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创矛盾——中国书业潜伏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书论文,矛盾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下中国的图书出版行业有一种发人深思的现象。去年我国出书品种总数已逾10万大关，书业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宏大都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但是，透过这层繁荣而热闹的表象，就可看到潜伏于其中深层次的问题：出版物的雷同、重复比比皆是，二手甚至三手编选的图书充斥了各个角落，而内容精深、大胆新颖的一手创作（撰写）的作品、专著同某些所谓的“短平快”图书相比实在显得太少了。这种情况在今年2月份举办的第八届首都图书交易会和4月份的全国文艺图书发行集团联合订货会上得到最有力的印证。订货量最大的图书大部分都是在国内市场领衔风流了数十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外国翻译作品，或者数得着的几位名家收入集子出版数次的所谓随笔、散文“精品”等。这种靠吃老祖宗饭的现象已引起圈内高层人士的忧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其结果只会导致中国书业出版物质量下降，品种匮乏单一，发展后劲不足。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我们仍然需要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粹，仍然需要吸收国外优秀的文明成果，它们仍然可以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佳肴。但是，自然界的发展法则历来是优胜劣汰，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动荡之中，人们的思维、思想也随之交替更迭。一味地躺在前人的成果上吃老本，依靠引进外国的东西，而不去创造，不去出版本时代本民族特征和风貌的图书，这就有可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不下一抹之痕，无论对前人，还是后人都是悲哀的事实。因此，把我国书业潜伏的危机剖析出来，找到问题的症结点，对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更有利地发展中国出版业都不无益处。
选题重复，一窝蜂上——喊了多年的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到如今恐怕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如《中国图书评论》今年第2期指出的：“诸如党史、哲学、经济等方面的书，重复不是几十种、几百种，而且成千上万种，大量的重复，使得难以集中起一流的作者，书稿质量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古典文学名著风头稳健之后，全国至少有二三十家出版社都纷纷卷入“古典名著大战”中，各展自己的实力，欲图抢占滩涂与码头。你出豪华本，我就出简装本；你出全本足本，我就出洁本；你出珍藏本，我就出普及本；你出校注本，我就出白话本。反正是五花八门，各竞风采。然而，一场场角逐下来，赢家甚少。除了极少数几家动手早的出版社已经稳固地占有了市场外，大部分情况都不妙。有心的读者涉足市场去看看此档大部头书的版权页，不少都只是二三千册，可想亏损的严重了。在少儿图书方面这类现象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伴随着日本动画本《机器猫》在国内播放，有关“机器猫”、“叮当”故事系列的图画本充盈书柜，从64开本、32开本到16开本品种齐全，但相当部分故事雷同，趣味不同，文字弊脚，拗口，这类图书出版过多质量不高给少儿的教益却极少，叫人忧虑。国家新闻出版署发文对违规卡通图书将作清理查处，以肃少儿出版之风。在毛线编织、服装、美容等实用性图书方面，几乎没有界定的出书范围，各种类型的出版社都出，这就避免不了大同小异，甚至有的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读者当然不愿问津，造成无谓的积压，三毛遽然谢世形成独特而奇异的“三毛出版现象”，大陆出版界在短短两个月内出版了近50种关于三毛自杀之谜的书。财税制度改革，各家纷纷涉足此类图书的出版，全国至少推出了100种以上；今年是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这方面选题竟达200种以上。这其中有相当部分的选题，创意性的少，现成选本的多，无可避免地造成选题的大量重复和产品积压。圈内人士称这种现象是“震荡倒置”，图书生产出版陷入极大的盲目性。
创作份额短少，高质量的优秀长篇小说匮乏。据新闻出版署图书司介绍，去年我国长篇小说出版共400多部，今年的长篇小说选题有500余种，超过日出一部的水平。这个数学乍看起来很喜人，但仔细一分解，就并非很可观了。全国有40多家文艺出版社，还有不少肩负着文艺出版任务的综合性、交叉性出版社（如古籍、文化出版社），平均下来，一家出版社充其量只有10部左右。而哪一家出版社一年的出书品种都在100种以上，长篇小说只占整个出版比重的10%。圈内人士都清楚，长篇小说的出版素来是文艺出版社的重头戏，代表着一个社的整体实力水平，也预示着整个国家文学创作的繁荣和衰落与否；只占10%的出版比重实在是少得可怜。尤为突出的是，这10%的长篇作品之中还不乏许多平庸之作，精品就更微乎其微。去年所谓的“新乡士小说”和“明清艳情小说”的出笼与泛滥就说明了我们还缺乏主题鲜明，艺术表现力和思想震撼力强的作品，长篇小说在整个图书市场中还没有占据应有的地位。
短期效应——忽视文化积累，以编代创——投资少见效快。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版社作为经济实体卷入到商品世界的海洋中，一些出版社明显地加大了编选类图书的出版比重，不愿去做长期的积累、准备和耕耘。从作者和出版者角度言，创作某部作品或研究某个学问所耗费的心血自不可比喻；而编，毕竟是人们已有的成果加以筛选、归纳、集中，所投入的精力、财力都远不及创研。只要选题有一定可取之处，适销对路容易开拓市场，也更易见效。当然，笔者也决非有意全面否定“编”的功绩与作用。在整个出版运作中，“编”也有其特殊而不容抹煞的地位。只不过是，作为整个出版的有机统一体，“编”与“创”应当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创”应当居主要的地位。有远见、有出息的出版家都是把目光死死瞄在创立自己精品；走自己的路，树自己的名牌上的。
翻译图书异军突起，风靡国内。“创”图书太少的另一种现象是，国外图书被大量翻译进来，弥补了国内出版物的真空地带。介绍和引进国外优秀的文化和科技成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不懈的方针，无可厚非。然而，外国的作品占据了大量国内图书市场的事实表明，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作品正遭到一步步的蚕食。形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缺乏应有的优秀的精品之作来与之扛肩相比。“创”类图书的日益减少，本民族富有特色、富有个性之见的东西越少，遭受外来文化侵袭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包围，如何在困扰中创造出能够适应时代变化的本民族的优秀读物，已非常严峻地摆在了当代中国出版工作者的面前。
那么，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症结何在呢？我们又应当如何清晰地看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呢？首先是总体上缺乏措施严密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对长篇小说等重点体裁的出版没有明确的全面规划，更缺乏经济上应有的扶持，加上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作家的创作潜能没有完全发掘出来，苦心埋头写作长期积累的少了，转行下海或者不能静心沉入于创作，浮躁的心理难于写出惊世骇俗之作。另一方面，长期沿袭的稿费制也不能适应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文稿拍卖就是对这种稿费制度的冲击，表明作家的思维与运作也开始要求与市场经济同步，社会各界喊了多年的版税制势在必行。透过文稿竞买和书稿经纪人的出现，这些情况已初露可望解决的端倪。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扩大了报送长篇小说的份额；而随着首届“中国文学奖”的设立，长篇小说等纯创作性作品将被推到日益重要的地位；一些出版社正在试行打破现行的稿酬制，以巨额高稿酬推动作家专心创作拿出精品。当然，尚需彻底根治创和编的矛盾，国家出版行政部门尚需做大量的工作，制定法规加以规范具体运作。
其次是出版经营者缺乏必要的商品经济竞争心理，不能主动开辟市场，培育市场的发育、形成和成熟。不少出版社还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节奏中调整好参与市场经济的心态，匆匆上马，结果在市场的竞争中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经营模式陈旧落后，形成鲜明的反差，结果这种出版社不可能打胜仗的。他们跟在别人身后转，今天哪个热门就炒那个，明天又掉转枪口换个窝，出版的图书五花八门，自成不了体系，更谈不上特色，在整个书业大舞台上很难有冒尖之处。书业竞争最忌讳的是人云亦云，一窝蜂上，坏了牌子，产品积压，造成无谓的浪费。聪明的智者往往是独树一帜，以个性和特色闯出自己的品牌，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不鲜见，如天津百花版的散文系列图书，花城版的诗歌系列图书、人民文学版的当代长篇小说等，都有其充满魅力之处。
其三，发展过快，缺乏必要的准备和培训，伴生出不规范运作诸种问题。这类情况尤为突出表现于一些新成立的和创办条件相对逊人一筹的出版单位。由于人员没有得到上岗前的全面培训，出版素质不可能迅速得到全面形成与提高。因此，举步市场后读者意识、市场意识、信息意识、经营管理意识都显得不尽成熟，对出版物的质量必然要打一个折扣。现代意义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包括人才、市场、产品、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素质平平，队伍松散者也就难于蓄积待发，推出优秀、独创之作。
其四，诱导不力。较长一个时期缺少“轰动效应”之作同我们的批评导向、舆论导向有着极大的关系。一方面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需要正确的思想去灌输；另一方面这种灌输与提高离不开有效的形式去引导。但是，由于媚俗之风徘徊于文化圈内外，旗帜鲜明，大胆泼辣的批评之风气尚未形成，因而读者对图书的鉴赏与接受处于非常被动和盲从的地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版物生命价值的存在。
从近十年的情况看，图书品种增长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总印量并未能相应增长。这从一定程度上透示出中国书业繁荣掩盖下包含的诸如出版物质量平庸、产销脱节等复杂而尖锐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摆正编与创之间的矛盾，以独创、新颖之作为先导，推动整体出版物水平的提高，向广大读者真正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也为世纪末的中国书业谱写更加瑰丽奇伟、多姿多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