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企业绩效与企业行为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论文,绩效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Krueger[1]开创性地指出，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可以给企业家带来巨大的利益，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政治关联在世界各国的企业中普遍存在，尤其在司法独立性较差或者政府官员比较腐败的国家。大量文献研究表明，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各种好处，例如更优惠的银行贷款、更低的税率、更多的政府救援、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多的政府补贴。但是，关于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研究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研究结论，一些学者发现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有正的影响[2-11]，另一些学者却发现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有负的影响[12-19]。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关于政治关联的主要理论和实证文献，不仅可以使国内学者了解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脉络，也可以为国内学者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更加深入的研究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及企业行为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了政治关联的定义以及在实证研究中的度量方法。第三部分从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角度综述了实证研究文献。第四部分从政治关联与企业融资等行为的角度综述了实证研究文献。第五部分为总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政治关联的定义及度量
政治关联相关研究都会涉及经济学中寻租(rent-seeking)的概念。寻租在经济学里的原意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超过这种要素机会成本的剩余。Tullock[20]最早有了寻租理论的萌芽，Krueger[1]在探讨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政策形成原因的研究中正式提出来，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学者研究政治关联与企业的关系，必然要给政治关联下一个定义，以便在经验研究中选取适当的代理变量。由于不同学者关注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制度背景的差异，目前在研究政治关联的时候并没有一致的定义和度量方法。本文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之后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目前度量政治关联的主要方法是，只要公司的控股股东或高管是国会议员、部长或与某位高官以及政党有紧密联系都认为是有政治联系。这里控股股东指的是至少拥有10％投票权的股东，而高管一般是指CEO、董事长、副董事长等。多数学者都采用这种度量方法，只是由于研究的制度背景不同而有所不同。采用这种方法定义政治关联，在实证模型中一般都是用一个虚拟变量来度量，有政治关联设为1，否则为0[5-7,10-11,13,16,18-19,21-25]。也有学者根据政治关联的程度不同而给它赋值或者以政治关联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来度量政治关联[3,19]。另外，国内学者对政治关联研究一般都是以企业家是不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来度量，并用各级人大、政协的级次来衡量政治关联的程度[26-27]。这种度量方法一般主观性比较强。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以选举期间公司的政治捐献作为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7-8]。这种度量方法的优点是比较客观，而且能区分政治关联的强度。但是这种度量方法的使用受到政治体制和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另外一些学者用企业的公益捐献来衡量政治关联[23]。
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1、政治关联增加企业价值
在一国法律保护较弱的情况下，股东会利用非正规的手段来保护他们的产权[28]。政治关联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侵害。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例如更优惠的银行贷款、更低的税率、更多的政府救援、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多的政府补贴。特别是一些经济转型国家，在法律保护不健全、政府官员腐败以及国家垄断行业进入壁垒较高的情况下，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
Roberts[2]以美国参议员Henry Jackson突然死亡这一事件来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参议员Henry Jackson有关联的公司股价下跌了，而与其继任者有关联的公司股价上升了。
Fisman[3]以79家与印尼总统苏哈托政治集团相关联的企业为样本，用1995-1997年苏哈托健康状况恶化的6次传闻来做事件研究。结果表明，与苏哈托政治集团相关联的企业在市场传出其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时市场价值下降了，并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的企业市场价值下降得越多，政治关系最紧密的企业的股票收益率比政治关系最弱的企业要低23％。原来这些依赖于苏哈托政治集团的企业，一旦苏哈托的健康状况恶化有可能发生政治更迭，这些与之有关的企业将失去政治庇护，因而这些企业的市场价值下降了，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了价值。
Hellman等[4]对22个转型国家的研究发现，企业通过腐败的方式直接影响政府决策部门，以更主动的方式向国家购买对其产权的个人化保护。通过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俘获者”(Captor firms)有机会获得巨大的收益，以年销售增长为指标，在俘获(capture)现象多的国家中，“俘获者”公司的年销售增长率为其他公司的3倍以上。
Johnson和Mitton[5]以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42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政府实施资本管制后，与总统马哈蒂尔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特别是那些以前没有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公司。在1998年9月份，与总统马哈蒂尔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的市场价值增加了50亿美元，这其中大约有32％是政治关联带来的价值。
Faccio[6]以47个国家2020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其中541家具有政治关联。采用Two-boundary Tobit模型经验检验政治关联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政治家进入公司董事会的时候对股价没有显著影响，这有可能是政治家的寻租行为所致[29]，但当企业家取得政治地位后股价则会显著上升。特别地，当企业家当选为首相比当选为国会议员对股价的影响要显著得多，因为首相的位置是很稀缺的。
Goldman等[7]以1996-2000年S&P500的公司为样本来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首先他们用公司董事会成员是不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人来度量政治关联。通过检验共和党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获胜对这些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与共和党关联的公司股票回报率比与民主党关联的公司显著的高，而且发现大公司受到的影响更大。接着他们用政治捐献作为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另外，他们还发现当宣布有政治关联的董事被任命的时候，公司股票的市场反应通常都是很积极的。
Claessens等[8]以1998年和2002年巴西竞选来做事件研究，用企业在竞选中的捐献来度量政治关联的程度。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估计，研究发现在竞选结果公布的前后，那些竞选捐献越多的企业股票回报率更高。特别地，支持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获胜的时候，企业股票的回报率有更显著的正相关性。
Voth和Ferguson[9]以1933年德国75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其中119家公司被定义为与纳粹党建立了政治关联)，采用Probit模型以及一系列的OLS经验检验政治关联的价值。研究表明，在1933年1月至3月间与德国纳粹党有关联的公司，它们的股票收益率比没有关联的公司要高出5％-8％，而且股价的上涨并不是由于商业环境的改善而是企业所关联的纳粹党势力的提高。Ferguson和Voth[9]认为，如果样本以外的公司也有类似的关联以及同样的市场反应的话，整个资本市场由于政治关联而增加的市场价值将达到当时GDP的1.53％。
Dombrovsky[10]以1996-2005拉脱维亚的企业为样本，通过配对政治关联企业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M)来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政治背景的股东或者董事加入企业的当年销售额下降了40％，但随后的一年销售额却增加了75％，这说明企业在发生困境时注入了政治资源后获得了政府帮助，从而增加了企业的价值。研究还发现与卸任政府官员建立的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没有影响。
Li等[24]以2002年中国2324家私有企业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应用OLS估计经验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家的党员身份对企业绩效有正的影响，特别是法律保护和市场发育不完善的地区这种影响更加明显。
潘红波等[11]以2001-2005年间发生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负面影响，而对亏损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正面影响。这说明地方政府出于自身政治目标会损害或支持当地国有上市公司，这为政府掠夺之手(grabing hand)和帮助之手(hellping hand)提供了实证支持。并且发现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正相关，这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
2、政治关联损害企业价值
政治关联有时候会损害企业的价值，Shleifer和Vishny[29]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当现金流的私人所有权比国家所有权高对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的时候，政治家更偏好私人持有更高的所有权。然后政治家可以通过受贿以及要求私人雇佣更多的职员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Shleifer和Vishny[29]认为政府部门会从政治关联产生的利益中攫取一部分，以此来实现政治目标。正如Frye和Shleifer[30]、Shleifer和Vishny[28]研究发现的那样，政府对企业有一只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
Dewenter和Malatesta[12]以财富杂志出版的1975年、1985年和1995年世界五百强1369家非金融类企业为样本，研究国有和私有企业在盈利能力、财务杠杆和员工密度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采用ROS、ROA和ROE来度量盈利能力，国有企业都比私有企业要差。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雇用更多的职员，这个结论恰好可以作为国企盈利能力差的一个解释，国企是被动赋予政治关联的，它身上担负着政治目标，比如更多的雇员来提高就业率。
Chen等[13]收集1993-2000年在中国A股市场发行股票的617家公司的数据，研究存在CEO政治关联的公司IPO后的表现。结果发现，CEO政治关联的公司IPO后3年的股票收益率比CEO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低了37％。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中聘任了更多的政府官员，董事会中具有专业背景或者从商经历的董事比例很低，基本没有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董事。这种现象在那些失业率较高和财政赤字的地区更为严重。CEO政治关联并没有提高公司的效率，而更多的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服务。
Bertrand等[16]以1987-2002年法国企业的面板数据以及地方政府选举的数据来研究CEO政治关联的影响。结果表明，CEO政治关联的企业ROA要比没有关联的企业低，这是由于CEO政治关联的企业扩大工厂规模、招募更多的员工来为现任官员的连任提供选票，为此担负了超额的工资支付。
Chang和Wong[14]通过问卷调查设计了一个公司决策的权力指数来刻画中国共产党基层党委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党委决策权超过控股大股东的时候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因为它可以减少大股东的侵占；党委决策权超过经理的时候对企业绩效有消极的影响，因为经理更关注公司的绩效而党委更关注的是政治目标。但是综合这两种效应，党委在上市公司中的决策权对公司绩效有负面影响。因此，减少党委在上市公司的决策权，即减少这种被动的政治关联有助于公司绩效得到改善。
Cheung等[15]以2001-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与国有股东的371宗关联交易案例为样本，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来说是有害的。另外，国有股东并没有发挥保护中小股东免受其他大股东侵害的作用。上市公司与国有股东的关联交易会有34％的损失。国有股东还通过出售上市公司优质资产、以优惠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将上市公司的资源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国有企业手中，实现“掏空”(tunneling)的目的[31]。
Aggarwal等[32]运用美国1991-2004年政治竞选数据，研究发现：公司的政治捐献与公司未来股票的异常回报率负相关；治理结构差的公司会进行更多的政治捐献，由此导致公司更差的绩效；与没有政治捐献的公司相比较，政治捐献的公司从事更多的并购活动，而且并购绩效更差。
Fan等[17]用1993-2001年在沪深交易所首次发行A股的790家公司为样本，研究CEO政治关联企业IPO后的业绩表现以及公司治理。结果表明，CEO政治关联企业的业绩相比没有关联的企业表现差。IPO后三年，CEO政治关联企业的股票收益率比没有关联的企业低了18％，销售增长、盈利能力也较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差。此外，董事会中聘用很多官员而缺乏具有专业背景的董事，公司治理相对更差一些。
Hung等[18]以1991-2005年中国在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这些公司海外上市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扩大融资和销售额。虽然为了迎合海外投资者的要求，公司治理和财务报告质量会比国内上市的公司好，但是政治关联公司上市后股票的业绩、投资效率与政治关联显著负相关，这个结论与Fan等[17]的研究结果一致。Hung等[18]认为这是由于政治关联强的公司要追求更多的政治目标，比如提供过量的就业机会。
Boubakri等[19]以1980-2002年来自14个发达国家和27个发展中国家的245家私有化企业为样本(其中87家有政治关联)。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绩效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差。政治关联企业的ROS、ROA和ROE的均数分别为1.82％、0.85％和-1.56％，都显著低于非关联企业的6.36％、2.43％和4.86％。
政治关联与企业行为
政治关联的企业由于拥有很多政治资源，可以实现那些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无法实现的事情，因此这些政治关联企业具有一些特殊的行为特征。譬如，在融资决策中倾向于更高的财务杠杆水平、更长的债务期限结构；在IPO中的表现也跟非政治关联的企业有显著差异；在制定企业战略的时候会偏好于多元化(非相关多元化)进入一些政府管制的行业；在雇用职员方面也不同于非政治关联企业(尤其在总统竞选年份)。Choi和Thum[33]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来探讨政治关联企业的经济学问题。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的企业会努力支持现在的政府并维持它的稳定，政治关联企业可以从政府手里获得进入利润高的市场并且免受政府的剥夺。另外，Choi和Thum[33]强调只有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政府与政治关联企业之间这种互惠的行为才会发生。
1、政治关联与融资行为
Sapienza[34]选取1991-1995年意大利企业的样本数据来研究国有银行的贷款行为。研究表明，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的贷款利率显著地低于私有银行。平均来说，国有银行的贷款利率比私有银行的贷款利率要低44个基点。研究还发现，这些国有银行还倾向于对大企业和经济相对较差地区贷款。另外，国有银行的贷款行为还受到竞选结果的影响，若政党在国有银行所在地的影响力越大，则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利率越低。虽然Sapienza[34]没有直接阐释政治关联企业的融资行为，但是Sapienza[34]的研究结论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政治关联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中获得了好处。
Khwaja和Mian[21]以1996-2002年巴基斯坦93316家企业贷款的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应用OLS估计经验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贷款金额是非关联企业的2倍，而违约率却比非关联企业高出50％，并且这种贷款效应跟政治关联程度成正相关。这种信贷优惠一般都发生在国有银行，私有银行一般很少提供这种贷款。
Dinc[35]以36个国家1994-2000年的竞选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19个来自新兴市场国家，17个来自发达资本市场国家。运用面板回归(Panel Regression)研究政治对国有银行和私有银行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银行在竞选年份比私有银行的贷款组合增加11％，这种影响在控制了宏观经济因素和银行特征之后依然是稳健的。Dinc[35]认为政府官员利用国有银行给自己的支持者提供融资便利，即给政治关联企业以经济租。
Fan等[36]以中国23位省部级官员的腐败案例来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政治关联对公司资本结构选择以及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腐败官员落马后，相对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而言，和该官员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会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债务的期限结构也明显缩短。
Leuz和Oberholzer-Gee[37]用印度尼西亚130家企业为样本来研究政治关联和海外融资决策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关联的企业不倾向于海外融资，政治关联和海外融资具有替代作用。因为这些企业可以向国内的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获取成本更低的资本。另外，海外融资要接受严格的审查和较高的公司透明度，这也是那些政治关联的企业不愿去海外融资的一个主要原因。
Bai等[23]以1999年中国3073家私营企业为样本来研究产权保护对私营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后发现，产权保护较弱的地区私营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但私营企业家通过参与政治，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显著增加。Bai等[23]认为，政治关联可以作为一种产权保护的替代机制，消除银行对私营企业的歧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
胡旭阳[38]以2004年浙江民营企业百强为样本，通过对数单位回归模型，分析了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进入中国金融业的影响，结果发现，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有显著的影响。胡旭阳[38]认为，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通过传递民营企业的质量信号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便利了民营企业的融资，从而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增长。
Boubakri等[19]利用1980-2002年27个发展中国家和14个发达国家私有化的245家企业为样本(其中87家被定义为有政治关联)，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2.9％，而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仅为38.4％。
Li等[24]以2002年中国2324家私有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家的党员身份对企业有很大的影响。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家更容易从国有银行和其他国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财务杠杆比率一般都较高。
余明桂和潘红波[39]以我国1993-2005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以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为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债务期限结构。特别地，在金融发展滞后、法制不健全和政府侵害产权越严重的地区，政治关联的这种融资便利效应越显著。余明桂和潘红波[39]认为，在我国金融发展较落后、法制不健全和产权保护较弱的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为民营企业获得信贷提供支持。
2、企业在政治关联下的其他行为特征
Bertrand等[16]以法国为背景研究CEO政治关联的企业。以往的研究一般都只关注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Bertrand等[16]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研究企业的政治关联问题，即政治关联的企业对政府官员的支持。研究发现，CEO政治关联的企业会建立更多的工厂、招募更多的员工，特别是在竞选年份这种现象就更加显著了。政治关联的CEO通过这种方式为现任的政府官员提供支持。
Faccio等[40]以1997-2002年来自35个国家450家有政治关联企业的数据，通过配对样本并采用Logit模型来研究企业政治关联与政府救援(Bailout)的关系。结果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相对没有关联的企业在遇到财务困境的时候更有可能得到政府救援，特别是当政府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世界银行(WB)金融援助的时候这种救援会更频繁。从1997年到2002年，政治关联的企业有11.3％得到政府救援，而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仅有4.4％获得了救援。另外还发现，政治关联的企业在得到救援的时候以及在此后的两年里，财务状况都要比非政治关联的企业要差很多。
Adhikari等[22]以1990-1999年马来西亚257家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来研究政治关联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分别采用混合最小二乘(Pooled OLS)、固定效应模型(FEM)和随机效应模型(REM)来估计，结果表明，相对于市场型的资本主义(market-based capitalism)，关系型的资本主义(relationship-based capitalism)的政治关联企业实际税率要显著的低于非政治关联的企业。
Lu[26]采用2004年中国私营企业1603个样本数据，用企业家是不是人大代表作为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并且人大的不同级次代表政治关联的程度，采用Tobit、Probit回归模型来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市场扩张的影响。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企业市场份额更大，并随着政治关联的程度而扩大。Lu[26]认为政治关联克服了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不完善，从而为企业扩大市场份额提供了条件。
胡旭阳和史晋川[27]以2004年全国工商联颁布的民营企业500强为样本，以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表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分析了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且民营企业越可能进入政府管制行业进行多元化。胡旭阳和史晋川[27]认为，在中国转轨条件下，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通过影响企业多元化动机和多元化策略选择而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
Francis等[25]选取1994-1999年在中国A股市场IPO的423家公司为样本，以此来研究政治关联对公司IPO的影响。结果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IPO过程中得到了优惠待遇。具体来说，政治关联企业的IPO报价(offering price)更高，抑价(underpricing)较低，固定成本也较低。这个结论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Leuz和Oberholzer-Gee[37]的观点，由于在国内融资如果没有政治资源的话会受到诸多资本约束，导致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相比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倾向于海外融资。
总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近年来有关政治关联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方兴未艾，然而研究结论却莫衷一是。国内外相关文献表明，政治关联在世界范围广泛存在，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新兴市场国家都普遍存在政治关联。但是在转型经济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企业家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更强。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学者在研究企业政治关联的时候，都要对制度背景作分析，特定的制度背景会影响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在腐败程度越高、外资进入越难、金融发展越落后、政府管制越多和司法独立性越低的国家，企业的政治关联越为普遍[6,41]。学者们对这一点基本上达成共识。
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文献都是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究竟有着怎么样的影响，目前尚无一致的结论。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能用简单性的结论来回答，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众多的文献使人们能够以多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已有的理论，丰富和发展政治关联相关研究。从目前情况来看，在研究企业的政治关联问题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深入研究。
首先，要对政治关联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及度量。笔者认为，政治关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形成的政治关联，或者说是被动的政治关联，比如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一类是后天建立的政治关联，或者说是主动的政治关联，比如私有企业通过参与政治或者邀请有政治背景的人加入。从第一类关联来说，企业担负着诸多的政治目标，有可能会损害企业的价值，特别是对上市公司而言，政府官员向企业寻租，从而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第二类关联来讲，私营企业家花时间和金钱建立政治关联，这是企业向政府寻租的过程，损害的是社会的福利。对于如何度量政治关联，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目前的文献来看，政治关联的度量的主观偏差还比较大，如何建立一个适当的指标来度量值得深入研究。
其次，在研究政治关联的时候要紧密结合制度背景。我国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及法制渊源等不但有别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有别于一般的新兴市场国家。Allen等[42]研究发现，在我国可能存在非正式的机制，如基于关系、名誉和信任基础之上的非正式机制，支持着私有企业的发展。不过对于这些非正式的机制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现有的研究还鲜有涉猎。在公司治理比较差的情况下，政治关联的好处会不会落入私人的囊中？这些都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最后，在“法与金融”(law and finance)的理论框架下，政治关联会不会加剧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掠夺。目前，我国司法独立性较差、地方政府对当地法律执行有重大影响，通过政治关联，控股股东能和地方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因而，政治关联能给控股股东提供政治庇护，可以进一步减弱法律的执行效率，降低公司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水平，从而加剧控股股东掠夺。因此，笔者建议从政治关联的角度深入研究终极产权(ultimate ownership)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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