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发展理论作为时代的产物，它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具有广泛的意义。但任何理论只有当它与具体的、行动的、千变万化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时，才具有直接的、功能性的意义。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在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既借鉴国外社会发展理论，又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长期探索和本土化再造的结果。
一、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发展理论的探索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建立以来，对社会发展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经过了四个阶段：
一是1949年至1956年，实现了独立、统一、社会平等和经济复兴，从制度上消除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根源，从物质上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其标志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二是1957年至1965年，社会在总体的发展中又有曲折，理论探索有了新的进展，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讲话为代表，从哲学层次和人的发展上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三是1966年至1976年，社会发展从理论上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实践上背离了中国国情，用主观臆造的政治冲突，彻底打乱了原来较为有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破坏了人的基本需要和社会安全，使整个社会处于结构失调、功能脆弱、秩序紊乱、主体变异的无序状态和恶性运行之中，也使已经萌芽的社会发展理论探索重新回到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的禁锢之中。四是1978年至今，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和国外的社会发展理论同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发端，开始了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实践和探索。
从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既对以往过份夸大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又充分关注了“传统发展理论”对不发达国家的消极影响。随后，在1981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我国科技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中明确指出，科技与经济，社会应当协调发展。1982年12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把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正式改名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和指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意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方针。1990年，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强调要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既要考虑经济的发展，又要考虑社会的全面进步。”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虽然我国以协调发展理论为指导，在坚持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的同时，十分关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仍然受到传统发展理论和“增长第一”战略的影响，在一些领域和一些问题上，过份强调经济量的增长，忽视社会的文明进步，以致造成“一手硬一手软”，以及通货膨胀、贪污腐败、道德伦丧、毒品泛滥、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因此，从1994年开始，我国又实现了由协调发展理论及其战略向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战略的转变。其标志是1994年我国政府发表的《中国21世纪议程》和全国首次社会发展工作会议通过的《全国社会发展纲要(1996-2010)》，明确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并确定了发展目标，即：“建立可持续发展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
后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对这一理论和战略进一步予以确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得到充分体现。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今年召开的九届人大上，又进一步重申了党和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决心。这表明我国在社会发展的方针大计上，思路更加清晰，战略更加明确。
二、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体系
在我国对社会发展理论的探索实践中，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做出了卓越功献。其标志是由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并在发展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具体包括：
1.基本理论
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涉及领域广泛，内容极其丰富，但概括起来，其基本理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生产力基础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同时，生产力又具有不以社会经济制度为转移的自身发展规律，即生产力加速发展规律，1978年以来，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冲破了以往过度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忽视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误区，果断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基础”。以生产力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础，这充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也使我国社会发展重新进入正确发展的轨道。
二是改革动力论。如果说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内在动力，那么，它的发展还有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和互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外在动力和有效手段就是改革。因此，邓小平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掀起了全国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由单项突进到综合配套的全面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使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崭新阶段。
三是发展阶段论。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它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同时，又把初级阶段分解为三种发展状态，即温饱社会、小康社会和现代社会，建立起了中国化的“分阶段推进社会发展”的理论构架。
四是共同富裕论。不断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是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992年他又一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决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一词，贴近中国现实，通俗易懂，不仅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是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最有力的支撑点。
2.基本战略
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中，果敢地摒弃了“传统发展战略”和“替代发展战略”的消极影响，率先提出并逐步形成了“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为向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变奠定了基础。其内容主要有：(1)战略目标理论，即在经济上，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初步实现现代化，在政治上，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在文化上，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战略步骤理论，即“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在90年代，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将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3)战略布局理论，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个战略布局要长期坚持下去。(4)战略重点理论，即以农业、交通能源、科技和教育为重点，促进经济、社会、科技、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5)战略方针理论，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保持发展的持续性。(6)战略政策理论，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旧的均衡，然后起带动作用，实现共同富裕，达到新的均衡。
3.基本方法
从方法论上讲，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要点有：(1)经济与社会协调观。他认为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辩证关系；(2)稳定与发展统一观。发展是硬道理，但要以稳定为条件。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要把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摆在重要位置来考虑，把速度与效益、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相互协调。(3)“两个文明”并举观。邓小平多次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举的方针，将世界现代文明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既充分吸收和借鉴现代文明的一切合理内容，又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促进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促进人口质量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4)宗旨与途径协同观。社会发展的宗旨是实现现代化，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多层次需要。发展途径是以各项社会事业为载体，通过有力的政府行为，动员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实施一系列社会政策来实现。
4.基本模式
社会发展模式是社会发展理论的延伸与实践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邓小平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中国国情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可以概括为“分段推进模式”。
第一阶段为温饱型社会。“解决温饱”是邓小平社会发展分段推进模式的第一个层面。其内涵是打破积久成习的普遍贫穷状态，消除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贫困，尤其是大多数农民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因此，他发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呐喊，并首先发起了农村的改革，成功地领导了本世纪最浩大最富成效的反贫困斗争，从而赢得了中国社会大跨度的进步和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78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100元的贫困人口有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为30%。到1995年，贫困发生率（人均纯收入低于530）降为7.1%，贫困规模降为6500万人。
第二阶段为小康型社会。邓小平曾提出三个全新的概念，一个是“小康”，一个是“小康水平”，一个是“小康社会”。按他的解释，小康社会首先是指经济状况，即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其次是指社会状况，即“国家总的力量大了”，就有能力“办教育”、“搞国防”、“改善人民生活”；再次是指由温饱型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过渡状态，即“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
小康社会模式提出之后，对全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国家权威机构为此拟定了由15项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为全国人民具体描述了小康社会的真实图景。这些指标是：(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400美元；(2)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238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00元；(3)第三产业比重为36%；(4)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50%；(5)城镇和农村住房人均使用面积分别达到12和20平方米；(6)人均日摄取热量2600大卡；(7)人均日摄取蛋白质75克；(8)每百户拥有电视机100台；(9)每百人拥有电话4台；(10)人均订报刊0.11份；(11)成人识字率达到90%；(12)每千人拥有病床6.4张，人均预期寿命72岁；(13)享受社会保障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的40%；(14)森林复盖率为15%；(15)城镇人均绿地面积7平方米。
第三阶段为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社会是就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和发达程度而言的，实质上是一种发达型社会，它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伦理、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和环境等多方面的发展水平。邓小平在解释这一模式时借用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词语，也就是说，到21世纪中叶我们所实现的现代化，还只是初步的，与高度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英克尔斯的10条标准是现代化社会的基本标准，也是最低标准。即使用这个低标准衡量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程度，除人均预期寿命外，其余指标均相距甚远。这说明实现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社会过程，邓小平的“分段推进模式”在理论是实事求是的，实践上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
三、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传承和本土化再造
毫无疑问，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源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然而，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对前人文化遗产的吸纳、继承和弘扬。如果把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实践及其理论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一理论实质上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借鉴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优秀成果和吸纳我国社会思想优良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再创造。
1.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曾对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总规律，从理论上给予充分的论证，并对社会发展的原因、目标、动力、主体、形式、阶段等作了具体论述，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其基本观点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社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形式；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及其需要；社会主义发展的途径是不断自我完善和改革等。
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解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如过去只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来看，这只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革命手段，并不是目的。其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平等的、福利的社会，也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本质上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论。
邓小平在倡导实事求是的同时，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上进行了拨乱反正。他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改革理论和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的理论，都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本质一脉相承。只不过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同，他只能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为模型，从一般意义上论证人的解放，论证生产力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等问题。而邓小平则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实践，一个被教条主义禁锢多年又亟待发展的社会。因此，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全国人民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需要为目标，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等著名论断，从而形成了他的“两种革命”和“两种手段”的思想，即一种是通过政治革命（或暴力革命）的手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种是通过社会主义自我改革的革命性手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两种革命手段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由此，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2.吸收国外社会发展理论的优秀成果。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种开放型的理论。早在改革初期，他就提出要学习和借鉴国外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先进经验、科学技术和优秀文化遗产，并首先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得到体现。
他博采众长，兼容并包地吸收了国外各种社会发展理论中合理的适合中国实际的成果。借鉴以孔德、斯宾塞、韦伯为代表的社会发展进化论，以及以帕森斯、帕累托为代表的社会发展均衡论的积极成份，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稳定理论和协调发展理论；借鉴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和巴里洛克的“基本需求论”的有关观点，创造了我国以不断满足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为目标的分段推进现代化模式。
尤其在农村改革方面，他批判地吸收了列维关于“中国家庭制度不利于社会变革”、中国社会的阶级制度具有“轻商”倾向等思想，以及各种替代发展战略共同倡导的“土地制度改革”等观点，率先在农村进行体制改革，推行家庭经营联产承包制，还土地于农民家庭，增强农民家庭的经济功能以及与社会的广泛联系，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改变中国社会传统的“轻商”倾向，由此带动了全国其它领域的改革，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并为在全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下了基础。
3.弘扬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优良传统。
在我国古代形成的儒学、经学、理学等学说中，都包含有极其丰富的思辨哲学、社会学和社会伦理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为我们研究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中，不仅在理论思辨和逻辑思辨上借鉴了古代哲学的合理内容，而且将“小康社会”这一古代社会思想及其概念移植于现代社会，赋于其新的含义和内容。
小康一词最早出于《礼记》中的《礼运》篇，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社会状态。孔子曾将社会发展分为乱世、小康和大同等“三世”，认为小康是“天下为家”的社会，靠礼义来统治人民，如“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皆谓之小康”。《诗经》上也有记载，称“少有资产足以自安者谓之小康”。
后来，研究《春秋公羊传》的今文经学家中，又有人提出“三世”之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应该从乱世进化为升平世（小廉社会），再从升平世更进为太平世（大同社会）。西方经典社会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极力宣传社会进化论思想，并声称在孔子的《春秋》中发现了“微言大义”，说：“大道看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随着时代的演进，“小康”概念流传至今，在民间和一些著书中，常习惯于把那种薄有资财、康泰祥和，安然度日的人家称为“小康之家”；把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称为“小康社会”。
邓小平在借用这一古代传统社会思想时，曾提出过三个相关概念，即小康、小康水平和小康社会，但从其实质来看，主要赋于它“社会”内涵，用以表达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段模式，即指在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基础上，全体社会成员达到丰衣足食，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安定祥和，各阶层居民和睦相处，整个社会处于文明、健康、进步的状态之中。对此，在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得以确认，指出：“总的目标是：在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使广大农民的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水平，逐步实现物质生活比较丰裕，精神生活比较充实，居住环境改善，健康水平提高，公益事业发展，社会治安良好”。
上述可见，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是集古今中外一切社会发展理论之大成的本土化创造，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而且将国内外的优秀文化遗产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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