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南玲北梅”——兼谈如何看待“口述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也说论文,如何看待论文,历史论文,南玲北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已逾86岁高龄的梅娘，无疑是现代文坛仍有影响的极少数健在作家之一。
《新京报》年终专栏“2005一百人阅读”之59，便是梅娘的《梅娘：张爱玲的作品不鼓舞人》（2006年1月6日），梅娘的照片和记者访谈同时刊出。
梅娘注定与张爱玲有着不解之缘。
作家是靠作品与读者保持链接的。随着《梅娘近作及书简》（2005年8 月）的出版，报纸媒体再度较为集中地发表了一批有关梅娘的文章，并通过网络广为传播。这些文章的作者中，有的是与梅娘著作的出版有过联系的编辑（解玺璋《有感于“热了张爱玲，冷了梅娘”》，《北京晚报》2005年10月13日；荣挺进《梅娘评说张爱玲》，《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11日），有的是梅娘半个多世纪未曾联系过的学生（如爱新觉罗·恒准《梅娘：我的中学老师》，《北京晚报》2006年1月12日），更多的是记者和研究者（如黄哲《梅娘 不想再成为时尚》，西安《华商报》2005年8月31日；《85岁梅娘 犹有暗香来——昔日齐名张爱玲
近日笔耕仍不辍》，纽约《美洲时报》2005年9月2日；所思《“我忘记了，我是女人”》，《北京青年报》2005年11月3日；秦玉兰《暗香浮动月黄昏——记梅娘、 幼殊与景玉公交往》及韦泱《爱读梅娘的信》，上海《读者导报》2005年12月2日；李相《认识梅娘》，《北京晚报》2005年12月29日；桑农《梅花香自苦寒来——记作家梅娘》，《藏书报》2006年1月2日；止庵《关于“南玲北梅”》，《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30日，又题《“南玲北梅”之我见》，《文汇报》2005年12月24日；郝啸野《梅娘的回忆可信吗？》，《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18日）。多数文章赞美或宣扬梅娘，而最后两篇则一反众口一词，对梅娘的自述及有关梅娘的一些史实提出商榷，尤为引人关注。
止庵的文章指出了《梅娘近作及书简》中提及的一个颇值得怀疑的“传说”，即，通过读者调查，北京的马德增书店联合上海的宇宙风杂志在1942年评选出了南北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南玲北梅”（《北梅说给南玲的话》）。论据不容置疑：张爱玲1943年才开始在上海沦陷文坛崭露头角；《宇宙风》杂志早在1939年5月就迁出了上海。1942年不可能有“南玲北梅”说。我完全同意，再作一些补充和进一步的辨析。
中国地域辽阔、南北风习迥异，又有“对仗”文化和惜墨如金的传统，因此就常常见到“南（南方）谁谁谁、北（北方）谁谁谁”的说法，用以简洁明了地标识地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代表人物。比如，以与抗战时期沦陷文坛有关联的现代武侠小说为例，30、40年代曾流传“南向（向恺然）北赵（赵焕亭）”之说。
沦陷区文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禁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逐步解冻，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因此史料的积累相当薄弱。作为最早的一批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者，我曾将几十种刊物从头到尾一页一页翻过，未发现“南玲北梅”的说法，倒是白纸黑字见过“北查南徐”的字样。“查”即查显琳（1920—），笔名公孙嬿、余皖人等。辅仁大学学生，地下除奸团成员，曾以所谓“色情”小说和诗歌在北京沦陷文坛名噪一时。1942年身份败露，遂逃离沦陷区，先入西安战时干部训练团学员班第8期，结业后留任少校教官。1944年赴成都入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炮科第20期。后来成为台湾军界的要员，曾任马祖炮兵指挥官、情报学校校长，以及驻菲律宾、伊朗军事武官，驻美首席武官兼世界各国武官团团长。他虽然从戎，但并未投笔，著有长篇小说《雨中花》等近二十种作品，编有八卷本《海内外青年女作家选集》，被称为“将军作家”。“徐”即徐訏，抗战时期出版有新体小说《荒谬的英法海峡》（1940）、《一家》（1941），诗剧《潮来的时候》（1940），话剧《夜光曲》（1941），散文集《海外的情调》（1941），话剧集《孤岛的狂笑》（1941）等，出版者均为上海夜窗书屋，1944年还编有诗文集《当代奇文》（上海大风书社）。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查显琳和徐訏都没有梅娘、张爱玲的名气大。
众所周知，在对史实作判断时，往往说“有”易，说“无”难，包括当时到底有没有“南玲北梅”说。
假如把“南玲北梅”也设想为“北查南徐”那样，只是编辑、文人的神来之笔，或是商家或什么人的炒作，就更难断言北京沦陷文坛没有过此说。战争封锁、殖民统治阻碍地域文化交流，却无法从根本上割断。更何况还有天不怕地不怕、唯利是图的书商。在这里，我是在褒义上使用“唯利是图”一词的。有报道为证：到日本人统治后期，曾兴盛一时的北京出版业迅速委顿，鲜有新书印行，最流行的文学作品是些有销路的翻印本（盗版书），包括苏青的自传体长篇《结婚十年》、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苏青的散文小说集《涛》。南方也在翻印梅娘的小说集《蟹》（北京《中华周报》1945年5月30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一批女作家的新文艺作品，在北京、上海的图书市场上胜出了男性作家的言情武侠类通俗小说。
说到盗版，都知道现在张爱玲的盗版书充斥书摊小店。值得一提的是，也有盗印梅娘的。比如我选编的《梅娘小说散文集》（1997），北京出版社印了三万册，很快我自己想再买几本也没能如愿。两三年后，一次在信息工程学院卖新书的地摊上，发现厚厚的《梅娘文集》。翻开一看，原来是我编的书的盗版。张中行的序和我的长篇跋文都在，只是出版者换成了“新潮出版社”，选编者署名“《梅娘文集》编委会”，版次写作“1999年7月第1版”。盗版书是重排本，字大了一号，页数便从629页扩展到了791页。估计错误会不少，我一直没有细查。在这一点上，重排就不如可以避免新差错的照排了。原书封面是一朱门局部，盗版书换成了两块小小的照片：上面，小桥流水人家；下面枫叶。并添加了这样一些字句：“最新散文经典”、“享有‘南玲北梅’之美誉”、“家喻户晓”和“中国第一才女”，真可谓用心良苦、吹捧有加。然而纰漏、失当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书中并非全是散文，小说的篇幅更多一些；梅娘人与作品都是北方的，可是盗版书连封底也印上了另一版本的小桥流水人家。估计盗版者心底里潜伏着张爱玲这个参照。由此推演，解玺璋的猜测可能不无道理：记者、书商对他们的《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感兴趣，“还是因为张爱玲”——因为该书的出版时间恰与张爱玲逝世十周年不期而遇。
言归正传，辨析“南玲北梅”说，还有一些细节应该注意到。
第一，梅娘《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文首刊《北京青年报》2001年11月27日。就我到目前为止的视野所及，“南玲北梅”说最早见诸陈放的文章《一个女作家的一生》：
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和北方的梅娘，是读者最喜爱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
该文首刊《追求》1987年3期，后又两次在北京《星光月刊》（1993年10期）、台湾《联合文学》（1995年5月）上发表，致使此说得以在海内外广泛流传，一些文章和书籍还直接把“南玲北梅”引入标题，如1989年1月4日《文艺报》（盛英《南玲北梅》）、1996年2月3日《中国消费者报》（《“南玲北梅”说梅娘》）、1996年6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董大中《“南玲北梅”的“梅”》）等，深圳海天出版社则于1992年出版了《南玲北梅——四十年代最受读者喜爱的女作家作品选》（刘小沁编）。
第二，在陈放的文章中，进行“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的上海方，是“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而在梅娘那里，写成了“上海的宇宙风杂志”。《宇宙风》杂志虽于1939年5月迁离上海，但上海还有个宇宙风社，曾于1940年3月出版过北京毕树棠的文集《昼梦集》。那时的出版业不像现在，除专业出版社外，团体、个人都可出书，没有书号管制，没有配额限制，所谓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物的区分不大。比如，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1944）是由中共地下人员任职其中的“杂志社”出版的，散文集《流言》（1944）则改由她自己刊行。以张爱玲“热”的程度，《流言》不愁找不到出版社。或许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吧：自觉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张爱玲，有追求最大收益的考虑该是顺理成章的。
总之，抗战时期北京的报纸我未及逐页翻阅，无法断言是否进行过“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当时的人或现在的人虚构出“南玲北梅”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过，如果从张爱玲、梅娘二位女作家的作品当时在南北沦陷区文坛上的实际影响来看，从她们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定位来看，此说基本上没有离谱。比如，由中国现代文学馆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代表作”书系（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8—2000），收入了爵青、梅娘、袁犀、关永吉、张爱玲、予且六位典型的沦陷区作家的专集，其中，只有梅娘、张爱玲是女性。现代作家成千上万。精选出的百余人中有她们两位——这本身就是评价、就是褒扬。
文艺创作（作家）和学术研究（学者）是两个不同的行当。评论前者，更多的看形象、氛围及语言艺术所渲染出的永恒主题、人类情感、表现形式的深度和新颖度；判断后者，主要看自成体系或自圆其说的论述是否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观点。当然，真实、准确这个要求，应该是共同的。还是止庵的结论和建议中肯、可行。他对两者做了某种区分：“当年人物容或记错，后来学者应该明辨。”
相比之下，郝啸野的署名文章，就有些求全苛责了。梅娘的回忆和记述文字中，的确存在差错。但对差错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差错本身不应该成为判定价值取向的依据。就是郝文本身，也难完全避免史实差错。而这些差错，使得该文的一些结论绝对化了，少了回旋的余地。略举一二。
关于“马德增书店”。它并不像郝文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东安市场里的一个书摊”，几乎没有可能发起读者调查活动。
一般认为，马德增书店为一民办书店。不过，它很可能具有官方背景，至少在1944年下半年官办出版机构如华北文化书局（武德报社）等解散之后。当时仅存的官办周刊《中华周报》曾刊登启事称：“本报直接订阅现均由华北出版配给会北京支部（王府井大街64号马德增书店）直接办理……”（1945年3月25日）。 马德增书店出版过一些书籍，文学方面如1944年出版的谢人堡的长篇小说《春满园》、《逐流之歌》、《月夜三重奏》，1945年出版的江流（钟理和）的小说集《夹竹桃》、雷妍的小说《少女湖》等。据梅娘回忆，她翻译的长篇小说《母系家族》（日本石川达三原作）在《妇女杂志》上连载结束后（1943年9月），也曾交给马德增书店。该书纸型已经做成，后因抗战胜利未能印出。纸张、油墨一直是紧缺军用物资，得不到纸张配给是很难出书的。目前尚无证据表明马德增书店曾做过“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德增书店是否做过或者宣称做过这样的调查，与其是否“书摊”的身份无关。理由如上：那时的出版、发行业，随意性较大。
关于“大东亚文学赏”。梅娘说她获得过“大东亚文学奖”，和她说“我仍然没有去领奖”，这两个事实本身并不矛盾。
日本文学报国会为强化对亚洲占领地区的思想文化控制，从1942年开始连续举办了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3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华北只有袁犀的长篇小说《贝壳》获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赏副赏，梅娘的小说集《鱼》、林榕的散文集《远人集》和庄损衣（朱英诞）的《损衣诗抄》被定为“选外佳作”。梅娘、林榕、朱英诞没有去东京参加会议。会后三个月，到北京访问的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长久米正雄，又把这三项“选外佳作”追加为“副赏”，补办了仪式。第三次大会在中国南京召开（1944），华北只有梅娘的小说集《蟹》获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赏副赏。梅娘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上海《杂志》上的纪实文章报道说，梅娘来的晚，走的早。我揣测，这大概是因为她的第二个女儿出生才三个多月，不宜离开太久。至于她是否亲自领取了奖金，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凿的材料。鉴于“大东亚文学”的政治性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所形成的记忆选择，在梅娘的有关陈述中有可能会发生作用。不过，她本人没有使用这笔数目并不大的奖金，却是有依据的：《中华周报》曾刊出梅娘委托中华周报社设立“梅娘氏奖金”的启事，“以其昨年荣受之奖金二千五百元全部……征求创作短篇小说一篇，以资鼓励短篇小说之创作。”（1945年4月8日）
郝文有关臧式毅、叶兵的订正，精确、翔实，说明梅娘的有关陈述没有详加考证，确有道听途说的成分，却也很难由此便定性为故意“编造”。作家、特别是老作家，往往习惯于用想象填补记忆或材料上的失缺。指出来就是了——作家的文艺创作毕竟不比学者的学术著作。比如，梅娘书中有关我的不多的叙述，也有细节差错：我非插队八年，而是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包头农药厂当电工五年多；不是考的北师大，而是推荐上了师院；不是考上了研究员，而是在1980年通过了中国社科院录取“实习研究员”（最低职称，相当于助教、助理工程师）的全国考试，获得了从中学调到北京社科院的通行证——这只是通往研究员岗位的万里征程上的第一步。但这些差错并不影响梅娘所要表达的思想，并不影响她所要营造的时代潮流和情绪。梅娘有关臧式毅、叶兵的差错比较多，但多数也属于这种情况。
当然，理想境界是没有差错。不过，在阅读纪实作品、甚至包括一些学术著作时，只要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这样的差错是非常普遍的。还以郝文为例。郝文有关诺曼·史密斯（Norman Smith）的部分，正确指出了《梅娘近作及书简》中的一些差错，包括梅娘的正文和编者的注释中的差错，但郝文自身仍存在差错——尽管在因特网上作了检索。
史密斯是加拿大新一代中国沦陷区研究专家，领域涉及女性文学、二战时期中法沦陷区女作家比较、日本在伪满洲国的鸦片政策等。他的博士学位的确是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但他与美国华盛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关系，并不是如郝文所判断的那样，是“编出来的”。由于研究成果突出，史密斯毕业时申请到了非常优厚的政府奖学金，利用这笔钱，他在华盛顿大学、牛津大学各做了半年博士后研究。找寻对口的工作，在哪里都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难事，在加拿大也一样。他当然愿意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名校工作。可是那里没有教授退休，没有职位空缺。他还是很快成功进入了加拿大圭尔夫大学（Guelph University），担任艺术学院历史系助教授。此外，北美大学的教席，大多分成两个系列。研究教授系列的职称分为助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和教授（professor）三级，没有在中国也需要评聘的所谓“博导”。自己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助教授同样可以指导博士学位候选人，前提是他能够申请到经费和招得来学生。另一个系列以教学为主，最高职称到讲师（lecturer）为止，主要承担像语言训练之类的技能课程，压力比较小，不像研究教授系列那样，除专业课教学外，还对发表研究成果有很高的要求。
实际上，由于差错很难完全杜绝，指出各类著述中的差错并加以评价，已然成为学者的工作内容之一。而此引发的更深入的思考则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口述历史”。
在历史研究中，口述历史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以其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所描述的活的历史，大大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是对当时物化为文字和遗迹的历史研究材料的补充。然而，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制约，以及叙述者主体条件的限制，记忆的失实、失误和变形是很难杜绝的，特别是在对年代较为久远的历史作回溯的时候，特别是在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迁和政治震荡之后。因此，在重视口述历史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尽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用其他的史料作参照，对口述历史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从而使它能够真正成为确凿可信的历史见证，保证其史料的价值。另一方面，口述历史中记忆的失实、失误和变形本身，也是一种有助于深化历史认识的补充评价形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忆录的属性与口述历史接近。在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乃至文学史研究、文化史研究中，在如何看待和利用回忆文字方面，也应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