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工业二元结构与国际化突破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战略研究论文,二元结构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南京工业国际化进一步突破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如何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提升南京工业国际化的层次与水平？这是本文分析的着眼点之所在。
一、南京工业双重二元结构与国际化机遇：基于历史视角的分析
1.南京工业的双重二元结构。南京工业的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且重化工业色彩较浓，既是对历史的一种路径依赖，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内向服务、自我循环的经济属性使然。出于政治、经济、国防以及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在“一五”、“二五”期间，中央和国家部委在南京布置了不少大中型重化工业项目。由于这些项目的投资周期一般都比较长，且具有很强的投资连续性，因而使得国有经济的比重一直比较高。图1显示，南京国有工业的比重在2000年之前，一直要比苏州、无锡高出很多，最高时甚至高出30-4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重化工业的密集程度也居高不下。可见，这种工业二元结构具有对历史的路径依赖性。
图1 三市国有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之比较
工业结构的二元特征还具有强烈的自我强化功能。一方面，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工业结构决定了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财政税收，主要依赖国有企业，与之相对应的是，资源的投向必然也主要是国有经济。在制度创新如火如荼的今天，占据着很大经济空间的国有企业的自我强化机制，必然会压抑非国有经济的成长空间，窒息其他经济成分萌芽与成长的环境，并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长期运行，锁定了在此制度下生存的市民与政府的关系，形成了市民对政府的严重依赖，因而难以适应新的市场竞争条件，并导致国有企业经营越来越不景气。观念、思想和意识的刚性特征，极大地影响了南京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充分成长。
如表1所示，直到最近几年，南京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工业产值比重仍然比较低，几乎都是苏州的一半左右。而曾在国内红极一时的一大批大中型“南京”国有工业企业，如扬子石化、熊猫电子、金城摩托、南京钢铁、跃进汽车等，后来也在激烈的地区经济竞争中位次逐渐后移。
表1 南京、苏州、无锡主要工业指标对比
指标单位 南京
苏州
无锡
年均工业总产值 亿元 2085.4 3742.4 2580.3
总产值年均增幅
％ 19.21 34.02 27.96
年均实际FDI
亿元 22.1 68.1
27.0
实际FDI增速
％ 37.12 51.41 55.23
国有工业产值比重 ％ 36.39 11.54 13.21
三资企业产出比重 ％ 26.80 55.77 41.95
国有产值比重增速 ％ 2.53 -3.07 -27.50
私营产值所占比重 ％ 13.95 27.74 35.88
私营产值比重增速 ％ 8.40 19.94 21.92
注：根据《江苏统计年鉴》（1999-2004）数据计算
究其原因，一是中央部委对南京国有企业的条条领导的管理体制，使南京不能对这些中央所属的企业进行统一协调，影响了南京本地经济与这些国家部委所属的国有经济的对接与融合，条块之间相互分割，产业关联性较弱，南京地方工业并没有因为中央和国家部委所属企业的强大而被积极带动；二是以行政为主的管理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国有企业本身也没有随着经济转型而进行深入改制，从而导致激励与约束等机制极不健全，企业缺乏应有的创新与活力。
应该说，南京早就提出的“电汽化特”产业发展战略是很有敏锐眼光的，在产业选择上抓住了南京的特色资源和潜在的强大市场需求特点。但是，南京并没有在这些产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相反，一大批“电汽化特”企业问题重重，有些已经倒闭。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主导产业的健康发展必须依托具有竞争力的制度环境和企业。没有强大的微观经济基础，主导产业只能建立在沙滩上。因此，南京主导产业发展的失利，根本原因在于微观经济基础不能适应市场机制和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在于企业管理体制与机制没有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
2.南京工业大发展的机遇三次与国际化擦肩而过。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有三次重大的国际化机遇。而南京由于自身结构问题，基本上没有真正抓住这些机遇，或者说可能正在丢失某些大规模工业化的重大机遇。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开放之后。当时广东凭借其区位优势和国家的优惠政策，通过吸引外资落户，实行“三来一补”，从事简单的加工贸易，从而较早地走出了中国经济的一条开放之路。但是，由于广东缺乏很好的产业配套，特别是重化工业的配套，因而主要发展的是轻工业。这一次机会，不仅与南京无缘，而且整个江苏也未能跟上。不过此时的江苏南部地区，乡镇工业却发展得如火如荼，并逐步在20世纪90年代的江苏工业经济中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遗憾的是，乡镇企业发展的这种壮观景象，主要只是发生在苏南的苏州、无锡等地，而南京在此次大发展中，并没有同步跟上。原因在于南京的国有经济太强大，或者是南京郊县经济太薄弱，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其他经济成分的生长，或者说缺少成长的基本初始条件，其中包括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经济。
第二次是1988年受“中国要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政策引导，特别是1992年中央做出开发浦东的决策之后，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等地区凭借靠近上海的地理位置的优势，在竞争中逐渐走出了一条以吸收FDI进行加工贸易的国际化道路，它们或者吸引外商在此投资办厂，或者将生产基地从跨国公司母国转移到该地区。到目前为止，苏州已经吸引了外资企业达1万余家，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了400亿美元，从而成为中国大陆第三大外贸出口城市和吸引外资最为密集的城市之一，其中大多数企业加工或者组装产品都是以出口为主。而南京，一方面由于没有经过像苏南那样的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因而缺乏经营机制灵活的乡镇企业，而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却又未能进行成功改制；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功能不全，只有主要为本地的重化工业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而不像上海那样，具有发达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生产性服务业。加之远离上海，中间受到苏锡常等城市的阻隔和拦截，导致上海发达的生产性服务难以辐射至南京。虽然南京当时也在谋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但没有产业支撑的大都市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样，南京工业的大发展机遇与第二次国际化浪潮擦肩而过。
第三次可能丧失的机遇来自于1997年之后跨国公司对中国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系统性、战略性大规模投资以及外资北上。由于苏南等地的乡镇企业，在外资经济的挤压下，早已于1997年前后被迫实现了全面改制，因此，在这一次机遇中又充分发挥了作用。因为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无论外商到中国投资设厂，还是给中国企业发出OEM订单，它们都比较偏好民营企业，或者是改制后的乡镇企业、国有企业。而南京，一方面由于错过第一次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机遇，因而没有乡镇企业可供改制；同时，南京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也缺乏全面而彻底的改造，南京的民营经济又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正因为如此，南京工业与外商及跨国公司进行业务对接的载体没有充分构筑好。另一方面，南京独特的科教资源优势一直处于潜在状态，由于制度安排和观念上的种种问题，一直未能把它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因而未能形成一种后发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
二、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南京工业国际化模式探索
目前以广东和江苏南部地区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工业国际化模式，多是通过吸收FDI而进行加工贸易，在产业国际分工当中基本上处于低端环节。而且，这种模式一般都比较偏好机制灵活与治理规范的中小民营企业。而南京恰恰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占主导地位，并且科教资源十分丰富。所以，南京工业完全可以通过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的独特优势，直接切入产业高端来实现国际化，这是浙江、广东和江苏南部其他地区目前都难以做到的，也是难以模仿的。具体来说，南京工业国际化可采取以下模式：
1.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适用技术，提升南京工业国际化能力。20世纪50-70年代，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成长的道路上突出地表现出了重化工业为主和出口导向的特点[1]。在理论层面上，日韩这种以消化吸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建立自主品牌，出口国际市场，从而拉动本地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可称之为出口导向的国际化战略[2]。这一战略塑造了日本和韩国一大批当今在世界经济舞台耳熟能详的国际化企业和世界品牌。国际化企业和世界品牌的集聚，形成了产业集群式国际制造基地。
该战略的初始条件是大力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引进国际上特别是欧美的先进适用技术，进行广泛的消化吸收、改造和创新，在本国生产的基础上由本国企业走进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其目的就是要在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和商品出口上占领制高点，塑造本国的国际化企业和世界级品牌。这一战略的出发点就是既要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又要培养自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南京在钢铁、石化、汽车等重化工业都有着较好的产业基础，引进国外先进适用技术，不仅可以使其产业链得到提升，还可以使有竞争力的企业加快“走出去”。走出去的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可以建立起紧密的前后向产业关联，从而带动和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但是，这一模式的关键是技术引进后的消化吸收。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出口，则是制胜的要诀。虽然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但这种影响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并不足虑。
2.以南京科教优势为基础，吸收FDI，直接切入产业国际分工的高端环节。长三角地区采取大量持续吸纳以加工贸易为主的FDI，通过外商投资办厂或者将生产基地从母国转移过来，再经由这些企业去出口，形成了独特的加工贸易的国际化战略[3]。实施这一战略，原本是想以国内潜在的巨大市场容量为诱因，通过改善和优化对外资的吸收环境和吸纳能力，最大限度地用足经济政策的“洼地”效应，竞争性地吸引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实现“以市场换技术”。但由于中国市场发育的高度不成熟，跨国公司原先想占领中国巨大市场的动机，却逐渐演化为利用中国廉价生产要素进行加工组装并出口，从而也成了其“全球生产、全球营销、全球采购”的全球竞争战略安排的一部分。因此，实现的是中国比较优势向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转化，而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以市场换技术”。
由于出口产品用的多是跨国公司的国际知名品牌，而且多数是由它们在中国投资的独资企业制造的，因而是一种“在中国制造”，而不是“由中国制造”的模式。外商投资企业独立运作，与本土企业缺乏技术经济联系和产业前后向关联。虽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聚集也会形成所谓的国际制造基地，但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世界加工厂”或者“加工车间”。中国本土企业在其中并没有赢得什么国际化的机会，更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著名品牌和较强的技术能力，很多企业所从事的只是产业国际分工的一些低端环节，起点非常低，根本不利于尽快提升我们的技术能力。因此，这种以吸收FDI进行简单加工贸易的国际化战略，根本无法使本土企业尽快形成直接走出去的能力。况且这一道路已被苏州走到了极致，南京在这方面并不具备苏州的优势。不过，南京却具有科教资源极为丰富的优势，凭借这一优势，南京工业完全可以走出一条新的国际化道路，即以科技潜力、科技人才和科技产业的配套来吸引FDI，直接切入产业国际分工的高端环节，从而避开苏南模式从产业低端入手、且本土企业被边缘化的缺陷。如是，南京工业便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国际化起点上。
3.借鉴台湾厂商经验，从加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做起，逐步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当今世界推动经济国际化的主角是驰骋于全球的跨国公司。随着规模的日益扩大，它们越来越注重从全球战略出发组织生产经营，建立全球性的产销网络和供应链条体系。由于跨国公司掌握着先进技术和市场网络，因而处于这一链条的前端，获取最大的比较利益；而处于链条中后端的，则主要获取加工收益。但是，只要加入这一链条，就可以通过干中学而累积大量的诀窍，并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台湾的IT厂商就是这样形成独霸全球的制造能力的，这对南京工业企业应该具有重大的启示[4]。目前，跨国公司主导的供应链体系主要有三种可供选择：
一是在消费品市场上以国际巨型连锁流通企业为代表。它们直接面对消费者，不仅采购量巨大，而且对商品的品质、价格、批量和交货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南京的工业企业若能加入这种供应链，就等于领到了进入全球化市场的门票，必将随着其扩展而成长。
二是加入虚拟垂直一体化供应链体系。这种体系通常以国际知名品牌为龙头，在全球专业化理念指导下，通过OEM等方式把缺乏比较优势的零部件产品的生产分包给下游厂商，把关键的系统集成和核心零部件生产或者组装留在总部，因此节省固定费用和库存占用资金，取得竞争优势。南京的企业若能按照国际化标准进行生产，就能利用自身优势承接到订单，并成为其中的一个节点。
三是加入国际互联网的电子订货体系，融入其现代化的供应链之中。通过这一方式，可以在快速反应能力和弹性供货体系的支持下，实现订单化生产，节省成本并且更好地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而加入的前提则是在品质、规模、交货期等方面具有足够的能力，且需投资于信息系统并熟悉电子商务的游戏规则。
珠三角、厦门等地已经成为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的供应链的一部分，但基本上都处于这一体系的末端，主要原因是它们目前还没有掌握关键的核心生产技术，只能从低端做起，这是必要的学习成本和必须经过的过程。通过“边干边学”，学习曲线将会大幅度下降。
加入这些供应链，关键是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面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变消极防御、被动挨打为主动学习、积极合作和勇于竞争。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必须要走过几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向跨国公司学习；与跨国公司合作；与跨国公司既合作又竞争。南京企业自然也不会例外。
4.鼓励南京优秀企业，实施以收购兼并国外资源为主的国际化战略。目前南京有些优秀民营企业和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已经初步具备“走出去”的可能与条件。但是现在理论界和政府对“走出去”问题存在许多不成熟的看法，认为“走出去”就是到境外新办企业。我们认为，“走出去”的根本目的不是要为外国创造就业机会和税收（虽然客观上具有这种效应），而是要利用国外企业的市场网络、发达的技术和充裕的资金，并把国外先进的生产要素与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5]。据此，我们认为“走出去”的重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①控制和利用国外丰富的而国内稀缺的矿产资源；②控制和利用国外上市公司资源，以实质性地掌握营销网络、品牌、技术和资金；③承揽国外大型项目和工程。
南京工业要想真正能够走出去，必须将“走出去”、“走上去”与“走进去”结合起来。所谓“走上去”，就是要让企业走到产业的高端，向产品价值链的上游延伸；“走进去”则是要融入当地文化，实现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本土化。
5.让出优质资源，让优秀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嫁接改造南京国有企业。南京工业二元结构具有较强的自我强化功能，因此需要从外部进行突破。而让出优质资源，让优秀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来嫁接改造国有企业，则是从外部突破的一种尝试。一方面，对于长期在国有经济下形成的许多观念、意识和机制，只有下些猛药才能得以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南京有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源实在是价值太大，没有实力强大的优秀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根本嫁接不上去。但是，必须指出，让优秀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嫁接改造国有企业，并非要廉价出让国有资源，而是要充分发挥“鲶鱼效应”，让优秀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来激活国有企业改革，并增强企业活力。再者，对南京比重较大的国有企业进行嫁接改造，不仅是经营机制转换的需要，更是技术更新与产业升级的需要。没有技术能力超强的优秀企业进行嫁接改造，可能不足以锻造出国有企业新的生命力。因此，当前要通过进一步改制整合资源，通过增股、扩股及资产兼并重组等方式，将原来单一的投资主体改造成为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通过吸收民营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外来资本，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同时，要从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和企业结构等方面进行各种结构调整，发挥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优势，集中力量在三大支柱产业和六大主导行业寻找突破口，快速切入工业国际化的前沿。
三、地点竞争力理论与南京工业国际化新战略
现代地点竞争力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降低地点的重要性，反而使其在未来竞争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首先，各国经济表现仍然有明显差别，即便在一国之内的各个地区之间亦是如此；其次，在许多产业中，全球领先的竞争厂商大多奠基于—两个国家，而且产业集聚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第三，全球化企业事实上也将本身活动分散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但是，它们却总是将产品线中攸关竞争的活动安排在特定的地点。可见，地点在全球化趋势下依然有着特别的影响力。因此，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认为，发展国际化战略，首先要了解地点在竞争中的作用，其次才是考虑如何通过协调地区或全球网络疆界的活动，以获得竞争优势[6]。由此，他还将地点视为国际化战略中的重要据点和节点，而其竞争环境，尤其是母国基地的竞争环境，则是企业保持与创造实质性竞争优势之所在。根据波特的地点竞争力理论，南京缺乏一个有利于产业成长、发展、创新与升级的竞争环境和营商氛围，南京的科教优势难以发挥出来，地点竞争力得不到强化，南京工业国际化才很难实现进一步突破与升级。波特的钻石体系以四大关键要素为支撑点，彼此相互作用，共同创造企业所在据点的竞争环境和营商氛围[7]。因此，可用于分析南京工业所处的环境与氛围。
1.生产要素。通常，高级、专业性生产要素比初级、一般性生产要素来得重要，而且它们是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的，而是要通过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来创造。一个国家或地区，想要经由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强大而又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发展高级、专业性生产要素。南京在此方面的主要问题是：①没能充分利用科教资源丰富的独特优势，创造出更多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高级、专业性生产要素；②制度安排等所形成的环境与氛围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不强。创造不出专业生产要素，留不住先进生产要素，吸引不来高级生产要素，产业竞争优势何以营造，南京工业国际化水平又何以提高？因此，南京亟需在以下方面加大改进力度：
（1）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管理和改革的力度，提高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效率、供给质量，树立南京良好的窗口形象。由于这些生产要素只能由本地投资创造，且公共产品特征明显，因此，当地政府必须加大组织投入的力度，尤其要在改革与管理方面加强学习与创新，从而改变其供给效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2）根据各类生产要素的需求特征，通过制度安排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以吸引和留住各类优秀的生产要素，并让其充分发挥作用。比如，可通过吸引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秀人才加盟南京工业发展，以解决其人才与干部队伍落后的问题，同时，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配套，以填补两套体制下人员福利与风险等方面存在的差距，解除这些“跳槽”人员的后顾之忧。
（3）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积极创造高级、专业性生产要素，从而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与产业竞争优势。同上海、广东和浙江等地的城市相比，南京的一般性、初级生产要素，如天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融资条件等，并不优越。而且，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它们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小。但在那些需要持续大量投资和开发而创造的专业化、高级生产要素，南京则有着独特的比较优势。遗憾的是，南京尚未充分发挥出这一优势，不仅人才出现大量流失，而且产学研脱节现象也较为严重。为此，政府应该有所作为：①通过定期举办优秀科技成果展示、发布与交易会等途径，为南京优越的科教资源充分发挥作用搭建平台；②通过各种制度安排，鼓励优秀民营企业涉足风险投资行业，鼓励科技人员带成果创业，为科技成果转化与风险资本的嫁接联姻而牵线搭桥；③发展直接为当地产业服务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弥补素质教育和学历教育针对性较差的问题；④鼓励针对特定产业或产业集群的各类学术研究。
2.需求条件。母国市场借着它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力而具有提高产业效率的功能，它还因刺激企业改进和创新而成为产业发展的动力，而这种动力主要是通过市场需求的形态和特征来施展。国内市场的客户要求越多、越挑剔，往往会迫使厂商在市场压力下努力进行改善与创新；本国市场的预期性需求则可能催生产业竞争的先行优势，而市场规模和成长模式则具有强化竞争力之效果。政府在此方面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①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与渠道，改变南京人在消费方面过于温和的习惯，培养他们的挑剔性、苛求性和前瞻性，以此迫使本地产业适应市场需求特征，努力进行改善与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②严格产业的产品、安全和环境标准，切实保护客户的各种正当的合法权益，并以此促进本地产业注重研发投入、产品质量改进、服务水平提高以及技术创新等；③依托安徽及苏北等广阔腹地，通过政府采购政策、打破市场分割与封锁等措施，为南京工业成长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3.相关产业和支撑产业的表现。相关产业和支撑产业的表现和能力，往往会通过由上而下的扩散流程以及相关产业内的“提升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创新与国际化。南京在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是，产业间的配套网络不健全，其中包括经济服务化趋势下日益重要的生产性服务的配套，由此造成产业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较弱，从而直接影响南京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究其原因：①南京的优势龙头企业较少，缺乏组织产业配套与协作的强势主体；②南京的工业园区太多太散，竞争无序导致产业集聚性较差，而且集聚的产业间缺乏关联性，形不成相互提携效应；③政府在组织、规划与协调等方面缺乏高度与力度，对相关制度与服务供给缺乏效率，导致产业比较分散，集聚效应与配套能力不强；④对现代工业有很强支撑作用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重视不够，还没有意识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投融资环境的改善与城市功能的增强；⑤思想上有些畏首畏尾，做法上胆力不足，特别是对外资与外地企业过分迷恋，对本地企业的培育、整合与改革力度不够。
为此，南京需要进行战略上的调整：①从提升地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高度，对现有工业园区进行统一规划与整合，积极促进相关产业与支撑产业实现集聚式发展；②从培育本地龙头企业着手，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改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要形成激励有效、约束到位的经营机制；③在引进外来资源时不仅要引进资金，更要注意引进技术，引进上、下游客户，引进价值链；④在发展本地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早做谋划，以弥补上海生产性服务对南京工业辐射不足、支撑不够的状况。比如，可以利用河西新区开发的机会，发展国际会展业，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可以定期组织与广交会进行商品交易相对称的南京国际服务业博览会；可以利用红花—大校机场搬迁的机会，在这一地区集中力量发展支撑本地工业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
4.企业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企业怎样创立、组织和管理，国内同业竞争程度如何，是决定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南京的工业基础，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在国内曾经都处于领先水平，但由于没有跟随经济转型而进行机制转换与改革创新，导致在国际化浪潮中多次痛失机遇。针对这一状况，南京首先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以增强产业活力；其次，通过各种公共服务配套与政策措施的激励，让同行产业集聚到一定区域，实现集群式发展，并通过同业竞争，锻造产业持续竞争力，比如让化工产业集聚到南京化学工业园，让先进制造业集聚到沿江等；第三，积极鼓励各种形式的创业投资，特别是科技人员带科研成果的投资创业，这既增加了本地产业的活力，又有利于科技成果的孵化，增强本地产业的竞争力。目前产业集聚式发展的竞争优势越来越明显，南京要在促进科技产业的创立与集聚发展上做足文章，特别是要发挥好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应有功能。
波特“钻石体系”的四大关键要素，相互依赖、彼此互动，构建了一个地区产业成长和发展的战略图谱，其中任一项的效果都是建立在其他条件配合之上的。假如一个产业缺少充沛的高级人才，而空有挑剔型的本地客户，该产业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市场本身也无法带动产业发展先进产品。同样，如果竞争形态不健康、企业缺乏持续投资的目标，环境中不利的生产要素就无法激发出创新的动力。可见，一个产业的任何一项关键要素出问题，都将伤害其升级的潜力。因此，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角度讲，必须从四大关键因素同时着手，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南京工业国际竞争力。
标签：二元结构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二元经济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走出去战略论文; 市场战略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 南京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