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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和评价
4.1 理论前提
在众多的芝加哥学派研究的论著中，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芝加哥学派的图书馆学是强调把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注：social institution有的把它译成“社会组织”、“社会机构”；在日本的图书馆学的一些论著中把它译成“社会制度”的较多。从字面上，或从巴特勒和谢拉等人的解释中，"social institution"不仅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体，同时也包含了制度、社会规范等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含义。）来研究的。从巴特勒的“图书馆的社会问题”到谢拉“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作为社会机构的图书馆”是支撑他们理论的基础概念。从“社会机构”的角度来探讨图书馆是芝加哥学派探讨问题的起点和视角。
对于“社会机构”概念，Wapls的高足之一，也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的Lowell Martin在1937年发表的《作为社会机构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注：Martin,Lowell."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as a SocialInstitution."Library Quarterly,Vol.7,1937.p.546-563.）作了比较明确的阐释，他认为，社会机构“是出于共同意愿，为服务于重大的人类需求，而建立人际关系的整体模式(integrated pattern)”（注：Martin,Lowell."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as a SocialI-nstitution."Library Quarterly,Vol.7,1937.p.547.）。他认为，图书馆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机构，它既包含了图书馆与读者、读者与作者的“人际关系”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也包含了图书馆这一个“整体模式”运作的社会学的问题。而且，由于它是“服务于人类需求”和建立在“共同意愿”之上的，因此图书馆还存在着“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的问题。而这种“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又脱离不了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与此同时，“社会环境”对图书馆的影响和制约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处在一个互动的“历史的进化”之中的。因此，按照Martin的“社会机构”的观点，图书馆的研究是由多元的层面所构成的，包含了图书馆的“人际关系”、“整体模式的运作”、“社会功能”、“社会价值”、“社会环境”、“历史进化”诸内容。这就是芝加哥学派坚持要把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导引到图书馆学研究中来的基本原因，也是他们主张图书馆学的“社会科学化”的理论动力。
芝加哥学派是怎样认识图书馆这样一个社会机构的呢？他们认为，和医院、学校等其他社会机构一样，图书馆必须有它的物质资源、组织体制、专业知识等要素。图书馆的物资资源主要就是藏书，是系统化的人类的文化和知识载体，通过“图书馆”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组织，运用图书馆专业知识，来满足社会需要。另一方面，社会存在广泛的个体知识消费或利用需要的对象。芝加哥学派认为，图书馆的功能就是向这样一些个人知识的主体提供各种“社会知识”，或者说提供系统化、固定化、物质化了的“人类记忆”。其次，芝加哥学派中还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即“社会的、文化的交换(social and cultual change)”的概念。它是指文献中所包含的“社会的知识”通过“阅读”转移(transf-er)到“个人的知识”过程。当这个“交换”过程发展到系统化、规模庞大、复杂的“知识转移”的阶段时，社会就需要“图书馆”这样一种制度化了的“社会机构”来促进这种交换的完成。芝加哥学派特别重视以“阅读”这样一个“社会的文化的交换的”核心的问题为切入口，力图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阐明这个“交换的”过程，并将这种交换的理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重新解释和理解图书选择、服务、管理、图书馆历史等图书馆学的问题。
正如巴特勒所总结的一样，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和以往的图书馆研究不同，它不是强调从图书馆“内部的(internal)”视角，而是通过“外部的(external)”的视角去研究图书馆问题。“内部的(internal)”视角的研究是“基于对职业实务的兴趣”，而“外部的(external)”的视角的研究是“基于对专业的兴趣”。（注：Butler,Pierce."the Inte-llectual Content of Librarianship."Library Quarterly,Vol.15,1945.p.347-531.）他认为，以往的图书馆研究主要是前者，而后者则是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特色。
芝加哥学派的这些主张逐渐被人们广泛接受，在30年代到60年代这一段时期内成为影响和支配美国乃至世界的图书馆学研究理论模式。但是到了70年代以后，由于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从信息和传播的角度去理解和看待图书馆问题，芝加哥学派研究的一些理论“破绽”也逐渐暴露出来。对芝加哥学派的一些理论前提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从社会知识和个人知识的转换的角度去评价图书馆社会功能，提出了疑义。认为，芝加哥学派的所谓的“社会和文化的交换”的理论过于“简单化”了（注：Miksa,Francis L."the Intellectual Content of Librarianship."Library Quarterly,Vol.15,1945.p.347-531.）。现代社会科学中对人对知识的选择和接受的认知研究成果表明，社会知识转移到个人知识的“转换”过程十分复杂。假定图书馆具有这一功能的话，承担这一功能的也只是图书馆藏书中的极小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部分的有限的利用。那么“剩余的”社会功能又如何解释呢。实际上，“社会文化交换过程”是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图书馆只能是众多的实施“交换功能”的社会机构中的一种。
其次，在芝加哥学派的许多理论中，把图书馆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搞颠倒了。在芝加哥学派的观点里边，图书馆看成是社会知识发展的基本条件，甚至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这实际上是夸大了图书馆的作用。实际上图书馆只是在“人和文字记录”的永恒社会关系的前提下的一种暂时的“组织表象”，它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非书资料的扩展和图书馆的电子化，对芝加哥学派的图书馆社会机构论的批判越来越集中了。
第三，“文字记录的利用”和“社会进步”不可能如此“直接地”表现为因果关系。芝加哥学派主张通过对“读书行为和读书习惯”的研究来探讨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但是，在“读书”的认知心理学原理、或者说情报探求的原理并没有搞清楚之前，所谓的“通过阅读进行知识转移的”芝加哥学派的阅读理论，只能是空中楼阁（注：Miksa,Francis L."the Intellectual Content of Librarianship."Library Quarte-rly,Vol.15,1945.p.347-531.）。
尽管芝加哥学派的这些理论主张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但是它对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正是这些针对芝加哥学派提出的理论观点的批判性思考，对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从信息传播的角度”、80年代后期的“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的图书情报学的理论模式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许就是库恩所说的“范式”功能。
4.2 研究规范
芝加哥学派的第2个比较大的学术贡献是建立了图书馆学研究的“社会科学规范”。在芝加哥学派产生之前，图书馆学研究存在着两个比较大的局限性。
第一，从思想史的角度，也许图书馆学思想比较丰富和悠远，但是作为一门“科学”，图书馆学只是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酝酿的一门“新学科”，它并没有如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经验社会科学所经历过的那样，有一个从“思辩的学问”向“客观的学问”的近代社会科学的“洗礼”，和当时同时出现的其他一些新的社会科学相比，既不是从一些成熟的社会科学母体领域中分离出来的学科，也没有接受过其他社会科学的“嫁接”和“哺育”，所以，在研究方法上显得非常的稚嫩和不成熟。
第二，近代图书馆学的形成是适应了图书馆人才的教育和训练的社会需要，在专业实践经验的体系化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它和其他一些由“知识好奇心”的驱使而形成的社会科学门类相比，对专业实践经验积累的依赖远远比科学方法训练的要求要重视得多。也许是这个原因，最早构成图书馆学研究者队伍的绝大部分先驱者，不是新学科形成中通常所见的是来自于成熟学科的“改行者”，而是土生土长的、久经实践的图书馆员。这些图书馆员尽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缺乏学术研究规范的训练，容易片面地以“直观有用性”来限制和选择图书馆学研究课题，缺乏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常见的理论“远见”，也就是当时巴特勒所批判的“对本专业理论的不可思议的冷淡性”。
GLS的芝加哥学派的贡献就在于打破了这一认识的误区，给经验技术为主导的当时的美国图书馆学补上了“近代科学方法论”这一基础课。这一点在创办GLS的当初就明显地反映出来了。所以，GLS的创办者非常有意识招聘那些“具有在大学研究生院里进行研究的经验，图书馆学以外的专业的”研究者作为教师队伍。1933年的GLS共有7位教师，只有一名是从其他图书馆学校转过来的，其余都是在社会学、教育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西洋目录学等研究领域中有很深的学术造诣的研究人员。正是由于这些教师没有被当时已经被杜威所“定型化”的图书馆学教育模式所“浸染”，所以他们能够不拘泥于当时通行的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的做法，而大胆地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图书馆学研究相结合，用一些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业已成熟和规范化了的研究方法来培养和训练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小仓亲雄在评价GLS的做法时，认为正是这种“非常规”的做法才使得GLS的身份倍增，同时也提高了图书馆学的科学地位（注：小仓亲雄 "the Intellectual Con-tent of Librarianship."Library Quarterly,Vol.15,1945.p.300.）。
当时的GLS所从事的研究，既有巴特勒等人文学者所从事的印刷史、图书馆史这样的人文学的研究课题，但更多的是社会学角度的图书馆学研究，所以也有的干脆把芝加哥学派称之为图书馆社会学派(schoolof library sociology)（注：河井弘志 アメリカにおけゐ图书选择论の学说史的展开 东京 日本图书馆协会 1987年 P.270）。处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鼎盛时期的GLS，并不是象后来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只是进行巴特勒式的纯理论的研究，占主流的恰恰是那些有关图书馆现实的研究课题。和以往的技术主义的图书馆学研究所不同的是，他们是从图书馆外部的视角选择和社会紧密联系的研究课题，并采用内容分析、田野调查、调查统计分析等社会学的最新实证研究手法，分析图书馆问题。即使是当时的历史研究，也是很注重以原始资料为基础，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实证解释图书馆历史过程的各个“细部”。这些研究都是严格地按照经验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即强调定性或定量的数据基础，强调研究者的客观和中立的研究立场，强调科学的分析技法，强调研究结论的可验证性。这对于当时以实践经验为基础依靠直观的、主观的论证的“思辩”式的图书馆学研究，和技术崇拜主义的研究风气是一个极大的冲击。由于从GLS的创立到1942年为止，GLS是唯一的具有博士课程的图书馆学校，它的毕业生成为当时美国图书馆学师资的主要来源，因此，可以说GLS的学风熏陶和影响了整整一代图书馆学学者。美国当代的著名的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代表人物之一的Harris在总结和反省美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历史时认为，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实际上是“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研究的真正的起点。（注：Harris,Michael H.The Dialectic of Def-eat:Antinomies in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brary Trends,34.winter 1986,P.515-534.）
在如何评价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规范时，Harris也有相当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当代美国图书馆学研究具有实证主义的研究规范传统，奠定这一基础的是30年代的在GLS所进行的研究。但是，6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科学逐渐放弃了“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的幻想，因而也抛弃了实证主义的研究规范（注：在6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方法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其导火线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出版。争议的焦点是社会科学中是否存在自然科学中常见的“科学范式”。尽管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缺乏“范式”是社会科学相对不成熟的表现。但是更多的人认为，社会科学本身就不存在类似自然科学的“范式”。社会科学不可能成为自然科学那样的所谓“社会的科学”的硬科学，也不可能出现“牛顿”。这种幻想“不仅是等待永不到达的火车，而且是站错了站台”。这种争论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中立”、“客观”等作为实证主义理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观的否定。（参见：Harris,Michael H.The Dialectic of Defeat:Antinomies in Research in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brary Trends,34.Winter 1986,P.515-534.）。然而，美国图书馆学却仍然死抱着实证主义研究规范不放，因此，逐渐拉大了图书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之间的距离。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原因，Harris认为，30年代的GLS的教师队伍是“图书馆学以外的研究者”所构成的，是他们把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到图书馆学领域的。但是，随着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学研究生院”的教育模式定型化了以后，特别是近千名的GLS和GLS模式其他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加入到美国图书馆学教师队伍以后，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开始放弃从“图书馆学以外的研究者”招聘教师这一GLS传统，在40年代后期以后，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实际上已经逐渐的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强烈的“自我认同”的独立意识，逐渐把图书馆学研究的大门关闭起来，对外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日益麻木和迟钝起来。因此，在6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发生革命时，并没有把这种变化带到图书馆学中来，也因此带来了当今美国图书情报学的各种问题（注：Harris,Michael H.The Dialectic of Def-eat:Antinomies in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brary Trends,34.Winter 1986,P.515-534.）。
也就是说，芝加哥学派之所以取得前人所没有的学术繁荣，是因为它引入和确立了当时最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而这种规范的引入是建筑在“开放的图书馆学”基础之上的。而在50年代以后，美国图书馆学放弃这一“开放的图书馆学”传统，而过分追求“争科学之林一席地位”的学科意识，在理论研究和教育中力图定义出和其他社会科学划清界限的“独立的图书馆学”，结果导致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孤立主义的盛行。对于这种孤立主义的危害，根本彰作了深刻的评论：“为了追求图书情报学的独立性而产生的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孤立主义，尽管可能丰富和扩展图书馆学研究的数量规模，但是它不可能提高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质量。对于通过在大学里建立‘独立的’图书馆学学校来提高图书馆学的社会地位的最初的本意而言，这起到了一个意料不及的相反的作用。（注：根本彰 社会科学としての图书馆学研究Harris,Michael H.著 根本彰编译 图书馆の社会理论 东京 青弓社 1991年 p.167.）”他认为这也是导致美国的一些大学当局关闭图书馆学校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发源地的GLS最终也没有逃脱这一厄运。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意味深长。
5 结束语
回顾芝加哥学派的这一段历史，对于当今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有哪一些现代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可以领悟到什么呢？
首先，发展我国的图书情报学必须要充分汲取现代社会科学的营养。芝加哥学派图书馆学的繁荣和处于社会科学先端的芝加哥社会学派有着密切关系。当我们把图书馆现象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为我们研究对象时，我们学科本身的理论显然是很单薄的。如果我们不学习和引入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的话，不和现代社会科学同步发展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对图书馆现象进行有效的说明、解释和批准，结果只能停留在牵强附会、似是而非、表面化等低水平上。80年代我国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在数量上膨胀的同时并没有带来质量的飞跃，也许与此有关。
其次，应当重视建立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芝加哥学派之所以被人们誉为“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的起点，其重要原则是在通过建立严格的研究生院教育，进行科学规范的训练，从而培养了一批图书馆学研究人才和形成了一批科学研究成果。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主要是在80年代以后，博士课程的培养只是近几年的事。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一批图书馆学专业的师资主要来源于图书馆员。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实践经验丰富的反面，研究经验的不足和缺乏社会科学研究的训练是8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队伍的特点。尽管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好转，但是，用“实用性标准”来取代学术标准，把研究理解为“写文章”，研究方法的陈旧和不规范化等现象，仍然是制约我国图书情报学知识积累和发展的重要障碍。
第三，应当重视图书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芝加哥学派打破了以往的实用主义的研究传统，鼓励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互交流和知识刺激，是芝加哥学派能够在图书馆学各个领域中有所建树的重要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基础理论已经太多了，甚至认为已经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这是一种误解。也许我国的图书情报学刊物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曾经发表过为数众多的“理论”文章，但是客观地说，并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产生“更多、更好的理论”。相反的，在我国图书馆外部环境激烈变化的情况下，图书馆、图书情报学、图书情报学教育等都有了新的涵义，在这一系列充满挑战的新课题面前，图书情报学理论的“苍白”已经暴露无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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