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与经验探析
王海军，王新刚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系统的教育方法并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梳理与总结当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和宝贵经验，对当前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央苏区时期；经验探析
重视并善于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通过制定与颁布相关指示和规定，切实推进该项工作逐步开展。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在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开展。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系统的教育方法并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当前，中国共产党依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教育的中心内容。系统梳理与剖析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特点及经验，对于当前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学习，无疑能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借鉴。
一、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便是其重点推动的工作之一。1921年至1927年，中共连续颁布相关指示和规定，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初步开展。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安源地委党校等教育机构在党的领导下相继建立，不但为中共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重要载体，而且为中共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经验借鉴，同时也标志着中共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
2)本文的核心观点为智能电网是传统电力系统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而能源互联网是智能电网和互联网思维模式、技术的深度融合。智能电网是能源互联网的基础平台，微电网、泛能网、智能电网和能源互联网都以实现更加清洁、高效、灵活的用能为目标，是现代智慧能源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数块革命根据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更为顺利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此时，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也进一步加强，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通告和决议。中共中央于1928年10月通过的《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中指出，随着党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的急剧增长，党内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偏低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为此提出要在全党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深入教育活动，逐步提高全体党员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同时强调这是保证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顺利执行的中心环节(1)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2—603、741—743页。 。红四军于1929年12月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通过教育使党员逐步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进行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分析，进而达到正确认识革命形势的目的，这是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目的(2)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2—603、741—743页。 。可见，当时的中央和红军都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了其要承担的责任和要实现的目标，进而将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上了重要日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开展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3年8月中央组织局颁布的《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可视为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指导纲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具体实施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指导，同时还指出“要保证我们党完成在巨大历史事变中承担的任务，就必须加紧党员群众的教育。我们应当有计划的有目的的提高党内政治理论水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所有新旧同志的头脑，进行经常有组织的教育工作。”(3) 肖东波：《中央苏区党的理论教育》，《求实》2006年第3期。 这说明，当时中共已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到其能否承担起在巨大历史事变中任务的高度来看待，进而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政策和内容都是结合当时党的中心任务而制定，具有比较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相关活动易于开展、教育效果易于显现且显著。此外，临时中央政府以及各级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建立，又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组织保障，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向相对完善、系统的方向发展。
二、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途径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全面加强对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此期间，我们党领导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是通过如下四种基本途径进行的：
(一)创办干部培训学校，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此外，各类农业、师范、医学、戏剧等专业干部学校，也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学校课程进行重点讲授。在粉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之后，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解决农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短缺的问题，中央政府决定创办中央农业学校。在其《章程》中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是必须讲授的重要课程，同时要求广大学员要提高运用所学知识解释和解决苏维埃建设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发展苏维埃教育事业，以加速培养和训练师资，适应形势迅速发展需要为目的建立的中央列宁师范学校，也明确规定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训练和教育大量中小学校老师，进而奠定苏区教育的牢固和可靠的基础”(6) ③ 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89页。 。此外，为发展苏维埃文艺事业，培养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的专业干部，党和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春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所文艺专门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在该校的《章程》中规定，学员的学习时间为4个月，分为两个阶段，即前4个星期与后12个星期，在前后两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必须学习的重要课程。中央有关部门创办的中央列宁团校、商业学校和银行专修学校等，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学员的必修课程。可见，中国共产党当时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素养作为衡量各类专业干部必不可少的重要素质，并在具体实践中努力进行培养。通过干部培训学校正规、系统的教育，广大学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迅速提升，并激发了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解决革命问题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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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在中央苏区成立最早的军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就十分重视对广大学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校经常邀请中央和苏区的领导人就党的理论、政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讲演，其中毛泽东、张闻天等人讲演的次数最多，也最受学员的欢迎(4) 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1933年10月，中央军委鉴于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规模太大，各兵种不同，指挥和训练都有困难的情况，为便于教学，提高教育质量，决定将其分编为五所军校。1933年11月新建立的五所军校之一的红军大学，成立伊始，便继承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传统，并将其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力争实现教育的正规化。如在该校开设了《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向学员系统讲授党的纲领、政策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知识。1933年8月在中央苏区成立了政治学校——苏维埃大学，张闻天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苏维埃大学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教育学生同志。同时希望学生同志努力加紧学习，一分一秒钟也不要浪费，加速完成自己的功课。”(5) 陈元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页。 此后建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也将系统讲授马列主义理论，提高广大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作为学校的重要宗旨。在该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有《苏维埃运动史》《中共党史》《职工运动史》《少共史》《西方革命史》等。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已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素养作为衡量军事政治干部的重要标准，并在具体的实践中深入贯彻落实，进而为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军事政治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创办干部培训学校是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系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纵观这一时期创办的干部培训学校，不论是政治军事干部学校，还是农业、师范、医学、戏剧等专业干部学校，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其教学工作的重点。
(二)建立学术团体，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建立学术团体，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种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问题研究会、三民主义研究会、中国孤星社等学术团体，都曾为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曾是各类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在具体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都成为其后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借鉴。
中央苏区时期，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学校作学术演讲时提议，并于1933年4月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该时期建立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该研究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中央各部和省、县级各机关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或小组。在该研究会成立时通过的《章程》中就明确规定其任务是：以研究会为主要载体，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借助列宁室、俱乐部等活动场所，迅速提高一般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准备领导力量(7) ③ 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89页。 。同时，《章程》还就研究会会员的资格及入会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只要能够独立看懂《红色中华》或《青年实话》的党团员、苏维埃政府以及各类群众团体的工作干部，愿意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且有时间保障，通过一位会员推荐便可成为正式成员。可见，研究会对申请者的基本条件和加入程序的规定都相对简单且方便，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人员加入，进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功能。
为规范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展活动，1933年8月中央组织局对中央、省、县三级研究会的学习活动作出了具体规定：每月上课4次，每周上课1次，其中3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余下1次研究其他问题；以6个月为1个学习周期，每个周期学习3门课程即《共产国际纲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俄共党史与马列主义》，每2个月完成1门课程。同时，还特别强调要注重会员自学和讨论活动的开展，活跃研究氛围，进而达到提高学习效果的目的。
除此之外，中央组织局还明确强调要加强对研究会相关人员及活动的监督检查。要求各级研究会采用各种方法奖励先进会员，批评甚至惩罚经常旷会和其他公然违反研究会相关规定的落后会员。提前及时公布研究活动的安排，鼓励并邀请非会员到现场参加活动。同时，还鼓励会员通过帮助列宁室、俱乐部开展工作，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明确相关规定和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广大干部借助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和要求更加明确，学习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学习方法也更加适当，学习效果得到了较大提高。但由于环境、组织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央苏区，其他苏区的组织都没有建立起来，也就谈不上活动的开展，因此影响了其范围和作用的进一步扩大和发挥。
(三)结合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工作，渗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中央苏区时期，由于革命根据地大都建立在落后且闭塞的农村地区，广大革命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因此，首先要提高基本文化水平，这是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前提。
面对各根据地广大革命群众识字率偏低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地区先后开展了识字运动和消灭文盲运动。为了保证识字运动取得实际效果，各级党组织都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负责协调管理。如在识字运动中，一般以乡为单位设立总会。总会有主任委员1名，委员3—9名。总会下面以村为单位设立分会，其中主任委员1名，委员3—5名，其任务一方面是指定各小组教识字的人和指导教法，另一方面是检查和督促各小组开展活动。分会之下再设小组，由1人担任组长，具体负责5—6户农民或大约10个农民组成的识字小组开展活动(8) 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总体来看，当时各根据地开展的识字运动都较为顺利，获得的成绩也尤为显著。毛泽东在“二苏大”上就识字运动取得的成绩指出，江西兴国有乡识字运动总会130个，村识字分会561个，识字小组3387个，加入识字小组的组员22529名(9)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这说明，识字运动满足了当时广大群众迫切学习知识的愿望，且政策、措施得当，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充分认可，群众参与的热情较高，文化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依据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实际情况，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既有针对党员干部的正规学校教育，也有针对一般在职干部的依托研究团体教育，还有针对普通群众的结合提高基本文化水平的渗透教育，从而实现了教育对象最大程度的覆盖，真正实现了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全员覆盖”。同时，根据不同的教育形式，中国共产党又注重分类指导，采取不同的指导方法：对正规学校教育，中国共产党主要从学校办学宗旨、任务、目的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给予指导；对研究会教育，中国共产党主要就研究会的章程、组织与工作大纲等方面作详细规定；对结合提高群众基本文化水平的渗透教育，中国共产党则主要通过对识字运动和消除文盲运动的组织、实践进行政策引导。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中灵活多样教育形式的采用以及与之相应的分类指导的实现，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最大程度地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取得实际成效。
该时期另一种影响较大的刊物是出版于江西瑞金的《斗争》。该报事实上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领导的中央局党报委员会组织出版的，但报头却署名“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17) ③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909、910页。 ，可见当时中央局被迫从上海进入苏区后，有意凸显苏区中央局和中央苏区对全国苏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斗争》作为一种政治性的党刊，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刊载的内容上，如经常刊载中共中央等重要机关的决议、指示、条例和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报告；共产国际重要会议的决议、总结和报告；马恩列斯等就中国问题撰写的文章和发表的演讲；关于介绍苏联经验等方面的文章，以及反围剿斗争和军事常识等方面的论述，等等。当时在该刊发表文章比较多的有，洛甫(张闻天)、罗迈(李维汉)、博古(秦邦宪)、吴亮平、杨尚昆、周恩来、刘少奇、邓颖超、任弼时、凯丰(何克全)、陈云等；瞿秋白、王明等也在该刊发表过文章(18) ③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909、910页。 。因此，该刊在宣传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相关政策和决议，加强党内政治理论教育和学习，学习、借鉴苏联经验加强苏区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提高军民反围剿斗争的能力和水平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是各级党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借助的重要形式，对活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效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解决“识字运动仅有乡以下的组织，没有建立全苏区这个系统”(11) 江西省教育学会：《苏区教育资料选编(1929——1934)》，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已无法担负消灭文盲重任的现实，1933年10月召开的苏区文化建设教育大会决定撤销原有的识字总会和分会等组织，组建新的覆盖乡、县、省、中央等各级组织的消灭文盲协会。同时，还推举魏挺群、钟增文、李庭英、黄有鸿、刘本生5人组成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委员会，负责协会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实施以及重要人事任免。消灭文盲协会在行政上隶属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并受其调遣、检查和辅助工作开展。1934年3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公布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重订的《消灭文盲协会章程》规定，消灭文盲协会的基层组织是村协会。村协会之下设立消灭文盲小组，每个小组同时就是一个识字班。村协会设干事会，干事会由各识字班所选举的组长充任，并互选1人为主任。乡协会干事会由村协会的主任联合组成，并互选1人为主任。村和乡的协会须定期召集会员大会，讨论工作问题。区、县、省的协会机关均由下一级的主任联席会议选举干事会，各级干事会设主任1人，区协会的主任一般都由区教育委员会委员担任(不脱离生产)，县协会常驻1人，办公省协会常驻2人至3人办公，在省以下的协会，设立和巡视科(12) ②③ 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7、88、85页。 。这样的规定，最大限度地为各级协会开展工作提供了人员和组织保证，尤其是县协会和省协会设置常驻人员办公可以更好地促进相关工作的持续有效进行。同时，在省以下协会设立巡视科，既可以及时了解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也可以发挥检查督促的作用，有利于工作更好地开展。
此外，随后通过的《组织纲要》又对消灭文盲协会的具体工作作出了详细规定：(1)各干事要动员本组织内不识字的人，一律加入识字班，并使本组织内的识字工作健全起来；(2)组织宣传队，做消灭文盲的宣传；(3)有计划地把识字班广泛地建立起来；(4)举行消灭文盲运动周、消灭文盲运动大会、消灭文盲竞赛大会等；(5)检查识字班、识字牌的工作，并使之健全起来；(6)在常委指导下，举行各团体消灭文盲的工作竞赛(13) ②③ 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7、88、85页。 。为保证协会工作正常开展，还制定了会议制度规定，即每个月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每周召开一次常委会会议。如遇紧急情况，可临时召开常委会或代表会。关于开展活动的经费及使用用具问题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协会领导的识字班、补习学校的费用原则上一律自己筹集；相关用具(如黑板、桌凳、粉笔等)可在保证附近学校正常学习的条件下借用。同时还对一些特殊情况作出了说明，假设灯油费不足时，可向合作社、工会等团体的教育费用寻求支持；县、省、中央各级协会常驻人员的生活费、办公费和印刷费等，则主要由会员上交的会费以及群众组织资助的款项承担。此外，还可以在群众中举行定期的募捐活动以解决费用紧张的问题。如仍不够开支时，可向教育部领取少数津贴③。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实行，为消灭文盲协会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经费来源，进而最大限度地推进了各级协会工作的顺利开展，最大程度地确保了消灭文盲运动取得实际成效。
同样，在消灭文盲运动中，各级党组织也注重在开展活动中渗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如在具体实践中，结合农村的社会和阶级状况，分析其贫困落后的根源以及启发其思考摆脱困境的方法和出路。结合苏区的革命、建设实际，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激发其投身革命和参与苏区建设的实践。总而言之，通过识字活动和消除文盲运动的开展，各根据地普通群众的知识水平和政治觉悟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加深了其对革命及革命政权的认识和理解，推动了革命根据地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依托党报党刊，活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充分合理利用党报党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活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形式。尤其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强调，在恶劣危险环境已经使口头宣传与鼓动无法正常进行的条件下，报纸、杂志、小册子等纸质宣传物就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党报党刊，必须承担起党的各级组织与群众沟通联系的桥梁作用以及党组织之间经验交流的作用。同时还呼吁，出版大量适合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与广大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密切相关、适合广大群众购买能力的党报党刊，最大限度地扩大共产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14) 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8—490、126页。 。在这一决议案的指导和推动下，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报刊编辑出版工作获得了较大发展。据不完备资料统计，1930年至1934年，作为中央驻地和革命中心的中央苏区就出版了34种报刊，尤以《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红星》等的影响最为突出。其中，1934年《红色中华》的销售量就高达4—5万份，《青年实话》的销售量为28000份，《斗争》的销售量为27100份，《红星》的销售量为17300份⑤。这些刊物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经常向苏区广大军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解释实际斗争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生动活泼，令人爱读(15)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江西省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西省赣州地区中共党史学会：《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因此，受到了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销售量大增，同时也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报刊编辑工作的卓有成效。
选择如下代表性系统作为基准模型：(1)Neural Responding Machine(NRM)[21] 是针对单轮对话设计的序列学习模型。基于训练数据中的问题—答案对训练NRM 模型。主要注意的是NRM 没有与知识库进行交互，它是聊天机器人的代表模型；(2)Embedding-based QA(EQA)[22] 直接匹配问题和事实，是知识问答系统的代表模型，它只能提供答案实体，不能生成自然答案；(3)GenQA[7]是第一个自然答案生成模型。
开始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创办的《红色中华》，从第50期开始转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等四大机构共同合办的机关报(16) 《中共苏区中央局、少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部1933年1月27日的〈特别通知〉》，《红色中华》1933年2月4日。 。这种角色的转变，使该报成为中央苏区影响最大、销售量也最大的报纸。当时为该报写社论或撰稿的多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其各部负责人，如周恩来、任弼时、陈潭秋、张闻天、秦邦宪、项英、李富春、谢觉哉、蔡畅、陆定一、邓颖超等。此外，该报还经常刊载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的重要文件，报道苏维埃建设状况和红军发展，介绍苏联状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以及白区工农斗争和国民党的腐败问题。尤为重要的是，该报也经常刊载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其中毛泽东就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工作发表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讲演影响最大，其对广大干部群众认识革命战争条件下，如何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有极大的帮助和启示。由于该报具有权威性、及时性、贴近苏区实际和百姓生活、容易购买获得以及其他诸多优势，逐渐成为各级党组织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借助的重要形式，进而活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在识字活动开展过程中，各级党组织积极引导各级识字组织结合具体识字实践贯彻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政策。如通过教育群众认识“农民”“手工业者”“地主”“劳动者”“无产者”“剥削者”等名词，加深对自己生活状况、贫困根源和阶级属性的理解。再比如通过教育群众认识“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苏维埃”“阶级斗争”等词语，激发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实现途径、方式的理解和思考。此外，各级党组织还将党的各种宣传标语、口号以及路线、方针、政策编辑成识字活动的教材《工农兵三字经》，进而达到在识字的过程中渗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10) 肖小花：《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及经验》，《理论月刊》2009年第10期。 。
建立、健全和实施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任何教育活动顺利开展并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条件。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条件，就是确立和实施了相对健全且合理的规章制度。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具体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其对教育实践取得显著成效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时期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特点，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在 2018 年厅直属机关党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马奇） ....................................................................................3-7
三、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特点
毋容置疑，作为党领导组织出版的《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必然反映着党内的思想状况和当时的革命形势。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当时党内“左”倾思想相当严重，中央苏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围剿斗争也异常艰苦和困难，因此，“左”倾思想、急躁情绪和冒险情绪都不可避免地在其中有所显现，个别时期表现的尤为严重，给党和革命的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例如，所谓“江西罗明路线”就是《斗争》曾重点关注的事件，其发表的《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中指出，目前福建省委已经进入了极其不正常的状况，很明显在以罗明同志为中心的省委内少数党员中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并称任由这一路线发展下去，必将给党和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中央决定“马上罢免罗明同志的职务并最大限度消除不利影响，对福建省委在这一路线上所犯错误给予最严厉的批评，立即进行反对罗明路线的具体斗争。”(19) 《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斗争》1933年2月22日、4月15日、4月25日、5月20日。 客观地看，这些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那时党尚处于幼年期，而且还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正确的和错误的影响)，中共组织和一些领导人说了一些过头的话，采取了一些过火的行动。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或抹杀其在活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作出的贡献必须为我们所时刻铭记。
(一)教育形式多样，注重分类指导
膦甲酸钠是非核苷类广谱抗病毒药物，主要经肾小球滤过和肾小管分泌排泄，自肾排出80%-87%，其不良反应主要是肾功能损害。其作用机制为膦甲酸可与不同金属离子形成晶体堵塞肾小管或集合管，其降解产物与肾小管和肾间质蛋白相互作用，诱发抗体产生，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引发免疫反应或超敏反应，诱发肾小管间质损伤，导致急性肾损伤[1]。尚未有膦甲酸钠氯化钠注射液引起肾损伤不良反应发生率与给药剂量相关性的报道。
(二)建章立制，强调监督检查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电子移动通讯设备几乎随处可见，互联网信息传播已经形成平民化浪潮，以微博、微信为新媒体代表的时代正在日渐成熟与壮大。新媒体浪潮中，不仅创建了上下互通、点对点的新型媒体传播方式，而且还在公关、宣传、营销与服务等领域进行了全新的业务拓展。其中，在信用卡营销方面，新媒体不仅为银行与客户搭建起便捷的沟通桥梁，而且还进一步实现了多赢共享的良好局面。
中央苏区时期，针对不同的教育形式，中国共产党都制定了明确的规章制度，以保证相关教育活动顺利开展并取得实际效果。如针对干部培训学校，毛泽东指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绝对不能以任何借口、理由取消或忽视该项教育，并要求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毛泽东在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期间亲自指导制定学校的教学大纲，明确规定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针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共产党先后指导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章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与工作大纲》等制度，就其承担的职责和任务、组织架构、活动方式和具体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和说明。在针对普通群众开展的识字运动和消灭文盲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也指导制定了《识字运动委员会章程》《消灭文盲协会章程》，对相关活动的目的、组织结构、活动原则和具体实施等方面都作出了详细规定。这些规章制度的相继建立，明确了教育活动的目的，规范了教育活动的开展，细化了教育活动的内容，保证了相关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
对于后混合式磨料射流技术仍存在一些问题。后混合磨料系统在加工精度、加工效率、加工能力等方面有待提高;对于后混合式磨料射流的流变特性、流场特性和本构方程等各项研究较少,对后混合式磨料射流流过喷嘴、射流与磨料混合、磨料加速、射流与大气的相互干扰、磨料颗粒冲击对材料的侵蚀和喷嘴移动速度对材料的体积去除率等也研究的较少。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根据不同的教育形式，建立了相应的监督检查制度。如在干部培训学校，为及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会不定期开展理论测试或者检查自学的笔记，以期实现对教育活动的监督和促进。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了强调上级研究会对下级研究会具有监督检查的职责之外，还特别注重会员自我监督以及非会员局外监督作用的发挥。在识字运动和消灭文盲运动中，为更好推动广大群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的顺利开展，也建立了相应的巡视制度，出台了具体的《巡视纲要》，细化了对教育活动的监督检查，进而促进了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正是在上述规章制度及监督检查作用的共同推动下，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取得了重大发展。
(三)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教育实效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教育实效的特点也十分突出。当时中共面临的最大实际，就是如何巩固革命根据地和粉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军事进攻。
1933年8月建立的苏维埃大学在成立伊始，便向广大学员发出努力学习、掌握领导革命战争的本领，是每一个苏维埃大学学员最重要的任务的号召。在具体实践中，苏维埃大学把培养学员领导革命战争的实际能力作为学校的重要目标，开设了诸多研究“实际问题”的课程，一方面邀请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结合自己的实践为学员授课，另一方面苏维埃大学还十分强调社会实践，有计划地带领学员到校外和群众中开展参观和调研，强化了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并提高了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时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明确规定，《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各级分会的必修科目。同时强调除上课外，还必须进行自学和讨论。规定每位会员都必须准备提纲，按照事先安排的顺序逐一发言，然后大家进行充分讨论，以期达到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识字运动和消除文盲运动中，各级党组织尤为重视结合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渗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如通过对群众社会地位、阶级属性、社会责任和历史任务的分析和讲解，使其更为清楚地认清自己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阶级和历史根源，明确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任务，激发其保护根据地和参与苏区建设的热情，最大程度地实现其在巩固革命根据地和粉碎国民党反动集团军事围剿中的作用发挥。
至少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念蓉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既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出酒店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将车子开上公路的。当终于回过神来，她发现，她的两条腿和两只手，都在抖个不停。
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教育实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中的充分运用和展示，不仅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理论知识的效果，增强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
(四)利用报刊资料，强化教育氛围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充分利用报刊资料，报道和宣传教育中的先进方法、经验以及涌现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进而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氛围的特点也尤为显著。
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国民党封锁以及根据地物质、技术、资金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可供利用的宣传媒介较少。当时较为先进的电台宣传，对长期工作在贫困、落后地区且物质、技术、资金较为匮乏的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不可能实现的宣传方式。街头标语口号式的宣传，虽具有通俗、易懂、容易实现等特点，但又略显简单且不系统，宣传效果也较难保证。报刊资料恰好可弥补上述两种宣传方式的不足，因而成为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强化教育氛围所采用的重要形式。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经常利用报刊刊载中共中央等领导机关发布的文件、通告和决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精神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纪念性文章和导读文章，活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式，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效果。同时，还经常刊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人物和事迹的报道和介绍，借此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氛围，鼓励、引导更多的军民自觉克服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如《红色中华》就曾报道文化基础较差的许世友、王震、曾山等同志在干部学校刻苦学习，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事迹。同时还发出号召，要求大家抛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畏难情绪，坚定克服各种困难的信心，积极投身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活动中去。此外，以广大青年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青年实话》，除了刊载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指示和条例，报道国内外形势和重大事件外，还格外关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如该刊曾设有“红报”专栏，在识字运动和消除文盲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中，对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方法和典型经验进行了重点介绍和宣传，使其为更多的人了解和熟知，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的开展和提高。总之，在报刊资料的引导和影响下，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迅速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的深入发展。
四、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经验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效果显著，既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为根据地的发展准备了领导力量和群众基础。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中也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系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当前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破解各类发展难题的关键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取得了重要成效。通过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逐渐熟悉、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自觉运用其分析根据地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进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从某种角度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没有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就不会有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充分发展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尽管当时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不是很高，运用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有待加强，但毋容置疑，其对破解当时党和革命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已经为我国未来发展指明了具体奋斗目标：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奋斗目标已经确定，接下来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努力奋斗，为按期完成确立的各项目标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实现上述目标的奋斗过程中，必定会遇到各种困难和考验。如何破解奋斗道路上的困难和考验，这是全体人民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全体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破解这些困难和考验的关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的精神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必将在破解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考验的实践中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指导。就像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页。 。因此，在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实践中，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读本字面的教育，而是要进行深入到其中蕴含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教育，以便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掌握和应用，帮助其最大程度地发挥克服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考验，进而充分体现其破解各类发展难题的关键作用。
(二)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是教育活动持续进行的根本动力
紧密联系实际、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是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着眼点。当时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那就是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这说明，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目的在于消除阻碍革命发展的具体问题，不是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苏区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上取得的重要共识，并努力将其在具体实践中贯彻执行。
当前，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将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如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民生领域存在诸多短板，等等。因此，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养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运用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解决困难和挑战的能力，就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23)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页。 。其中学习和掌握正确处理“变”与“没有变”的辩证关系的本领尤为重要。在新时代，中国有两个“没有变”，即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第一个“没有变”要求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坚持以发展为导向，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二个“没有变”要求必须坚守继续发展的主要任务，进一步推动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从总体上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新时代最大的变化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正确处理新时代“变”与“没有变”的关系，一方面需要坚持“两点论”，即“变”与“没有变”两个方面都需要充分注意到，不能偏废一方；另一方面需要坚持“重点论”，即“没有变”是主流，“变”仅仅是阶段性部分改变，是“支流”(24) 张明：《用好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新时代的伟大实践》，《红旗文稿》2019年第8期。 。因此，要以提高正确处理新时代“变”与“没有变”辩证关系为代表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高为中心，推动我们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挑战等实际问题的解决，进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的持续进行提供根本动力。由此可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促进了当时革命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进而使当时教育活动的持续进行获得了根本动力；同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也必将促进当前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进而使新时代教育活动的持续进行获得根本动力。
(三)教育活动与理论创新的互动是深化教育活动发展的重要源泉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普遍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而促进了当时革命所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但就像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25)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中，结合根据地具体实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文化理论工作的理论以及党的建设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的深化。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准备了学理资源和实践基础，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提供了新的学习资源，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的深化。
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迫切要求和时代使命。因此，全国各级党组织、党校等要自觉承担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全社会持续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的新态势。当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必将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反映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践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将产生；新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的开展。教育活动和理论创新的这种无限互动，就成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发展的重要源泉。
2010年7月19日00时,850 hPa上江淮地区东部有一中心位势高度为1 430 hPa的低涡存在,并伴随着西南暖湿气流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动过程中强度略有增大。
孙曦晓等[13]采用离子液体-超声辅助技术从杜仲树皮中提取EOP发现，EOP对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自由基的清除能力高于相同浓度的维生素C；宫本红[14]经研究认为，EOP具有清除轻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能力，且清除轻自由基的能力显著大于清除超氧阴离子，粗多糖的清除能力高于精多糖的清除能力。刘晓河等[15-16]采用水提醇沉法提取杜仲皮中多糖发现，EOP对亚硝酸盐有较强清除作用。辛晓明等[16]研究证实杜仲总多糖有提高小鼠耐缺氧能力作用。
理论式的意思是指从理论方面去介绍、考虑或讨论，是脱离实际情况的。例如，一个关于环境污染的讲座是理论式的；教师上课时讲解环境污染，学生听是理论式的；一个有关空气污染的讨论是理论式的。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本土化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919—1949)”(项目编号：18ZDA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海军，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史党建；王新刚，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讲师。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09( 2019) 05-0032-10
[责任编辑：魏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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