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刊的市场约束与政策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刊论文,政策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五”期间，我国出版业在“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增长效益”的原则下，实施两个根本性的转变，取得了可喜成绩。期刊市场通过压缩整顿以及实施“双百工程”、“双效工程”等举措，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发展机遇。然而近几年来，伴随学术失范、学术浮躁而出现的“增刊现象”，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亟待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一、利益驱动，违规操作，增刊成为期刊管理的盲点
《期刊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出版增刊必须报有关部门核批、备案、办理登记，取得一次性“增刊许可证”，并将许可证号连同正式刊号一起排印在期刊封页的醒目位置。增刊出版的初衷一是为解决高质量论文积压，正刊篇幅有限不能及时发表的矛盾；二是因一些专题研究的需要，例如大型的学术研讨会需要征集论文结集出版。增刊的出版经费未列入正式的办刊经费计划，因而可以向作者收取相当于成本的“工本费”。
然而事实上，流行于市场上的增刊已大大改变了出版的初衷，出版增刊成为一些刊社赚取外快，提高编辑人员福利待遇的手段。以市场情形划分，一种是直接进入读者市场的，这类增刊在前些年火爆一时。由于申请一个增刊号比申办一个新刊号或书号要简单得多，因而一些社会综合类期刊、科普类期刊以办增刊为名，行出版畅销书之实，围绕当时的某个热点问题组织选题，快速推向市场。选题集中，话题新颖，出版的快节奏是这类增刊抢占书刊市场的制胜秘诀。随着网络的侵入，网络传播得更快（速度）、更广（范围），使此类增刊的优势难以再显，因而渐渐被市场淘汰。
目前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另一类增刊，这类增刊没有什么读者市场，却有很大的作者市场；没有多少发行量，却能给刊社带来较丰厚的利润；没有什么社会效益，却有较大不良影响。其出版发行不仅有违增刊出版的初衷，而且往往采取瞒报（或不上报或上报的内容与实际出版的内容差别很大）、偷检等无序运作手段，从而成为期刊管理的盲点。这类增刊以满足作者评职称需要为第一出发点，以增加刊社收入，改善办刊人员福利待遇为最大价值体现，较好地实现了“双赢”目标，从而呈一发不可收的势头。
此类增刊的出版方一般为学术理论类期刊，名气越大、声誉越高的叫价可以越响。其牟利的途径主要有：1.由某组织或个人买断编审权，类似于买卖书号。某组织或个人不见得要出版个人专辑，而是充当二次包头再从作者手上赚取差价。如此一来，增刊的出版质量便可想而知。2.“以金钱论稿”，向作者收取高于成本的“工本费”，以页码计，一个页码收取300～500元不等。增刊的出版发行不占编制、不占刊社计划内经费，向作者收取“工本费”似乎也名正言顺。问题是，金钱面前，稿件的质量很难保证，所谓的三审五校也就成了走过场。3.增加印张，减少印数。增加印张意味着“工本费”总金额的上涨，若正刊100个页码，按每个页码100元收取工本费，一期的总金额为10000元，页码增加到300个，则可增加20000元的收费。减少印数意味着印刷成本总金额的减少。几乎没有一种增刊是按正刊印数印刷发行的，往往是作者需要多少印刷多少，多则三五百本，少则几十本、上百本，其社会反响几乎等于零，其影响因子、文摘率更是无从谈起。
二、刊发“泡沫论文”，滋生学术腐败，增刊遭遇市场的“黄牌”警告
受利益的驱使，增刊对论文的质量要求放松至最低线，不论观点是否新颖，材料是否真实，论证是否符合逻辑，只要不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均可刊发，一些有明显观点错误甚至违背常识的文章也照登不误。这种无视标准规范、草率出版的增刊无论其办刊宗旨，还是学术质量、编辑出版质量，均与正刊相去甚远，而且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首先它模糊了人们的价值观，助长了弄虚作假的不良学风，成为“泡沫论文”、学术腐败滋生的土壤。买卖论文与买卖书号、买卖文凭一样导致了鱼目混珠、良莠不分。学术领域本是朗朗清明之圣地，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意义上担当了社会的良心和正义，如果连这良心和正义都为金钱所腐蚀，那我们的社会凭什么去建立公正和信誉。其次，它浪费了社会的出版资源，低水平、低层次的重复出刊使期刊的创新精神化为乌有。再次，它降低了办刊者的道德水准和业务水平，影响编辑出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从长远来看它破坏了刊社内涵式发展的基石，制约了期刊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增刊的这种利益取向、无序运作已经开始受到市场的制裁。一是引发了学术期刊的信誉危机，消解了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认真、严肃的读者对于刊社这种不负责任的作法表示不屑一顾，进而怀疑其正刊的价值。因而大肆出版增刊的刊社目前正面临着读者锐减的局面。二是增刊的作者市场正在缩小。一些单位和部门在评定职称中对增刊上发表的论文不予承认。此举措的出台，无疑给增刊的出版一记重创。但笔者始终认为对论文的认定不能如此简单化。如果说增刊上的论文因属“出钱买发表”，质量不可靠，那么正刊上还有那么多“关系稿”、“人情稿”、“金钱稿”，又如何认定其价值。此外，按报批程序要求标注了“增刊”二字的刊物容易被识别、被排除，那么另一类根本就不按程序报批，不送检，不做标识的增刊岂不大得其利，从而在客观上纵容了“瞒报”、“偷检”的行为。可见市场制约虽然有效，但带有盲目性和后发性，要从根本上规范和治理增刊现象，政策治理是关键。
三、思想上重视，管理上到位，政策治理是关键
增刊的泛滥，有主观的原因，有客观的原因；有市场的因素，有人为的因素。由认识到模糊导致的管理的疏漏，无论出版者还是管理者都没有把增刊的出版发行同正刊的出版发行一样来认真严肃地对待，尽管出版管理条例不乏明确规定，但很少有严格执行的。因而治理增刊首先就有一个思想上重视、认识上提高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做好宣传文化工作，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精神产品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它的价值实现形式更重要地表现在社会效益上。有些精神产品，直接经济收益可能不大，但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很大。我们在宣传文化工作中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当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社会效益。
期刊是传播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属于精神产品的范畴。期刊在面向市场时无疑面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取舍？如何协调？自然是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眼光放长远，以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良好的职业道德生产优质的精神产品，满足社会的需要。
然而目前增刊的泛滥已经严重影响了期刊的办刊质量，导致了期刊信誉的危机，制约了期刊的可持续发展。中央在加强出版业治理整顿的有关文件中一再强调，要“坚决禁止买卖书号、报号、刊号、版号”的行为。增刊的无序操作已经事实上成为一种非法的出版行为，因而应列入“治散”、“治滥”乃至“打非”的范围彻底清理整顿。
其次在思想重视的前提下，管理上要到位。一是要严格把好审核关，对增刊的核批不能停留在形式上，而要对其办刊的宗旨及选题、内容作细致的审核，看其宗旨是否与正刊相符，其选题是否必要，其开本、页码、发行范围是否与正刊一致，是否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制度措施保证增刊的正常出版。有些刊物因出版周期太长，许多高质量稿件无法刊出而申请增刊，不如建议缩短刊期，如季刊改成双月刊，双月刊改成月刊。这样既有利于解决高质量论文刊出难的矛盾，又有利于净化期刊市场。二是要加大检查、抽查的力度。对上缴样刊的检查要有登记、有记录，对偷检的刊社要给予相应的处罚，要设立举报信箱，加大对瞒报偷检增刊的查处力度，一经查实，即没收全部非法收入并给予停刊整顿，甚至吊销刊号的处理。三是建立期刊评价体系和评估标准，将增刊的评比定级纳入正刊的评价范围。
相信随着市场识别能力的提高，随着学术规范的重建，“增刊现象”的治理和整顿会取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