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晋初期复兴儒学的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晋论文,儒学论文,试论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晋一朝，玄、释、道兴盛，儒学式微，似已为今治史者的共识。然近睹史籍，深感此期儒学虽微，但仍在国家社会各个领域有着较大的影响。但此问题涉及面较广，在一篇文章中难以尽述，故先择其易者，仅就东晋初期（元帝、明帝、成帝、康帝）儒学的复兴问题略陈管见，献曝于方家。余者俟专文再论。
一
东晋初儒学的复兴，是在永嘉之乱，刘渊、石勒横行中原，西晋统治迅速在各族人民冲击下灭亡；南渡的司马睿在王导等南北大族支持下立国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曾一度辉煌，有过“太康之治”的西晋短期覆亡，的确对东晋的建立者有着强烈的震憾。因此，在北方胡族如滔天之势，南方东晋却仍立足未稳，内忧外患俱存的情况下，东晋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此严峻的局面下生存下来。为此，他们在为建国作出种种政治、军事努力的同时，也在进行建国指导思想上的探讨，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对西晋玄学误国的沉痛反思。
实际上，对玄学虚谈误国的批判，早在西晋末即已开始，被石勒军队在311年宁平城之战俘虏的西晋玄谈代表人物、 太尉王衍在临死前曾沉痛地对左右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注：《晋书》卷43《王衍传》。）可为其中之典型忏悔言论。而随着时局的日益恶化，西晋的最终覆亡，这种对玄学的批判亦更加尖锐。东晋建国的核心人物之一应詹直言不讳地说道：“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注：《晋书》卷70《应詹传》。）另一重要人物陈頵也指出：“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浮竞驱驰，……加有老庄之俗倾惑朝庭，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注：《晋书》卷71《陈頵传》。）东晋元帝时史官干宝亦对玄学毫不留情，在其《晋纪·总论》中，他总结道：西晋之所以覆亡，是由于“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王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于祭祀，季札必得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苦，又况我惠帝以荡荡之德临之哉？”至于卞壶，桓温，则更为激烈，卞壶厉斥尚清谈慕通达之贵游子弟，称其“悖礼伤教，罪莫斯甚！”并进而指出：“中朝（西晋）倾覆，实由于此！”（注：《晋书》卷70《卞壶传》。）桓温则毫不掩饰对玄学和“名士”的愤慨，强烈谴责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注：《世说新语·轻诋》。）
在强烈批判玄学误国的同时，东晋的创建者们重新认识到儒学、礼治的重要性，下决心重振儒学。元帝时南方大族人物戴邈上书称“帝王之至务，莫重于礼学。”要求元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运，荡近世之流弊，继千载之绝轨，笃道崇儒，创立大业。”（注：《晋书》卷69《戴邈传》。）开国重臣之一顾和也在其上书中强调礼的作用说：“礼所以轨物成教，故有国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其一统，斯人伦之纪，不二之道也”。（注：《晋书》卷83《顾和传》。）而与元帝共同创建东晋的北方大族王导，此时也与南方大族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重振儒学的主张，并作了系统的论述。在他给元帝上的《修学校书》中，详细论证了崇儒尚礼，兴修学校的四大好处：（1）、可以重振封建纲常， 提高皇权地位。“痒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使帝典阙而复补，皇纲驰而更张。”（2）、有利于选拔人才，“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 ”（3）、可以使“敦朴之业著，浮伪之竞息。”“兽心革面， 饕餮检情”。有利于教化及社会风气的好转。（4）、“揖让而服四夷， 缓带而天下从。”（注：《晋书》卷65《王导传》。）有利于建立中原正朔形象，感召四夷，建立大一统。
对西晋玄学误国的沉痛反思，对儒学功能的重新肯定，为东晋统治者决心以儒学立国奠定了思想基础，而此期北方胡族的前赵、后赵政权大兴儒学，力争正朔，（注：参见《晋书》的刘曜、石勒诸《载记》。）则使东晋产生了压迫感。所以，晋元帝、明帝完全接受了王导等人的建议，在他们的诏书中，正式宣布“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注：《晋书》卷30《刑法志》。）“夫兴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儒教）。”（注：《晋书》卷91《虞喜传》。）表态说：“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日不暇给，岂忘本而遗存邪！”（注：《宋书》卷14《礼志一》。）并对“丧乱以来，儒教陵夷”（注：《晋书》卷91《虞喜传》。）的局面深感痛惜。明帝诏书中“每览《子衿》（《诗经》篇名）之诗，未尚不慨然也”（注：《晋书》卷91《虞喜传》。）之语，正是他们这种心情的生动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东晋立国时大量南方士族进入东晋政权，似乎也对东晋初确立儒学的官方正统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晋时玄学主要盛行于北方，而南方大族由于在政治上受到排挤，不能进入中央政权，反倒较少受玄学影响，儒学倾向则比北方士族浓厚一些。如顾荣为“南州望士”，引儒经信手拈来，所举之人皆以儒德为先；（注：《晋书》卷68《顾荣传》。）纪瞻“少以方直知名；”（注：《晋书》卷68《纪瞻传》。）贺循“其先为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循本人“操尚高厉，……言行进止，必以礼让。”（注：《晋书》卷68《贺循传》。）薛兼“清素有器宇”，与顾荣、纪瞻、贺循等齐名。（注：《晋书》卷68《薛兼传》。）周顗虽自谦“学不通一经”，然而在儒学方面“少有重名”，被人视为“振起旧风，清我邦族”希望之所在。（注：《晋书》卷69《周顗传》）顾和“总角便有清操”。（注：《晋书》卷85《顾和传》。）熊远孝廉出身，为元帝丞相主簿，即劝元帝“表道德之轨，阐忠孝之仪，明仁义之统，弘礼乐之本。”（注：《晋书》卷71《熊远传》。）陆晔“少有雅望”，“居丧以孝闻”，又“以清贞著称，遂拜侍中”；（注：《晋书》卷77《陆晔传》。）陆玩“弱冠有美名”，“体道清纯”，“有德望”；其子陆纳“少有清操，贞厉绝俗”。（注：《晋书》卷77《陆玩传》、《陆纳传》。）这批人在东晋初年，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特别是顾荣、纪瞻、贺循、陆晔、陆玩等人，史称其均能“豫闻邦政”，“典宪资其刊集，惟
伫其谋猷，望重搢绅，任唯元凯，”（注：《晋书》卷68“史臣曰”。）是东晋初期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存在，使南渡的北方士族中的尊儒派在思想上找到了赞同者，也使得以儒学立国成为南北士族代表人物的共识。
二
在西晋的玄风及晋末战乱的双重影响下，东晋初年儒学的状况是十分窘迫的。“自丧乱以来，十有余年，干戈载扬，俎豆礼戢。家废讲诵，国阙痒序。”（注：《晋书》卷78《孔坦传》。）“典籍靡遗，”（注：《晋书》卷44《华恒传》。）“时俗放荡，不敦儒教”，（注：《晋书》卷75《王坦之传》。）“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注：《晋书》卷75《范宁传》。）“学校陵迟”，“南土凋荒，经籍道息。”（注：《晋书》卷70《甘卓传》。）史籍中记载的儒学，呈现出这样一种残破衰落的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东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重兴儒学：
1、立太学、置博士。建武元年（317年），在骠骑将军、领中书监王导、征南将军戴邈的建议下，晋元帝于十一月丁卯正式立太学，王氏（弼）周《易》、郑氏（玄）《尚书》、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孔氏（安国）《尚书》、杜氏（预）、服氏（虔）《左氏春秋传》，“各置博士一人”，共九博士。之后太常荀崧上书，认为《仪礼》、《公羊传》、《谷梁传》、郑氏《易》亦应设博士，经群臣议后，元帝下诏，认为“《谷梁（传）》肤浅，不足立博士。”其余三博士如所奏。（注：以上参见《晋书》之王导、戴邈、荀崧诸传、《元帝纪》及《宋书·礼志一》。）成帝咸康三年（337年）， 在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建议下，东晋又“议立国学，征集生徒。”（注：《宋书》卷14《礼志一》。）此外，一些地方守宰亦在地方兴办学校，发展儒学教育。如成帝时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声称欲使“五教并修”，“俎豆无废”，令手下“筹量起立讲舍，”下令自“吾家子弟”及“参佐大将子弟，悉令入学。”并选“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又下令批准临川、临贺二郡修复学校之请。（注：《宋书》卷14《礼志一》。）东晋东阳太守范汪亦“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注：《晋书》卷75《范汪传》。）等等。
2、礼敬儒者，征召隐逸。这里的“儒者”，含义较为广泛， 其既包括所谓饱读经书的“通儒”、“硕儒”，也包括那些虽仅粗通儒经，却笃守儒道，立身行事均遵儒训者。前者如杜夷、孔衍：杜夷为两晋之际大儒，“世以儒学称，……博览经籍百家之书。”“闭门教授，生徒千人。”故在两晋之际备受各级政府重视，王敦赞其“履道弥高，清操绝俗，思学融通，才经王务”，举为方正；镇东将军周馥“倾心礼接，引为参军。”扬州刺史刘陶令杜夷所在郡县遣吏为其服役，“以市租供给（杜夷）家人粮廪，勿令阙之。”渡江后，王导“遣吏周赡之，”元帝先拜其为儒林祭酒官，又任其为国子祭酒。虽杜夷辞以疾，任职而不视事，元帝仍尊崇有加，在诏书中将其赞为孔门子弟中安贫乐道的原宪，令“皇太子（明帝）三至夷第，执经问义”，“国有大事，恒就夷谘访焉。”（注：《晋书》卷91《杜夷传》。）孔衍则为孔子二十二世孙，“年十二能通诗书”，元帝时，官拜太子中庶子。“于时庶事草创，（孔）衍经学深博，又练识旧典，朝仪轨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共亲爱之。”（注：《晋书》卷91《孔衍传》。）后者如周顗，少有重名，为南方士族代表人物之一。太兴初官拜太子少傅、吏部尚书。虽周顗上书称自己“学不通一经”，不宜当此重任。但元帝诏书却说得很明白：以其为少傅，就是看中他为“必能克已复礼者”，就是重他身教的“不言之益”，即所谓“与田苏游而忘其鄙心者，便当副往意。”（注：《晋书》卷69《周顗传》）元帝在这里用了《春秋》经中的典故，田苏是春秋时晋国之贤人，时称“与田苏游，而日好仁。”（注：《左传·襄公七年》。）元帝在诏书中用此典，既表明他对儒家经典十分熟悉，又表达出他任周顗的意图——通过此举而崇儒尊礼，树立楷模，以变化社会风气。
为了达到通过礼敬儒者而“一则翼赞大化，二则敦励薄俗”（注：《晋书》卷91《虞喜传》。）的目的，东晋政府还多方征召那些隐逸之士。如“勤于学”而“立操清修，不染流俗，乡曲推而爱之”的任旭，先后被元、明二帝七召；（注：《晋书》卷91《任旭传》。）以“少立操行，博学好古”，“专心经传”而知名的虞喜，被元、明、成帝四召；（注：《晋书》卷91《虞喜传》。）其余如韩绩、刘鲕、邴郁、翟汤、郭翻等，或因“以潜退为操”，或因“笃学厉化”，“举动有礼”，或因“笃行纯素，仁让廉洁”，或因“少有志操”，“廉不受惠”，均多次被东晋中央或地方政府以博士、散骑常侍等职征召。（注：参见《晋书》卷91诸人传。）
3、以经取士、任用儒臣。太兴初， 力主对西晋风气改弦更张的陈国陈頵为尚书，他上书晋元帝陈时务，建议恢复东汉的以经取士制度，以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乱，故贡举不试。宜渐循旧，搜扬隐逸，试以经策。”（注：《晋书》卷78《孔坦传》。）《晋书·孔坦传》载：“东宫建，（坦）补太子舍人，迁尚书郎，时台郎初到，普加策试。”又载其太兴三年上书称：“去年察举，一皆策试。……又秀才虽以事策，亦汜（泛）问经义。”按晋元帝立太子，事在太兴元年三月庚午，孔坦又称太兴二年的察举，“一皆策试”，可见晋元帝采纳了陈頵的建议，并且把策试的对象从察举的秀才、孝廉扩大到郎官。《孔坦传》载孔坦被任命为尚书郎，
帝手策问曰：“吴兴徐馥为贼，杀郡将（即太守），郡今应举孝廉不？”坦对曰：“四罪不相及，殛鲧而兴禹。徐馥为逆，何妨一郡之贤？”又问：“奸臣贼子弑君，污宫周
宅，莫大之恶也。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坦对曰：“季平子逐鲁昭公，岂可以废仲尼也！”竟不能屈。
从这段材料中可知，策试虽不直接考经文，但的确有经文的内容，所谓“泛问经义”便应指此。如其中所谈的舜流放四罪（四凶），诛鲧而任禹；孔门设“四科”而引申为“四科之选”，即以经取士之论；鲁昭公在二十五年时被权臣季平子打败而流亡齐国，均为《尚书》、《公羊传》、《论语》等儒家经典所记载。正如孔坦后来上书所言，对这些问题，“苟所未学，实难阐通。”这样就将逼着那些秀才、孝廉、郎官们，去或多或少地读一些儒家经典。为以后完全的以经取士打下初步基础。
在经过两年的试行准备后，太兴三年，晋元帝下诏，正式“申明旧制，（全国的秀才、孝廉）皆令试经，有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注：《晋书》卷78《孔坦传》。）这是他企图用激进的行政手段在全国强行推广儒学，加速儒学复兴进程的一次尝试。但从当时儒学发展状况看，这一举动似乎操之过急，史称诏令下后，湘州刺史甘卓上疏“申请暂缓策试秀才”；信息灵通的京畿地区，如扬州诸郡“接近京师，惧累及君父，多不敢行。”而一些远州边郡的孝秀，“掩诬朝廷，冀于不试，冒昧来赴。”结果一发现真的要按规定执行，“遂不敢会”，“并讬疾。”（注：《晋书》卷78《孔坦传》。）最后，偌大一个东晋，竟只有被甘卓以重礼聘出的桂阳谷俭“一人到台。”（注：《晋书》卷70《甘卓传》。）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晋元帝最后只能采纳孔坦的建议，采取变通方法，大致即“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皆除署。”京畿之士，秀才仍沿袭过去策试加“汜问经义”的老方法。同时下令将考试试经延期七年执行，在此期“以展讲习，钧法齐训，示人轨则。”（注：《晋书》卷78《孔坦传》。）将激进手段变成了渐进措施。
在努力建立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的同时，东晋政府在征辟选官制度方面也加强了对经学之士的倾斜，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征辟中都大量选用儒士，并让其参政议政。在这方面，除前所列举的顾荣、纪瞻、薛兼、顾和、陆晔、陆玩、杜夷、孔衍等人外，又如广陵华潭，为西晋老儒，“好学不倦”，“秀才策为九州第一”，被元帝任命为秘书监；（注：《晋书》卷52《华潭传》。）济阴卞壶，“弱冠有名誉”，元帝任为从事中郎，“委以选举，甚见亲仗”，后为散骑常侍，“侍讲东宫”；（注：《晋书》卷70《卞壶传》。）以“燃薪写书”而“博学多通”的范汪，被司空郗鉴辟为掾；（注：《晋书》卷75《范汪传》。）王导从弟王舒“潜心学植”，“州礼命，太傅辟，皆不就”，后被征为国子博士；（注：《晋书》卷76《王舒传》。）等等。他们之中一些人为官后，又大量提拔儒学之士，如贺循、虞预荐郡吏出身，却苦读五经的杨方为司徒王导掾，后官至太守；（注：《晋书》卷68《杨方传》。）“博学善属文”的孙绰被庾亮征拜太学博士；（注：《晋书》卷58《孙绰传》。）祖纳荐“五经群史多所综悉”的王隐为史官；（注：《晋书》卷62《祖纳传》。）应詹举“耿介守节”的京兆韦泓于元帝，泓后位至少府卿。（注：《晋书》卷70《应詹传》。）顾荣为元帝重臣，所举之人“皆服膺儒教”，元帝则“皆纳之”，（注：《晋书》卷68《顾荣传》。）成帝时陆玩为侍中、司空，所辟掾属“皆寒素有行之士。”（注：《晋书》卷77《陆玩传》、《陆纳传》。）这些人最终能“帝室驰芬，士林扬则”，（注：《晋书》卷75史臣赞。）在东晋政府内形成一个儒学官僚集团，说明东晋政府大力倡导儒学的确是认真的，并在组织上有了明显的效果。
三
东晋初期倡导经学的诸多举措，对儒学的复兴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但总的来说，即使在元、明、成帝期间，儒学的状况仍是不太昌盛的。从学校及经学博士的设置而言，从元帝至成帝，官方太学可以说是形同虚设，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者，且数量仅有九人，尚不足西晋十九人的一半，（注：《宋书》卷14《礼志一》。）生徒的学习风气则是“尚老庄，莫肯用心儒训”；（注：《宋书》卷14《礼志一》。）就社会风气而言，经学之士力图建立的是那种“讽诵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是则是咏”（注：《宋书》卷14《礼志一》。）的局面，然而直至成帝时，仍是“儒林之教暂颓，庠序之礼有阙， 国学索然， 墳卷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注：《宋书》卷14《礼志一》。）整个社会仍是“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注：《晋书》卷91《儒林传序》。）玄风是愈刮愈甚。在政治上经学虽确定了官方正统地位，但也仅是在制定礼仪方面起了一些作用，并未发挥出治国治民的更大功能。
此期经学不昌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如永嘉战乱后的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无心、也无暇学经；玄学、佛学的影响；士人道德、价值观的转变；东晋初期立国未稳，财政困难，内外患俱至，等等。一些学者对此已作了较好的总结，此处亦不拟再作添足之笔，仅就此期经学与政治关系及其对儒学复兴之影响略论一二。
东晋初统治者提倡经学的原因，如前所述，是要力革西晋流弊，重振封建朝纲，建立中原正朔形象。这就要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注：《晋书》卷69《刘隗传附孙刘波传》。），要求大臣能：“崇明宪典，协合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注：《晋书》卷69《刘隗传》。）正如元帝所称，这是“经国大务，为政所由”，是根本。因此，提倡经学，提拔经学之士，是东晋在为加强皇权作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这是其重振儒学的关键之所在。但是，这种努力，必然会对北方南下士族中鼓吹君主拱默无为，政由臣下的玄学之士构成威胁。而在当时，这些人身任重职，手握强兵，是一股可直接同中央皇权对抗的力量，他们当然不希望重新出现一个强大的皇权来驾御自己。这样双方必然会由思想认识上的不一致而转入政治、甚至是军事上的斗争。回顾东晋初年的两次内乱——王敦之乱和苏峻、祖约之乱，究其根源，莫不如此。而由于当时双方在力量对比上皇权略占下风，因此这种斗争，又会反过来削弱东晋的皇权，削弱正在进行的儒学复兴事业。元、明时期皇权两次向强臣低头，儒学发展两次受到中断的事实，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东晋初的儒学复兴，尽管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高潮，尽管其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遭到惨败，自身也受到削弱，但它毕竟在战乱之际，在玄风劲吹之时，重提儒学的地位，重新认识儒学的作用，使儒学的正统地位在官方得以继续维持，也使皇权观念较之以前有了强化。这对于后来东晋孝武帝再兴儒学，加强中央集权是有较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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