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外交
印尼“新秩序”的权力文化：“家产主义”的起源与扩散
夏方波
摘要： 在传统政治学框架下对苏哈托维持政权稳定的解释，主要关注于苏哈托政权经济绩效的合法性、军队对社会的控制力以及制度化官僚机构的作用。但是，通过观察苏哈托时期的政治社会现象，不难发现上述解释都有其不足之处。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新秩序的稳定性还得益于印尼政治文化层面民众与精英对威权与家长式统治的心理认同，这种认同的影响可以具体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观察：在社会整合阶段，认同表现为参与与服从；在综合治理阶段，认同表现为利益分配的制度化。经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印尼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苏哈托政权对精英与民众的有效控制：在社会整合阶段，以革新政治、安定社会为合法性基础的苏哈托政权符合民众对政治强人的想象，精英则在变革时期攫取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在综合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与政治效忠出现了制度化的发展趋向，“家产主义”的政治实践被“分配”到了威权系统的各个角落，固化了利益分配的忠诚效应与政体绩效的支持效应，从而使得苏哈托政权得以对印尼进行长达30多年的威权统治。
关键词： 印度尼西亚；新秩序；权力文化；家产主义；制度化
一、引言
自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起，原本期望着民主与自由能够化解金融危机与经济停滞的印尼民众，似乎并没有看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印尼经济发展始终难以回到“新秩序”时期经济繁荣与腾飞的状态。部分政商界人士以及民众都有怀念新秩序时代的情绪，对过于自由化的民主政治有一定的排斥。他们认为：政治民主化消解了印尼更具权威和治理能力的政府与更为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当下的经济发展出现了诸多的问题。
这种声音也经常出现在2019年以来的印尼新一轮的大选期间，人们对普拉博沃的支持，更多地是因为普拉博沃所表现出来的威权人格，而不是因为他提出了聪明的竞选策略或者出色的政策主张。在民粹主义席卷欧美民主国家的背景下，不能过分相信民主制度对政治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不能排除威权政治回归印尼的可能性① 不少学者指出民粹主义在印尼当下政治中也有所体现。他们认为印尼根深蒂固的世俗民族主义和以伊斯兰为导向的民粹主义形式已经融入到了政治精英的冲突之中。其原因在于近20年的分权民主没有解决印尼社会的系统性不平等问题，人们大多对此感到不满。此外，印尼自由主义和左派力量对根深蒂固的寡头政治缺乏挑战，不同民粹主义之间的竞争正成为印尼政治的新特征。这些民粹主义的运作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变革，而是被用来维持寡头统治。参见：Hadiz, V. R., & Robison, R., Competing Populisms in Post-authoritarian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8(4), 2017, pp488～502. ，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重视。
当出雾口管径为51 mm时，则所需吹气流量Q为:Q=π×(0.051÷2)2×0.27=33.1 L/min由式(4)可得出式(5):
国内目前对于印尼政治文化的研究仍较为匮乏，本文尝试引出并分析相关问题，以增进对印尼政治的理解。苏哈托政权统治了印尼30多年，是印尼建国后政治历史进程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权，对印尼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后改革时代印尼的民主政治已经运行了将近20年，但是那些成长于苏哈托时代的政客、军人、官僚以及商人依旧是当下印尼精英阶层的主体，他们对于政治以及权力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苏哈托时代的印记。因此，在分析印尼社会对威权主义的独特偏好时，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政治文化为我们探寻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提供了适宜的研究对象。
二、问题的提出
苏哈托时代是印尼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这得益于苏哈托依靠军队力量建立起来的威权统治体系，他通过权力的集中化、资源的垄断化以及意识形态的效忠化控制了印尼政治与社会，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框架，为印尼获取外部援助、开展经济建设提供了长期的政治保障，国际资本普遍看好苏哈托具备一定韧性的威权体制② 国际石油价格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快速下跌给印尼政治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与贫民的示威游行，但是苏哈托政权通过逮捕学生（校园去政治化）、强化社会监控、资本管制与经济结构调整，稳定住了局面，保障了印尼经济的持续发展。参见：Adrian Vickers,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Cambridge, UK: Camn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65～186. ，印尼经济由此进入到一个较为繁荣的阶段。对这一阶段繁荣景象的想象是人们怀念苏哈托的原因所在，而其建设的成就也被归功于苏哈托——“印尼国家建设之父”以及他所倚仗的威权体系。尽管苏哈托利用军队与效忠集团持续侵蚀着民主制度，乃至于将其架空，但是印尼社会并没有对威权体系进行大规模的反弹与抵抗。威权国家的影响深入到了印尼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接受了苏哈托对其政治权利的剥夺和政治参与行为的限制。
既有研究主要将威权政治归因于经济合法性、军队所拥有的强制与镇压能力以及制度化的官僚机器的有效管理等三个方面。
（一）经济合法性巩固了政权基础
Rex Mortimer与John Sidel强调，苏哈托政权的巩固极其依赖外来的资本与援助，尤其是在政权建立的初期（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大量外资的输入挽救了印尼的国民经济，为苏哈托政权提供了建立威权治理体系的基础① Rex Mortimer, Showcase State: The Illusion of Indonesia’s “Accelerated Modernisation”, Sydney:Angus and Robertson, 1973; Sidel, John T, Macet Total: Logics of Circula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the Demise of Indonesia's New Order, Indonesia, 1998, pp159～195. 。William Liddle认为新秩序时代的经济腾飞为苏哈托通过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以获取政治支持和效忠提供了保障，主要形式包括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以及军队、华商与官僚之间的分赃制度② R. William Liddle, Soeharto's Indonesia: Personal Rule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 58,No. 1 (Spring, 1985), pp78～79. 。Richard Robison进一步从阶级的视角分析了印尼经济发展与威权政治的关系，他指出印尼经济发展模式对“官僚资产阶级”（Bureaucrat Bourgeoisie）的培育，造就了官僚与私人资本之间的独特关系，为政权提供了社会基础——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从而维持了苏哈托的威权统治③ Richard Robison, Indonesia: The Rise of Capital, Equinox Publishing, 2008. 。
（二）军队双重功能与政治稳定
这一方面的研究强调了军队对苏哈托政权的维稳与控制作用，坚持这一观点的代表学者是Harold Crouch，他认为军队在经过苏哈托的整合之后，其双重职能能够发挥系统性的作用，军队对政党政治、社会潜在的反政权力量以及经济部门都拥有着巨大的控制力量，从而为新秩序提供了持续的统治根基④ Harold Crouch, 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同时，他也指出了印尼军队内部代际更替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匮乏，不可避免地导致技术派军官与官僚得以部分地制约军队对国家和社会的全方面控制和过度干预，但是军队在新秩序中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⑤ Harold Crouch, Patrimonialism and Military Rule in Indonesia, World Politics, 31.04(1979), pp571～587. 。
（三）官僚系统作为统治与治理的载体
与Robison的思路相同，强调官僚机器作用的大部分学者都将国家作为切入点，分析苏哈托时代的威权政治，并产生了诸多的研究成果。Ruth McVey将苏哈托“新秩序”时代与荷兰殖民晚期的行政治理进行对比，指出苏哈托时期对建设有效率的国家官僚机器的强调，吸引了许多学者对印尼官僚机器的进一步研究① Ruth T. McVey, The Beamtenstaat in Indonesia, Anderson, Benedict R. O'G., and A. Kahin. Interpreting Indonesian politics: thirteen contributions to the debate, Cornell Modern Indonesian Project, 1982, pp84～91. 。Karl Jackson首先将“官僚政体”（Bureaucratic Polity）的解释框架引入到印尼政治的分析之中，他指出印尼的官僚政体的形成来源于军事与官僚精英对总统合法性的基本共识，政府行为具备官僚式的、技术专家式的特征，印尼政治成为了高级官僚与军官之间展开权力与财富竞争的小圈子② Karl Jackson, “Bureaucratic Polit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Power and Communications in Indonesia”, in Karl Jackson and Lucien Pye (eds), Political Power and Communications in Indonesia,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3～22. 。
通过样机作业试验，对样机压缩、进料、打带、锯截等系统功能进行测试，检验各项功能与设计要求达标情况；检验液压控制系统及操控系统的响应性、稳定性、可靠性；对样机山地行驶性能进行测试；对枝丫材捆产品质量及性能参数进行测试分析；体验人工劳动强度，计算作业效率。
Donald Emmerson延续了Dwight King的解释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官僚多元主义”（Bureaucratic Pluralism）的局限性，他认为相对一元的军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渗透，使得安全考量在政策制定中往往优先于其他方面，从而限制了“官僚多元主义”的作用④ Donald K. Emmerson, Understanding the New Order: Bureaucratic Pluralism in Indonesia, Asian Survey,23.11, 1983, pp1220～1241. 。William Liddle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综合，他认为新秩序的统治模式是一个金字塔，从上至下分别是总统、政治领域高度活跃的军队、集中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官僚机构，以及兼容吸纳与压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金字塔的稳固与发展是以总统为核心驱动力的制度化过程，不断接近于形成一个总统、军队加官僚的综合体系⑤ R. William Liddle, Soeharto's Indonesia: Personal Rule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 58,No. 1 (Spring, 1985), pp68～90. 。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与民众收入的增加直接挂钩，新秩序的经济腾飞也并没有带来惠及所有人的福利国家政策，苏哈托时期印尼的贫富分化状况也相当严重。即使印尼的精英阶层能够在新秩序的政治体系内得到较多的利益分配，但是仍无法解释为何那些被排除在分配性政治联盟之外的民众甘愿接受新秩序的存在，因此，很难将其政权的稳定性完全归因于经济合法性。军队曾在苏哈托获取政权以及维持社会稳定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随着共产党被彻底的清洗，军队对政治与社会进行的干预合法性来源于对其建设职能的强调，苏哈托无法仅仅凭借军队的暴力来维持政权的巩固① 军队在苏哈托初期对维持社会秩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作用名义上都是针对清剿印尼共产党残余活动而进行的军事活动，但是这种军事性的镇压手段在苏哈托政权的中后期无法经常性地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军队在运用暴力维系统治方面的局限性。参见：Rob Goodfellow, “Api Dalam Sekam:The New Order and the Ideology of Anti-Communism”, Working Paper, no. 95, Clayton, Vic.: Monash Asia Institute,Monash University, 1995. ，况且军队也并非完全单一地效忠于苏哈托，其内部派别对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也是极为激烈的，这一内部斗争极有可能威胁到苏哈托政权的稳定性。官僚机器的建立对新秩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制度化治理的发展方向是对作为新秩序核心的存在——军队利益的争夺，并且官僚机构的政策执行过程总是会受到军队高级将领的干预，从而形成自我审查、约束的现象，因此，官僚机构的独立性是值得怀疑的。那么，如何解释印尼大部分民众与精英群体对其接受或顺从的现象呢？
淼哥头也不抬、继续看书：“你中午是不是肥肉吃多了？脑袋被油糊短路了吧！游泳池里能怀孕？你怎么不说你从这里射了一箭，正好戳中非洲大草原一头奔跑着的狮子，它左耳朵上叮着的臭虫的右眼睛呢？”
本文认为，经济绩效的良好表现是苏哈托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军队以及官僚机构对维持政权稳定的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文化心理层面对威权政治的认同也是值得关注的方面，这一因素在维系苏哈托政权稳定性方面同样具有相对重要的作用。为了具体解释文化心理的作用机制，笔者将以政治文化作为切入点，分析印尼原生政治文化是如何与新秩序的统治逻辑相契合的，又是如何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扩散到整个政权体系之中的，从而构建起民众与精英对威权统治的文化心理认同。
三、印尼原生社会的权力文化
社会去政治化为苏哈托政权构建恩庇体系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资源分配环境，排除了大部分中低层民众的政治参与，使得可分配的政治资源都能被用来换取政治精英对政权的支持和效忠，消解潜在的反体制行为。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 O’G. Anderson）从印尼经典文学与传统文化出发，对印尼的权力观念的现代影响进行了分析① Benedict R. O’G. Anderson. The Idea of Power in Javanese Culture,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1～69. 。他认为爪哇社会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政治强人为了获取权力而必须进行禁欲主义行为的意象和从爪哇哇扬戏剧中继承的国家兴衰轮回观。一位国王或者英雄，必须通过各种途径积累或吸收力量，除了自我禁欲之外，还可以通过集体性的仪式活动汲取其他物体或人的力量。新柯沙里国王格尔塔纳卡拉（Kertanagara），是典型的具备传统爪哇英雄特质——百折不屈、自我牺牲等特质的人物，这些行为与特质为他们不断聚集着力量，最终使得他们取得胜利并获取政治权力。
由于受到了印度教世界观的影响，爪哇人认为国家的兴盛衰亡是周期性循环的。他们认为历史是时代（Yuga）的轮回，是从一个黄金时代（Krtayuga）到一个相对苦难的阶段（Tretayuga和Dyapara Yuga）的更替，而新政权的建立往往象征着繁荣时期的到来（得益于首任国王或领袖所积蓄的力量），而其衰败也是历史循环往复的必然结果（上述力量会随着时间消散）。这两种观念从中世纪的王国更替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在近现代的影响在于它使得爪哇人更认同强人政治并倾慕那些在公开政治环境中树立为国家和民族自我牺牲形象的政治家，新政权的领袖往往被人们拿来与历史上的伟大国王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是其直系后裔或者力量的继承者② 如苏加诺曾被认为是北巴厘岛王国新加拉惹（Singaradja）的国王后裔，也有民间说法认为苏加诺是谏义里（Kediri）王国Djajabaja国王的后裔。参见Cindy Adams, Sukarno: An Autobiography,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 1965, p19. 。这一权力文化同样体现在印尼政治中普遍存在的民众集会、游行示威、煽动性演讲、革命号召等现象中，这些集体性的政治行为，被理解为是领袖力量的积蓄过程。在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层面时，安德森将爪哇传统社会的集权观点描绘为“激光或手电筒光束（Laser or flashlight beam）”，“在中心地区可以发现光线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但是任何试图分散集权权力的行为都会被爪哇的权力哲学归为邪恶或不道德的”③ Benedict R. O’G. Anderson, The Idea of Power in Javanese Culture,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9. 。
此外，苏哈托政权还对各个建制派政党进行了选举前的干涉和重组。9·30运动之后，在Ali Sastroamidjojo领导下的印尼民族党大部分成员始终效忠于苏加诺，苏哈托政权十分担心印尼民族党在非穆斯林群体中的影响力，却又将其作为对抗伊斯兰政党的主要力量。因此，苏哈托政权通过地方的军队力量对该党代表大会的地方选举进行干预，扶植Osa Maliki成为该党的领导者。作为苏哈托左膀右臂的Ali Murtopo通过Opsus（Operasi Chusus，特别行动）这一情报组织，对印尼民族党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进行持续的限制和监控① David Bourchier, Pemikiran Sosial dan Politik Indonesia Periode 1965～1999, Jakarta: Grafiti, 2003,pp64～65. 。1960年解散的马斯友美党在苏哈托政权的授意下得以重建，但是其名称改为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党（Parmusi），中央领导层也不得起用前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Ali Murtopo在该党内部扶植了亲苏哈托政权的代理人Djaelani Naro，1970年苏哈托派遣内阁成员Mintaredja对该党进行领导，这导致该党失去了原有的大部分精英成员以及政治基础。当时最大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在1965～1966年间为军方反共提供了坚定的支持，使得政府相信只要给予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一定的政治地位和资金开展社会活动，该党肯定会坚定地支持苏哈托政权，“就像在有领导的民主时期支持苏加诺总统那样”② Harold Crouch, 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263～264. 。
需要指出的是，安德森对爪哇权力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认为权力文化是一种静态的、全然不变的，这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印尼现代政治中许多独具特色的现象，但是却有过度简单化的危险。同时，这种权力文化不能理解为覆盖整个印尼的、各族群“共有的文化观念”④ Quarles van Ufford, Philip, Contradictions in the Study of Legitimate Authority in Indonesia,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d-, en Volkenkunde, vol. 143, no. 1, 1987, p150. ，安德森更加强调印尼社会在文化心理层面如何对权力合法化进行确认，却没有关注权力文化的演变以及它如何进行再生产与扩散，在界定政治文化的时候需要认识到“文化进行生产与复制的社会状况以及权力和权威的特定关系”① Stefan Ekl
, Power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uharto’s Indonesia: the Indonesian Democratic Party (PDI)and Decline of the New Order (1986-98), NIAS Press, 2003, p7. ，这意味着权力文化在特定时期的权力关系与制度形式中的生产与扩散会产生不同的内涵。
他想了一下，没想出所以然来。摇摇头，又想了一会，还是没有头绪。有点懂，又不太懂。似乎明白，又不确定明白。
实际上，在传统的爪哇王国中，统治者通过赋予地方官员以商业性的剥削权力来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借助这种庇护体系维系王国的统一以及统治者的权力基础，地方贵族与官员能够在自己的辖区内借助政治权威获取经济与土地资源，因此自愿地效忠于国王的统治。到了荷兰殖民统治时期，上述权力观念通过殖民代理人体系的构建而得以制度化。从19世纪中叶起，荷兰开始了为殖民制度立法的过程，为殖民地政府制定了宪法与财政法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荷兰的印尼殖民地政府总督开始逐步加强对地方乡绅贵族的管理，通过与地方贵族签订声明的形式将印尼各地方族群纳入到殖民地政府的直接管辖之内。各地方乡绅贵族成为荷兰殖民者的代理人，地方分权法令赋予了他们从殖民地政府转移而来的权力，同时设置国民议会赋予殖民地政府以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② 萨努西·巴尼著，吴世璜译：《印度尼西亚史》，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84～388页。 。这一时期所移植过来的西方国家的治理制度，成为地方贵族在近似于现代国家机器内部运作传统权力的新环境，这是印尼社会原生权力文化进入到现代政治结构中的一个延续机制。
综合来看，印尼原生的权力文化脱胎于印尼原生社会对王权与英雄形象的想象，植根于印尼古代王国以及印度教神话流传于民间的国王与英雄故事，孕育了印尼社会对政治强人的倾慕和王国兴衰轮回的观念。上述分析强调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力配置形成了精英阶层内部的效忠关系，维持着王国以及荷兰殖民政府的运转，并逐渐拉开了原生权力文化向现代国家体系内部渗透、演变的序幕。
四、社会整合阶段的威权认同（1966～1971年）
苏哈托的统治自1965年9·30运动后逐步建立起来，但是在1971年大选之前是印尼民主制度与政治自由竞争得以短暂存续的阶段。这一时期的苏哈托政权经历了从以反共和维持秩序为合法性基础向以经济绩效与国家管理为合法性基础的转变，社会政治力量与资源经历了重新分配。左翼力量的衰亡为诸多政党、宗教组织以及其他团体腾出了扩张与竞争的空间，他们纷纷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自身的组织建设，以求在新环境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虽然右翼军队及其麾下的青年组织对新建立的政权有很强的支撑作用，但是它对政治的干预只能局限在有关清除左翼力量的行动上。如果新政权过分压制其他政治力量，很可能会导致反共联盟的瓦解，甚至于危及苏哈托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对印尼社会进行重新整合以维持政权稳定成为了那时的当务之急。
（4）建立专业阅读阅览平台：专业阅读阅览平台是比较传统的，和在线电子书阅览室很类似，该平台主要是将各高校电子图书资源进行集成共享，对于每位实名认证的阅读者来说，可以调阅不同高校的电子图书库，选择自己需要的电子书籍。同时，该平台会根据所有阅读者的阅读嗜好和浏览程度，通过对阅读者的行为分析，来指导各高校在电子图书方面的订购。
在社会整合阶段，苏哈托及其支持者们实施了诸多措施以实现自己上台的使命——“维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这一时间段内的印尼政治结构经历了重要的、巨大的变迁，为综合治理阶段中新秩序权力文化的扩散提供了政治基础。同时，通过分析这一阶段印尼主要政治力量对苏哈托政权整合措施的反应和调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政治文化在塑造新秩序上所发挥的作用。苏哈托政权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整合：军队、政党政治以及新秩序的政治支持机器。
（一）整合印尼军队——强化单一控制
苏哈托因成功挫败9·30运动而走到了印尼政治舞台的中心，在此之后，苏哈托逐步提升并巩固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单一控制，这是他实现对印尼全面控制的第一步。由于这一时期的苏哈托只是一名政治新秀，在军队中的地位也并不稳固，他采取的是“以胡萝卜为主、大棒为辅”① Harold Crouch, 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p232. 的整合策略，主要在陆军指挥体系和其他武装力量两个方面进行整合。
由图8可知，与空白曲线相比，针铁矿表面具有较大缓冲性，当pH由4变化到9时，消耗了一定量的KOH，而空白滴定在这段pH区间变化非常快，因为空白溶液没有缓冲能力，针铁矿对于酸和碱具有一定的缓冲能力。这表明矿物表面可以释放或者吸附羟基或氢离子。
1.陆军指挥体系
9·30运动爆发之际，陆军主要领导如Yani、Nasution以及其他将领，要么被刺杀、要么不知所踪，这使得苏哈托成为能够及时进行武装介入的最为主要的陆军将领。在成功地稳定住了雅加达的局势后，苏哈托的军事指挥能力备受赞誉，并且在Nasution的支持下成为了新任的国防部长和陆军最高指挥官。由于众多重要的陆军军官职务出现了空缺，苏哈托开始将自己信任的军官提拔到领导层，并剔除大部分支持苏加诺总统的军官。然而，在地区指挥官层面，苏哈托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大部分的指挥官还都是苏加诺总统的忠实拥护者，苏哈托只是以清除共产党的名义调动地方指挥官。苏哈托将大部分亲苏加诺的指挥官调往政府部门任职，那些力量强大的地区指挥官则被派往周边国家担任大使职务，这使得印尼17个地区指挥官和3个跨区指挥官都是苏哈托亲自任命的亲信军官。
2.其他武装力量
将T0代转基因拟南芥种子均匀播种在含50 μg/mL卡那霉素（Kan）的1/2 MS固体培养基上，培养7 d后观察幼苗形态，非转基因植株不具卡那霉素抗性，子叶黄色枯萎，未长出真叶且根基本不发育；叶片绿色并能长出2片真叶的拟南芥幼苗具有卡那霉素抗性，可能是T1代转基因拟南芥幼苗，需要进行分子鉴定来确定，将绿色幼苗转移至含蛭石的营养土（3∶1）中，长日照正常条件培养，同时对每个植株进行编号识别。
陆军之外的印尼武装力量，主要包括空军、海军以及警察三个分支。三者之中，空军由于作为主要力量参与到了9·30事件之中而被彻底清洗，但是海军和警察却依旧保持住了自己的活力和影响力。警察部队的整合是在清除印尼共产党的过程中进行的，对中下层的清洗主要针对那些保护印尼共以及亲苏加诺的底层警察，随后苏哈托抓捕了警察部队的主要领导，并将一些将军级别的军官安排到了警察部队的高层。海军部队对苏哈托的抵抗更为直接，海军中将Hartono以及海军指挥官Admiral Muljadi都拒绝完全执行苏哈托清洗海军的命令，他们并不认同苏哈托武力清除印尼共产党的决定。海军所具备的独立指挥和武器系统，也使得它得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在1969年印尼国内出现了对海军左翼倾向的舆论批评，而海军也长期面临着资金匮乏、苏制装备得不到更新的困难。在巨大的压力下，海军主要将领都被撤换下来，并被派往朝鲜以及苏联等国担任大使，海军内部对抗苏哈托的主要力量最终被完全清洗。
（二）协调政治利益——重组政党政治
军队在受到苏哈托的整合之后，影响力逐渐蔓延到政治领域，不少相对激进的军官① 印尼军队中的这一派别被称作“新秩序激进派”（New Order Radicals），与其对立的派别在政党问题上理解印尼社会的多样性和多元存在，及其为政党政治提供的天然基础，主张保留政党制度。相关论述参见：Harold Crouch, The Army, the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donesia, 11.11(1971), pp177～191. 认为，议会制民主以及有指导的民主时代出现的政治混乱和经济社会的萎靡现象，是由于政党之间无序的政治竞争和过度的政治参与破坏了印尼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础。新秩序不仅仅要清除印尼共，而且应该取缔所有政党。军队内部的分歧以及苏哈托政权尚未稳固的现实② 在协商第一次新秩序大选规则的时候，军队主导制定的规则遭到了诸多党派和建制派的反对，并且一些学生也被组织起来反对军队对大选的干预。Ibid, pp180～183. ，使得苏哈托在政党政治的问题上相对比较克制，并没有完全解散或禁止政党，而是营造了更加开放的政治氛围，允许政党继续参与政治活动。
但是，苏哈托政权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民主框架下保证自己能够在下次大选中赢得胜利，维持既得的权力和利益。具体而言，其困境在于：1.军队作为正式介入国家政治的新兴力量，没有足够的经验和完善的规划，如果过度压制政党，可能会导致社会稳定形势的恶化。2.苏哈托及其军官团体缺乏获取政治支持的选举机器，也没有印尼民族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等旧秩序政党所拥有的群众基础，军队在自由选举中难以确保胜利，反而可能拱手让出刚刚获得的政权。1968年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将苏哈托正式任命为总统，将计划在1967年举行的选举推迟到了1971年7月，并确认了新的选举规则——以省级选区为基础的比例代表制，赋予了政府任命100名国会议员的权力（其中75名为军人）。这一结果是各方政治力量妥协的结果，军队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席位，降低了大选中赢得多数的难度。同时，政党政治也得以保留，比例代表制度也让建制派政党相信自己能够发挥传统优势。
目前，乡村振兴是一个高频热词，中央高位推动，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热情高涨，表现出只争朝夕改变乡村发展现状的机遇意识和行动能力。但是，在热潮中尤需理性的冷思考，进行防范潜在风险的预警性分析。概而言之，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尤其需要重视和防范以下四方面潜在风险：
（三）构建政治支持——扶植专业集团
1971年大选的成功为苏哈托政权建立起了更为坚固的政治基础，为了更好地稳固政权，需要完全掌控政党政治，“新秩序激进派”军官曾经提出的设想被重新纳入整合政党措施的选择范围之内。打破传统政党与“流”形式的政治动员之间的联系，成为进行社会去政治化的最佳方式。在1970年3月，苏哈托就曾以“保障国家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避免社会混乱”② Ali Moertopo, Strategi Pembangunan Nasional, Jakarta: Yayasan Proklamasi and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2, p192. 为由，提议印尼的政党分别组成两个团体，一是建设团结党（Partai Persatuan Pembangunan，简称PPP，包括所有的伊斯兰政党，如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尼穆斯林党等），二是民主发展团体（Partai Demokrasi Indonesia，简称PDI，包括印尼民族党、天主教党、基督教党等）。实际上，这两个组织并没有完全把政党的运作聚合成一个整体，这些政党在1971年的大选中依旧各自为战，时任内政部长Amir Machmud也承认了这个计划的失败③ David Reeve, Golkar of Indonesia: An Alternative to the Party System, Singapore,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90. 。
苏哈托政府主要针对专业集团组织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内部选拔与动员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改革。1.组织制度方面。1969年末，苏哈托政府出台了一项法规，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立法机构中的专业集团代表脱离政党身份，否则将被剔除出立法机构。同时，通过政府的官方渠道对官员和公务员进行动员，鼓励政府部门的成员加入专业集团，并签署对政府“唯一效忠”（Monoloyalty）的声明。“虽然该规定没有明确要求政府公务员必须参与专业集团，但是实际上公务员会将其理解为——如果自己保留政党身份，可能仕途无望，乃至于被政府开除”① Julian M Boileau Golkar :Functional Group Politics in Indonesia，pp52～53. 。这一要求提升了专业集团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吸纳了大批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群体，并保证了他们对组织的忠诚度。2.意识形态方面。专业集团所主张的是潘查希拉（Pancasila）这一相对中性的意识形态，试图塑造自身摒弃意识形态之争的形象。相比于保守的传统政党，专业集团党更强调经济建设优先于政治竞争，是一个追求进步式政治改革的组织，因而“只有专业集团党这一标志才能统合印尼多样化的专业组织”② Ali Moertopo, Strategi Pembangunan Nasional, Jakarta: Yayasan Proklamasi and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2, pp199～200. 。3.内部选拔与动员方面。专业集团党按照特定条件筛选、推举候选人，包括教育背景、政治履历和对潘查希拉的忠诚度等，并动员政府官员支持各地专业集团党候选人的竞选工作③ Cees Van Dijk, The Indonesian General Elections 1971～92, Indonesia Circle, no. 58, 1992, pp48～65. 。同时，政府限制在竞选过程中针对政府或政府政策发表批评言论，各个参选政党只允许在限定的议题范围内展开竞争④ Masashi Nishihara, Golkar and the Indonesian Elections of 1971, Monograph Series, Ithaca, N.Y.: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Cornell University, 1972, pp34～35. ，军队则在竞选中对民众运用了诸多威胁和恐吓措施，逼迫他们将选票投给专业集团党⑤ Brian May, The Indonesian Tragedy,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78, pp245～271. 。在1971年的大选中，专业集团党赢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62.8%的选票，在全国26个省级选区（总共29个省份）都获得了绝对多数的胜利，使得“苏哈托政府的合法性和政治力量都加强了”⑥ 史蒂文·德拉克雷著，郭子林译：《印度尼西亚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版，第114页。 。
通过回溯这一时期的历史，可以发现，苏哈托及其支持者在1966～1971年间进行的社会整合，构建起了基于民主程序的政权合法性。无论是建制派精英，还是地方民众，都服从于军队干预政治以及苏哈托政权管控社会的现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新兴政权的巩固得益于军队和苏哈托政府超越其他利益集团的政治实力和相对渐进的整合策略，但是实际上依旧是一个精英与民众对苏哈托政权统合能力产生基本认同的结果。
具体而言，传统政党在与苏哈托政府就选举规则和政治利益分配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其实还是具备反抗苏哈托政权强行干涉政党内部事务和选举过程的力量的。传统爪哇社会的身份认同的“流”（Aliran）形态⑦ Aliran指意识形态（文化认同）的“流”，是1945年至1965年印尼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格尔茨认为爪哇社会在虔诚的Santri穆斯林、相对世俗的Abangan穆斯林以及各个族群之间的不同划分，为政党及其附属群众组织的动员提供了不同的“流”基础。这些“流”形态的文化认同为其代表政党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环境，并将他们与其他分属不同“流”的社群隔离开来。参见：Clifford Geertz (1963),Peddlers and Prince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wo Indonesian Towns,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4～16. 为传统政党提供了大量的潜在支持群体和动员基础。面对苏哈托政权的干涉，在传统政党内部出现了分歧或者整体性的转向，如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向新政权的倾斜与配合，印尼民族党与印尼穆斯林党的内部斗争，最终完成了政党领导层的更替，成为亲苏哈托政权的政治参与组织。从苏哈托政权对军队与政党的整合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它采取的策略是相对温和渐进的，没有触发任何相对激烈的集体行动，而这些团体虽然有组织上的动员基础与相对充足的资源，却没有选择通过体制外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政治利益，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印尼精英集体对苏哈托政权的政治认同心理，使得他们服从于新秩序的政治安排，依旧将自己定位为政治参与者的角色。根据David Reeve在1971年大选中的观察，在9·30运动之后，印尼乡村“普遍存在一种对政治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逐渐演变为对政党的不信任”① David Reeve, Golkar of Indonesia: An Alternative to the Party System, Singapore,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99. ，而专业集团党和政府向社会传达的信息更具吸引力，去意识形态化和追求经济发展的诉求，对于碎片化的印尼社会而言，更容易赢得民众的政治认同。
五、综合治理阶段的家产主义（1971～1988年）
1971年之后，苏哈托政权得到了民主程序的合法性确认，巩固了新建立的政权。但是，潜在的反体制力量和经济问题依旧威胁着新秩序的运行，如军队内部的斗争、以学生为主体的政治运动以及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等，苏哈托政权进入到了国家与社会综合治理的阶段。需要指出的是，苏哈托政权难以完全依赖民主体制维持统治，他们需要构建一个足够忠诚的统治基础，即利益与权力完全依赖于新秩序的统治集团。在这一时期，以“家产主义”② Patrimonialism有多种含义和译法。本文倾向于使用家产主义，用来描绘一种将公共权力用于个人用途和收益的规则或意识，这种规则或意识并不严格划分私人和公共领域。该词最先由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提出，他认为patrimonialism是传统统治的一种形式，最初以家庭结构为核心，特别是家庭中父亲的权威，换言之即父权制。但是父权制只描述了早期、较小的形式。世袭君主制和类似形式的政府是投射到一套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的父权制。在讨论现代政治时部分学者（如Christopher Clapham与Shmuel N. Eisenstadt）则由韦伯的定义发展出neo-patrimonialism一词，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状况，Clapham在The Nature of the Third World State中认为neo-patrimonialism是指“广义的世袭型关系广泛存在于政治和行政体制中并以合理的法律路线正式构建的一种组织形式”，这与本文所指的相吻合。Harold Crouch曾首先将这一概念与苏哈托军事政权联系在一起，但是他强调苏哈托作为总统的权威在家产主义关系中的核心作用，将家产主义权力关系的维系置于苏哈托一人的作用之下，但是忽略了家产主义在印尼社会的根源以及长期以来的扩散现象。参见Harold Crouch, Patrimonialism and Military Rule in Indonesia, World Politics,31.04(1979), pp571～587. （Patrimonialism）为基础的资源分配逻辑逐渐被苏哈托政权构建起来，并扩散到了整个新秩序的政治系统之中，成为新秩序时代独特的权力文化，在较长的时间内维系了精英阶层对政权的支持与效忠。
Dwight King批评并发展了Karl Jackson的分析框架，他指出，Karl所谓的印尼“官僚政体”低估了军队的作用，因为Karl忽视了印尼军队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实际扩张。因此，Dwight King引入了“官僚威权模型”（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Model）以解释“新秩序”时期的印尼政治，这一模型将军队看作是一个控制政治权力的机构，通过任用技术官僚的方式进行政策生产，逐渐形成了统治集团决策制定的咨询与协商机制。Dwight King还指出了“有限多元主义”（Limited Pluralism）和“统合主义”（Corporatism）的关键作用，威权系统通过吸纳新的社会力量进入政治体系之中，协调利益与权威的分配，并消解潜在的反政权与反体制的力量，从而达到控制社会、维持政权稳定的目的③ Dwight Y. King, Indonesia’s New Order as a Bureaucratic Polity, a Neo-patrimonial Regime or a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Anderson, Benedict R. O'G., and A. Kahin.Interpreting Indonesian politics: thirteen contributions to the debate, Cornell Modern Indonesian Project, 1982,pp104～116. 。
威权政体维持政治稳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殖民时代之前的传统特征在威权政治中得到继承和延续，“现代化的过程虽然引发了传统社会的基础性变迁，但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依旧会持续地产生影响”① Guenther Roth, Personal Rulership, Patrimonialism, and Empire-Building in the New States, World Politics, 20.2(1968), pp194～206. 。区别于纯粹的政治强权逻辑，威权统治者会通过满足精英的需求，使得他们能够自发地效忠于政权，自觉地参与到精英阶层的内部竞争之中，这种竞争的目的是获得由统治者进行分配的政治资源。在这一过程中，统治者需要保证各个精英集团之间的平衡，不让他们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基础，并且始终将群众排除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之外，以满足精英群体的需求。从社会整合阶段新秩序所面临的困境中可以看出，苏哈托并没有通过军队以强制性的手段来压制在反共运动中动员起来的政党和其他社会力量，渐进式的整合措施是苏哈托政权对社会政治力量妥协的结果。在综合治理阶段，苏哈托政权努力将家产主义的政治资源分配逻辑灌输到印尼政治系统之中，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强化政治控制、构建恩庇体系以及固化中央集权。
（一）强化政治控制——社会去政治化
相比于缺少正式政治组织的军队而言，印尼传统政党在新秩序初期的选举中的优势是明显的，这也给军队以及苏哈托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因此，苏哈托当局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治支持组织，这个组织建立的基础是1964年由陆军军官建立的反共组织——“专业集团联合秘书处”（Sekretariat Bersama Golongan Karya，简称Golkar）③ Julian M. Boileau, Golkar: Functional Group Politics in Indonesia, Jakarta: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3, p64. 。1968年，该组织共有249个分支，主要包括劳工、农民、公务员、知识分子等，但是缺少中央机构和有效的统一管理，处于相对混乱和无目的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下很难在1971年的选举中取得胜利。
这种技术是软土基施工技术中经常使用的方式之一，很多水泥搅拌桩使用的一般都是固化剂材料，一般情况下都是把大量水泥灌输到搅拌桩机器之内，一定要保持整个搅拌过程的均衡性，使水泥和软土两者之间发生作用，实现加固软土的目的，使软土的强度得到进一步提高。通过把水泥搅拌桩技术运用到道路软基加固的工程中，其最大的特点是没有造影和激烈振动的现象发生，另外这种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小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在使用这种技术进行作业的过程中，不会对周围其他软土产生影响，对附近比较近的建筑物体也会产生很小影响。
到了1971年10月，在新的国会即将组建之际，苏哈托宣布国会将由四部分组成（军队、专业集团党、联合发展团体、民主发展团体），以提升国会的工作效率① Brian May, The Indonesian Tragedy,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78, p282. 。实际的合并发生于1973年1月，部分政党对此反应强烈，如天主教党，不愿与以印尼民族党为首的世俗政党进行合并。但是，苏哈托政权通过Ali Moertopo掌控的情报军事组织对其进行干涉，并以国会的代表资格相威胁，完成了两个团体的组建，并且宣称“重新调整政党的运作模式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服务于政府的发展规划”② Ali Moertopo, Strategi Pembangunan Nasional, Jakarta: Yayasan Proklamasi and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2, p193. 。这两个团体的内部政党之间的分歧较为严重，如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与印尼穆斯林党，天主教党与基督教党，在政治动员和政策取向上存在多方面的利益冲突，内部合作因为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分化难以达成，因此这种安排被认为是“为了确保PPP和PDI两个团体持续地处在虚弱的状态”③ Michael Vatikiotis, Indonesian Politics under Suharto: Order, Development and Pressure for Chang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03. 。
进一步整合政党也有其他方面的政治考量。多个反对派政党整合成两个团体维持了民主制度的形式，为印尼接受西方国家援助提供了以民主政体为基础的国际合法性④ Stefan Eklof, Power and Politics Culture in Suharto’s Indonesia: The Indonesian Democracy Party (PDI)and Decline of the New Order (1986-98), NIAS Press, 2003, p58. ；同时，这两大团体构成的印尼精英网络，为苏哈托政权监控精英群体的政治行为和构建恩庇体系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渠道⑤ Riswandha Imawan,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Party Systems in Indonesia: 1900-1987, Ph.D. thesis,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89, p197. ；此外，传统政党在地方政治中开展动员等活动也受到了军队的控制，被逐渐切断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与定向支持⑥ Stefan Eklof, Power and Politics Culture in Suharto’s Indonesia: The Indonesian Democracy Party (PDI)and Decline of the New Order (1986-98), NIAS Press, 2003, p56. 。
（二）构建恩庇体系——精英政治
在政治学领域，文化概念往往被认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很难被外来文化完全同化或者根除，其演化过程往往是漫长的，所以在现实政治中经常可以观察到很多在民主化与市场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作为西方“舶来品”的民主政治制度与第三世界本土文化难以互相兼容的现象。因此，要更好地解释印尼新秩序时期的政治文化，就无法绕开对其本土权力文化的讨论。
引种栽培后，需继续研究药材能否在引种地正常生长，以及药材品质的变化情况，以确定引种地是否适宜药材大面积生产以及药材适宜采收期，制定黄芩无公害栽培标准操作规程，进一步建立黄芩无公害生产体系，为中药材生产提供优良黄芩种质资源及药材产品。
具体而言，苏哈托政权在构建恩庇体系的过程中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政府公职分配与政治权力变现。苏哈托政权通过整合军队、政党，基本上完全掌控了印尼政府的行政管理和职务任免的权力，通过政府部门的人事任免机制，将政府公职作为奖赏分配给政权的支持者，有时也用公职作为筹码争取持不同政见者；同时，放任、鼓励在职的政府官员参与经济活动，允许他们利用公职之便，获取许可证、信贷和项目合同。这使得政府公职成为能够获取大量利益的、极具诱惑力的政治资源，进入体制内的精英往往对苏哈托构建的恩庇体系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第二，以军队为核心的自主经济活动扩展了可分配的恩庇资源。军队对政府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介入在苏哈托时期不断强化，大量军官在政府部门中拥有公职，这为军队开展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印尼军人普遍认为军官在政府部门任职是用自己的忠诚换来的回报，利用公职让自己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并不是一种腐败行为。由于20世纪60年代印尼经济凋敝，军队也面临着资金上的困境① 1970年4月4日，印尼军方的报纸Angkatan Bersenjata的报道称，印尼军队的预算只有一半能够实现，政府仅能提供30～40%的预算资金，可见印尼军方开支的巨大缺口，也是其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参见：Harold Crouch, 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pp274. 。因此，军队在经济发展上的策略是开展独立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预算的经济活动，通过裙带关系建立私有公司和企业，承接政府订单，与国有企业进行合作，吸收国家的财政资金，并利用华人作为经营者管理企业，从而获得额外的收入，“军队企业经营的活动范围只能被军队指挥官们的想象力限制住”② Alex Rieffel, A. S. Wirjasaputra, Military Enterprises,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8(July),pp106～107. 。自60年代末起，大量外国资本开始涌入印尼，这些资方大多采取合资企业的形式开展经营活动，他们倾向于与华人经营的企业进行合作，因为这些印尼的华人企业基本上都有军队方面的支持，在经济活动中往往更具优势。
本研究在建立青皮药材的HPLC指纹图谱的过程中曾分别考察了乙腈-0.5%醋酸溶液、乙腈-0.2%醋酸溶液、乙腈-水、甲醇-0.5%醋酸溶液、甲醇-0.2%醋酸溶液、甲醇-水为流动相时色谱峰的分离效果。结果，以乙腈-0.5%醋酸溶液为流动相时分离效果最佳，色谱峰的分离度及峰形均良好，且保留时间合适，故最终选择乙腈-0.5%醋酸溶液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本研究还分别考察了在284、300、360 nm不同检测波长下的出峰情况。结果，检测波长为360 nm时的出峰数较多，故最终选择360 nm为检测波长。
苏哈托政权构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资源分配环境，这一体系运作的基础是政治与经济资源的持续增长，保证精英间的竞争持续聚焦于资源分配。因此，苏哈托政府任用了很多技术官僚对国家进行治理，官僚阶层的增长使得印尼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了理性选择的基础，为印尼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策支撑，让企业行为和外国资本拥有了可预期的经济环境，维持了新秩序时代恩庇体系的持续运转。此外，相对封闭的政治环境意味着主要的政治竞争都将发生在恩庇体系的内部，印尼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有了更加明确的边界和红线，通过恩庇体系以外的政治动员参与政治竞争会被认为是反政权的行为，体系内部的竞争取胜的关键在于精英获得苏哈托及其主要支持者们的信任的能力。
（三）固化中央集权——地方政治
苏哈托政权通过专业集团党与军队的势力深入到各级地方政府，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统一的行政与政治体系。最为基层的乡村政府按照1979年第5号法令的规定进行了全国范围的统一化与标准化。“无数的政府机构出现在农村，而且中央各个部门在每个乡村都设立了项目和机构。‘电力输送到乡村’（Listrik Masuk Desa），‘军队来到乡村’（ABRI Msuk Desa），‘电视来到乡村’（TV Masuk Desa），‘学生社区服务’（Kuliah Kerja Nyata）和其它各种各样的政府项目使得印度尼西亚的乡村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 汉斯·安特洛夫：“印度尼西亚的乡政府和农村发展:新的民主体制”，《南洋资料译丛》2004年第1期，第40页。 。乡村的领导人必须服从上级的区（镇）政府，而只有那些得到区（镇）政府（Pemerintah Kecamatan）领导层认可并始终听从区（镇）政府指示的人才有可能被任命为乡村的领导人。对于区（镇）政府的领导人而言，他们同样需要服从上级县市政府的命令，而县市的上级政府——省政府则是中央在地方的代表，省长及其下属大部分都是由中央政府委派，他们一般都是由内政部精心挑选出来的专业集团党成员。虽然县市层面的领导人选由地方议会推举，但是职位的最终任命权掌握在中央手中。这些县市的领导人不必向地方议会负责，却必须向代表总统权威的内政部负责，地方议会失去了实际的作用，成了中央政府的橡皮图章。为了更加方便地管控地方政府首长们的政治行为，苏哈托政府通过建立公仆联合会（Korpri），强制性地将印尼所有的县市长官都纳入其中，“要求该组织成员都必须支持专业集团党，并向中央宣誓其唯一的忠诚”② Pratikno, Exercising Freedom: Local Autonomy and Democracy in Indonesia, 1999-2001, Regionalism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RoutledgeCurzon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p23. 。
除了政治层面的垂直效忠与负责制度外，行政与财政收支层面也同样形成了垂直的审批制度。在行政管理层面，地方政府规划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或制定地方法规时，需要将其计划与法规的草案上交省政府审查批准，如果省政府认为上交的草案所涉及的事务十分重要，则会交由中央的内政部进行审查与决定，地方议会则在最后发挥象征性的作用，依照上级政府的态度通过或否决草案。在财政层面，地方政府的财政受到中央的严格控制，地方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尤其是自然资源税收的大部分都划归中央所有，这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和政府部门的正常运转都必须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支撑，依赖关系的建立有利于苏哈托时期的中央政府控制印尼各级地方政府。同时，次级地方政府的预算也需要向上一级的地方政府报告，在得到批准后方可施行。高压式的控制体系令地方政府的治理工作出现了许多扭曲与低效的现象，地方官员的寻租与腐败行为十分频繁，几乎成为常态。例如，如果地方政府的官员出台的发展计划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他们往往都能够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获取的发展计划的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地方官员所得到的收入就越高”③ R. William Liddle, Soeharto's Indonesia: Personal Rule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 58,No. 1 (Spring, 1985), pp78. 。
苏哈托时期的地方政府实际上成了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理人，但是这些代理人往往都没有自主权，政治、行政与财政的一切决定权都由中央进行着控制，它们仅仅是中央政策与意志的贯彻机构。这使得印尼的国家政治系统具有高度的封闭性，政治阶层的流动是由政治上层集团决定的，而民意与社会组织的权利都被排除在外，无法真正地参与到地方事务之中，成为政府干预和控制下的被动回应者。地方政治成为恩庇体系自上而下扩散的中间渠道，能够成为地方首长的人选都是专业集团党的效忠者，受到专业集团党的控制与庇护。
六、结语
印尼新秩序时期的权力文化——“家产主义”，有其本土根源。传统爪哇王国的统治基于掠夺权力的分配以获取地方贵族的政治效忠，这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政治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似乎暗示了威权统治对本土社会传统的依赖性。“家产主义”从起源到扩散，殖民主义所引入的现代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仅仅只是提供了延续的渠道。新秩序中家产主义的复归是后殖民地国家的必然现象，还是威权统治自身逻辑所带来的后果，这一问题尚没有确切的答案。
总的来说，除了传统解释之外，苏哈托政权的稳定性同样得益于精英与民众在政治文化层面的认同与支持。在社会整合阶段，以革新政治、安定社会为合法性基础的苏哈托政权符合民众对政治强人的想象，精英则在变革时期攫取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在综合治理阶段的利益分配与政治效忠的制度化，“家产主义”的政治实践被“分配”到了威权系统的各个角落，固化了利益分配的忠诚效应与政体绩效的支持效应，从而使得苏哈托政权得以对印尼进行长达30多年的威权统治。
儿科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是新时代非常重要的任务。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为了更有效的开展临床实践训练，让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学员学以致用，儿童保健教研室全体教师开展了陪练式现场督导教育实践模式，全程参与学员主导的采集病史，体格检查，诊断分析，儿童生长、营养、神经心理评估以及健康知识的家长宣传教育，带教老师针对各个环节进行反馈、补充。陪练式现场督导教育实践模式能够部分促进学员临床实践能力的提升，但在理论知识水平和总体临床诊疗能力、临床实践能力方面的优势并不突出，可能与学员主动学习、自我归纳与总结的能力相对较差有关，与学员长期被动学习不无关系[12]。因此，教学改革仍有必要[13]。
尽管我们很难精确地测量“家产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支撑了新秩序的运转，但是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苏哈托政权所体现出的，恩庇主义的权力与资源的分配逻辑，是“家产主义”权力文化较强的外在表征和证据。
中图分类号： D73/7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9）04—0020—17
收稿日期： 2019-05-21
作者简介： 夏方波（1995～），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专业201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印尼政治文化、政党政治。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经济全球化波动的政治效应及中国的战略应对”（17ZDA16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国平]