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查研究动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探析论文,调查研究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生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也是他一生倡导的根本的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一生致力于调查研究活动，以此获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认识和对策，其中有着十分深刻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命题，是毛泽东致力于调查研究的根本动因
我们党在历史上曾深受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之苦，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挫折和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深深认识到，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毛泽东致力于调查研究的根本动因。
1.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离不开调查研究这个中心环节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这个普遍真理只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强大的威力。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1] 1930年5月，毛泽东写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 他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特殊的国情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得以解决的基础和根本途径。
毛泽东成功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他所以能够这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重视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和研究，把调查研究看成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环节。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观点；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走出了中国革命的新路子；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阐发新的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的。
当然，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并不等于学会了实行这种结合。没有经验的积累，不进行调查研究，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2] 毛泽东还说：“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2] 在《〈农村调查报告〉的序言和跋》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还引用了斯大林的名言，即“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来反复论述调查研究的重要地位。
不懂得马列主义固然无法实现这种结合，但只懂马列主义，而不了解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无的之矢，同样无法实现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必须通过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才能实现，而共产党人正确策略，则是通过调查研究来实现的，因此，调查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而不是其他。舍却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是一句空话。
2.克服主观主义作风和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离不开调查研究这条根本途径
毛泽东指出：“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来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3] 然而，在我党革命的过程中，却不幸遇到了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他们不调查国情，一切照搬本本，因而对中国国情作出唯心主义的结论，使革命受到极大损失。
毛泽东通过自己的实践形成的调查研究理论成为向教条主义作斗争的锐利武器。
首先，毛泽东对党内存在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入地剖析。他指出，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的，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到中国当作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于中国现实的实际情况”[4]。教条主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2]。为避免主观主义，就必须了解实际情况，而“要了解实际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4]。
其次，毛泽东认为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调查研究这一途径。因为，“一般来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为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4]。为此，毛泽东指出：“怎样纠正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做调查。”[2]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2]
教条主义者由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调查实际情况，结果在领导工作中漆黑一团，闭塞眼睛捉麻雀。中国革命需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历来重视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以此来反对教条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还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说，要克服主观主义作风和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离不开调查研究这一根本途径。
二 开展阶级斗争要求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矛盾关系，这是毛泽东倡导和践行调查研究的直接动因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5] 中国革命同样离不开阶级斗争，离不开阶级斗争学说。
1.对中国复杂国情的调查研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指导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从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开始的。毛泽东曾说过，他读的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 毛泽东在1941年回忆他过去搞调查研究时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见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2]
在当时，中国还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社会各阶级的关系错综复杂，如果我们党不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好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不懂得哪些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哪些阶级是革命的动力，哪些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哪些阶级是可以团结的力量，便不可能制定出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因而就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以阶级斗争入手来了解中国国情，以制定正确的策略，是找到了中国革命正确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2.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是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获得了对当时农村各阶级对于土地的要求的正确认识。
为了制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正确的土地政策，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了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找到了正确的阶级关系。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激发了人民的革命热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毛泽东说：“到井冈山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2]。至于“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2]。
二是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弄清了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对革命的态度。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人口成份、阶级构成、各阶级的经济生活状况、力量对比和对革命的态度等就成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2] 可见，弄清各阶级状况及彼此关系是毛泽东革命时期调查研究的直接动因。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注意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指导，因而弄清了中国各阶级状况，明白了各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制定出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在革命的不同时期进行符合历史条件和各阶级要求的调整；因而能始终团结绝大多数人民，不断取得胜利。
三 “知行统一观”的基本认识论，是毛泽东致力于调查研究的内在思想动因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思想探索中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知行统一观”，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他1937年7月写成的《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的“知行统一观”对调查研究做了内在的规定，成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行动。
1.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知行统一观”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反映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就知识的总体而言，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感觉和直接经验的。“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变革于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接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6]
毛泽东在《实践论》的结尾处写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辨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6] 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再到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调查研究是其中的中心环节，作用不可替代。也就是说，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知行统一观”的内在要求，要达到“知”、“行”的统一，离不开调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知行统一观”的必然反映。
毛泽东调查研究实践和思想无疑是受这一认识论的驱动，是这一认识论的必然反映。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科学知行观规定的知行方法。调查研究的过程是一种“自己亲身去做”的过程，也就是实践的过程，两者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上是一致的。调查就是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去不断认识事物、获得真理，并不断检验真理。1963年11月，毛泽东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7] 这是他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经典的概括。
2.毛泽东的“知行统一观”，决定了调查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知行统一观”的指导下，毛泽东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长期性。毛泽东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2]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是，也是如此。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做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8]
那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远大前途的新生事物，产生时总是比较软弱无力，居于少数。一般需要人们有意识地扶持才能迅速成长。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如果不特别注意发现新的幼芽，即使新事物就在面前，也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样就会使新生事物遭到埋没，延缓了它成长壮大的时机，或者由于不懂得分析鉴别新生事物，说不定把腐朽当神奇，不自觉地压制新生事物。如同毛泽东所说的：“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9] 因此，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应立足于现实，放眼于未来，为了前进而去发现新事物，支持新事物。
在辨证唯物论的指导下，毛泽东十分重视强调搞调查研究不能局限于当时或者当前的事情，而要做到持之以恒，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一点被毛泽东执著于调查研究的50多年实践所证明。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反复号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继承和发扬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明确指出：“民主革命时期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要进行调查研究，这个方法是可取的。”[10]
四 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之伟力是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感情动因
人民群众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的客体，一切真知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
1.人民群众的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历史进步的动力源泉
毛泽东深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力量都来自人民群众，一切成就都得益于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自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通过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愿望，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来获取人民的信赖和支持，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永葆青春和活力的党。
毛泽东在长期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把群众视为真正的英雄，坚信群众的无限创造力，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他说：“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4] 人民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使毛泽东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时时刻刻尊重群众，以群众为师，诚恳地向群众学习。毛泽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体现在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过程。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是这一认识过程的集中反映，也是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具体体现。
2.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研究同群众路线在认识论上和在实施的过程中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他的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标准就是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实践是群众路线的具体实施，群众路线贯穿于他的社会调查研究的始终。
毛泽东指出：“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10] 那么，怎样才能正确地反映人民的要求？毛泽东从群众路线出发，非常科学的把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 这表明，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在认识论上和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调查研究是实行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是基本方法，而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的要求，然后制定正确的策略，满足人民的要求，然后通过调查研究检验策略的正确性，往复循环。
另外，毛泽东曾告诫全党同志，调查研究“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
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4]。这就是说，漠视群众，高高在上，不了解和掌握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不清楚人心所向，就从根本上堵塞了认清中国国情的基本渠道。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10]。
毛泽东在做兴国调查的时候，就和群众打成一片，可以说，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是毛泽东与生俱来的。他请了八个农民开座谈会，第一天只谈些家常，农民脸上没有笑容，后来请农民吃饭，晚上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盖。毛泽东谦恭和蔼的态度使拘谨少言的农民们变得毫无拘束，无话不谈了，大家亲切得像一家子。毛泽东把自己置身于被调查者之中。这样，毛泽东不但获得了真实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密切了同人民的关系。
共产党是源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脱离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就会一事无成。调查研究最重要的就是深入群众、调查群众、研究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这些就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实际。只有从这个实际出发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
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10] 比较准确地阐明了毛泽东致力于调查研究的动因。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毛泽东从投身革命起，50多年如一日，始终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中国国情，通过调查研究找到问题的答案，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毛泽东也作为调查研究的经典大师、人民群众的伟大领袖，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