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民族复兴思想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思想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6)04-0154-11 近代以来，民族复兴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更是仁人志士为之奔走呼号、矢志奋斗的目标，同样也是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民国第二代军人和个性鲜明的政治人物——张学良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中一个居于特殊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到目前为止的张学良及其思想研究中，尚未见有专文研讨，据此，拙文拟在占有第一手资料基础上，试对此加以梳理和分析，不当之处，尚祈指正。需强调的是，张学良的这一思想集中展现他在九一八事变至西安事变前政治生涯最跌宕起伏的岁月，故本文讨论的重点也放在这一时段，适当兼及其它时段。 一、民族复兴思想的缘起及其嬗变 1895年，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一般被看作是中国人民族复兴思想的最初表达，其后，这一思想不断被先进的中国人提及、言说和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牺牲。民族复兴思想的萌生往往是民族苦难和个人受困的大小环境使然。20世纪初出生的张学良，其民族复兴思想就源于那个时代中国尤其是东北特定的环境和条件。1916年，国内局势的动荡和日本凭借“二十一条”在东北的步步紧逼，使虽还是一个15岁的懵懂少年和小公子哥的张学良，产生了对当时整个国家尤其是东北现状的极端不满和忧虑，在他看来，“二十一条刚定完”，“东北相当于半个亡国奴”，“在日本的势力下，也没有什么发展”，其“思想很消极”，“心里非常难过”。但他不甘心只做一个“玩玩乐乐，死了拉倒的混混”，他要为国家、东北做点事情，可是“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不知道”①。就在他苦苦求索中，听到了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沈阳的《中国之希望》演讲，张伯苓的一语“中国之希望”，“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愤图强”，使其茅塞顿开，“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②。虽然此时他还没有使用“民族复兴”一词，但从此，中国有希望，“中国不亡有我”，成为张学良不灭的信条，这可以看作是其民族复兴思想的萌芽。 九一八事变和东北的沦陷，不仅是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的生存危机新阶段的开始，更是作为最重要的当事人、也是当时国内政坛最耀眼的政治新星却仅为而立之年的张学良人生一次最重大的挫败和难以洗刷的耻辱，他经历了下野、戒毒、旅欧，1934年2月3日，即回国一个月后，在杭州笕桥航校的谈话时，提出了“民族复兴”一词，他说：“此后民族复兴，依赖航空军多，空军人员才能拿出牺牲精神来应付这艰难危困的局面”③。这是到目前为止笔者在张学良自己的文字中发现的最早提出和使用“民族复兴”的情况④。此后，在演讲、讲话、谈话、训话、答记者问、电函中，“民族复兴”(“复兴中国”)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出现过100多次。 1935年夏，华北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此一时期，张学良却被蒋介石驱使，率部先后在华中、西北“围剿”红军的内战中屡屡受挫，两相对比和反差，使张学良的民族复兴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进入了新的阶段。他虽仍抱有“拥护领袖”，复兴民族的想法，但越来越将抗日作为其民族复兴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首要目标。9月22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提出：“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⑤。1936年春夏，张学良对东北军官兵的几次谈话，曾强调指出：“我们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中国经济实在永远没有复兴的希望！经济是一国的命脉，经济不能复兴，政治永远没有独立自主的一天！”⑥10月，他在西安国庆阅兵式上提醒、鞭策、激励广大官兵说：“切盼诸位今后能努力锻炼身体，研究致用之学问与技术，执戈以待国家命令，作收复失地、复兴民族之前驱”⑦。11月，张学良对奉命北上绥远，支援傅作义部抗击进犯绥东日伪蒙军的骑兵第七师全体官兵训话时说道：“中国不把日本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去，一切工作，无由而起，永无复兴之望！”⑧ 正是把抗日作为复兴民族的不二选择，张学良才毅然发动了旨在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的西安事变。在张学良看来，西安事变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个关键节点和起点。1937年元旦，张学良尽管自己身陷南京，前途未卜，但是给东北军写了一封饱含深情、语重心长的“告东北将士书”，要所部充分认识和理解西安事变对于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指出，这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斫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敌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他鞭策广大将士，认清抗敌复土责任的光荣与异常艰巨，用我们的热血，“企求我们的责任能够顺利地完成，争得民族复兴的最后胜利”，并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无限的信心与期待，坚信从这一天起，“显然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开端，也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起点”⑨。之后，张学良被软禁最终被押解台湾。直到晚年，他虽然很少使用民族复兴一词，但一直非常关心民族的统一问题，希望海峡两岸捐弃前嫌，实现和平统一。 从上述梳理中不难看出，张学良民族复兴思想提出和嬗变过程显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是一贯性。张学良从提出“民族复兴”那一天起，一直坚持这一理念，直到全民抗战开始，始终没有中断过。其次是阶段性。从懵懂少年到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在历史的各个不同阶段都提出了其民族复兴思想，充分表达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再次是时间上相对集中，他的这一思想阐发主要是在1934-1936年，与其政治生涯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二、“民族复兴”的内涵、因由及其践行 在张学良对民族复兴的倡导和言说中，显现着其对民族复兴内涵及其因由的阐发和回答，即何谓民族复兴、为什么要民族复兴和怎样践行民族复兴这一系列基本问题。 从一般语言学上来看，“复”即“再”、“又”、“恢复”之意，“兴”即“兴盛”，“复兴”即衰落后再兴盛起来之意，民族复兴也就是一个衰落的民族再次兴盛起来。张学良的民族复兴思想，即包含了民族复兴这一基本含义。正如他在《怎样来开发西北》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今日来开发西北，与其说是开发西北，还不如说是复兴西北更恰当些。那么很明显的，复兴是比开发容易很多的”⑩。很显然，他所说的“复兴”，即是恢复西北过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稳定与繁荣，“开发”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创造与发展。但张学良的民族复兴思想的意涵不仅仅是恢复中华民族往日的兴盛，而是中华民族要有更大的作为。1934年7月，他在对湖北暑期军训学生的讲话时指出：“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民族地位提高，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并存。”(11)他所指的各国，自然是比中国发达的强国，他的民族复兴的终极目标和理想是要“造成一个能以适应现代生存的国家”(12)，中国不但要“能在世界的舞台上一显我们的身手，使民族走上康庄坦途”(13)，而且要能够使中国与列强并驾齐驱，甚至超过列强，像德、意两国那样，有着一日“能驾于×国之上”(14)。 张学良的民族复兴思想的具体内容全面丰富，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对外等诸多方面。 其一，政治方面。张学良认为民族复兴这方面的基本内容和任务，就是结束内乱和内战，实现国家统一。当时国内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内有国民党各派系的争斗和国共内战。张学良曾数度参加内战，深知内战对国家民族的危害，对于如何摆脱内争、内战，使国家走上统一的道路，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实现民族复兴，张学良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实现国家的统一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实现国民党内部的统一。他分析了中国内乱的原因，即国人“想要当领袖的人太多，互争雄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导致“组织无力，团结难成，……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它的危害是“中国人第一个亡国病症”(15)。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张学良依据旅欧获得的经验，主张仿效德、意两国，实行法西斯主义，拥护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他认为，首先，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素无民族自觉心，亦极淡漠于国事，非以充分之权力赋予一人而奉之为领袖不可”(16)，之二是“欲解除帝国主义之束缚，则非把国家统一力量集中不可”(17)，统一国家力量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法西斯主义。因此，现在的中国急需独裁者，来“从事建筑良好政府以作堤坝，俾可挽救国家于狂澜”(18)；其次，独裁者应具备的条件：“有威信，肯负责任，而为人民所服从尊敬者”(19)，他认为符合条件的，“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先生莫属”(20)；再次，国人对领袖应有的态度是拥护领袖，复兴民族。“我们都应当相信委员长作我们伟大的领袖，秉承总理遗教，复兴民族的使命必能取得最后的完成”(21)。 实现国家统一的另一个含义是解决与共产党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张学良经历了从“安内攘外”到“攘外安内”的转变。张学良回国后，拥护蒋介石为唯一领袖，坚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仅欣然接受“剿匪”任务，而且还在理论上阐释了“剿共”与抗日、民族复兴的关系，论证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他看来，“赤匪为患如同人身内部有病，而帝国主义之压迫可比喻外部有病，内外部都有病的人，要想医治，势须先从内部着手，根除病源，增强抵抗力”，即“复兴中国当然也要从内部着手”(22)。他还耐心地说服东北军官兵：“我们收复东北的工作要按步就班去作，第一步是肃清赤匪”，“你们能努力肃清赤匪”，就是在“做收复东北的工作”，“要想复兴中华民族，首先要肃清赤匪”(23)。 但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并屡遭挫折后，张学良开始了反思，并在与中共的接触中，发现“安内攘外”是与民族复兴相背离的，于是努力做蒋介石的工作，争取蒋放弃“剿共”政策，转而联共抗日，认为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并强调只有联共抗日才能真正实现国内团结。1936年6月，他在《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日》的讲话中指出：“拥护统一的初衷，我不但没有放弃，而且要求也日益迫切。明示抗日的决心与态度，实践抗日的理论，其目的无非也在求得中国统一。实在也唯有这样统一国内，集中国力，拥护领袖，对日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抗日与统一，统一与抗日，这两件事情是具有不可分离的连环的关系”(24)。10月，与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海伦·斯诺谈话时再次强调：“唯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25)。即在共同对日抗战中，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同仇敌忾，实现民族的大团结，完成国家的统一。 其二，经济方面。张学良强调民族复兴在此方面的主要内容和任务在于复兴农业经济。经济实力，是维系国家生存、安全的物质基础。对于这一点，曾经雄霸一方的张学良无疑有深切的体会，他指出：“一个国家要想对外奋斗，要想取得民族的复兴，必须先培养实力，否则只有被欺凌，被压迫，甚而在最后要被吞灭！”(26)那么，怎样培养国家的经济实力呢？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农村经济的兴衰关系到城市的兴衰，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为此，他明确主张复兴农村经济，指出，农村“是民族生命所寄托”，农村经济的衰落危害极大，它不仅“足以引起全国经济的疲敝”，而且“足使人民的道德日趋坠落”，进而造成“社会的罪恶和民族的危机”。如何解决这一恶性循环，他认为“除掉复兴农村经济是不能救药的”(27)。 如何复兴农村经济？他提出了建设农村的“三化”，即实际化——深入农村，切身体会农村或农民的痛苦，对症下药；时代化——以现代的视角研究农村，以科学的方法解决农村问题；合理化——探求与农村经济发展衰落相联系的一切问题，根据经济理论加以解决(28)。此外，他还提出开发西北，作为民族复兴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他通过对西北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发现了开发西北的有利条件：一是“我们祖先在西北遗留给子孙的凭藉，是十分雄厚”的；二是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是“由西北演进到东南”，“在西北方面根深蒂固”(29)，而这样得天独厚的资源与条件，势必成为今后“整个民族的物质要求”供给地和“固有文化与精神的发扬……唯一的根源”，一句话，西北是“整个民族生命之所托”，亦是“复兴中国的基础”(30)。 其三，军事方面。张学良主张民族复兴这方面的主要内容和任务在于军队整体素质的提高及军民关系的处理。他主张军队首要的是统一思想，“提高官兵的国家思想”(31)，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利益的关系。他指出：“须知个人于国家是有不可分离的联带关系，国家强盛起来，我们自身也都好了，大家都把自身弄好了，国家也可以强盛起来”(32)。军人必须“承认自己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的责任与地位”，明确“个人是国家的单位，国家是个人的集体，所以，每一个人对国家的复兴都负有很大的责任”(33)。他教育广大官兵：“顾全自己的利益，当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34)。统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广大官兵要“坚定民族复兴的信念”(35)。他列举了中国古代如越王勾践、汉武帝、唐太宗所以能成就一番伟业，近代的意大利、土耳其、日本、德国等统一、再造、勃兴，都是因为他们有国家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其次，军人要明确自己的职责。他认为，军人要时刻牢记“保国卫民原是军人的神圣天职”(36)，军队中的各机关、各级官兵要各司其职。各级官长，要尊重士兵的人格，只有尊重他们，“才能振起士兵的精神，才能提高士兵的责任心和增高并加强他们的战斗能力”(37)。士兵则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即“士兵们唯一的职责”，就是“捍卫国家，保护人民”(38)。 如何才能达成这些目标呢？张学良主张：一要对军队进行正规化训练，包括“官兵的素质上、体格上、精神上、教育上、卫生上、风纪上以及政治”上进行全面的训练(39)，通过严格的训练，使广大官兵讲究卫生、体格健壮、风纪严整，积极向上，成为能打胜仗的军队；二要正确处理军民关系，他认为，“民众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民众的仆人”，军队是靠老百姓纳税来养活，军人的责任，就是“仆人要能保护主人”(40)，因此每个军人决不能做扰民害民的事情。三要注重国家军事实力不可忽视的武装民众问题，主张“使全国民众军事化”(41)，“使一般国民在平日都能整饬生活，受到军事训练，将来到了抵御外侮的时候，不只军人是国家的武力，人人都可以去荷枪杀敌”(42)。 其四，文化和社会方面。张学良认为民族复兴在这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改造国民性和提升国民身体素质，实现“民众的复兴”(43)。他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分析了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一个民族的灵魂所系。指出，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外部帝国主义的压迫问题，“都不足以使一个国家覆亡，惟有国民道德的堕落或沦丧，实足以使一个国家亡国灭种”。因为“一个国家的生存必须有其立国之道，一个民族必须具有生存的中心维系”。这个立国之道和中心维系，“唯有国民道德”，它是“国家兴亡所系的魂魄，是一个民族不可缺的素质”。所以，“一切一切均不足畏，只怕的是道德沦丧而无以维系其生存”(44)。在他看来，今天的中国，正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道和中心维系出了大问题，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上。他剖析了这种劣根性：其一，知而不行，自私自利，贪图享受。指出：国人“多数人是怀着私心，打他自己的算盘”(45)，“自己不肯负责任，一切事总是希望别人去做，你推我，我推你”，“乐于享受，怕吃苦”(46)。其二，善于内争、内斗，把个人、团体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指出：“中国人每斟于传统的劣根性，忽于团体的群力的对外竞争，而徒事对内作无谓的纷争”，“患了近视眼的毛病，只看清了当前个人的小问题，竟忽视了整个国家的大问题”(47)。一句话，中华民族的劣根性，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即“国家的纲纪废弛，社会的秩序崩坏，造成多少年来的循环内乱，召来了亘古未有的外侮”(48)。 鉴于此，张学良提出要从今天中国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出发，首要的任务是“提高民族意识”(49)，要“从一般国民的心理方面根本改造，务使人人能彻底自觉其最大需要，而胥能正心修身”(50)。教育公民，要做到“民族独立，民权平等，民生充裕”(51)。通过训练，“将民众的家庭观念变成国家社会的观念，将封建思想变成为合乎现时代的思想”，“将民众的旧道德，变成为一种新道德，将私的观念转变为一种公的观念”(52)，达到“人人具备有现代化公民应有的求知、守法、互助、合作的种种美德和条件”(53)。增强个人在民族国家中的主体意识，使大家“共同来为国家工作，无时不把国家放在前面，自己放在后面，努力奋斗下去”(54)。这样，“社会上的生机与正气”才能培养起来(55)，整个社会之安全和中华民族之生存与繁衍才能得以保障，才能“博得民族国家的复兴”(56)。为达此目的，每个人都必须践行“复兴民族国家的最根本的办法”(57)，即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人人若能践行新生活，“便能扫除我全民族的最大病根”(58)。 如果说解决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属于民众的“精神复兴”的话，那么提高国人的身体素质就是属于“物质复兴”的范畴。国人的身体素质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基本保证。张学良依据当时统计了解到，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岁，欧美国家则是50岁。年死亡率中国是30/1000，欧美国家是12/1000，中国的死亡率是欧美国家的2倍还多，按中国人口4亿计算，每年要比欧美国家多死亡720万，最保守估算，单死亡一项，中国每年损失就达1亿2千2百万元。按照15岁进入社会工作，中国人要比欧美人少为社会工作20年。此外，就一般疾病的统计，欧美国家的发病率是百分之一二，中国人的发病率是6/100至10/100，中国每天大约有3千万至4千万人生病，每人每天以一元计算医药费，全国一天损失要3—4千万元。从这些数据的对比中，张学良得出了这样的认识：中国人均寿命短，死亡率高，发病率高，导致消费支出的人多于生产所得的人，这“不但足以证明社会卫生事业的落后，而尤足为民族退化、衰落、贫困的象征”，“甚而潜伏了天然淘汰种族澌灭的最大危机”(59)。 而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张学良分析认为，一是“中国不知发展卫生事业”，“缺少公共卫生的设备”(60)；二是国人不讲卫生，不努力锻炼身体。要改变现状，除政府要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外，关键是要倡导全民体育运动，积极锻炼身体，使国人具有“铁骨钢筋的体魄”，锻造出一支“复兴民族的生力”，使之成为“复兴民族最前线的有力斗士”(61)。 其五，对外方面。张学良强调民族复兴在这方面的核心内容和任务就是抗日，即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收复失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为此，他提出了“全国抗战论”和“长期抗战论”。1934年6月，他第一次提出了全国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思想，即：“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或其它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除一切岐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一途径。”(62)华北事变后，张学良又提出了“马上抗战”的思想。1936年6月，他在《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最切要的工作为抗日救亡。中国不把日本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去，一切工作，无由而起，永无复兴之望！”所以，中国现在“除了抗日之外，实在没有其他路子可走”(63)。可见，抗战成为当时张学良心目中的民族复兴的中心和最大的目标。 在此，张学良尤其强调东北军在抗战中的特殊使命和责任。明确指出：“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东北军应有这样的态度：东北毕竟“是日本从我们的手里用武力夺去的”，丢失东北的“过错是我们的”，所以，“一定还要用我们的力量夺取回来”(64)。他号召广大东北军官兵“作收复失地、复兴民族之前驱”(65)。那么，东北军能否负起责任，完成使命？张学良分析了东北军先天的“抗日优秀性能”：第一，全体东北军官兵，收复东北的心情和要求非常迫切；第二，“东北军是在东北训练的，铭于东北的地形和风俗习惯”；第三，东北人民企盼东北军早日打回老家，解放他们。诚然，张学良也清楚，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严格的政治训练与军事训练”，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力量”，真正“担负起抗日的任务”(66)。 综上可见，张学良民族复兴思想内涵的主要特点在于：首先是全面性和深入性相统一。张学良的民族复兴思想虽然也有所侧重和集中，但是举凡民族复兴关涉的内容，他无不加以论列，显现了其对民族复兴的思考既宏观又具体，既全面又深入。其次是实际性和实践性相结合。实际性是指从实际出发观察和思考民族复兴的问题；实践性则是指在实际性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尽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实现民族复兴的举措和办法。两个方面相互结合，展现了张学良这一思想的认知逻辑。再次是民族复兴中的“自我”责任定位。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在当时民族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处境，使张学良在思考民族复兴过程中，时时把“自我”植入其中，明了和强化自身的使命和责任担当。 三、分析与评价 在梳理和归纳张学良民族复兴思想嬗变和内涵的基础上，如何加以认识和评价？诸如它是一种什么属性的思想？张学良何以有这一思想？这一思想的特殊性何在？其影响和作用如何？这些无疑都是要作出回答和说明的。 1.从思想属性上说，张学良的民族复兴思想和同时代中国所有的这一思想有共同的本质属性，即民族主义，只不过他的这一思想更鲜明地体现了一个特殊的国民党地方集团的民族主义。 自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及其东北集团便被纳入国民党及其政权体系，也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陆海空军兵种齐全的实力最强大的地方实力派。但九一八事变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失去了地盘，且地盘变成了日本殖民地的亡省亡家的地方集团。这一变化，对张学良及东北集团自身产生了致命性伤害。于是乎，张学良及东北集团对民族、国家有了特殊的关怀，对东北与国家民族关系的认识有了变化，即把东北与中华民族、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收复东北与民族复兴紧密联系起来。1934年9月，在对东北军人的演讲中指出：“在今天的我们，个人的前途一点也没有了；有之，只是整个民族的前途(67)。此后，日本不断对中国扩大侵略，张学良对东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认识越来越明晰，指出：“东北四省是属于全中国人的，不是仅属于东北人的——现代的国家都已脱去封建时代的割据形态。现代的国家是整个的，国家的主要权力是要绝对集中的，中央的命令必须绝对有效。在民族的解释中，也不要再提到汉满蒙回藏的区别，同是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东北土地是中国土地的一部分，东北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无疑的东北不仅是东北人的东北，而是属于全中国人的。要想收复东北，也惟有全国结成一个力量，接受一个领袖的领导，否则不但力量不够，并且指挥不便，很难获得整个的胜利”(68)。他反对“地域观念，封建思想”，认为此“尤足以阻碍民族复兴之成功”(69)，显现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 2.从这一思想的特殊性来说，作为当时中国整个民族复兴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张学良民族复兴思想除了有着全部民族复兴思想的一般特点，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 首先，强调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重塑东北集团并强化其责任和使命。东北军是其父张作霖创建和经营起来的。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又凭借东北军这一强大后盾，在国内政治、军事斗争中，以其超然地位左右逢源，势力由东北扩大到了华北，东北集团达到了鼎盛时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集团的军事实力遭到严重损失，政治上也声名狼藉，但其领导层的核心成员、基本的军事力量还在，面对复杂的国内政治生态和抗日复土的最终目标，如何强化东北集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把它打造成一支全新的现代化的政治军事集团，强化巩固东北集团的政治军事地位，是张学良日思夜想的问题。一方面，抗日、光复国土、复兴民族，要求东北集团必须是一个团结、坚强、无坚不摧的战斗堡垒，就目前的东北集团离此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另一方面，抗日、光复国土、复兴民族，也给重塑东北集团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张学良迫切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他首先深刻剖析了东北集团，指出了东北军人的弱点：思想情感上，“迟钝”、“单纯”、“真挚”，“对于政治的认识比较薄弱，对于当前一切比较复杂的现象不能理解”(70)；工作上，“作事敷衍”；生活上“浪漫”、“嗜好太多”；军民关系上，“态度蛮横”(71)。他对东北集团是这样的定位和认识：东北易帜前，东北集团偏重于军事集团，东北军是“东北的地方军队，……只代表东北地方利益”。东北易帜后，尤其是1930年9月入关后，东北集团“进而有政治意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不但未随之消灭，团体且日益坚固，……东北军遂成为政治集团”。虽然如此，但不管是易帜前还是现在，东北集团的“传统观念，残余的封建意识，仍旧存在”。上述东北军人和东北集团的弱点，不但与东北集团的政治集团地位严重不匹配，而且严重影响收复东北任务的完成。对此，张学良下决心改造东北军，重塑东北集团，首要的就是“统一东北集团的意志，团结东北集团的精神，确立东北集团的中心思想”(72)，要求东北集团“改正封建意识，提高政治意识，彻底造成划时代的为国为民政治集团”(73)。 其次，抗日成为其民族复兴思想的一根主线。在张学良民族复兴思想中，抗日—收复失地—复兴民族，是其基本的思想脉络。无论在华北，还是在华中、西北，都是如此。他在各种场合的讲话演讲中都不忘教导、提醒不同身份的东北人的特殊使命。1934年6月，他告诫官兵：“东北军除了担负着一般中国军人共同担负的责任以外，他还有本身特殊的责任。我们东北的军人，一天不见东北收回，心中便一天不安，死了也不能闭眼睛的。我们活着应当为收复东北而努力，死了应当将尸骨埋到东北去。”(74)1934年9月，他又指出：“生于东北的军人对于收复失地复兴民族的责任，所负尤大”(75)。他还告诫东北青年学生：“今后须根本彻底的觉悟，你们所负的复兴民族责任重大”(76)。总之，所有东北人“最后的任务是明耻复土”，只有待失地收复的那一天，“我们所有的痛苦可以解除，中华民族可以博得复兴”(77)。 再次，张学良民族复兴思想的急剧发展变化。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特殊时代和急剧变化的特殊环境中，张学良的民族复兴思想也在发生着急剧和特殊的变化。在其民族复兴思想中，实现国家的统一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除了前述实现国家统一与“剿共”、抗日孰先孰后的变化外，还有如下三个突出的变化： 第一，由通过新生活运动来复兴民众，到在抗日中使民众得到复兴。张学良在其军旅生涯的实践中，对民众在国家统一、民族解放中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所以，1934年蒋介石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张学良是积极拥护者，期许在新生活运动中改造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使民族得以复兴。但华北事变后，全国再次掀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此时，张学良深刻认识到了真正的民意是什么、民意不可违以及政府、他自己、东北军对待民意应有的态度。他在1936年10月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一般民众在目前，无疑的，内心里有一个一致的要求，我们不能忽视，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发动他们的力量，来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的责任，神圣的天经地义的义务和责任”(78)，这个内心中一致的要求就是抗日。他也提醒蒋介石：“政府必须顺从民意。即使政府想与侵略者在此基础上合作，人民决不会容许。政府如不顺从民意，就无法生存”(79)。现在对民众有吸引力的、能使民众复兴的工作不是什么新生活运动，而是要马上“唤起我们的久已消沉了的民气，组织我们一盘散沙似的民众”(80)，在民众中“积极推行抗战宣传，抗战教育，使国民均发挥斗争性”(81)。 第二，由恐日、准备好了再抗日，到抗日必胜信心的坚定、准备与抗日同时进行。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恐日为难思想和情绪，在各种场合都有所表现。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在对东北军各将领的谈话中就明确表示：“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能力所应付。”(82)三个月后，东三省尽失，张学良在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文中，又反复强调东北与日本力量之悬殊，谓：“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彼则军实充足，器械精良，陆空连接，大举进犯”，我则“东北根据，既已全失”，“养不充，械弹两缺，防空御寒，均无准备，实力相较，众寡悬殊”，“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稍一支撑，即难为继”(83)。旅欧回国后，他又不断对东北军宣扬：“今日之武力不足以言对外，是我们不能掩饰的事实”(84)，“攘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85)。张学良虽所言无不为事实，也是他提出“全国抗战”的原因之一，但也显露了其恐日为难的思想和情绪。 与恐日思想相联系的是，张学良主张现在应着手“建设与准备”抗日(86)。1934年6月，他训导部下说：“我们怎样才能收复失地呢？第一，我们要集中全国一切的力量，统一起来，将全国加以整理，只有将全国整理好了，我们才有力量去抵抗帝国主义”(87)。他所指的集中全国一切力量，“不只是军事上的，还需要“经济上的实业上的各种实力都团结起来”(88)。 华北事变后，张学良的恐日发生了变化，先前的恐日是害怕东北军单独打不过日本，现在的恐日在于日本的最终目的是亡我整个中国。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之时，他毅然决然丢掉“怕”、“恐”二字，清醒地认识到：“从任何方面看，日本是决心亡中国的”，“绝不容我们从容地、充分地准备而后对日”(89)，“我们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90)并坚定地指出：“我们不能犯‘唯武器论’的错误，……我们要相信精神条件，优于物质条件，士气远胜武器。”(91)他大声疾呼：“我们不能一错再错。在现阶段里，对日只有抗战。除了抗战没有其他任何办法。”“我们现在处于垂死的境地，我们唯有抗战！我们马上要抗战！”(92)可见，张学良完成了其对日由恐到抗的思想转变。 第三，由盲目拥护领袖复兴民族，到有条件拥护领袖复兴民族。如前所述，张学良旅欧考察的收获之一，就是热衷于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拥护蒋介石成为唯一领袖，而且到了盲目和非理性的程度，认为领袖“此不独为我民族生命之寄托”(93)，要人们坚信“只要我们能服从领袖，任何艰巨的事业，都可以成功”(94)，所以我们“对于最高领袖，绝对服从，始终襄助”(95)，“即使这个领袖的领导错误，思想错误，行动错误，我们也必须无条件的跟着走，而且确认他的领导，思想和行动都是对的”(96)。 华北事变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35年6月，蒋介石根据《何梅协定》，应日本人的要求准备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职务，致电张学良征求意见，张回电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97)，与蒋有了不和谐的声音。1936年6月，他这样解释“拥护领袖”：“我们拥护领袖是把意见贡献领袖，把力量交给领袖，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人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98)，9月，他再次致电蒋，更是直接表达了对蒋及南京政府对日妥协、不顾民意的强烈不满，明确表示，“我们真愿意拥护领袖”，是希望领袖能“集中国力”，带领我们“长期抗战”(99)。至此，他无条件绝对拥护蒋介石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拥护领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蒋要带领全国人民长期抗战，复兴民族。 3.从其民族复兴思想产生及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分析，可以说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主观上讲，源于他是具有现代观念的爱国者。张学良是民国第二代军人，少年时代不但系统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还受西方文化影响颇深，既有传统思想，又视野开阔，有非常强的民族观念。主政以来，得到孙中山的接见，受其三民主义影响。从改造奉军，提出“早息内争，共御外侮”(100)的主张，到完成东北易帜，实现中国统一，无不体现他的现代观念和爱国思想，他自称自己是一个“爱国狂”。 其次从客观上讲，民族危机加深的大背景和整个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和加强。 第一，张学良民族复兴思想是在“空前未有之国难”(101)的情况下产生的。张学良经历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中国整个民族意识也空前觉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正如张学良所言：“我的确是受了过深的刺激，每天耳闻目睹的，无一不是刺激我的事情，要想解脱这些刺激，除了抗日，实在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受刺激过深，确也是以促我断然地明示我的决心与态度”(102)。 第二，张学良民族复兴思想产生于民族复兴思潮在全国高涨之时，并受国民党当局直接影响。九一八事变后，自近代以来国人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迅速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而普遍流行，各党派纷纷表达对民族复兴的情感与诉求。如1932年5月，以“中华民族复兴”作为办刊宗旨的《再生》杂志，在国社党党魁张君劢的主持下创刊，《再生》的英文名“The Nationnal Renaissance”，直译就是“民族(文艺)复兴”。同年，同样以研究民族复兴为宗旨的《评论周报》在天津创刊，直接以“复兴”命名的《复兴月刊》也诞生于上海，其它如《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独立评论》、《大公报》等，都围绕“民族复兴”阐发其主张。正如时人所描述的：“中国今日，内则内政窳败，财尽民穷；外则国防空虚，丧师失地；国势岌岌，危如累卵。忧时之士，深虑神明华胄，将陷于万劫不复；于是大声疾呼，曰‘复兴’！‘复兴’！绞脑沥血，各本其所学，发抒复兴国族之伟论”(103)。 在民族复兴的思潮中，掌握国家政权的国民党及蒋介石政府也迅速抓住了民族复兴的话语，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于1932年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其宗旨之一就是“以中国革命复兴运动为言论准则，并采纳德、意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104)。蒋介石1932至1934年发表的关于民族复兴的10篇文章于1934年以《复兴民族之要道》出版。1934年及以后国民政府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如“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均冠之以“复兴中华民族”，而“新生活运动”直接自诩为“民族复兴运动”。无疑，张学良民族复兴思想亦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契合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宣传和主张，使其更具合法性；另一方面，张学良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为我所用，充分表达自己对民族复兴的主张和见解。 第三，旅欧，外国民族主义对其的影响。1933年4月到1934年初的八个多月的旅欧生活，张学良悉心研究考察了德、意两国“一战”战败后是如何走上复兴发展道路的。在罗马期间，张学良专心研究法西斯党运动及组织，曾与意皇及首相墨索里尼晤谈数次，对法西斯制度表现出特殊兴趣，赞叹法西斯组织与运用方法(105)，还得到了墨索里尼授予的“意大利大十字勋章”(106)。即使在伦敦，也在“埋头从事法西斯主义的研究”(107)。他自认为找到了复兴中国的法宝。回国后，对部下说：“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尤其是从我到国外去看了看，更深知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必须绝对服从一个领袖的领导，才能把国家复兴起来”(108)。也正如蒋介石的亲信之一、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刘建群所言：“张到欧洲考察回来之后，似乎他认为最得意而有心得的，不是工业，不是经济，也不是军事，而是政治思潮和制度。他对于希特勒与国社党领导德国的复兴，以及墨索里尼与蓝衣社领导意大利振衰起弊的成就，不仅是欣羡，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他认为中国的富强复兴，应该以德意为借鉴”(109)。 第四，中共的影响是其民族复兴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变量。中共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放弃了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并称卖国贼的提法。之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到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延安会谈，就停战合作、一致抗日等达成共识。正是中共的这些努力，成为推动张学良民族复兴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外因，张学良放弃了自1934年以来的“要绝对服从领袖的命令，向复兴国家民族的道路迈进”的思想(110)，而转向了联共抗日，复兴民族。 第五，张学良的经历及东北集团所处之环境使然。首先，张学良的出身和成长环境使他有比别人更多的接触和了解日本情况的机会，尤其是执掌方面和主政东北后，直接和日本打交道的机会更多，对日本的经济、军事实力了解掌握得也更多；另一方面，他又对国内的政治生态、经济实力及东北军状况了然于心，恐日思想不由自主在他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一败涂地，更加重了他的恐日思想，于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制造的各种摩擦中，张学良都小心翼翼，忍气吞声，力避事态扩大。其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姓张，不姓蒋，东北的丢失，无论如何张学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严重的是，日本以东北为根据地，不断向关内扩大侵略，造成中华民族空前危机。对“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张学良感到既委屈又无奈，对东北的丢失既深深地自责、追悔莫及又千方百计寻求收复失地的办法，并将其视为毕生奋斗的目标。再次，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集团面临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张学良东北集团与蒋介石南京集团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与蒋介石中央政府保持最大限度的相对独立性。如今，保持这种状态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东北集团再也没有赖以与蒋介石中央政府保持相对独立的最基本的条件——地盘，而成为靠中央吃饭的流亡地方集团，时时刻刻要看中央的脸色，这在他向中央陈述东北军的经济状况的文字中可见一斑，其云：东北军“至政费之不足，若以中央补助统计在内，每月不敷约50万元。但以现实情况言，实已减无可减，故每月不敷仍在100万元。设若中央津贴能按月拨到，勉强维持，相差亦无几。然中央协款已三个月未能拨来”(111)，对此，张学良也曾对部下诉其苦衷：“我若脱离蒋介石，不出三个月，东北军就得饿肚子，这个问题使我非常苦恼”(112)，张学良不再有能力像处理与苏俄中东路事件那样我行我素了；东北军的规模也由九一八事变之前的30多万下降到20多万；东北集团不但要忍受故土被侵占、父老乡亲被奴役、“亡省破家的耻辱与悲哀”(113)，而且还要承受国人“不抵抗”的指责和“亡国奴，讨饭吃”的羞辱(114)；再看东北集团的政治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准备193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代表额定1200人，最多省份为45人，最少省份为10人，蒙、藏、华侨各40人，东北五省市仅23人”(115)。另一方面，东北沦陷后，日本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完全占领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中日问题再也不是东北能单独面对的了。如果说东北易帜的原因之一是张学良在日俄两强的觊觎下，在法理上使东北的对外关系上升到国家层面，使东北尽量摆脱外交麻烦，并防止日本把东北分裂出中国的图谋得逞的话，那么在上述情况发生变化后，张学良的国家民族观念便更加凸显了出来，对东北与整个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更加清晰，其原有的爱国思想、国家、民族观念得到了升华。 4.就影响和作用来说，首先，对东北集团自身而言，张学良的民族复兴思想是当时东北集团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东北集团起到政治引领的方向性作用。对于九一八事变后亡省亡家、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的东北集团，出路何在？张学良要把东北集团带到何方？靠什么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坚定信念、坚持到底？这是张学良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无疑，以民族复兴来统帅、号召、整合东北集团，比任何其它别的都有力量，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旗帜。实践证明，东北集团正是在这个旗帜下，坚持、团结到全民族抗战的那一天。其次，对蒋介石中央政府来说，张学良的民族复兴思想是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民族复兴思想的一种呼应和某种具体化。作为一个特殊的地方集团，一方面顺理成章，表现出地方对中央的支持，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宣传东北集团的民族复兴的特殊诉求，并将民族复兴思想具体化和付诸实践，当然也对蒋介石及其中央的民族复兴思想有所保留、抵触和矛盾。再次，与一般知识分子的民族复兴思想相比较，张学良民族复兴思想作为当时中国整个民族复兴思想的一部分，也显现了部分对整体的一种特殊性的参与和支持。同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民族复兴思想相比，张学良的这一思想更具有某种实践性和指向性，对推动整个民族走向抗战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受自身及其所处环境的限制，其民族复兴思想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诸如地方性、盲目拥蒋、一度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独裁上等，对此我们应放到当时的特定条件和环境中，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对待。 ①张学良口述，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编辑委员会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4)，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999页。 ②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93～394页。 ③⑤⑥⑦⑧⑨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419、406、431、434、477～478页。 ④据张学良的部下王卓然回忆，1933年热河失陷后，张学良引咎辞职，他在离开北平前，训喻部下：“我走后，你们一念到我的时候，你们就会念到我们唯一的责任与希望，在于报效国家，把民族复兴起来，而后可达到收复失地，披甲还乡的目的。”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抚顺市顺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王卓然史料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页。 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169～170、265、306、36、3、104、171、262、263、104、322、249、250、246页。 (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423、213、243～244、244～245、237～238、238、175、223、304、224、303、93、227、223、300页。 (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93、213、213、327、244、35、212、119、192、185、200、203、200、315、323、315、177、200、177、176、200、206～208页。 (60)(61)(62)(63)(64)(65)(66)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205、253、103、378、380～381、431、381页。 (67)(68)(69)(70)(71)(72)(73)(74)(75)(76)(77)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250、349、16、174、15、377、385、102、235、364、97页。 (78)(79)(80)(81)(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30、422、387、395、490、213、303、378、112、141、379、387、435、402、318、280、297、172页。 (82)(83)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90、559～560页。 (97)(98)(99)(101)(102)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382、382、221、377页。 (100)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103)吴钊：《复兴之基点》，《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1933年9月1日)。 (104)陈敦正：《复兴社、蓝衣社、青白社》，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第1期(1979年7月1日)。 (105)张友坤：《张学良年谱》(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8页。 (106)(107)(111)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654、651、574页。 (108)(110)(113)(114)(115)周毅、张友坤：《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232、182、272、372页。 (109)刘建群：《银河忆往》，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112)阎明光、阎明复：《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父亲阎宝航》，《炎黄春秋》2006年第12期。标签：张学良论文; 东北军论文; 我的东北军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民族复兴论文; 历史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