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文学：反思与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党圣元
“大众文化”的勃兴，给世纪之交的文学带来了危机、带来了挑战，亦带来了机遇。当代文学如何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环境？在当今“大众文化”的包围圈中，我们的文学究竟应该取何种姿态来向社会显示自身的存在价值呢？当我们对世纪之交的文学进行反思时，这一问题恐怕无论如何是回避不过去的，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本身即具有强烈的价值建构的意味。目前文学界同仁所进行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就蕴涵着这一主题，其在价值反思与重建方面的意义，其对于世纪之交文学发展可能带来的促进作用，无不可以期待之。这里的两篇论作，虽然不是直接地参加“人文精神”讨论的，但论者都毫不隐讳地表白了自己的价值心态，或呼唤文学的“批判性”、“民间性”，或批判当代小说中的“伪平民意识”，均与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人文精神”营造这一题旨息息相关。社会转型期亦是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的时期，这正为世纪之交的文学的反思与重建提供了选择与融合的可能，而没有选择与融合则是断断没有反思与重建的可能的。所以，尽管两位论者在此均阐明了各自对于“大众文化”的“不宽容”的态度和“精英”文化立场，但需要申明的是在这一讨论的进程中，无论是“抵抗投降”者还是“顺应”、“认同”者，都具有平等的发言权。
走向批判和民间的文学 李继凯
当20世纪夜幕上的群星渐隐渐稀、新世纪的太阳还未升起的时候，那种期待中的美丽景观和激动心情却已经厮缠在人们的心头。然而环视现实中种种黑暗与荒唐的实存，人们的心头又被笼罩了难以摆脱的阴影，不免觉得有些惶然茫然。这种“期待”却难“坚信”的前路未卜的心态，对于进入这样似乎有点神秘的世纪之交的人们来说，确实相当普遍。也许正是为了验证和摆脱这种困惑和犹疑的心态，人们不约而同地进入了这样的“新状态”，亦即情不自禁地回顾和前瞻，殚精竭虑地反思和重建。
这在比较敏感的文学批评界，便表现得相当突出。一时间，在不少有关的报刊上，醒目地开辟出了诸如“批评家俱乐部”、“文论圆桌”、“文学大视角”、“世纪之交的文学：反思与重建”等栏目，七嘴八舌，众声喧哗，俨然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批评热潮。在这个方兴未艾的热潮中，或可以将一些有价值的话题，引向深入的思考，并有效地推动世纪之交的文学沿着比较健康的道路发展。其中，批判文学与民间走向，可以说就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话题。
回顾20世纪文学，尤其是初步纳入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学，我们不可能忽视那些具有批判性格的文学。这种批判性格的获得，自然与社会现实的种种“怪现状”和作家主体的人文精神密切相关。前者是批判的对象，后者是批判的武器，彼此须臾难离。20世纪对人类来说，诚然有不少值得夸耀的地方。然而20世纪带给人类的多灾多难也是空前的。正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世界性的冷战或混乱，各种政治性斗争的险恶及遗患，以及人之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在工业扩张、竞争激烈的吞噬与剥离中更趋恶化的现实，等等，使人类蒙受的灾难之巨，尤其是精神崩解之深，也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焦躁浮躁、长吁短叹，畸形异化、人将不人，东奔西突、无所依归，成了人类“存在”的基本样态。这也可以视为20世纪思潮纷涌、运动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成了文学艺术领域幻变异常、流派纷呈、起伏不定的基本依据。尽管在这样的大势中，作家群体亦会随时运升沉起伏、聚合分化，但总有不少作家禀承着传统人文精神的精华，吸纳着现代人文学说的营养，以顽韧的意志和深沉的理性，在旷野中呐喊，在彷徨中探求，在忧患中拯救，绝不愿放逐自己的良心和抛弃自己的责任。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主导精神而存在的现代主义，在深潜的层次上也承袭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许多重要品性，注重批判性即是一个突出的方面，并从一般的经济批判和社会批判深化、移位至文化批判和心理批判，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资本文明掩盖下的种种异化现象。在中国，由于历史演进的滞缓，当20世纪初期新文学崛起的时候，以鲁迅为代表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其批判性格与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便有了更多的相通之处。而今，当我们回顾和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艰难历程的时候，还是觉得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那些具有真正批判性格的文学。这种文学或可统称为鲁迅式的直面人生、揭破种种瞒和骗的文学。其间既有对“瞒和骗”性质的历史与文化的批判，更有对“瞒和骗”性质的现实与政治的批判。而那些杰出的文学作品，如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张爱玲的《金锁记》，钱钟书的《围城》，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陈忠实的《白鹿原》，梁晓声的《雪城》等等，则有着综合性的批判力度和深度，这是这些作品具有艺术震憾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倘若这些作品没有了真正的批判品性，而混同于一般的“歌德”文学或“玩文学”，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是否值得评说、值得回顾都会成为可疑的问题了。能够创造出这样一些优秀的“批判文学”的作家，显而易见，都是一些特具人文精神、忧患意识而不失其真善美的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作家。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创作主体的存在和闪光，也才在很大程度上卫护了作家的尊严、文学的尊严，以及人道而非兽道、物道的尊严。
这些真正具有批判品性的文学，也是真正立意在建设的文学。借鉴和发扬这种批判文学的艺术精神以及创作方法，对文学的重建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那些注重批判、立意建设的文学，其批判性越强，其正义性也就越强。其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建设作用相应也就越大。鲁迅在20世纪初期开辟的彻底反封建、反世俗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文学方向，以及在创作方法上将批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初步结合的努力，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比如鲁迅的批判文学所突出的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文学母题，在新时期文学中就有星火燎原之势，形成了以批判性为其鲜明特征的启蒙文学，对于现代文明的传播和解放思想的促动，具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不过，有一个现象似乎尤其值得注意，这就是对上述具有积极建设性的批判文学的“偷梁换柱”，亦即有意无意地将批判文学的批判性推向极端，从而走向了它的反面。这种趋于极端的批判文学的消极作用有时相当厉害，几乎不亚于洪水猛兽。“文革”时期盛行的所谓“大批判文学”和时下流行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可说就是非常突出的例证。前者实质上是出于狭隘的政治观念或党派本位利益而“搞”的阴谋文学，其“伪批判”的品性已导向荒诞一路，势必构成对真正批判文学的消解甚至是谋杀；后者则将现代主义文学的批判品性推向极端，滑入泥淖，在痉挛而又贪婪的发作中，构成了对社会人生的价值、人文精神的价值乃至文学本身的意义的全面“消解”，最终也必将于嚣乱和虚无中消解了这种“消解”。如果说前者是在“批判”的名义下“权”欲的膨胀，后者则是在“消解”的遮蔽下“钱”欲的泛滥；前者在迷狂崇拜的同时“打倒一切”，后者则在人欲横流的同时“目空一切”。怪胎畸变的精神特征构成了这二者之间的惊人相似与相通，对此理当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思考。
其间颇可玩味的一个怪现状是，这二者居然都带有非常明显的“民间性”或“大众化”特征。然而明眼人不难看出其间弄权人和弄文者对民众的利用与献媚，都有居心不良乃至极其卑鄙的动机。表面上的趋向民间、认同大众，将文学“回归”民间和大众，目的却在于愚弄民众、混水摸鱼。对于“文革”式的虚假的“民间性”早被人们识破了，不必多说。但对时下所谓“后现代文化”或“大众文化”的“伪民间性”，却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其实，只要稍有生活实感而又不昧其良知的人，都会发现那种充分平面化、商品化、通俗化因此也鄙俗化了的优伶文学、市侩文学、黑幕文学、诲淫文学的“损民肥私”的真相。那些醉心于通过电脑和书商将自己拼凑或剽窃的东西，想方设法“包装”起来推向市场的奸佞者，在消解文学的价值和尊严方面，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更不知世间还有羞耻二字。这些媚俗有术的人（？）极善于巧借“娱乐”的名义将其炮制的文化垃圾去污染民众的心灵，抑或别出心裁，玩弄戏法去挑逗民众常常难以避免的劣欲，从而放纵狂欢、消极堕落，将民众在民间生成的那股向善向美的清淳之气“消解”得干干净净，如此这般，也好收到“损民肥私”的更大效益。
像这样的行径在根本上是丑恶的，也是与真正的“民间化”文学精神相对立的。因为“损民肥私”的弊害会像瘟疫一样扩散开去，使假恶丑扭结在一起，在社会上形成一股股黑色的冲击波。而真正的带有“民间性”的文学，则与这种伪劣的东西有着天壤之别，亦即不是“损民肥私”而是“益民助世”的。这种“益民助世”型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脉不可忽视的潜流，其民间性的鲜活与质朴等等总在不时地为贵族文学、文人文学输氧。从中国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来看，确乎存在着这样的情形：文学一方面要求着自身的完美、成熟，向精致、完形化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经典化、文人化的高度；另一方面却又要求着新鲜、通俗，向朴素、原生形态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民间化、大众化的程度。而前者与后者的取中或整合的道路，实际就是许多作家所选择的创作道路。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来看，文学的“民间化”取向是相当明显的。在20世纪初期，那些有志于创造新文学的作家即在中外文化的猛烈撞击和初融中，产生了一种带有“革命”性的冲动，即力图将高高的文坛与低低的民间加以沟通，使“益民助世”的民间性在新文学中逐渐得到强化。由此，“民间”大受青睐。这首先表现在民间生活受到了新文学的巨大关注，成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即使涉写历史或英雄，也竭力写出其常人常情、贴近民间的一面；即使是写知识分子，也由于20世纪知识分子日趋与民众一致的同甘苦、共命运的深切体验，不仅在观念上强化了“为民”、“益民”的创作思想，而且在实践上作出了相应的文学尝试。由此，“民间生活”在20世纪便从乡间土地扩展到都市平民，从历史烟云扩展到文人心间，从而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间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弥漫、渗化之势。其次，表现在民间文化对20世纪作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作用之大常显得过去的有关评估远远不足。来自民间和走向民间的生活历程，与许多作家的精神历程存在着深切的同构性，而外来思潮和政治思潮，在客观上也多曾引导作家将目光和情感移注民间，不断地吸纳甚至是认同民间文化。这一点是被有些人忽视了的，抑或作了歪曲性的阐释。当然，外来文化塑造的精英意识与现实政治塑造的斗争意识，确有与民间文化相对立、相冲突的一面。因为传统的民间文化除了葆有纯朴、善良、野趣、热烈以及如土地一般的沉静、厚实、博大等特点之外，也存在着相对封闭、落后、愚昧、鄙陋等消极性的东西。现代作家在“劳工神圣”的诗意追求的同时，自然也不会忽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取向。而这二者的携手并行和欣然结合，抑或痛苦扭结和分道扬镳，便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世界复杂关系的象征。在具体展呈的文学形态上，既有“五四”白话文学对民间话语的吸取，又有蔚然可观的“乡土文学”对民间世界的描写；既有民间意识与主流意识的汇合所生成的“大众文学”和“工农兵文学”，又有民间意识虽遭压抑却依然有赖民间原型的力量化入作品的“前17年文学”和“文革”地下文学；既有旨在探求民族秘史和民间生命底蕴的“寻根文学”，又有将民间扩成宽泛的人际关系而着意探寻个体生存其间的种种真实、种种忧烦的“先锋派文学”；当然也有前面说过的表面上太民间化而骨子里却迷狂于“权”和“钱”的“文革文学”和所谓“后现代文学”，等等。尽管情形相当复杂，但我们总能看到“益民助世”的真正民间化的文学，在20世纪的时空中跋山涉水地艰难前行的足迹。
临至世纪之交，在时代更易条件下，随着批判文学的发展和文学民间化的深入，已经或正在转换生成一种“新批判文学”。这“新”毋宁说是在新时代中对过去批判文学传统的螺旋回归，同时也是由于现实中假恶丑的刺激和“逼迫”所致，并构成了创造新世纪的一种切实的努力。这种“新批判文学”的基本立场，仍然牢固地置立于“益民助世”的价值方位，将真正的民间意识作为反抗腐败政治和异化人生的批判武器。但在艺术品格上，伴随着民间世界的重构、扩大以及作家作为文人的边缘化或民间化程度的加深，则更具有独立而又自由、严肃而不失情趣的精神特征。不再费尽心机地诠释意识形态或疏离政治，不再拒绝价值评估和道德责任，也不再忍受屠刀和金元的恣意支配。只要遵循着“益民助世”的当代价值原则，艺术批判的多向度选择和创作方法的自由组合，都是这种新批判文学具有开放性、综合性的具体展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文坛多元化格局的取消，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新批判文学只是对此前中外带有批判性格的文学的积极继承和创造性转换，使其在真正的民间性原则的支配下，担承起时代赋予的卫护人道尊严和文道尊严的责任。如果从新批判文学在文学活动自运转的轨道上所初显的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其民间品性的逐渐增强或民间走向的日趋鲜明，亦可名之为“大民间文学”。
不过命名在这里是次要的。要重建我们的文学世界，关键在于要咬住牙关、征服艰难，决不放弃应该担承的“益民助世”的种种责任。这既是来自世纪之交的时代的呼唤，也是人与文学共同向善趋美求真的本性所使然。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虽然并非是所有作家和评论家执信的格言，但肯定是那些能够创造真正批判文学的作家们所信奉的格言。
当代中国的伪平民文化及小说中的伪平民意识 陶东风
一、平民文化与平民意识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即是“平民文化”的兴起与繁荣。然而，批评界的“平民文化”概念是十分含糊的，它经常被当做可与“大众文化”、“市民文化”等相替换的同义词来使用。如王朔的小说、各种通俗影视作品、武侠、言情小说以及报摊上各种消闲报刊，在有些文章中被称为大众文化，而在另一些文章中则又被称为平民文化或市民文化。但严格说来，平民文化与大众文化、市民文化并不是同义词。大众文化是一种文化工业，是大众消费社会的文化、高科技时代的文化，具有相当重的技术内涵和商业内涵，相对于精致或高雅文化，它的出现在西方是本世纪60年代的事；市民文化是市民社会的文化，重在表现市民趣味，此词有较浓重的社会学的意味，相对于官方文化，它的出现要比大众文化早得多；平民文化与这两者在中国是交叉的概念，这是中国社会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所决定的。在与精致高雅文化、官方文化的区别上说，两者是重合、交叉的，但它的对立面主要是特权文化、贵族文化（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就把平民文化与贵族文化对举）。它甚至在市民社会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
平民文化概念的这种等级内涵是与“平民”概念的等级意义相关的。“平民”是一个社会分层的概念，它的内涵显然是侧重在等级。平民者，平常之人也，俗称普通老百姓。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都是介于上等人（如政治权贵、经济贵族、知识精英等）与下等人之间。但是在界定“平民”概念的时候，不可机械套用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因为“平民”是一个中国的概念。我以为在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中，比较适用于中国社会状况的是美国学者哈罗德·克尔伯所提出的分析范畴与学理构架。他认为区分阶级（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应该是综合而不是单一的（如单纯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或职业划分）。这一综合的标准包括三方面：1、一个人在职业结构中的位置；2、一个人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3、一个人对于财产的占有情况。 根据上述标准他将美国社会的阶级分为五个等级：1、上层阶级， 拥有巨大的财产与大公司，并具有极大的社会权力的家庭；2、 社团首长与企业主阶级，在一些主要的社团、公司或政府中拥有较大权力者；3、 中产阶级，拥有的财产不多，但是在职业、权力方面足以达到中等地位（超过体力劳动者）；4、劳动者阶级，几乎没有财产， 在职业结构中处于中下层或下层，没有权力；5、下层阶级，没有财产，而且常常失业， 生活没有保障的穷人。（参见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第16页）这一以美国社会为蓝本建构的社会分层框架虽然也不尽适用于中国，但由于引入了“权力”这一社会分层的核心概念，因而也就有了相当的跨文化的适用性。权力不只指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精神文化也是权力构成的重要层面，知识权、话语权也是一种重要的权力。中国社会中有许多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不高的知识精英，其社会地位远在平民甚至商人之上，就因为他们拥有知识权与话语权。按照这一划分框架，我们所说的平民大致相当于克尔伯所说的“劳动者阶级”。
平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这种中间性，决定了他们的价值取向、思想意识与道德观念一般也偏于持中，介乎极端保守与极端激进之间。由于他们是一些没有知识权力与话语权力的人，因而他们一般不能成为话语的主体，他们是些被言说者而不是言说者。这样，所谓“平民文化”常常不是平民自己创造的文化，平民文化的创造者只能是他者——拥有知识与话语权力的精英。从而我们界定一种文化是否属于平民文化，不能看它的创造者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是否属于平民阶层，而只能看它是否反映了平民的价值观念、意识思想、道德规范等等，总之是看它所表现的是否是真正的平民意识。
二、当代小说中平民文化的变形与伪平民意识
令人遗憾的是，在打着平民文化的旗号出现的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中，所体现的常常不是真正的平民意识，而是伪平民意识。这种伪平民意识的集中体现则是痞子意识与贵族意识。痞子与平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如上所说，平民是社会中的主体，他们虽然不是处于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中心，但也决不是社会的他者。平民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是些“遵纪守法”的良民，他们没有独立的意识形态与思想体系，因而一般是既成的传统文化道德规范的遵守者与信奉者。而痞子则是社会中的“他者”，是被社会通过排除（exclusion ）法打入另册的危险分子。这样，痞子常常是对社会的既成传统道德规范、社会秩序持激烈的否定态度，甚至作出激烈的破坏行为。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这种所谓的痞子意识常常表现为中国式的当代“贵族意识”。之所以说它是中国式的又是当代的，是因为它无论与西欧的还是中国古代（尤其是魏晋时代）的那种贵族意识都不相同。西欧与魏晋时期的贵族都是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趣味的彬彬有礼的特殊阶层。他们不一定是炙手可热的政治权贵，也不一定是腰缠万贯的经济富豪，但一定是受过很高的教育、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与精神风度的雅士。但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及当前中国文化艺术中的所欲“贵族意识”，实际上只是权力意识与金钱意识以及建立在这两者基础上的优越感与特权意识、等级意识（这也是当代中国人对“贵族”一词的习惯用法）。
小说中的伪平民意识主要表现在平民形象向着两个方向发生畸变：痞子化与贵族化。你看，这些小说中的所谓“平民”随心所欲地解构神圣、嘲笑人生，他们闯荡文化禁区、无视道德规范，他们满口撒野、肆意展示丑陋，他们神通广大、超凡脱俗。总之，他们是精神“贵族”，掌握着话语的特权，绝对地谈吐不凡，他们在物质上虽然可能够不上什么大款，但是只要他们想，成为大款是易如反掌之事。有一段关于王朔笔下的玩主形象的评论文字，可以说是对这些伪平民的绝对写照：
你看王朔笔下的玩主们何其神通广大，他们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倒卖彩电、汽车，出入豪华宾馆，辗转于一个个漂亮女郎的躯体之间，像耍猴一样耍弄港商外商、警察、正人君子……他们干的是最刺激最冒险的勾当，说出的话令女大学生五体投地，连开几句生殖器的玩笑也是那么富有情趣，什么豪赌、狂饮、乱爱、欢歌、浪舞、大嚼、大咬，全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拿手好戏。（张晓平：《杂谈王朔、方方等人的小说》，《文学自由谈》1990、2）
如果说这就是中国的平民，那么，中国的平民也太不平凡、太伟大、太神奇、太匪夷所思了。显然，这是对于平民形象的歪曲，因为平民既然是平常之民，他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是持中的，他们没有那么出色的口才与那么广大的神通，那种令所有的人、尤其是高傲漂亮的女性们倾倒的魅力。这是一种伪平民意识与伪平民文化。
在作了如上的概述之后，下面不妨择其主要的两点略加分析。
一曰满纸撒野、脏话连篇。诸如什么“一切都要从我的第一次遗精说起”，什么“这声音好似处女破身的呻吟，孕妇生产时的痛叫，性疯狂的人作爱时的狂喊”，什么“怎么读书，怎么恋爱，你他妈管得着吗，自己包皮还没有割，就教训起人来了”，什么“他曾经给我看过他的生殖器，比任何人的都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他妈的”、“操你妈”、“傻××”之类更是铺天盖地而来，使小说成了粗话、脏话的展览馆。那位王启明先生还把这些粗话、脏话带到了美国，以至于有“国骂大师”之称。值得指出的是，第一，小说中的叙述人或叙述人兼作品人物的这种语言的粗鄙化，在骨子里正好是透着贵族气和痞子气，而决不是什么平民意识的表现。在中国这样一个性禁忌一直很严重、如今仍比较严重的国家（至少在公开场合），说脏话、骂人不也是一种特权么？更重要的是，作为在内心深处认同传统道德规范的普通平民，说粗话脏话虽也难免，但至少不会被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只有当代小说中的这些痞子式的贵族或贵族式的痞子，才能如此的洒脱，如此的毫无顾忌，开口“他妈的”，闭口“操你妈”，只有他们才敢于把自己的暴露癖、窥体癖、骂人癖得意洋洋地展示出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仿佛在炫耀自己的话语特权。可见所谓的痞子意识实际上正是中国式的贵族意识和特权意识。第二，许多评论文章在谈及当代小说中脏话泛滥的现象时，愤怒地斥之为“颓废文学”、“虚无主义”、“垮掉的一代”。其实，单是说脏话还不足以构成颓废与虚无，这里还有一个文体的问题，即怎么说的问题。中外历代文学作品中都不乏粗话脏话，但说粗话脏话的人常常是反面角色（不管是叙述人还是作品中的人物），也就是说，作家在道德标准上与他们保持了距离。作者或隐在作者让他们满口撒野的目的乃是要否定、嘲笑他们，他们越是脏话连篇，读者就越觉得其可憎可恶。如果说脏话的是叙述人，那么，作者会想方设法告诉读者：他（说脏话的叙述人）并不代表我，从而构成反讽效果（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杰生）。因而脏话粗话本身并不足以是颓废虚无、道德迷乱的充分条件，只有当作者自己对叙述人或人物的粗话脏话持欣赏态度的时候，道德与价值的迷乱才会发生。在当今的小说中，这种欣赏态度可以说是随处都是。
二曰挖苦祖宗、展示家丑。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这使得中国人，尤其是平民百姓具有强烈的祖先崇拜心理，以及对于家族丑闻的禁忌心理。俗话所说的“家丑不可外扬”就是这种禁忌心理的简明表述。对于中国的平民百姓来说，最为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可能就是家族的丑闻成为他人的谈资。这种家族本位的意识在当代城市中虽然有所淡化，但在农村平民百姓中还是相当牢固的。然而曾几何时，挖苦自己的祖宗、宣扬前辈的污点、展示家族的丑闻成为当代以平民文化相标榜的小说家们的特殊嗜好，仿佛凡平民就没有任何禁忌，就乐于将家丑外扬。殊不知越是平民就越是对家丑讳莫如深。只有那些中国式的贵族兼痞子才乐于宣扬家丑，这也是他们的特权的表现。这些小说中的叙述人一般以第一人称“我”出现，而且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一般都是所谓平民。他们带着讽刺、嘲弄、戏谑的语调，用粗俗不堪的语言，津津乐道地向人们讲述他们的奶奶爷爷、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及其他家族成员的风流韵事、土匪行径、“英雄气概”，详细地描述在一般人看来羞于启口、不堪入目的细节。其冷静、“客观”、超然甚至欣赏的态度语调实在是令人惊讶不置。莫言的《红高梁》中的“我”直言不讳地称自己的父亲为“土匪种”，并在父亲的坟上“怒气冲冲地撒上一泡尿。”“我”还津津乐道地讲述着“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梁地上野合的风流韵事。他的另一篇小说《欢乐》中的“我”对母亲的亵渎更是令人作呕（原谅我在此不便引用那段关于跳蚤的描写）。洪峰的《瀚海》也是关于家族的故事，写了“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亲母亲、岳父岳母等家族人员的故事。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被“我”用洋洋得意的语调加以讽刺、挖苦和调侃。比如爷爷是如何在看奶奶唱戏的时候“摸了她一把”、如何在半夜时等奶奶出来解手时“摁住她当场成了好事”等等。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叙述人“我”看来，爷爷奶奶的这些事不但不是什么丑事，而且光彩得很，“至于这里面有没有爱情，……这并不重要。”“我”认为奶奶不管是和地主之间，还是和别的什么人之间相互睡觉是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和谁还不是那么一档子事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如方方《风景》中叙述人对自己母亲与白礼泉调情的那段细节的描写）。几乎可以说，凡是以家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罕有不以展示家丑、挖苦祖宗为乐事者。在这些小说家看来，似乎越是无所顾忌地挖苦祖宗、宣扬家丑，就越是体现了所谓的平民意识，其实它体现的恰恰是痞子加贵族意识，离真正的平民倒是越来越远了。
三、伪平民文化的语境分析
平民文化的兴起是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商业化大潮冲击，价值规念、生活方式的世俗化的倾向与解神圣（不管是政治的、文化的还是意识形态的神圣）化倾向，使得政治文化与精英文化都丧失了原有的权威，不再有整合社会生活、指导大众生活的价值建构之功能。大众的生活观念在变化、社会的秩序在瓦解与重组、国家的发展战略在转移，世俗主义消解了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取代了浪漫主义、享乐主义扫荡了清教主义、个人主义击垮了集体主义、平民主义压倒了英雄主义、精神至上让位于物质至上。这都是平民文化在当今中国（尤其是九十年代）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文化语境。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平民文化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是与中国社会从原来的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化及政治文化向市民文化转化的历史进程同步的。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在现代化、世俗化的过程中，都会伴随相应的文化上的转型，而其中之一就是世俗文化、平民文化的兴起。
但是，平民文化的兴起一般而言都必然是对原先的政治文化的消解，却并不见得把精英文化或人文精神当作自己的嘲弄对象。就西方的情况而言，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并行不悖，分域而治，各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但是，当今中国的平民文化，从功能的角度上讲，既消解了政治文化、官方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也消解了精英文化、高雅文化、人文精神。在王朔的小说中，这种双面刃的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是它在今日招至精英知识分子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直至七十年代末）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政治专制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虽然向着市民社会作缓慢的转型，但这种转型由于传统资源的缺乏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而显得举步维艰，同时也使得中国的平民难以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价值与思想意识。
凡此种种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平民文化不能不处于失语的状态，不能不陷入被言说的境地，平民不仅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价值与思想意识，同时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代言人。这样，平民文化向伪平民方向的畸变也就在所难免了。事实上，当今中国的所谓的“平民文化”，只是一部分兼具反政治文化、反精英、反文化的知识分子手中的工具，他们借助于平民的伪装，表示对官方文化，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启蒙与现代性为核心的精英文化的蔑视甚至仇视（王朔在他的小说与其他文章中相当坦率地表明了这一点）。反文化反传统以及玩文学玩人生玩世的心态姿态，正是一部分打着平民化旗号的文化人、小说家争夺话语权、展示其贵族特权、等级意识的手段。
中国文学需要什么——关于世纪之交重建文学精神的思考
李西建
中国文学需要什么，这是面临世纪之交当代中国文学应当深入思索的一个现实命题，而时下的文学状态及其创作取向，使人困惑不解乃至迷惘失望的现象太多。
由于受特定社会心理情绪的直接影响，当传统的文化范式和价值体系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动摇和冲击，而能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和精神根系还远未形成时，出现文化行为和文学实践方面的盲目性及其价值判断的失误，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特别是在追求商业价值与成名效应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的濡染下，在过热的感性消费欲望的驱使下，在金钱崇拜的影响下，导致当代文学创造不同程度地淡化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平庸之作和盲目地追踪热点尤为突出。透过现象看本质，80年代末期以来，当代中国的文化进步和文学发展，就总体状态而言，实则呈现出希望与缺失同在、热闹与泠寂并存、上升与沉沦共有这样一种扑朔迷离的活跃景观。这种特殊文化背景的存在，必然影响和制约文学的发展，使其在宏观走向上表现出重通俗和流行，轻严肃与高雅；重媚俗和刺激效应，轻大众审美素质的提高；重感性的渲泄和表现，轻理性的思索和感召等特征，严肃艺术和纯文学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生存危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体摄影、武侠传奇、言情小说、地摊文学、人物隐私，揭秘写实以及黄色加暴力等，俨然构成我国当今文艺领域的主体形态和奇观。
不可否认，文学的世俗化和大众化趋向无疑有特殊的进步意义，它消解了意识形态中心论的政治枷锁，唤发出人的生命活力，标志着文学和大众生活的交融，但也确实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现在的突出问题是，包括许多文化人在内的作家及理论家，关心利益得失重于关心文化建树，文学的精神追求、人文价值和社会功能为形而下的感官愉悦所代替，直接的感性效应成了衡量作品高下的普遍尺度，文学的工具效应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文学的本体意义，商品化价值遮蔽了审美的价值属性，消费功能对于现时的文学接受行为显不出较强的控制力。加上批评界的纷纷鼓噪，使得文艺领域炒风盛行，热点频频转换。过份推崇文学对感性欲求的满足，必然带来社会审美行为的畸形发展，直接导致艺术生产和接受越来越不重视认识和审美的价值，只重视可视、可听、可读的所谓娱乐功能，其审美崇尚也越来越趋于由深层向表层、由崇高向卑微转化。文学发展的盲目性和价值失落状态，也必然导致庸俗产品的泛滥，文学的品位和格调的下降，并创造出大批喜欢庸俗趣味的大众，而这种接受趣味又造成对更多的庸俗产品需求，如此循环，必将扩展到精神生产的各个领域，其结果是民族文化水平和人格素质的严重下降。凡此种种，正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精神的贫乏和空缺。传统的中国文学精神，以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作家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精神，50年代那种富有理性意识和批判态度的时代精神，还有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那种开放热情，真挚清醒的当代文学精神，在当今的文学领域变得越来越陌生和遥远。所以，寻求文学的出路，重建文学精神，已到了一种刻不容缓的地步。
所谓文学精神，在文学的整体结构中是比较高的层次，是文学内容的哲学内蕴，它代表了文学的内在价值意义。我们通常所讲的文学的向心力、凝聚力和集合力，就是指文学精神的功能价值。由于文学艺术在本质上紧紧和民族、时代及其社会共同的心理氛围相联系，标志着一定的文化价值定向，因而它首先是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产物，而且也参与创造新的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自己的民族、时代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代表。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文学活动在最深层领域总是要保留民族的生存方式及其较为稳固的精神状态。从文学的发展历史看，一个民族特有的创造力、生命力和生存取向往往凝聚于文学活动之中，通过文学传统代代相传民族的精神。其所以如此，正因为有作家自我意识的参与，真正的艺术家自我意识是审美创造中所获得的激情和新的生命力，它不完全是个人的东西，它是人类的，历史的和时代的产物，其中包含着人类的，历史的和时代的内容。这样一种带着价值意义的内在构成，使得文学的倾向性常常比哲学还要鲜明和强烈，而这样一种带着燃烧激情的倾向性等于是有生命的、活的哲理。所以，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宗教、科学和道德发生动摇时，唯有文学艺术仍然为人们提供自身的真实存在。因为文学艺术能使我们真实的看到灵魂的运动，看到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我们只有把文学理解为是我们的思想、想象和情感的一种特殊倾向，一种生存的体验和态度，我们才能真正把握文学精神的内在实质。另外，由于文学的内在力量是一种情感价值，是在情感领域中对人的抚慰与关怀，因此，文学的精神还表现为广义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原则，像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派文学、中国的古典小说、五四新文学运动和当代文学历史上的50年代和新时期，大凡文学的兴盛时期都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文学精神。由此可以肯定，文学精神是文学健康发展的基石和动力，它属于人类的普遍意识和共同的时代心理。文学的永恒性与永久魅力，人类的生命意识和价值追求往往蕴含在这种特定的文学精神中。这种富有超越意识的理性态度及追求，使得文学的创造也超出某一特定经济范畴和阶级观念，而紧紧依赖于人类普遍的生存态度。所以说，中国的当代文学能否具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能否创造出具有较高美学价值和意义的人类精品，能否尽快改变当前的平庸状态和苍白现象，能否健康地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关键在于需要，并且积极培育一种能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型文学精神。
这种新型文学精神不是搞实验、玩文学；不是欺世媚俗和粗制滥造；不是文学游戏和抄袭之风；不是频繁的转换视角和趋附、赶潮；不是文学施虐及其消解意义；不是玩世不恭和灰色调侃；不是心灵污染和感官刺激；不是文化快餐和心理扭曲，新的文学精神需要一些良知和真诚。现实主义的勇气和精神，仍然是当代文学的发展所需要的，一种不能正视自己民族的生存现状，并且勇于提出自己的挑战和思考的文学，是一种伪文学。由此可见，文学精神已成为当代文学、乃至现代艺术存在及其发展的人类学根据。具体地说，这种文学精神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精神与人类时代精神的共同的基点之上。每一位伟大的作家及其作品，既是人类共同的文化理想及其时代精神的产物，也是该民族文化精神不断培育和铸造的结果。所以说，在现代艺术及其文学作品的本体构架中，决定艺术魅力及其生命质量的关键要素，并不在于艺术作品对其表层结构和外在生活形态的描摹与表现，并不在于形式与结构的转换与翻新，而在于作品本身所承载、所揭示的意义层次与意义深度，它或者是表达崇高的生存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或者是表达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或者是突出地展示人类共同的精神困惑和精神危机；或者是表达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和对人类未来远景的憧憬与期望等等。总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进步，需要自觉的理性态度和清醒的现实意识，需要人类共同的价值尺度与共同的文化意识，也需要站在更为宽广的时空角度，立体地、多侧面地揭示时代文化的共同主题。当代文学要从民族文化步入世界文化，必须注重文学创造与人类发展状态及生命存在本体之间的对应与契合。强调文学的生产应在更为广阔的文化氛围中表现人的心理、情绪、思想、性格及行为，把握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把握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意义，从人的生命活动的感性过程中，发掘或揭示人类美好的希望及意义，已成为当代文学最突出的主题和任务。灌注民族精神，是中国当代文学相对稳定、富有生命力的基本依据，而表现人类共同的文化主题和时代精神，则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深刻与成熟的根本所在。面临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学更应该与时代精神同潮共涌，与大众的生活息息相通，克服急功近利倾向。建立新的文学价值观把注意力的中心，转移到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和人性变化的方面来，努力寻找文学生产的真实的启蒙效果与积极的文化潜能。
当然，重建文学精神决不是一种时髦的口号和空洞的理论承诺及宣言，它有赖于作家和理论界共同的自觉和努力，有赖于作家灵魂深处的反省与革命。众所周知，作家、艺术家作为社会审美文化的创造主体，在文明建设和审美传播方面担负着重大责任。它们创造什么样的艺术作品，不仅影响和制约大众的接受与消费，也直接生产和培育出特定的精神格调和趣味，作家、艺术家的精神崇尚和审美追求具有广泛的辐射性和扩散力，最容易在大众生活中流传开来，培育出特定社会心理和情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部分作家在文化观念激变、新旧价值冲突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面前，变得困惑、迷惘、无所适从，以至出现浮躁心态。而浮躁心态在知识界和作家阵营中的滋生、流行，则体现出一种十分特殊的内涵，它客观表明了许多文化人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的丧失，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群体，在新的形势面前，他们却变得生命力苍白，没有执著的信仰和精神，甚至失去了探索真理和坚信真理的勇气。所以，许多作品也变得缺乏强健的理性力量和清醒的文化意识，缺乏力度与崇高的精神境界，当代文学日趋疲软和困惑的状态，正在于作家浮躁心态的扩散与弥漫。
所以，当今作家的创作行为，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如，从创作的价值尺度看，商业性的包装和市场效应，以及卖个好价钱已成为许多作家写什么的重要参照系，从创作的心理动因看，投合大众的享乐倾向，满足人们的心理刺激和猎奇，成为某些作家有意识的追求；从创作的文化策略看，表现隐秘文化、个人秘史、展示性行为和愚昧行为，已成为流行一时的创作题材；而从创作所表现的价值意向和境界看，描写世俗、琐屑的人生样态，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反崇高、反文化、反美学，已成为当今许多作家创作的主导格调和趣味。这些变化说明，中国作家传统的人文品格和精神已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也开始满足于对形而下的感官愉悦的喜爱，大众趣味已成为衡量作品高下的普遍尺度，按需议价已成为艺术市场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种倾向已开始消解文学的思想内涵，也刺激了整个艺术品格和品位的“下移”走向与“媚俗”趋势，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进步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因此，面对当前的商品经济大潮，如何自觉地引导和促使作家创作行为的转化，如何强化文学艺术的精神价值属性，如何提高文学的品位和理性力量，如何使文艺创作在中国文化的内在变革与转型中发挥应有的启蒙作用和鼓舞作用，如何从根本上矫治社会浮躁病，解决现代文化人的内在的失落和痛苦，已成为重建文学精神，促进文学发展的当务之急。当代中国文学要走向新世纪，作为文学主体的艺术生产者必须努力塑造自己，解决自身的审美理想、人格取向、心理结构及情感态度等问题，逐渐改变那种纯主观的、孤芳自赏的精神状态。只有这样，文学家才有可能克服平庸的、病态的、畸形的、扭曲的或盲从的等心理状态，而真正建立一种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文化心理结构和人格型态。改造和建设艺术生产主体，是保证艺术生产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重构中国文学精神的根本保证。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活动并非一种孤立的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人文导向和文化价值导向也是影响和制约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人文导向体现特定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观念，是一种有较强辐射性的文化行为，对国民性格、社会心理和文化实践影响极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矛盾现象的存在，某些文学价值观的颠倒和混乱，文艺创作领域不良因素的滋生和蔓延，都和人文导向的失误有一定联系。文学创作既受特定社会人文导向的影响，同时又强化和加深了这种人文导向的力量，由此对社会文化环境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由此可见，重建文学精神，从宏观的文化尺度上说，还需要从本质上与转型期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完善相配合，相协调，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文化系统工程；而从文艺学学科的尺度看，重建文学精神，开拓文学的新世纪，还需要特别加强在文学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系统的美学建构，以扩大艺术生产中的审美因素，使文艺活动真正成为自觉的、有意识的、以满足人类审美需要为目的的创造活动，进而从根本解决文艺生产的价值取向，这在当前，似乎更为迫切、更为必要。
众所周知，审美问题一直是文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当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现状看，人们虽然拓宽了文学生产的审美视野与范围，加强了对文学理论的多学科、多角度的广泛探索，但客观而论，一种科学而完善的美学理论建树，并没有在文学理论及其生产中真正确立，审美的研究和建树更多地表现在文艺形式的更新方面。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人生境界和丰富的美学内涵，现代文学中的理性精神、启蒙思想，当代文学及新时期初期所表现的崇高性和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等，都与当前的文学创作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断裂。总之，当代文学理论与生产还缺乏美学性的系统思考，许多作家只有对审美问题的肤浅感受和认识，而没有理论上的自觉把握与理解。当代文学的发展之所以步履艰难，时而呈现出不稳定状态，总是在形式问题上搞翻新，缺乏文学观念和创作内容上重大突破，以至削弱了艺术生产的认识和审美价值，片面宣扬感性娱乐和本能倾向，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外，审美观念上的盲目也是重要原因。所以，从促进当代文学发展的目的考虑，文学理论应加强科学地探求和解决文学生产与审美之间的关系问题，强调以人类审美意识为指导，积极建构和培育完整的艺术意识与艺术观念，切实解决文学生产的审美价值取向问题。在人类文明系统中，审美意识和观念并非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是人类具体的社会审美实践的产物，是在人类历史与人的精神文明进化的历程中发展起来的，是以真和善相统一为核心的一种意识和观念属性，其实质在于感性追求的方式涵盖了人类在科学、宗教、道德和文化诸方面的价值取向，或者说，审美意识是一种对人类具有本体意义的价值指归，它代表了人类本质的进步性与发展趋向，标志着人的情感状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的整体水平。符合人类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人类活动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审美意识的核心所在。从这种理解看，任何文学艺术及其生产都不是超功利、超历史的纯主观存在，作为人类把握世界、认识人生的特殊活动方式，文学生产理应以表现人的本质的进步性和丰富性为核心，以对真善美的追求，创造和谐而丰富的情感生活世界为重要内容。所以，有没有审美思想和价值的指导和介入，直接决定了文艺生产的构型方式及丰富性，决定了文艺生产的功能和性质，也决定了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及前途问题。
总之，文学精神是文学发展和存在的精髓和灵魂，离开了它的指导和映照，文学的创造将失去广泛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意向，成为一具僵死的语言垃圾。当我们面对转型期如此扑朔迷离的文化景观，探求和寻觅文学的生存所依持、所依赖的坚实基点，并进而展望和憧憬中国文学遥远的新世纪时，我们真切地呼唤中国文学精神的复苏和弘扬。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