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美蒋“脱身”与反“脱身”的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战争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2)01-0042-05
一
从1948年7月起，美国政府内部对国民党一旦垮台的善后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这些讨论表明，美国决策者已经认识到此时的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美国实现其对华目标的工具，成了“食之无味，弃之不舍”的鸡肋，成了包袱。9月8日，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提出一份名为《重新审查和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它把美国政府绑在了一条道上，使之没有别的选择，没有活动的余地……在现时中国的形势下，潮流是反对我们的，我们需要有改变航向的自由，或者甚至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航向。”美国的政策应是“尽可能防止中国变成苏联这个政治和军事大国的附庸。”[1]1949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中说：“美国的对华目标是，让中国人自己最终发展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国家，以防止由于任何一个外国统治中国而造成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应当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看得见的任何一个或几个集团都不大可能建立一个美国能接受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中国。因此，美国当前的目标应当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应当制定相应计划并适当做好准备，以便在中国出现机会时加以利用；同时保持灵活性，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一个派别上。在先后次序上，把中国排在另外一些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更加直接攸关，与美国为之花费的财力更为相称。”[2]文件提出两种对华政策：一种是通过与中国恢复一般的经济关系，增强那些能导致莫斯科与中共政权之间的严重分歧的力量”，导致“出现一个独立的中共政权”；另一种是“动员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通过恫吓和直接威胁，公开与中共政权作斗争”，“使中国彻底孤立于日本和西方世界，以便招致中共政权的被推翻和崩溃”。无疑，后一种政策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艾奇逊在与国会议员的谈话中指出：“不管有没有军事指导，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国民党政权”，中国对于美国“只是一个烂泥坑，而不是进攻跳板”，因此，“在灾难的烟尘落尽以前，美国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3]这就是著名的“等待尘埃落定”政策。1949年2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在一份报告中称：今后美国在中国将和苏联易位，苏联影响将日益加强。目前应该：(1)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除非它能证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有效地抗击共产党；(2)与中国各种成分保持最广泛的联系；不断加强文化宣传工作，宣传美国对华的“传统政策”；(3)在谨慎避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尽量利用中苏之间的政治、经济摩擦。[4]
为了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和国民党这艘沉船离开距离”，美国政府从1948年秋到1949年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1948年11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David Barr)将军从中国撤出顾问团。撤退工作从12月开始，至翌年3月1日完成。
（二）拒绝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新的援助。1948年10月，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蒋廷黻向正在巴黎出席同一会议的马歇尔请求援助，乞求美国提供军火，并希望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作战，遭到后者的拒绝。12月1日，宋美龄赴华盛顿求援，要求美国政府在3年内给国民党政府30亿美元的援助，并派遣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使团赴华，同样被美方拒绝。1949年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是否继续执行1948年《援华法》。杜鲁门拍板，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5]3月4日，艾奇迹通知司徒雷登，从美国港口开往中国的货运船只已经暂停，已载货的运输船大部分被推迟到两周后才允许起航。执行“拖延启运”政策的3、4月，美国运抵中国的军援物资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较之1948年最后2个月，每月平均减少4/5。[6]3月，何应钦组阁后，通过司徒雷登要求美国提供2至3亿美元的援助以支持中国货币，增强与中共谈判的地位。美国国务院复电认为财政赤字是内部问题，不能靠外援解决。[7]中共军队围攻上海之际，国民党政权驻美大使顾维钧拜见艾奇逊，要求提供美援，并询问美国是否已对远东失去了兴趣。艾奇逊拒绝回答。此前不久，艾奇逊已公开宣布“美国对华政策不变”，亦即不再向国民党政权提供新的援助。艾奇逊还告诉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mest Bevin)，一旦1948年《援华法》项下剩余的几千万美元拨款到期，美国将放弃援蒋政策。[8]
（三）降格外交关系。1949年1月，孙科的行政院从南京迁往广州，要求各国使馆随行。2月5日，国民党政权正式“迁都”广州，一再照会美国及其他使馆，要求随其转移。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而由一个领事衔官员率少数随员去广州，临时主持美国使馆日常业务。理由是：从东北到长江流域的大片中国国土即将归于中共控制之下，而美国在华利益及商人大部分都在这一地区，为“保护”美国的利益，必须有正式代表能与对方进行接触，并认为司徒雷登有特殊的条件留在中国，燕京大学有将近一半毕业生都在中共阵营，可利用师生关系作些工作。如果整个使馆迁往广州，将被解释为对国民党支持到底，因而也就将继续给予援助，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的。南京解放前夕，李宗仁又要求各使馆随其撤至广州。国务院指示司徒雷登在南京留一段时间，俟中共在南京站稳之后，即回华盛顿述职。这样，美蒋关系事实上降格。广州被中共占领后，美国使馆撤往香港，直到次年6月，美国再未向蒋政权派出高级外交官，对蒋政权的文书往来拒绝用照会名义，而用备忘录形式。1949年12月，国民党“行政院”正式宣告在台北开张，美国使馆也相继迁台，不过暂时不派大使，而由原使馆的一等秘书任代办主持工作。
（四）编制《美中关系白皮书》。艾奇逊1949年1月22日接替马歇尔任国务卿职后不久，同杜鲁门会谈，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已濒临崩溃的边缘，随之美国必须从对它的支持中脱身出来，面对国会和报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政府应当把事实公诸于众。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国务院随即成立了班子编辑文件，杜鲁门把编辑和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称作“今后一段时间内所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国民党政府得知消息后，指示驻美国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表示，希望推迟白皮书的公布[9][226]美方没有答应。外交部常务次长董霖甚至威胁说，如果美国发表《白皮书》，国民党政府也将公布自雅尔塔会议以来的有关文件。杜鲁门政府未理睬国民党的反对意见。7月29日，杜鲁门指示要尽快公布《白皮书》。美国政府选择在司徒雷登抵达美国的日子即8月5日予以发表。《白皮书》的发表，对于正值崩溃中的国民党政权不啻是“落井下石”，蒋介石在恼怒之余，“痛惜”美国决策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10][227]在权衡各种利弊后，他忍痛吞下这颗苦果。他深知在此关键时刻维持同美国的微妙关系对其何等重要。他决定：(1)国民党对美暂不请援；(2)由国民党“政府”发表声明，保护“国家立场”，但“勿对美国作意气之辩论”。[11]7日，顾维钧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大意谓：《白皮书》发表是不寻常举动，内容系美国一面之词，“中国政府”正在研究中，以后可能提供补充文献；过去犯错误不仅“中国”一家，愿汲取经验教训，但不能因噎废食，仍要求美国继续援助。并对艾奇逊没有表现“失败主义”情绪感到“深受鼓舞”。经蒋介石亲自审定，17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其正式声明。该声明抓住艾奇逊附信中污蔑中共为“莫斯科工具”这一点表示高兴，同时声称对其他内容有不同看法，以后将在适当的时候充分陈述有关事实。同时，外长叶公超向美方打招呼说，这是政府采取的唯一行动，蒋介石态度温和出乎他意料之外。”[12]国民党方面态度“温和”的原因是，争取美援是压倒一切的大事。美国决策者编纂和发表《白皮书》的本意是为其政策进行辩护，说明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不是它的责任，企图把国民党推上历史的审判台，但结果适得其反，《白皮书》恰恰为国会内外的援蒋集团提供了攻击政府的把柄。
（五）不承认国民党封锁的合法性。6月，蒋介石政权宣布封锁中共区域各海港，禁止新中国与外界贸易，要求美国政府阻止美商船去大陆。但遭到艾奇逊拒绝。美般设法冲破国民党军队海上封锁线，向大陆运送货物，导致10月国民党军队击伤美国商船“飞云号”及迫使其他两艘美船返航的外交事件。为此，艾奇逊提出抗议，宣布美国不承认封锁为合法性行动。[13]
（六）寄希望于地方实力派。渡江战役后，美国又寄希望于中国西北、西南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负隅顽抗，并打算给予他们支持。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前，司徒雷登在南京“朋友家里”会见宁夏省长马鸿逵，马说计划以绥远、宁夏、甘肃、新疆一部分和陕西、山西一部分为基地，要求美国出军事顾问和农业等方面的技术专家帮助其维持相对自治的中北部地区，并表示希望以治病名义赴美，以争取华侨富商的资助，并与美方洽谈。6月，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的一次会议上，多数人倾向支持中国“地方领导人”。8月24日，杜鲁门指示国务院更加具体地研究支持李宗仁和白崇嬉的可能性。副国务卿韦勃遂请军方重新审查5月间陈纳德提出的一项计划。陈曾建议“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向印度支那扩张”，可以从中国的西北到西南，包括宁、甘、青、陕、川、黔、滇及广西西部，在这200英里宽的地带抵抗共产主义。”[14]该计划交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了几个月，于10月提出报告，称此计划行不通。国务院认真研究了援助李宗仁、白崇嬉的问题，但还未来得及行动，人民解放军已经打到了广东边上。于是国务院官员又把目光投向了西北马步芳、马鸿逵。马氏也积极同美国勾通。在8月26日兰州解放后，马步芳在台北的代理人还要求美国一旦李宗仁政府垮台，即向宁夏派遣军事顾问团，提供给养。在9月9日前后艾奇逊和他的助手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主张援助中国的地方军阀。9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7500万美元新的拨款。9月23日银川解放，“马家军”的覆灭击碎了美国决策者的梦。
二
（一）蒋介石的“3点要求”。为防止美国“脱身”，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致函杜鲁门，提出3点要求：(1)迅速提供并增加军事援助；(2)发表关于美国政策的坚定声明，支持我国政府从事奋斗的目的；(3)尽速派遣一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的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15]1948年是美国大选年，蒋介石原以为共和党的杜威能当选，所以大力支持杜威，把宝押在杜威身上。国民党为共和党竞选捐款已是公开的秘密。国民党驻美公使陈之迈与杜威的外交政策顾问小组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到该小组人士主张大力以军事援蒋把共产党赶出华北和东北；国务卿将由杜勒斯出任，驻华大使可能由另一亲蒋人士蒲立德取代司徒雷登。6月，蒋介石派陈立夫访美，向杜威面交一封蒋的信。在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的谈话中，话题已转向美国“新政府”能为中国做些什么了。投票前夕陈立夫回到上海，向《新闻天地》周刊发表谈话称，“杜威之当选为美国总统，几乎系一定不移者”，“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16][18]11月初大选揭晓，民主党人杜鲁门连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蒋延黻奉命立即向马歇尔提交一封外交部长签署的信，要求美国派高级军官在军事顾问的名义下直接指挥国民党军队。12日，杜鲁门复信，大意谓：美国正根据《1948年援华法》加速将武器弹药运往中国；总统于1948年3月11日及马歇尔国务卿3月10日发表的公开声明以及通过《援华法》本身已表明美国的态度；外国官员即使了解情况，对于中国政府应如何应付目前困境也很难提意见，不熟悉情况的，困难更大；现已有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可备咨询。[17]
（二）宋美龄赴美求援。蒋介石碰了杜鲁门的软钉子后并不罢休，派孔祥熙作为特使赴美常驻，专谈援助事宜，但美方不接受。无奈，又让宋美龄赴美，争取虽然在野、但仍是制定对华政策的关键人物的马歇尔。宋美龄自1948年11月28日赴美求援，至1950年1月才回到台湾。在美期间，杜鲁门仅礼节性地见过她一面。马歇尔也很少与她见面。宋美龄向美方重申了蒋介石的3点要求，无人理会。杜鲁门通过副国务卿维特向宋美龄表示，她此行并不成功，暗示其应早日回国。但宋氏犹不甘心，在被雇佣的游说活动代理人柯克兰的安排下，通过亲蒋的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Johnson)向杜鲁门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从此时到翌年2月美国国会开会重新考虑援华问题的5个月期间，美方向中国提供2亿美元，合每月4000万，其中3000万用于军事开支，1000万用于购买军火。此款的来源是9月国会刚批准的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及“经济合作署”援华基金中尚余的8000万美元。其余不足部分从美国政府借支，以中国战略物资锡、锑等偿还。至于中国领导人问题（此时蒋已“引退”），希望谁都可以。得到这笔美援就可使士气大振，有望获得成功，至少可以拖延时间，建立“亚洲反共阵线”。[18]但美方对此置之不理。宋美龄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引起国务院的不满，马歇尔夫妇向其表示，她早日回国对中国更有帮助。蒋介石后来说他的夫人在美国遭受了“屈辱”。
（三）成立亚洲反共联盟。蒋介石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受到启发和鼓舞，认为在亚洲也应该有一个与之平行的反共联盟。1949年7月，蒋介石秘密访问菲律宾，与菲总统基里诺会谈，1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远东国家成立联盟，在反击共产主义威胁中互相支援，并召开有关国家预备会议。蒋方放出空气说，美国对这一倡议是支持的。对此美国急忙辟谣，并追查来源。美国认为，亚洲与欧洲情况不同，不宜成立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组织；蒋介石的倡议一开头就同中国国民党“没有希望的事业联系起来”，基础不好；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最主要的是印度，印度不参加，意义就不大。艾奇逊指示美国驻有关国家使馆对此事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私下可予以鼓励。同时强调，任何亚洲运动的力量应来自亚洲本身，不能显然是为了争取美援的一种伪装渠道。这明显是针对蒋介石的。美国国务院人士告诉菲律宾、南朝鲜，应多与印度联系而不要联系中国国民党。这样，蒋介石的企图失败了。
（四）搁置联合国议案。1949年夏，联大开会之前，蒋介石亲自指示其驻联合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控告苏联，指责苏联违背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莫斯科外长会议协议，干涉中国内政；并呼吁联合国成员国不承认中共而支持国民党政府。其目的是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拉住美国；阻挠世界各国承认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美国知道此事将对美国不利，谁都知道真正干涉中国内政的就是美国。因此美国表示“原则上”支持控告苏联，但要有足够的证据，而至今尚未见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呼吁成员国不承认中共而支持国民党只会对国民党不利。美国为阻止就国民党提出的议案进行讨论，立即与墨西哥、澳大利亚、菲律宾、巴基斯坦提出一项对案。结果蒋延黻要求推迟讨论，并拉拢几个拉美国家提出将这一议案提交一临时委员会讨论，得以通过，最后不了了之。
三
1948年末，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败局已定，杜鲁门政府开始制订对台政策。1949年1月，美国国务院提出努力扶持“台湾当地非共产党的中国人政权”，亦即摆脱国民党中央并阻止它进入台湾的台湾地方当局。这样能使美国避免军事干涉，又可防止台湾由于国民党政权进入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混乱而落于中共之后。11月，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茨(Kenneth C.krentz)与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秘密接触，魏表示在取得美国1000万美元的贷款作为“心理上”的支持的条件下，他可以实现台湾“自治”，并说服蒋介石不来台湾。在蒋介石新年“引退”时，魏道明告诉克伦茨蒋介石打算去台湾，克伦茨表示，由于对日和约尚未签订，台湾在法律上还不是中国领土。蒋后来决定去奉化而未去台湾可能与美国的态度有关。1949年1月，蒋介石以其亲信陈诚顶替了魏道明。3月，杜鲁门正式批准一份由国务院提出的全面对台政策的报告，提出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台、澎落入共产党手中”，为达此目的，最切实的手段就是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分隔开，美国要避免公开地、单方面地为它负责。[19]美国刚开始打算扶持陈诚作为其工具，但未几发现陈诚对蒋介石极为忠诚，台湾不可能出现一个排除蒋介石的政府。李宗仁为争取被蒋介石运往台湾的大量金钱和军火储备，计划用孙立人取代陈诚。美国对此表示谨慎的支持。3月14日，司徒雷登收到陈诚来函，称美国如希望孙立人任台湾省主席，应由司徒雷登向在奉化的蒋介石吁请。实际上蒋介石大力加强陈诚的地位，将台湾军政大权集中在陈诚手中。这时，国民党方面风闻美国准备公开其“台湾地位未顶论”，由蒋介石的亲信、已卸任的外长王世杰在台湾发表针对美国的演说，称台湾自1941年中国对日宣战宣言废除《马关条约》起就在法理上回归中国，决非地位未定的军事占领区，并要求国人提防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控制台湾的企图。[20]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要“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决不交还盟国。他指示国民党政府驻东京代表团负责人明确向麦克阿瑟直言，中国政府拒不接受由盟国或联合国暂管台湾的建议。他预言，“台湾很可能在短期内成为中国反共力量之新的正直希望”，要求美国对此采取积极协助态度。[10][210]4月15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德莫特(Michael McDermott)发表谈话称：“台湾地位在战时与库叶岛完全一样，其最后地位将由一项和约决定。”[21]“5月26日，蒋介石来到台湾，美国阻止其来台湾的企图失败。10月6日，国务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对台政策报告，主张不向台湾提供大规模援助，但应继续执行《1948年援华法》中对台湾的经援。报告承认蒋介石对台湾的控制，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只能和蒋介石打交道。[22]杜鲁门对此表示赞许。11月3日，美国驻台湾总领事麦克唐纳将事先准备的说帖向蒋介石逐字宣读，蒋对批评他“治理不当”流露不快，但对于美国决定同他打交道还是满意。一星期后，他亲自召见麦克唐纳，递交了答复美方的“备忘录”，对台湾改革作了很多承诺，表示愿意接受美国有关这方面的建议，要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他支持陈诚在11月9日发表“关于台湾形势的声明”，呼吁美国加强军事援助，具体要求美国派遣军事顾问团。10月15日，广州解放。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8日，国民党政府正式迁台。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宣布美国无意“于此时”在台湾取得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亦无意“在目前形势下”进行军事干预，且不会向台湾提供物资或顾问形式的军事援助。12日，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提出美国在西太平洋必须保卫的安全防线，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到菲律宾，未提台湾。美国正式将台湾划在防线之外。这是美国“脱身”的最后一次行动。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称“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同时监督“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攻击”。并正式提出“台湾未定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23]这样，美国终于未能“脱身”，又和蒋介石栓在一起了。
〔收稿日期〕2001-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