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限与越界：小民族文学的解域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界限论文,民族论文,文学论文,解域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在《翻译的文化政治》一文中，曾试图用整整一节的文字阐明福柯在“越界之序”中提出的两个概念：界限和越界，以表明翻译领域中原文与翻译之间的非否定关系，或者说生成关系。[1](P29-37)这里，翻译指的是翻译的行为，转换的行为，也可以说是越界的行为。因此，原文就成了翻译行为首先划定、然后试图跨越的界限。根据福柯所说，“界限和越界不管拥有什么样的强度，都是相互依赖的：界限如果是绝对不可跨越的，它就不可能存在；反之，越界如果仅只跨越由幻觉和影子组成的一个界限，那么越界也就毫无意义了”。[2](P34)存在的强度是所译文本和翻译行为的先决条件。一本书放在一个书架上，或搁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没有生命的，只作为“物”而存在。译者或读者仅仅通过阅读或翻译的行为就能赋予它活力或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可跨越的。读者跨越这个界限，通过忘我的阅读实现了书内“存在的强度”；译者也跨越这个界限，在忘我的翻译行为中实现了书外存在的强度。在后一种情况下，原文以译文的形式获得了生命，或新生，也即不同于原文但又与原文密切相关的一种生命形式。按此理解，任何一本书都是可跨越的一条界限，而既然是可跨越的，它就是可读的，因此也是可译的。界限的意义恰恰在于越界的可能性，在于越界的行为，因此，原文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可译性，也在于翻译的行为或过程。
然而，福柯所要说明的并不是界限在被跨越之后的“来世生命”，强调的不是越界行为发生的时间，也不是黑与白或内与外之间的关系，对于他如对于德里达一样，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并不存在。[2](P34-35)他认为界限与越界“采取螺旋的形式，任何简单的违规都不能穷尽它”。[2](P35)福柯用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例子，即用黑夜里的闪电来说明界限与越界的相互强化作用。闪电“从一开始就给予它所否定的黑夜以浓浊浑厚的强化，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照亮了黑夜；然而，只有在漆黑的夜里，它那灼眼的明亮，那具有穿透力的、平稳的独特性，才能显示出来；闪电一俟用自己的主权给这个空间标上了记号，给这个黑暗命了名，然后就又自行消失在这个空间之中了”。[2](P35)闪电与黑夜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对立或颠覆的关系。闪电通过照亮黑夜而强化了夜的黑暗，同时，它自身的亮度也由于夜的黑暗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从而显示了独特的力量，一股统一的力。然而，当闪电完成了照亮黑夜的任务时，当它强化了黑暗，确立了自己的主权、履行了命名的功能时，它重又消失在黑暗之中，重又沉默了。换言之，它在照亮的行为过后即刻又被淹没在它曾经照亮的那个空间之中了。但在这个无休止的差异和重复的运动中，那个被闪电照亮的空间，又重新把闪电淹没的空间，决不会是被照亮之前的同一个空间，仿佛它的内部已经发生了变化，仿佛它的结构已经得到了改造，仿佛它的内在秘密已经泄露，就好比译文在经过翻译的行为之后不可能再是原文一样。这个照亮的行为证实了黑夜的存在，强化了夜的黑暗，造成了黑夜与黑夜之间的差异，意义也便由此生成出来，制造了等待着翻译的一个又一个文本。如福柯所说，它测量“它在界限的核心打开的那段多余的距离”，追溯“导致界限上升的闪光”，最后跳入“生存地带”的无限之中，而那就是“差异的生存”地带。[2](P35-36)
这里所质疑的是起源。作为照明行为的闪电为黑暗设定了界限，然后在照亮黑夜或被黑夜淹没时跨越了这个界限。黑夜再次降临，等待着另一次闪电，一次又一次的闪电，以至无穷。但每一次都有所不同，因为每一次闪电的强度不同。闪光越强，对黑暗所遮蔽的世界的揭示就越多，反之亦然。类比之下，原文被转换成译文，并在翻译的行为中得到强化；然后，译文需要进一步的强化，抑或是来自原文的强化，或来自对译文自身的翻译的强化，这都是作为对可译性或忠实性的检验。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翻译的时代、重译的时代、甚至翻译竞争的时代，这种无休止的强化尤其重要。每一次强化都需要闪电，每一次闪电都是渗透，都是跨越边界，都是消灭起源。起源的消失既宣布了旧的界限的死亡，也就是人成为认识客体的终极界限；又宣布了新地域的诞生，在新的地域里，“一种思想形式仍然沉默的、摸索着的幽灵在探索界限”，致使“越界的行为取代了矛盾的运动”。[2](P50)在这个过程中，越界的行为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或新的地带，它没有起源，没有终点，而只是一个生成的过程，蕴涵着众多可能性的一个开口，因此也是组装一台新的机器的场所。
这个“沉默的和摸索着的幽灵”就仿佛马克思和德勒兹／瓜塔里所说的资本，它寻求设定界限，然后再在不断生成的金融资本中跨越这些界限。如果我们借用或挪用德勒兹／瓜塔里的游牧思想或资本的块茎概念来解释福柯的界限和越界思想的话，那么，每一次越界都必然是一条逃跑路线，都是褶子的展开，都是对先前被资本所占有、剥削因而耗尽能源的地域的解域化。资本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运动，根据马克思和德勒兹／瓜塔里对马克思的阐释，是一个辖域化、解域化和再辖域化的过程。辖域化指的是设定界限的时刻，此时，资本发现了最适合于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场所。解域化的时刻指的是资本圆满地实现了价值，致使新的更大的生产力在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中改造现存的生产和消费机器。但是，这个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时刻也滋生了资本主义的权力因素，它阻碍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不把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目的，而只满足于现已陈旧的资本储存，满足于先前投资的利润，这就是再辖域化的时刻。就根本原理来说，再辖域化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几乎是与解域化同步发生的。也就是说，一旦资本主义的权力因素不利于资本的扩张，或停步不前，或产生某种抑制作用时，资本就会试图摆脱这种权力的束缚，逃离它的掌控，开辟新的领域。
德勒兹／瓜塔里在《千座高原》中提出的块茎概念是解域化思想的哲学基础。植物学上的块茎指的是像马铃薯这样的植物的地下支干，它的水平结构不同于树或根的树状（垂直）结构。根据德勒兹／瓜塔里，块茎有六个特点，帕特里克·海顿扼要地将其归纳如下：（一）它有能力不断确立“权力的符号组织与之间的关联，以及与艺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的状况”。[3](P7)（二）各种各样的关系都是外在的，生产不可能是自行封闭的开放系统。“事物”的本质不是固定的、理想的和形式的，而是模糊的、不准确的，它们只是临时稳定下来的语言的、感知的、姿态的、环境的和政治的关联，以数量不等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它们本身就是由这些关系所决定的状况、项目和活动的结果。[3](P7, P367,P407-408)（三）不同条件和外部关系的这种繁殖是一种组装，“一种繁殖的各个维度的增加必然会随着关系的扩大而改变性质”，[3](P7)与其他工作中的关系相互作用，与流动中的异质因素共同作用，以改变旧的关系，同时构成新的关系，把这种组装变成一种合成的、开放的统一体。（四）这个开放的统一体是多向的；它在一个时刻遵循一条路线，在另一个时刻又遵循另一条路线。这正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辖域化、解域化和再辖域化，是“在异质条件之间多产关系的基础上，复杂组合发生的性质变化”。[4](P96)（五）它总是有许多入口，使自身有效地参与各种活动和各种社会实践，而块茎本身则既由这些活动和实践所构成，同时又充实它们的内容。（六）它是各种共存条件之间创造交往、越界、共栖联合中的一种不规范的生成，构成了能够进行改造的开放系统或组装。这就是“发生在空间之间、外部关系在多元组合中穿越”的生成过程。
块茎的这些特征——关联、异质、组装、多向、开放和生成——“开创了一种全面的多元构成主义……涉及一种创造性的联想主义，在实践上把块茎的概念与树状结构的等级图式对立起来，与各种理论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关怀协调起来”。[4](P94)这里，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组装的概念，它作为为某一地域设定界限的过程，把不同的或异质的因素聚合起来，而在不改变整体的情况下，这些个别因素是不能发生变化的。它同时既是解域化又是再辖域化，因为在改造以前的关系性质的时候，它也改造了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的组装，正如闪电照亮黑夜的瞬间过后，黑夜绝对不会是被照亮之前的同一个黑夜，因为闪电的不同强度已对被照亮的世界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同样，在作为界限或边界的原文被跨越或解域之后，它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因此绝不可能与翻译之前的条件达到量的对应。它现在已经是一个被解域了的文本，一组新的关系中的一个新的组合，因为译文是写给新的文化背景中新的读者的。“块茎的组装并不根据对应关系模仿、繁殖或再现任何基础的本质。这是因为块茎的性质是在其各种因素和表达形式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它在块茎改造自身的时候发生变化”。[4](P96)
这组新的关系和条件发挥小的或分子的功能，与其相对照的是大的或克分子的功能，后者恪守不变的意义和本体，“热衷于量本身而排除质的变化”。[4](P97)小的或分子的功能标志着一切生成的特点，这些生成“不模仿任何人或物，不与任何人或物相认同”，而“进入与其他人或物的合成之中”。[3](P1987,P272,P274)[4](P97)根据伊安·布坎南的提法，这个组装的概念“增强了我们的乌托邦信念，即事物是变化的，因为它[组装]被界定为连续变化中的存在”。[5](P119)这种变化就是把事物置入集体组装的多样性之中的结果，新的互动、新的关联就是在永远开放的关系系统中依据这种多样性组织起来的。这些关系的流动性促成了生成他者的过程，促成了块茎关系的质的变化，促成了异质因素的集体共存，最后，也促成了一种积极的微观政治。
德勒兹／瓜塔里对小民族文学的分析，特别是对小民族、小民族语言和小民族文学作为异质因素而集体共存的特点的分析，就是这种微观政治的具体实践。这里的小民族当然是用以区别于大民族的，后者把它的主体界定为“由特殊的对立本质或条件所构成的刻板的克分子实体，它们与不变的功能、意义和身份有着本质的关系”；[4](P97)而小民族文学与大民族文学构成了“一种质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它指的是一切语言实践的革命潜能，通过在表达与内容之间生产多样的关系和关联而向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阐释的二元对立形式发起了挑战”，[4](P98)就是说，通过建构多样性和组装（集体共存）而产生新的语境和经验。
从根本上说，小民族文学，也叫小文学或小国文学，是德勒兹／瓜塔里微观政治分析的客体，最初是弗朗茨·卡夫卡在1911年9月25日的一则日记中提出来的，指的是卡夫卡早期创作生涯中一种新的语言经验。德勒兹／瓜塔里首先在《卡夫卡：走向小民族文学》中挪用了这个术语，然后详尽阐述了这个概念，在《千座高原》中将其用于其他几个作家身上，最后在“一份欠缺的声明”中用这个概念讨论了意大利剧作家卡米罗·贝尼(Carmelo Bene)。作为微观政治的客体和实践，小民族文学这个概念指“语言的一种特殊用法，通过强化语言内部的固有特征而解域语言的一种方式”。[6](P91)它有三个特征：(1)对语言进行解域；(2)把个体与政治现状关联起来；(3)对言说进行集体组装。[7](P16-18)在德勒兹／瓜塔里的机器组装的世界上，小民族文学是一个表达机器，是把表达与内容相融合的一种语言行为，“以便走向语言的极限或界限”。[7](P23)通过同时梳理表达的流动和内容的流动，小民族文学（以及小民族语言）不仅挑战了大民族文学（和大民族语言）中表达与内容的结构或有机对应所达到的逻辑性和一致性，而且发明了语言的生成，改变了经验内部语言与非语言、话语与非话语因素之间的关系，表明了一种语言是众多语言过滤的结果，从而打破了语言间的界限。[4](P98)
在此，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卡夫卡关于小民族文学的日记。日记的第一段罗列了文学的益处或优势，对本文的讨论非常重要。
我通过洛维所了解到的华沙的当代犹太文学，以及部分通过自己的理解所了解到的当代捷克文学，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的许多优势——精神的搅动，在公共生活中常常未能实现、而且总是倾向于分解的民族意识的统一，一个民族从自身文学中获得的骄傲，在面对周围充满敌意的世界时所给予的支持，一个民族所保留的、完全不同于历史编纂并导致更加迅速（然而又总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发展的日记，宽泛的公共生活领域的精神化，对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并在这个只有惰怠才能产生危害的领域里很快就应用的那些因素的同化，繁忙的杂志所创造的对一个民族整体的不断整合，一个民族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之上，而只接受外来的反映的东西，对活跃的文学人物的崇拜，暂时的但仍然能留下永久痕迹的唤醒年轻一代的远大抱负，承认文学事件是政治忧患的客体，父辈与子辈之间对立的意义以及对此展开讨论的可能性，以一种非常痛苦的、但也畅所欲言和值得谅解的方式呈现民族的错误，开展一种活跃的因此也是自尊的图书贸易以及对书的渴求——所有这些努力都可以通过一种文学发挥出来，这种文学的发展事实上还没有达到非常广泛的规模，只是看起来规模很大，因为缺少重要的天才。（注：此段文字由英文译出，参照了孙龙生先生自德文的译文。参见叶庭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六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6-167页。）[8](P191-192)
显然，卡夫卡是在讨论意第绪文学和捷克文学，它们都是小民族的小文学。但在上述优势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大小并不起着关键作用。事实上，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小民族比大民族更占优势。在小民族中，竞争的作家们可以保持相互独立，因为小民族中没有占统治地位的人物去左右他们，所以缺少天才也不是件坏事。“文学史提供了一个不可改变的、可靠的整体，它几乎不受时下趣味的影响”，所以，“不会有忘却也不会有记忆”。[8](P193)在小民族内部，“文学与其说关注文学史毋宁说更关注人民，因此，即便不是纯洁的，那至少也能可靠地保留起来”。[8](P193)最后，在小民族内部，一部作品的“界限”并不是由它与其他作品的关联，而是由它与政治的关联所决定的，因为小民族的文学坚持高喊政治的口号，内嵌着对个人和对政治的阐释，它在全国各地传播，接触较大的受众，就仿佛生与死的问题一样关系到每一个人。[8](P194)这最后一点，即小文学彻底的政治性，文学在世界中因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义务，是德勒兹／瓜塔里挪用这个术语的唯一原因。
卡夫卡本人没有提到的、但德勒兹／瓜塔里试图附加在这个名单之上的就是：卡夫卡是在描写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和语言环境：他是用德语写作的一个布拉格犹太人。弗雷德里克·卡尔在卡夫卡传记中说，他所生活的世界“被敌人包围着，被将死和已死的兄弟们侵扰着，被内部的和外部的命令支配着，在他看来，他本人扮演着一个边缘的角色，被一个只知道以自己冷酷的欺负、强迫、需要剥削儿子感性的父亲驱逐着，同时又完全屈从于已然成为父系世界的附庸品的母亲”。[9](P37)这个生活的世界实际上只是一个界限，一条边界，被两个世界挤压在中间，饱受进退维谷的张力之苦，这是在布拉格长大的许多年轻犹太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是普遍的生存困境。这样一种生存困境从根本上说是语言造成的。卡夫卡在上中学之前一直学习捷克语，因此，比起德语来捷克语更为亲切，尽管他是通过德语而接触文学大师的。作为一个“受过德语教育的人”，卡夫卡生活在德语和捷克语混合的语言环境里，他讲的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布拉格德语，在发音、句法和词汇上都受到捷克语的严重影响，在某种意义上，那是一种日耳曼化了的意第绪语，按照德勒兹／瓜塔里的说法，也是一种被解域了的德语。德勒兹／瓜塔里在采用这个术语时的确要表明一种政治行为。一种被解域了的语言是“语言的小民族应用”，是“对标准因素的一种破坏性毁形”，[6](P97)是在大民族语言中雕刻出来的一种小民族方言。它适合外来的小民族的应用，就仿佛“从德国人的摇篮里偷走孩子的吉卜赛人”，也可以比作“今日的美国黑人对英语语言的应用”。[7](P17)
对于刚刚脱离了农民之根而来到布拉格的许多犹太人来说，他们讲的布拉格德语是一种矫揉造作但却正规的书面语，就仿佛我们大多数人今天学到的书面英语一样。它本身已经脱离了自身的语言和文化环境，在异国他乡受到肆意的滥用，在句法结构、词汇意义和语音等方面都受到当地方言的严重影响，比如，“不准确的介词；代词的滥用；可变性动词的使用……副词的繁多和连用；难懂的内涵意义；对作为词的内在张力的语音的强调；对作为内在失调之组成部分的辅音和元音的分配”。[7](P23)所有这些展示了布拉格德语“解域化的高度协同因素”：一方面，它由于脱离本土语境而失去了自身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小民族的应用而成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它使布拉格的犹太人成为了讲母语的外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要丰富这种语言，“用象征、梦幻、深奥的意思、隐蔽的能指等使它膨胀起来”。[7](P19)但卡夫卡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他要使这种布拉格德语更加贫乏，让它进一步失去稳定性，失去规则，打乱重音和节奏，抽空一切象征、梦幻、深奥的意思，从而增强其情感力度，仿佛要用刺眼的闪电照亮漫漫长夜一样。不难看出，卡夫卡和当时的一些布拉格犹太人已经开始对德语进行一种小民族的应用了，并有意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操纵、发展、改变和扩大这种倾向。而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这似乎已成为后殖民作家和文化批评家的一件利器了。
其实，对德语的这种小民族应用是语言的一个施事功能，或述行功能。从语用学的观点看，行为是在一个陈述中完成的，陈述实现了行为。“语言的唯一可能的定义就是一组定序词，含蓄的假设，或在特定时间内一种语言中现行的言语行为。”[3](P79)如德勒兹／瓜塔里所详尽阐述的，陈述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在“特定时间内”确定的，而且是在特定的社会领域内，在特殊的语境下，在“关系和条件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完成各种各样的组装的。所谓“定序词”就是有固定词序的词，这种词序是一组权力关系，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除了语言内部的许多范畴、分类、二元对立、联想、规范、概念和逻辑关系外，还包括实践、制度、商品、工具，以及由力所构成的各种物质关系。世界就是由于这些“定序”和复杂的关系网络而具有了某种连贯性和组织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瓜塔里才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不是交流信息，而是强加权力关系。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做事的方式，是共同发生作用的许多相异的行为和实体的组装，它分两个层面：一个是非话语的层面，即身体的机器组装，包括“行为和激情，互动的身体的相互融合”；另一个是话语的层面，即表达的集体组装，包括“行为和陈述，是身体的非物质性变化”。[3](P88)这里，表达的集体组装指的是各种行为结构、制度和实体，它们是语言陈述的必要前提，是语言实现行为的过程，它们不通过身体的互动或物质性变化而只通过言语行为来改造世界的元素和构造。这两种“组装”是相互独立的，相异的：“你永远不能让一种表达形式简单地再现、描写或证实某一相应的内容……在表达非物质属性时，并借此把这个属性归于那个身体时，你不是在再现或指涉，而是在干涉：那是一种言语行为”。[3](P6)于是，物质和再现、形式和内容、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言语直接参与了物质世界的行动。
然而，表达的集体组装和身体的机器组装又是可以关联起来的，把它们相关联的东西叫做“抽象机器”。它之所以抽象，是因为它没有具体的物质形式，是虚拟的但却内在于真实的世界之中。具体地说，一个词在不同的说话者那里可以显示不同的声音属性，有不同的语音和语调，不同的抑扬顿挫，不同的说话方式，而这些又决定着这个词的意义变化。也就是说，一个词可以随声音的变化而产生意义的变化，而一个词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变化的，这些变化构成了一条内在的连续变化的路线，即一个连续体，一个词的每一次具体发音都是这个连续体的一个点的具体体现。同样，一个词义的每一次表达也是该词在它的连续变化路线上的一次具体体现，是在一个特殊环境内部的一次特殊行动，是对身体的机器组装的一次干涉，同时也决定着它的结构、实践和实体网络。这条连续变化的路线就是语言内部固有的“抽象机器”。按照这种理解，语音就不是传统语音学所界定的那种精神常数，即一个音素的意义是由它与其他音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词义也不是传统语义学所界定的那种单独的表义核，即一个稳定的意义只在不同语境下发生偶然的变化；而是无始无终的一条连续变化的路线，它的每一点都是语言（语法、句法、词汇、语音等）的一次小的应用，都是对稳定的语言规则的一次破坏，都是对大语言的一次颠覆。因此，布拉格犹太人的德语、加勒比海地区的克里奥语、美国的黑人英语、亚太地区的洋泾浜英语、孟加拉人的印度英语、中国人的中国英语，以及非洲英语，就都成了语言的一种小民族应用。同样，相对于标准语而言，方言、俚语、土话、行话等非标准语，也都变成了语言的一种小民族应用，不仅把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因素引入变化之中，而且开创了在一种语言内部讲双语、多语的机会，也创造了在母语内讲外语的方式。这样理解的话，我们通过语言所经验的世界就总是在变化的过程中，总是在根据各种不同的关系而进行的“建构”中，总能够揭示出这些关系中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特性。每一次变化、建构和揭示都不过是一条逃跑路线，一次变体，它对语言的标准和规则，对常规语言的习俗、制度、实体和环境加以解域、破坏、毁形。这就是小民族语言为抵制标准用法的严格限制，为确立语言权力结构的非标准界限，为达到解域语言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越界和挪用策略。
如前所述，小民族中的“小”当然是针对“大”而言的，但却不完全是德里达的二元对立中直接对立的或等级制的两项。“大”是主导，是标准，因此是权力的施行。“小”是亚系统，是相对于不变量的变量，相对于标准的违规，相对于稳定的变化。大和小不是由数量来决定的；大可以是少数人，权力、标准、主导地位总是在少数人的掌控之中，而小则可能是多数人，是被统治的人民大众，是在数量上超过男性的女性，或超过白人的有色人。因此，就权力关系而言，这里的“少数”仍然是大，“多数”仍然是小；因为大永远统治小，永远是用来衡量小的标准；从大到小的路线始终是单向的。但小是变化的因子，具有创造的潜力和生成的力，它表明历史长河中的流动、变化、生成，而这才是创造之道。小的变化是以对大的利用为体现的，是以变对不变发挥功能的，是以不规范的用法对主导规则发生冲击而实现对语言的解域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主导规则的大民族语言不过给小民族的用法划定了变化的区域；小民族用法在打破这些区域的界限时，在僭越大语言所规定的律法时，直接参与了表达的集体组装，进入了一个不断生成他者的链条，而所创造的却不是个体的声音，而是一个未来民族的声音，一种众声喧哗的普遍语言，一种将奠基新的“世界文学”的“世界语言”，而作为通过语言和声音实现对语言的小民族用法的文学、戏剧、音乐等艺术样式，都不可避免地参与了这种组装，把众多语言和非语言的因素置于一种流浪的、游牧的、永久的运动之中，把语言的全部不变量变成了一个变化的连续体，这本身就是对现实的政治参与，通过参与而捕捉、瓦解、改变并重新组装现存的力的关系。
德勒兹／瓜塔里创造性地运用了卡夫卡的小民族文学概念，当然不是为了阐释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而是非常有选择性地阅读了他的日记和信札，尤其有目的性地选择了关于小民族文学的几则，并扩展了小民族文学的范畴，使之不仅指小民族的文学，而且指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包括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在这些宽泛的范畴之内，卡夫卡与乔伊斯、普鲁斯特和贝克特等“大”作家所共享的声誉似乎被贬降到“小”作家的地位了，即从国际性作家变成了民族作家。这部分由于以前的卡夫卡批评中除了短暂的生平介绍外而大多忽视了他作为布拉格犹太人的民族身份，部分由于德勒兹／瓜塔里把卡夫卡日记中陈述的语言和风格的观点加以引申，扩展到一些文学外部的因素上来，尤其是政治的因素，事实上，恰恰是由于这些扩展，卡夫卡才赢得了更令人瞩目、更普遍的批评注意力。这为卡夫卡作品的阐释、批评和翻译工作提出了新任务，而在引申意义上，也包括所有现代派的作品，所有大师的经典作品，处于殖民和后殖民状况中的印度文学，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学，美国黑人文学，美国亚裔和华裔文学等。一般说来，在过去的翻译中，这些文学的作品几乎都被归化了，这种归化的阐释和翻译只感兴趣于使理解和译文服从于特定读者的审美标准，而忽视了原文的小语言风格，自不必说这些作品中的小民族性格了，而这恰恰是揭示作者／读者／译者之重要意义的关键。
而更为关键的是德勒兹／瓜塔里关注的小民族文学对语言的小民族应用。它揭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政治性，而在过去的批评中，现代主义文学一般被看作是非政治的、纯美学的、逃避现实的。作为对语言的实验，现代主义文学揭示了语言中蕴涵的政治性，而在以前的研究中，这些实验通常被看作是纯粹的形式翻新。更加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大多数名著中蕴涵的社会和政治批判，这也是以前所忽视的，但一旦把注意力从非政治转向政治，便会一目了然的。这将为跨文化翻译和新时期的比较文学规定一个新的日程。一方面，一种被解域的语言将导致一种被解域的文学，因此也导致一种被解域的阅读／翻译；另一方面，为了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适应新的环境和建立新的关系，就必须动摇和突破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界限和边界，拓展新的越界和挪用，确立阅读／翻译的多元性，也即文学杰作的多样化阅读／翻译，从而为新时期的比较文学开辟一条广阔的路。
阅读／翻译的多元性无疑最能体现在卡夫卡、贝克特、康拉德和乔伊斯等思想性强的作家身上，他们都声称是讲母语的外国人；但也同样体现在莫里森、拉什迪和库切等当代作家身上，他们声称是用敌人的语言写作的作家；这个名单还可以包括像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这样的后殖民文化理论家、批评家和思想家，他们作为后殖民状况下的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为他们提供了实践语言的小民族应用或微观政治的绝好机会。在这样一个文学和文化氛围内，读／译者需要认真对待作为语言的小民族应用的小民族文学，它是强化种族兴趣，以便更准确、更忠实地阅读／翻译外来小民族方言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读／译者也必然要超越这一步，成为一个“叛徒”，就是说，背叛“主导意义和既定秩序”的世界。[3](P41)在这个意义上，读／译者就是一个小民族作者，但承担的却不是作家、演员或导演的任务，而是一个操作者、控制者、技师，甚至是一个接生婆，他／她通过阅读／翻译而帮助生产一个巨人，要么就生产一个怪物。读／译者也是一个批评家，把阅读／翻译作为批判权力关系的一个手段，他／她的任务是把权力关系当作语言的常数和不变量，当作解构的对象，并观察这种解构的结果和可能出现的新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读／译者就是一个分解者，他／她分解原文的唯一目的就是建构词语、句子和文本的全部可能的连续变体，包括声音的格调、重音、面目表情、姿态、手势、运动以及一切外在的、非语言的和非话语的因素。最后，读／译者是言语行为者，他／她的重点在于语言的施事，在于破解传统形式的批判功能，在于生产新的变形的连续体（而非新的形式）的创造功能，这样才能在语句的表达中生成新的语义内容，从而产生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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