性体认休戚相关、融溶一体的价值对象；人学以人自身为研究对象，其根本目的仍然在于实现自我理解。人本身是一种不断生成着的存在，用一种自然科学那样的静态的形态学研究方法来把握人，总是十分局限的。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确实是要给出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根本规定性，或者是超验的规定性，或者是理性的规定性，但是，揭示人的实际的生命存在状态远比建立起某种关于人的应然生存的人学体系更重要，而传统哲学对人存在的应然性的抽象构造往往正是脱离了人的实际的生存状态的结果。
就中国而言，人学研究的意义首先并不在于是否和如何建立起某种自洽的学术体系，而在于她直接体认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以及同时感受到的整个人类文化精神的时代嬗变。因而，中国人学研究的重点也就在于启动一场与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及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即实现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从轻视乃至无视个体存在价值向强调和引导个体实现自我价值。人学绝不只是一种书斋式的学问，她的更大的思想要求及市场资源在现实生活中，在于通过变革现实生活所实现的对人自身生存价值与意义的肯定与弘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建立在实践观基础上的、以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自身的全面解放为根本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人学。笔者认为，人学研究当然应当从学理上进一步深化，比如挖掘人学的生存论本体论结构，揭示人作为个体的社会规定性以及个体主体交往活动的主体间性内涵，深化哲学人类学研究，等等。但是，人学研究同时还必须在实现普通中国人的观念及文化启蒙、在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宏观政治决策等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功用。
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与对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及质量的深层思考是密切相关的。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同时必然也是人自身的现代化，是人的生存方式、素质以及知识能力的现代化。只有实现了人自身的现代化，整个现代化才是有质量保证的、长效性的和有发展潜力的。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严重忽视了人自身的现代化问题，事实上，由于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及现代化问题的不断累积，人自身的现代化在世纪之交依然是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严峻任务。人学研究工作者有着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将人学研究成果有效地、稳妥地向公众推广，并且使之成为普通大众能够接受的公共意识，本身也是中国人学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现在，“以人为本”确实已成为一句流行语——这可以部分地归结为人学研究持续不断地由学术研究向社会各界推进的思想成果。但是，深入到人们具体的生活样式（公共的或私域的），我们深感这一流行话语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于外在形式乃至商业形象。我们认为，以人为本，本身是一种深入到每一位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中的实实在在的价值理念，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实现整个中国社会及文化结构的历史性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人学研究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三、21世纪的中国人学研究应进一步走向细化，深入到具体的问题领域，丰富人类的学术及思想内涵
反省近些年来人学研究的状况，我们发现，在人学研究与以问题为中心的哲学领域或称之为领域性哲学（诸如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公共哲学、交往哲学，发展哲学、生存哲学，等等）之间，存在着不应有的隔膜，人学似乎被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人学研究的话语表达也显得空疏，缺乏思想张力，好像人学除了说大话语，做思想启导，就无法谈论具体问题。这种状况也直接限制了人学研究。事实上，人学研究要真正走向深入，就必须考虑自身范式的转换问题，真正深入到与人相关联的诸多问题哲学或领域哲学之中，在对具体问题的探索中贯彻人学。人学只有渗透到具体的领域哲学中，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所谓人学，不外乎就是关于人的问题的哲学，而上述诸多以人的问题为中心的领域哲学，都可以直接看成是人学的具体运用。在诸多当代的领域哲学中，人学确乎属于一个总体的领域，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人学本身在强调其人本旨向时必须介入和渗透到具体的研究领域。当然有理由说人学是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但这恰恰也是因为当代哲学具体地介入和渗透到人的诸多具体问题领域，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的生存活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联系，进而实现了哲学主题的当代转换。从这个意义而言，人类研究本身也需要细化为若干领域，这种细化是使得人学的丰富的学术内涵得以呈现出来的必要环节。
如何实现人学研究的细化，尚需学界努力探索。目前，诸多领域哲学已经或正在形成自身相对独立的话语表述系统，这些独立的话语表述系统更多的是借助于相应的知识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法学、生态学，等等）。相比较而言，人学的话语系统尚没有独立，恐怕永远也不应该独立（当然，基于对人的不同理解所形成的诸多人学理论之间甚至也无法沟通的状况，则只是属于“人学”研究内部的问题）。人学研究其实并无必要强调自身学科的独立性，实际上，在更大的范围内，新时期诸多领域哲学之间本身就构成一种“家族相似”的学术网系，大体上是在用不同的话语表述同一种思想，而其中人学的整合性从客观上显得尤为重要。在诸多可能出现壁垒的领域性哲学之间起着协调沟通作用的正是自身“缺乏”独立的话语表述系统的人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人学“细分”为具体的领域哲学时，诸多具体的领域哲学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向人学旨趣的归总和“还原”。只有如此，包括21世纪哲学在内的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才有理由称之为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