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金融政策的理性选择_货币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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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泰勒尔(Jean Tirole )说:“正如理性预期使宏观经济学发生革命一样,博弈论广泛而深远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博弈论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也同样使宏观经济学产生革命,而这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及政策制定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终使得政府行为及其政策制定不再被看作是“黑箱”。货币政策是作为政府部门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之一,其制定的过程及最终的政策效果倍受经济学家们的关注,而且各学派从自身的假定条件出发,都相应推导了货币政策的理论结果。如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短期有效,长期无效;而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在人们的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也无效,即“货币中性”。由于政府部门不仅关心通货膨胀问题,而且还要关心经济增长、就业、外汇收支平衡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所以,其政策选择也必须在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就业、外汇平衡等方面加以取舍,从而使政府的综合效用水平达到最大化,而不是单一目标的最优化。政策的最终效果与人们的理性假设前提条件密切相关,政府部门为使政策效果达到最优,于是便与私人部门展开博弈。本文首先从单一时期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货币政策博弈开始,指出单一时期情况下政府部门宏观金融政策的理性选择;然后对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多时期的重复博弈进行分析,并在声誉等限制条件下,得出政府部门货币政策的理性选择。

一、单一时期的货币政策选择

假如将政府分为强政府与弱政府,强政府没有促成通货膨胀的动机,即其倾向选择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而弱政府则具有促成通货膨胀的动机,并习惯于借助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来实现总效用最大化。当然,弱政府的货币政策选择也就成为讨论的重点。根据自然率假说,就有:

y=y+α(π-π[e])(1)

_

其中,α>0,y为自然增长率,π、π[e]为实际与预期通货膨胀率。

政府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1 -

U[,g]=-─απ[2]+b(y-y)

(2)

2

1

即:U[,g]=-─απ[2]+c(π-π[e]) (3)

2

其中,α>0,c>0,c表示政府促成通货膨胀的动机。当c→0时,政府从通货膨胀性政策中获得的效用越小,其促成通货膨胀的动机也就越小;反之则越大。为不失一般性,可假定政府的效用函数为:

U[g]=f (π-π[e]-k)+h(π)

(4)

其中,k≥0,表示通货膨胀的外部效应,假定函数f、g都两次可微,且

当(·) 0时,f[1],g[1] 0;当(·)→0时,f[1],g[1]→0。而

私人部门的效用函数可假定为:U[,p]=-(π-π[e])[2] ─ (5)所以,为使政府效用最大化,那么,必需满足下列条件:

f[1](π-π[e]-k)+h[1](π)=0 (6)

即:-f[1](π-π[e]-k)=h[1](π)

(7)

如果私人部门是理性预期,则π=π[e],所以,(7)式便成为:-f[1](-k)=h[1](π)。由于f与g两次可微,必有极值存在, 所以,当k=0(即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外部效应)时,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最优选择为π=0;但当k>0(存在通货膨胀的外部效应)时,如收入税、对外贸易的增长等,即使私人部门的通货膨胀预期π[e] 等于实际的通货膨胀π,政府的最优选择仍为π>0的货币政策, 即具有促成通货膨胀的动机。而如果π[e]≠π, 政府部门可能比私人部门具有更多的信息,那么,为使产出、就业水平等方面的增加,政府同样具有促成通货膨胀的动机。此外,我们也可通过政府及私人部门的支出矩阵得出同样的结论。假定政府与私人部门都只有两种选择,即π=0 (强政府)或π=1(弱政府),私人部门的预期为:π[e]=0或π[e]=1。其支出矩阵如右图。

从右图可以看出,π=1是政府部门的最优战略, 无论私人部门的预期水平如何。这样,私人部门必将考虑到政府部门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从而形成其预期π[e]=1,最终使均衡结果为帕累托次优水平(-1,0),而达不到最优解。

二、多时期的货币政策博弈分析

1.多时期的货币政策选择

多时期的货币政策选择,是政府与私人部门重复博弈的结果。与单一时期政策选择不同的是,政府部门不仅要考虑到即期利益,而且还要考虑将来时期的效用。所以,即使在单一时期具有促成通货膨胀动机的弱政府,由于考虑到将来时期的利益及自身的声誉,在多时期的货币政策选择的初始阶段,同样具有假装强政府(即不促成通货膨胀)的动机,以期获得公众信任,最终获得多期总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单一时期效用最大化。这样,一般性的政府效用函数就可表示为:

T

U[,总g]=ΣU[,gi]β[i-j]

(8)

i=j

U[,gi]=f(π[,i]-π[e][,i]-k)+h(π[i])

(9)

其中,T为期数,β为贴现因子,π[,i]-π[e][,i]为私人部门平均预期偏差。

在T期的货币政策博弈中,我们首先看一下最后两期(即T-1与T期)的货币政策选择问题,通过比较两期的政府总效用水平,可以得出政府政策的最终选择。假定在T-1时期之前政府没有设法促成通货膨胀,那么,私人部门的T-1时期的通货膨胀预期水平为:

π[e][,T-1]=(1-P[,T-1])(1-X[,T-1]) (10)

其中,P[,T-1]为强政府(即政府部门不促成通货膨胀的)概率, 并代表政府的声誉水平,X[,T-1] 是公众部门认为弱政府选择零通货膨胀政策的概率。并且,政府和私人部门与前面的假定一样,只有两种选择,即0或1。

假如,政府在T-1期促成了通货膨胀,即π[,T-1]=1,则P[,T]=0,这样,政府在T-1与T期的总效用水平为:

U[,总1]=U[,T-1](1)+βU[,T](1)

1 1 1

U[,总1]=[-─α+c(1-π[e][,T-1])]-─αβ=-─(1

2 2 2

+β)+c-cπ[e][,T-1] (11)

如果政府在T-1阶段没有实行通货膨胀性政策,那么弱政府的总效用水平就为:

U[,总2]=U[,T-1](0)+βU[,T](1)

1

即:U[,总2]=-cπ[e][,T-1]+β(cP[,T]-─α) (12)

2

这样,可以通过比较(11)与(12)式两者的大小,来判断政府部门在T-1时期的货币政策选择。如果下列条件得到满足,则:

π[,T-1]=0优于π[,T-1]=1 (13)

U[,总2]≥U[,总1]

1 1

即:-Cπ[,T-1]+β(cP[,T]-─α)≥-─α(1+β)+c-cπ[e][,T-1]

2 2

2c-α

整理得:P[T]≥──── (14)

2βc

在均衡状况下,公众的预期等于政府的选择。上式表示,如果公众

2c-α

在T-1阶段认为政府是强政府的概率不小于───,弱政府则会假装为

2βc

强政府。政府原有的声誉越高,其维持声誉的积极性也就越高。而在

2c-α

P[,T]<───时,U[,总2]<U总1,弱政府则没有维持声誉(即假装成

2βc

强政府)的动机,那么,最终的结果必是弱政府在T-1阶段便开始设法促成通货膨胀。

同样可以证明,如果政府在T-1阶段选择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是最优的,那么,在T-1时期前的任何阶段,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选择

2c-α

也都是最优的,所以,如果P[,0]≥───, 便有下面的均衡结果:

2βc

强政府选择:π[,0]=π[,1]=…=π[,T-1]=π[,T]=0〔1〕

弱政府选择:π[,0]=π[,1]=π…=π[,T-1]=0;π[,T]=1〔2〕

2c-α

如果,P[,0]<───,即弱政府没有假装强政府的动机, 它便会

2βc

从一开始就实施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以从中获益。这样,最终的均衡结果为:

强政府选择:π[,0]=π[,1]=π…=π[,T-1]=π[,T]=0〔3〕

弱政府选择:π[,0]=π[,1]=π…=π[,T-1]=π[,T]=1〔4〕

2.多时期货币政策选择中的问题分析

(1)声誉的限制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 由于政府部门在选择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公众将来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因此这是一个重复博弈。由于当期的政策选择会影响公众的预期水平,也即影响公众对政府的评判程度,所以,为获得多期总效用水平最大化,弱政府在博弈的开始阶段可能就具有假装强政府(即树立较高声誉)的动机。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通过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可以使本币贬值,导致出口增加和产出水平上升。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则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及本币声誉的下降,而这将又可能进一步导致外来投资水平与未来贸易水平的下降。如果国外采取同样的货币政策,那么,两国间的贸易水平可能保持不变,但两国却要饱受通货膨胀之苦。所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也具有提高声誉的动机。

(2)信息不对称与政府承诺

当政府部门预测货币需求将发生变化而公众却未拥有这方面的信息(也即存在私人信息)时,信息不对称问题就由此发生。这时,政府为保证经济稳定应采取灵活的政策,但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就有利用信息的动机,从而又产生了信息不对称下灵活性政策选择与政府利用信息动机的矛盾。为此,政府的预先承诺活动作为博弈双方合作的一种方式,使得合作的博弈结果有可能出现。

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总保证该政策是最优的,并尽量说明自己在开始阶段就为选择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所作的努力,但一旦发生了通货膨胀,又会尽力解释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如货币需求的变化或其它外部因素的影响,甚至于采取一些非有效的中间工具来混淆其行为,以便为其自己创造好的声誉。

(3)规则限制

前述的货币政策博弈基本上是政府自由选择的结果,即使在政府预先承诺前提下,自由选择仍可以产生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规则限制的存在则是必要的。议会可以直接通过立法来制订能激励博弈双方的规则。规则的产生则限制了博弈者的战略选择范围。而目标做法便是规则限制的一种。

首先,最强硬的一种目标做法便是K-百分率货币增长目标。 正如货币学派所提出的论点,货币供给以一定的增长率进行。K -百分率的目标做法能激励博弈双方(Canzoneri,1985年)。

其次是平均目标做法。如在两个时期的目标选择中,平均目标的做法为:

π+π[,2]=2π[*] (15)

这时政府部门可以作一些战略选择。但选择时期只能在第一阶段,因为平均偏差将在第二个时期得到修正。第一阶段的结果π[,1]为公众所观察到,即为公共信息。这样,在平均目标做法条件下,第二阶段的π[,2]也为已知。这将平均目标做法对政府的通货膨胀企图进行限制。平均目标做法与K-百分率的强硬目标相比, 其优势在于增强稳定性基础上的灵活性,即政府部门具有一定的选择余地;与没有目标限制相比,其优势在于减少了公众的平均通货膨胀偏差,从而增加了经济的稳定性。

最后是灵活性目标。在两个时期的灵活性目标做法可表示为:

π[,1]+π[,2]=2π[*]+cδ[,1],c>0

(16)

δ[,1]表示第一阶段结束后公众所获得的货币需求变化情况。这样,目标水平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增加了政府目标选择的灵活性。并且,当C<1时,随着C的最优值的获得, 灵活性目标始终优于平均目标; 当C =1 时, 也可以得到能激励博弈双方的灵活性目标答案(Canzoneri,1985年)。

三、小结

博弈论在政府政策研究中的应用是对原有宏观经济学的一大发展,为人们分析政府行为与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同时也对政治经济周期的产生作出了新的解释。通过对单一时期与多时期政府货币政策选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弱政府具有促成通货膨胀的内在动机及为使多期效用最大化而假装强政府以维持较高声誉的动机。当然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并不成熟,对一些现象的解释也还不能令人满意,甚至于无法解释。但不管怎样,博弈论在政府政策研究中的应用为分析“政府黑箱”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应用也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

注释:

〔1〕、〔2〕、〔3〕、〔4〕引自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996年,第378—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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